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一詞可以成為一種潛在的預期理由。說「猶太問題」就是要讓猶太人成為一個問題；就是預言（並建議）迫害、掠奪、槍殺、斬首、強姦的羅森堡博士的時文政論。虛假的問題的另一個缺點是倡導同樣是虛假的解決辦法。對老普林尼來說（《自然史》，第八卷），光提出龍在夏天攻擊大象還不夠，他還大膽假設說，它們這樣做為的是要吸乾大象的血，正如無人不知的，象血非常涼。對阿梅里科·卡斯特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語言特點》等等）來說，光提出「布宜諾斯艾利斯語言混亂」還不夠，他還大膽假設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俚語」和「高喬愛好神秘論」。

為了論證第一個論點——拉普拉塔地區西班牙語的不純粹——博士使用了一種方法，我們應該稱它為尖端的方法，免得懷疑他的智力；稱它為直率的方法，免得懷疑他的真誠。他收集了帕切科、巴卡雷薩、利馬、《最後的理性》、孔圖爾西、恩裡克·岡薩雷斯·圖尼翁、巴勒莫、利安德雷斯和馬爾法蒂的片言隻語，以孩童般的認真抄錄了下來，然後作為我們語言不純的例證推而廣之地展示。他不懷疑這些說法——conunfecaconchele/yunaensaimade/vosteveníspalcentro/degranbacán——是漫畫化的；宣稱這種「語言嚴重不純的症狀」其遠期原因是「眾所周知的情況使拉普拉塔河的周邊國家變成了西班牙帝國的脈搏傳到那裡時已變得軟弱無力的地區」。以同樣的效率，可以論證在馬德里西班牙語連痕跡也不剩了，論據是拉斐爾·薩利拉斯（《西班牙的罪犯：他們的語言》，一八九六年）抄錄的歌謠：

elminchedeesarumi

dicennotenelabales；

loshedicaitoyo，

lostenelamuyjuncales...

elchibelbarbadelbreje

menjindéalosburós：

apincharéararajay，

ymendalapirabó.

跟它的艱澀相比，下面這首可憐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俚語歌謠簡直可算是曉暢的：

elbacánleacanaló

elescrachoalaminushia；

despuésespirajushió

portemoralacanushia.

在第一百三十九頁上，卡斯特羅博士宣稱又寫了一本關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語言問題的書；在第八十七頁上，他吹噓自己已經破譯了林奇的一段鄉下人對話，「其中人物使用了最無教養的表達方式，只有我們這些掌握了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各種黑話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各種黑話：這裡用了複數真是奇怪。因為除了布市俚語（只是少量的監獄黑話，沒有人夢想拿它與西班牙人豐富的吉卜賽詞語作比較）之外，在這個國家裡沒有黑話。我們沒有方言，儘管有方言研究所。這些機構的存在，就是為了譴責人們不斷創造的黑話詞語。人們基於埃爾南德斯的作品，創造過高喬式話語；基於一個與市長們共事過的小丑說的話，創造過義大利式話語；基於四年級學生們的用語，創造過音節倒置話語；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要感謝這些財富。

同樣錯誤的是所謂「布宜諾斯艾利斯語言中的嚴重問題」。我去過加泰羅尼亞，去過阿利坎特，去過安達盧西亞，去過卡斯蒂利亞，我在法德摩薩生活過兩年，在馬德里住過一年，對這些地方均有非常愉快的回憶；我從未觀察到西班牙人話說得比我們好（話說得比我們響，這不假，還帶著那種不知疑問為何物的人的鎮定）。卡斯特羅博士說我們使用過時了的詞語。他的方法奇特；他發現奧倫塞省聖馬梅德·德·普加最有文化的人忘記了某個詞的某個釋義；於是立刻得出結論，說我們阿根廷人應該都忘記了……事實是，西班牙語有幾個缺點（母音單調地佔主要地位、詞彙替代過多、複合片語合能力差），但沒有它的愚蠢的仇人們所攻擊的缺點：難。西班牙語非常容易。只有西班牙人認為難；也許是因為加泰羅尼亞語、阿斯圖里亞斯語、馬略卡語、加利西亞語、巴斯克語和巴倫西亞語的魅力使他們感到惶惑；也許是因為虛榮心使他們出錯；也許是因為嘴笨。（他們分不清賓格和與格，把lomató說成lemató，經常發不清atlántico或者madrid，並且認為一本書可以用一個這樣不像樣的題目：《拉普拉塔地區的語言特點及其歷史意義》。）

卡斯特羅博士在此書的每一頁上都塞滿了因襲主義的迷信。他藐視洛佩·德·維加而敬重裡裡卡多·羅哈斯；排斥探戈而對哈卡拉舞情有獨鍾；認為羅薩斯是「城市游擊隊」的精神領袖，是拉米雷茲或阿蒂加斯式的人物，因而可笑地把他稱作「最大的半人半馬怪」（格魯薩克寧可用更好的文筆和更清晰的判斷說他是「後方的民兵」）。他停用——我明白他完全有理——cachada一詞，可是卻容忍tomaduradepelo，事實上後者並非明顯地更合邏輯，也並非更迷人。他攻擊美洲慣用語，因為他更喜歡西班牙慣用語。他不喜歡我們說dearriba：他要我們說degorra……這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語言事實」的考察者，一本正經地記下了布市人把蝦稱作acridio；這位讀過卡洛斯·德·拉布亞和《鱷魚》的不可思議的讀者，向我們透露，在阿雷瓦雷羅方言中，taita是「父親」的意思。

在這本書中，形式倒不違背內容。有時使用商業文體：「墨西哥的圖書館擁有高質量的書籍」（第四十九頁）；「嚴厲的海關……規定了極高的關稅」（第五十二頁）。有時，在連續的平庸思想中，不乏生動的胡言：「於是產生了唯一的可能：暴君，他凝聚了民眾毫無方向的能量，但卻無法把它引入正道，因為他不是領路人而是龐大的鎮壓團，一架機械地、野蠻地把走散的羊群趕入羊圈的巨大的矯形機器」（第七十一、七十二頁）。有時，這位巴卡雷薩的調查者也想說句公道話：「由於同樣的原因，阿馬多·阿隆索和恩裡克斯·烏雷尼亞編的絕妙的語法書也無法自圓其說。」（第三十一頁）

《最後的理性》裡那些好說大話的人愛用馬術作比喻；而我們的卡斯特羅博士精於捉錯，他把無線電技術跟足球相結合：「拉普拉塔地區的思想和藝術，是針對世界上意味著價值和勇氣的一切東西寶貴的天線，這種強烈的接收姿態，如果所針對的目標不違背有利訊號的方向，就會立即變成一種創造力。詩歌、小說和散文都在那裡進過不止一個好‘球’。科學和哲學思想在其耕耘者們中間擁有非常傑出的名人。」（第九頁）

在錯誤和淺薄的淵博中，卡斯特羅還新增了對押韻散文和恐怖主義不倦的恭維。h2id="b002"後記/h2在第一百三十六頁上我讀到：「認真地、不開玩笑地豁出去像阿斯卡蘇比、坎波或埃爾南德斯那樣寫作，是要三思的事情。」我抄錄了《馬丁·菲耶羅》的最後幾節：

克魯斯和菲耶羅，

偷偷把馬群驅趕。

像土生白人般老練，

讓牲口走在前面，

很快就過了邊境，

神不知鬼也未見。

兩人剛跨過邊境，

已是明亮的清晨，

克魯斯提醒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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