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過來吧！清晨已經在夜晚的缽碗

丟下一塊石子，也揚起了滿天星斗；

看吧！東方的獵人已經趁著暮光迷亂

攻取了蘇丹王的塔樓。

就我們所知，這首詩是斯溫伯恩與羅塞蒂在一家舊書店找到的。他們都被這首詩的美所懾服。他們對菲茨傑拉德的生平一無所知，這位仁兄在藝文界可真是個無名小卒。他曾經翻譯過卡爾德隆（calderón）以及法裡德·阿爾丁·阿塔爾的《鳥兒大會》；這幾本書算不上好書。不過他後來又出版了這一本書，這書現在是本名著，已經成為經典了。

羅塞蒂跟斯溫伯恩都感受到了這個翻譯作品的美感，不過我卻很懷疑，如果菲茨傑拉德介紹給大家的是這本書的原文，而不是翻譯作品的話（其實這本書有一部分還真的是原文），那麼他們兩人是否還會覺得這首詩很美？他們還會容許菲茨傑拉德這樣翻譯這首詩嗎？「醒過來吧！清晨已經在夜晚的缽碗／丟下一塊石子，也揚起了滿天星斗」（這首詩的第二行有一個附錄，解釋說把石頭丟到碗裡是要離開酒館的象徵）。我很懷疑菲茨傑拉德會不會在自己的詩中寫出「光之圈套」（nooseoflight）或是「蘇丹王的塔樓」（sultan’sturret）這樣的句子。

我覺得我們可以很放心地來討論——這個句子在詩中的另外一個段落也可以找得到：

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

我聽到了酒館傳來的叫吼，

「叫醒我的小老弟，然後斟滿杯觥

在酒杯裡的生命瓊漿枯竭之前趕快裝妥。」

我們就來討論這第一句話吧：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當然了，這句話的關鍵字就是「左」這個字。如果改用了其他的形容詞，這一行詩便會完全失去意義。不過「左手」通常會讓我們聯想到一些奇異、邪惡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右手（righthand）會讓人聯想到「正確」（right）——換句話說，也就是會讓人聯想到「正義」（righteousness）、想到「正直」（direct）等種種感覺——不過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左」這一個不吉祥的字眼。我們想到西班牙的一句俗諺：「朝左刺就可以刺穿心臟」（lanzadademodoizquierdoqueatra-vieseelcorazón）——這句話多少讓我們有種不祥的感覺。我們感覺到「拂曉的左手」這個地方就是有點不對勁。如果波斯人在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個夢，這個夢很可能隨時都會變成一個噩夢。不過我們卻不太感覺得到；我們不需要只拘泥在「左邊」這個字眼上。因為「左邊」這個字眼會讓整個句子變得很不一樣——詩歌的藝術就是這麼精緻、這麼神秘。我們會接受「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這樣的句子，因為我們假定這個句子裡有波斯人的典故。就我所知，歐瑪爾·海亞姆的詩句裡頭並沒有菲茨傑拉德個人的意思。這就點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了：逐字翻譯的作品也能夠開創出獨特的美感。

我總是在想，逐字翻譯起源於什麼時候。我們現在對逐字翻譯都很著迷；事實上，很多人只接受逐字翻譯的作品，因為我們都想很公平地處理每個人的作品。這在過去的翻譯家眼中或許還會是一種罪過呢。他們想到的是一些更為重要的事情。他們要證明，本國語言也能夠跟原著作品的語言一樣，寫出第一流的詩篇。我覺得堂胡安·德·豪雷吉（donjuandejáuregui）在把盧坎的作品翻譯成西班牙文的時候，一定也是這麼想的。我不認為任何一個蒲柏時代的讀者會把蒲柏跟荷馬相提並論。我認為讀者所考慮的都只是詩的本身而已，即使是最刁鑽的讀者也一樣。他們或許對《伊利亞特》或是《奧德賽》有興趣，不過對文字上的一點小爭議卻一點興趣也沒有。整個中古時期的人們都不是從逐字翻譯的角度來看待翻譯作品的，而是認為翻譯也是某種程度的重新創作。像是詩人在閱讀過作品之後，多少會從他自己身上發展出一點東西，從他自己的才氣中，也從他使用的語言中發展出一些可能性。

逐字翻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不認為這種風氣是從學術界開始的；我不認為這是由躊躇支吾當中衍生的產物。我覺得逐字翻譯的風氣有種神學方面的起源。因為即使世人都認定荷馬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大家還是認為荷馬只是塵世凡人。（於是也就有了「我為此大感不平，因為即使優秀一如荷馬，有時候也得點頭認錯」這樣的話。）也因此他們都可以把荷馬的文字改頭換面一番。不過談到翻譯《聖經》的話，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因為《聖經》據傳是由聖靈所寫的。如果我們想到了聖靈，想到了上帝的大智大慧被記錄成一本文學作品，就絕對不會認為他的作品還有任何純屬巧合的成分——或是任何一點點信步所至的成分。不可能的——如果上帝真的寫了一本書，如果上帝真的化身到了一本書上，那麼就像是麥加信徒所宣稱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字母，一定都是上帝深思熟慮過的。如果要篡改一本擁有永恒大智慧的書，這會是一種褻瀆。

