愛國主義的幻想是不著邊際的。西元一世紀時，普魯塔克就嘲笑過那些聲稱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圓的人；十七世紀的彌爾頓曾說上帝有首先啟示他的英國人的習慣；十九世紀初，費希特宣佈說有個性的人和德國人顯然是一回事。在我們這裡，國家主義者大有人在；據他們自己說，他們應予重視、無可非議的動機是弘揚阿根廷人的優秀品質。但是他們很不瞭解阿根廷人；論爭時往往根據外在的事實，比如說，根據西班牙征服者、假想的天主教傳統，或者「撒克遜帝國主義」替阿根廷人下定義。

和美國人以及幾乎所有的歐洲人不同的是，阿根廷人不與國家結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這個國家的歷屆政府難孚眾望，二是對一般人說來，國家只是一個不可理解的抽象概念；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是個別的人，不是公民。黑格爾所說「國家是道德概念的現實」之類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目中是個惡意的玩笑。好萊塢推出的影片一再宣揚這樣的情節：主角（往往是新聞記者）先設法博得罪犯的友情，然後把他交給警方。阿根廷人卻認為這個「英雄」是難以理解的壞蛋，因為對他們說來，友情高於一切，警方是黑社會勢力。他們和堂吉訶德有同感：「到了天國，有罪各自承當」，「正直的人不該充當懲罰別人的劊子手，這個行業和他們不沾邊」。（《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靡麗對稱的西班牙風格以前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我們同西班牙有不可逾越的差別；堂吉訶德的這兩句話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成了我們靜謐隱秘的相似之處的象徵。阿根廷文學中一個夜晚的故事深刻地證實了這一點；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個鄉間警察局的巡官喊道，他絕不允許殺死一個勇敢之人的罪行發生，便反戈一擊，站在逃兵馬丁·菲耶羅一邊，同士兵們打了起來。

在歐洲人眼裡，世界就是個宇宙，萬物在其中各得其所，各司其職；在阿根廷人眼裡，世界是一片混亂。歐洲人和美國人認為不管得什麼獎的書必定是本好書；阿根廷人認為儘管得了獎，那本書也只可能不壞。一般說來，阿根廷人不相信形勢。他們也許沒有聽說過有關跛子伍夫尼克們的寓言：人類始終有三十六個正直的人，他們互不認識，但共同秘密地支撐著世界。即便聽說，阿根廷人也不會為這些默默無聞的好人感到驚奇……他們崇拜的英雄是單槍匹馬鬥爭的人，無論是過去（堂塞貢多·松勃拉）、現在（菲耶羅、莫雷拉、「黑螞蟻」）或將來。別國的文學卻沒有類似情況。我們不妨以兩位著名的作家為例：吉卜林和弗蘭茨·卡夫卡。乍看起來，兩人沒有絲毫共同之處，但是前者的主題是恢復秩序（《基姆》裡的公路、《建橋者》裡的橋樑、《普克山的帕克》裡的羅馬城牆）；後者的主題是在宇宙秩序中沒有立錐之地的人的難以忍受的孤寂悲慘。

人們會說，我指出的特點只是消極的、無政府主義的；還會說，這些特點不足以作出政治解釋。我斗膽提出相反的看法。我們的時代最迫切的問題，（幾乎已被遺忘的斯賓塞早已用清醒的預言加以揭發）是國家逐漸干預個人的行為；是與那個名叫納粹主義的弊病作鬥爭，阿根廷的個人主義到目前為止或許是無用或有害的，但終將得到辯護，負起責任。

我企盼出現一個和阿根廷人的特質更加親和的黨派，一個向我們保證把政府職能壓到最低限度的黨派，當然這種希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國家主義想使我們陶醉在一幅管得無限寬的國家的圖畫裡；那種烏托邦一旦在地球上實現，將不可抗拒地促使所有的人嚮往它的反面，並且最終必將成功。

王永年譯

plutarchus（約46—120），古希臘傳記家、柏拉圖派哲學家。

johannfichte（1762—1814），德國哲學家。

國家是沒有個性的，而阿根廷人只有個人關係的概念。因此，阿根廷人並不認為盜用公款是犯罪行為。我只是說明事實，絕無為其辯護或開脫之意。——原注

參閱博爾赫斯小說《塔德奧·伊西多羅·克魯斯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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