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獨一無二而在本世紀又無其衣缽傳人的叔本華曾經思考到，歷史不是精確的演變，而其所涉及的事件則如同浮雲一樣偶然——我們可以從中想象出海灣與雄獅等形象。（b有時，我們還可以瞥見一片狀似天龍的雲彩。/b《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中寫到。）詹姆斯·喬伊斯會說：歷史是我想要擺脫的夢魘。不過，更多人則覺得或聲稱：歷史或明或暗地內含一幅畫面——對此只需稍稍回憶一下突尼西亞人伊本·赫勒敦、維科、施本格勒和湯因比等人就夠了。《法昆多》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抉擇：文明或野蠻——據判斷，這完全適用於我們的歷史程式。在薩緬託看來，野蠻在當年就是當地部落與高喬人生活的原野，而文明則是城市。高喬人後來為墾殖者與勞工所取代，而野蠻不僅存在於村野，也存在於大城市的市井平民中間；蠱惑人心的政客履行了往昔的地方強權者的職能，儘管後者本身也是蠱惑人心之輩。上述抉擇沒有改變，而就永恆的角度看，《法昆多》仍然是一部最好的阿根廷的歷史書。

大約在一八四五年期間，薩緬託從他的智利放逐之地正面地——也許僅僅是直覺地看清了歷史。我們有理由這麼推斷，那就是他在這個國度巡視了一些地方之後——暫且不說他那股教育家兼軍人的勇於冒險的雙重精神，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天才的推斷力更有所增強。由於他那通宵達旦的工作熱情，通過他與菲尼莫爾·庫柏、空想主義者沃爾內以及為現代人所遺忘的《女俘》的神交，憑藉他那獨特的記憶、深厚的愛與正義的仇恨，薩緬託又看到些什麼呢？

由於空間常用行程的時間計算，而當年拉著大車行進的軍隊要花去好幾個月的時間跋涉廣袤的沙漠，所以他當年眼中的沙疆比起今天來要更為遼闊。征服只是淺層次的；聖卡洛斯戰役可能是一次決戰，但是在一八七二年方才展開。確實有一整隊一整隊的印第安人部落，不顧白人的威脅徑直向南方挺進。在被荒棄的草原上，自行繁殖著牛馬。而那些甚囂塵上、佈局無序的城市——科爾多瓦位於谷地，而布宜諾斯艾利斯則臨近大河，這又與遠方的西班牙何其相似。當年如此，至今亦然：單調的西班牙風格的圍欄與零亂的中心廣場。我們走訪過城市南端的舊總督府轄區時，只見一派敗落景象。後來又不時地傳來一些過時的訊息：英國殖民地的起事、法蘭西國王在巴黎被處死、拿破崙戰爭、入侵西班牙等；還有一些幾乎是秘密流傳的書籍，內含異端邪說——可是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清晨結出了果實。人們常常忽視歷史性的日子所包含的精神上的意義；我所指的那些書籍，正是當年偉大的馬里亞諾·莫雷諾、埃切維里亞、巴雷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爾以及相簿曼大會的代表愛不釋手的讀物。在荒漠之中，這些孤立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文明。

如同美洲其他一些地區——從俄勒岡、得克薩斯到大陸的另一端的一大片原野，活動著一支特殊的游牧騎士族，在這裡，在巴西的南方和烏拉圭山區，他們叫高喬人。他們不是什麼種族，在他們的血管裡並不一定流淌著印第安人的血液。他們的屬性是由於共同的命運而不是依據血統而決定的。他們把血緣看得很輕，而且一般都置之於腦後。「高喬」這個詞的二十多條詞源探索中，據薩緬託考證，與「瓦喬」最為接近。與北美的「牛仔」不同，高喬人並非冒險之徒；也與他們一度為仇的印第安人不同，高喬人一向不愛流動。他們的房屋是土堆泥砌的穩固的茅舍，而不是漂泊不定的帳篷。《馬丁·菲耶羅》寫道：

令人悲傷的是

丟掉活計

而遠走異地他鄉。

心靈充滿痛楚，

而嚴峻的生活又把我們

這些草原的居民驅向沙漠。

菲耶羅的長途跋涉，不是冒險者的行程，而是不幸的歷程。

高喬文學——好幾代城市作家的奇異才情之貢獻——似乎誇大了高喬人的重要意義。與社會學的某些怪論相反，我們認為所涉的是一部個人的經歷而不是群體的歷史。被薩緬託稱之為「在戰火中鍛鍊成長的遊吟詩人」的伊拉里奧·阿斯卡蘇比，曾經禮讚過「拉普拉塔河地區那些高歌猛進與暴君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及其幫兇戰鬥到底的高喬人」。不過我們還是要問：那些為爭取獨立而獻出生命的古埃梅斯部下的高喬人與法昆多·基羅加統領下褻瀆了獨立的高喬人，是否有很大的區別？他們都是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缺乏愛國熱情——對此我們不應感到驚奇。當英國入侵者在基爾梅斯附近登陸時，當地的高喬人都好奇地圍觀這些衣著漂亮、制服閃光、操著陌生語言的高個子男人。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居民（不是當局人士，他們已逃之夭夭），在利尼埃的領導下，肩負起抵抗英國侵略軍的重任。登陸事件早已臭名昭著，胡德桑對此也有過敘述。

薩緬託知道，他的作品的結構中只出現粗俗的無名之輩是不夠的，因而捕捉一個鮮明突出的形象，並藉以作為野蠻的人格化。他在法昆多的身上找到這個形象，一個憂鬱的《聖經》的拜讀者，又是曾經高擎過帶有頭蓋骨、脛骨和「宗教或死亡」的標語的黑色海盜旗的旗手。羅薩斯對他來說沒有用處。確切地說，他不是什麼強權者，也從來沒有擺弄過長矛，還公然表示憾其未死。薩緬託確定了悲劇性的結局，而任何人也寫不盡基羅加註定的命運：他是在過道里被人用亂槍與亂刀打死的。然而命運對於這個拉里奧哈人還算仁慈，給予他一個令人刻骨銘心之死，而且又有薩緬託為之敘事。

很多人對該書構思時所處的環境感興趣。大約在三十五年前，阿爾韋託·帕爾科斯對於這種無疑是正當的好奇，頗為嘉許。現錄他的一段提綱式的文字如下：

1.抨擊羅薩斯與軍事獨裁製度，並進而反對智利獨裁製度的代表人物，遂成為該作品的主題思想。

2.肯定阿根廷流亡人士所進行的事業，或者說為此而借用了「薩緬託」的詞義並加以神聖化。

3.向阿根廷人提示了一個用以在鬥爭中廓清問題與激勵鬥志的理論，並且獻給他們一面戰鬥的大旗：爭取文明反對野蠻的大旗。

4.在文學的鼎盛時期展現了自己傑出的文學才能。

5.預見到不等到暴政制度消滅，社會即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並將他的名字列入最早的流亡政治家的人物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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