因此，我認為逐字翻譯的觀念就是由《聖經》的翻譯衍生而來的。這純粹只是我個人的臆測，不過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很高的（我也假定如果我說錯了，此處的許多位學者也一定都會惠與賜教的）。當閱讀優秀的《聖經》翻譯版本的時候，人們都會發覺，都會開始感覺到，這種異國風味的表現方式也有種美感。現在大家都很喜歡逐字翻譯的作品，因為逐字翻譯的作品總是能夠帶給我們所期待的意外悸動。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我們已經不需要原著作品了。或許在以後，翻譯作品本身就會被認為是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想一想伊麗莎白·巴雷特·布朗寧這本《葡萄牙十四行詩》（isonnetsfromtheportuguese/i）就知道了。

有的時候我會嘗試一些大膽的比喻，不過也總會想到，如果我說這些東西是我寫的，大概就沒有人能夠接受了（我也只不過是一個當代的作家而已）。所以我只好說這些比喻都是一些早已作古的波斯或挪威作家寫的。我的朋友都跟我說我運用的比喻相當不錯；當然啦，我從來都沒有跟他們說過這些比喻其實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使用比喻。畢竟，波斯作家或挪威作家或許也都發明瞭這些比喻，或許還是更好的比喻呢！

因此，我們就回頭討論我一開始所說的重點吧：也就是說，翻譯作品的好壞從來都不是從文字使用的優劣來衡量的。翻譯的優劣其實應該由文字的使用來衡量，不過情形卻從來都不是如此。比如說（希望我這麼說不會讓你們覺得我在褻瀆），我很仔細地看過波德萊爾的《惡之花》（ifleursdumal/i）以及格奧爾格的《藝術之頁》（iblumendesbösen/i）（不過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能夠解釋這個年輕氣盛的過錯）。我認為波德萊爾這位詩人鐵定比起格奧爾格來得優秀，不過格奧爾格更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工匠。我想如果逐行比對他們兩人的作品的話，我們應該會發覺格奧爾格的《頌歌》（iumdichtung/i）這本書（這個德文字用得相當棒，因為這個字的意思不是指一首從外國文字翻譯過來的詩，而是詩之間相互交錯的意思；德文裡頭也有nachdichtung這個字，意思是「詩後詩」〔afterpoem〕，也就是翻譯的意思，以及Übersetzung這個字，意思就只是翻譯而已。）——我會覺得或許格奧爾格的翻譯作品比起波德萊爾的原著還要來得好。當然了，這對格奧爾格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凡是對波德萊爾有興趣的人——像我對波德萊爾就很有興趣——都會覺得格奧爾格的文字都是來自波德萊爾；也就是說，大家只會想到把波德萊爾的作品放到他的生平背景來看。不過，如果是格奧爾格的話，我們就看到了一位才能有餘，卻自命不凡的二十世紀詩人，把波德萊爾的文字一一轉換成外國語言，翻譯成德文。

我所講的是現在的情形。我們身上都擔負了歷史觀，而且是負擔過度了。我們不可能像中古時期或是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是十八世紀的人一樣，從同樣的角度觀看這些古老的作品。我們現在苦於作家創作時的當代環境；我們很想確切得知在荷馬寫下「暗酒色的大海」時，他心裡想的究竟是什麼（如果「暗酒色的大海」這樣的翻譯對的話；不過我不知道對不對）。如果我們真有歷史觀的話，我們或許也應該知道，總有一天，人們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對歷史還這麼敏感。總有一天，人們不會在乎歷史事件，也不會在乎美的歷史背景；他們關心的應該是美的事物本身。或許，他們根本就不應該關心詩人的名諱或是他們的生平事蹟。

如果我們想到整個國家都這麼想的話，這樣子對大家都好。例如說，我就不認為印度人會有歷史觀。歐洲人在撰寫印度哲學史的時候總是覺得芒刺在背，因為印度人認為所有的哲學都是當代的思考。也就是說，他們比較關心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哲學家的生平事蹟或是真實的歷史年序。所有種種有關大師的姓名、他們的生平背景、他們的師出傳承等——所有種種對他們而言完全不重要。他們關心的是宇宙間的謎。我認為，在未來的時代裡（而我也希望這個時代儘早來臨），人們關心的重點將只有美，而不是美的外在背景。屆時我們擁有的翻譯作品水平，將會跟查普曼翻譯的荷馬史詩，厄克特翻譯的拉伯雷以及蒲柏翻譯的《奧德賽》一樣優秀（我們現在已經有這麼好的翻譯作品了），知名度也會跟這些經典並駕齊驅。我衷心地期許能夠達成這樣的境界。

這段散文的翻譯被刊登在《當代評論》（contemporaryreview），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刊。——原編者注

丁尼生，《布魯南堡之賦》（odeofbrunanburh）出自於《丁尼生詩全集》（thecompletedpoeticalworksoftennyson）（波士頓：霍頓·米夫林出版社，一八九八年），第四百八十五頁（第三節，第六至七行）。——原編者注

sanjuandelacruz（1542—1591），西班牙詩人、神學家。

西蒙斯把這首詩翻譯成《心靈的暗夜》（theobscurenightofthesoul）。參閱威廉·巴特勒·葉芝編選的《牛津現代詩選：1892—1935》（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原編者注

roycampbell（1901—1957），英國詩人，譯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作家的作品。

羅伊·坎貝爾，《詩選》（倫敦：鮑利海德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重印），第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五頁。坎貝爾引用西班牙原文的第一句當作他翻譯的標題：「enunanocheoscura.」——原編者注

「翻譯大師」（grandtranslateur）這個稱謂是喬叟同時期的法國作家德尚（eustachedeschamps）在一首歌謠當中給他的稱讚。這一段重複句是這麼說的：「翻譯大師，尊貴的傑弗利·喬叟。」

這是喬叟的《萬禽議會》（parlementoffowles）開頭的第一句話。——原編者注

丁尼生《布魯南堡之役》（thebattleofbrunanburh）收錄於《丁尼生詩全集》，第四百八十五頁（第十三節，第四至五行）。——原編者注

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故鄉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地區（也許是德蘭半島）。五世紀時與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一起侵入不列顛，後來定居在肯特郡、懷特島和漢普郡一帶。

根據傳說典故，亨吉思特與霍薩是五世紀中葉領導朱特人入侵英國的領袖，並建立了肯特王國。——原編者注

弗朗西斯·威廉·紐曼（franciswilliamnewman，1805—1897）不只是一位研究古典作品的學者，也在宗教、政治、哲學、經濟、道德，以及其他社會學科領域有廣泛的著作。他所翻譯的《伊利亞特》於一八五六年出版（倫敦：沃頓與馬伯利出版社）。——原編者注

richardburton（1821—1890），英國冒險家，在語言與文學上亦有造詣，譯有《一千零一夜》全本共十六卷。

martinluther（1483—1546），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人，新教創始人。將希臘文原著翻譯成德文，亦邀來梅蘭希頓共同參與翻譯。德譯《新約》於一五二二年出版，根據希伯來文翻譯的《舊約》亦於一五三四年出版。路德拘守《聖經》詞句，強調耶穌的話應該照字面解釋，原原本本地翻譯。

edwardfitzgerald（1809—1883），英國作家，以所譯之《魯拜集》聞名，經他加工之後，此書已經成為一部英國文學名著，英國詩人經常引用其中的詩句。為使英國讀者易於理解，他採用完全意譯的手法，常用自己的詞句反映詩人思想的實質。

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由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翻譯，於一八五九年在倫敦出版發行。——原編者注

lucan（39—65），中世紀最受歡迎的詩人，《內戰記》是其僅存的詩作。一般評論家並不認為盧坎是偉大的詩人，不過卻是了不起的修辭學家。

alexanderpope（1688—1744），英國十八世紀最重要的諷刺詩人。翻譯作品有荷馬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其譯本並不確切，也未反映出原作精神，但成了當代人所理解的英雄史詩典範。蒲柏的譯本措詞莊嚴，並認為荷馬如果生活在十八世紀英國的話，也會同意使用這種風格的寫作方式。

取自賀拉斯的《詩藝》（arspoetica），359：「像荷馬這般優秀的人都會犯錯，我對此大感不平。」（「indignorquandoquebonusdormitathomerus.」）——原編者注

stefangeorge（1868—1933），德國抒情詩人，《惡之花》德譯本的譯者，對十九世紀末德國詩歌的復興有促進作用。

thomasurquhart（約1611—1660），英國翻譯家，其譯文富有獨創性，生動活潑，語言與技巧獨特。譯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先生的作品》。

喬治·查普曼翻譯的《伊利亞特》於一六一四年出版發行；他翻譯的《奧德賽》則於一六一四至一六一五年間發行。厄克特翻譯了拉伯雷五冊的著作，於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九四年間出版發行。亞歷山大·蒲柏翻譯的《奧德賽》則是在一七二五年至一七二七年間發行。——原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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