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斯圖爾特·密爾的老讀者,我一向同意他的原因多元論;而帕爾科斯的提綱,在我看來,也沒有什麼言過之處,只是不夠全面與深刻。據文集的編者聲稱,他尊重薩緬託的創作意圖,然而誰都清楚,就天才的作品而言——《法昆多》顯然是天才之作——意圖是次要的問題。典型的範例就是《堂吉訶德》。塞萬提斯原來只想戲仿騎士書籍,但今天我們記取的卻是它的辛辣有力的諷刺。當代偉大的承諾文學作家吉卜林,在他的文學生涯終結之際,領悟到一個作家可以虛構神奇的故事,但不必深入對其寓意的理解。他回憶起斯威夫特的一樁趣事:他原想撰寫一本聲討人類惡行的文章,結果留下的是一本兒童讀物。還是讓我們回到那個古老的論點吧:詩人是聖靈與繆斯的聽寫記錄員。遜了色的現代神話選擇了潛意識或下意識。
跟所有的「創世記」作品一樣,詩歌的創作帶有神秘色彩。把詩歌降低為一系列的智力運轉行為,根據愛倫·坡的判斷,就不是真正的詩藝,甚至於如同我曾經說過的那樣,這會使它蒙受偶然性的條件之害。帕爾科斯的第一個論點是「抨擊羅薩斯與軍事獨裁製度,並進而反對智利獨裁製度的代表人物」,但是單獨這一點不能孕育出斯芬克司式羅薩斯的生動形象(「一半像怯懦的女人,一半像嗜血的老虎」),也不會導致前文中的祈求:「法昆多那可怕的陰影!」
相簿曼大會已過去大約三十年之久,而當年的歷史還沒有提供一個歷史博物館的雛形。顯要的人物也都是血肉之軀,而不是大理石或青銅製品或者畫像。我們曾經通過一種巧妙的調和論,把他們與其仇敵合為一體。多雷戈的雕像聳立在拉瓦列廣場附近;在內省的一個城市我們還看到貝龍·德·阿斯特拉達街與烏爾基薩街的十字路口:如果傳說無誤,那麼這個貝龍是被砍頭喪命的。我的父親(一位自由思想者)當年時常談起「教義問答」已被課堂裡的歷史課文所代替。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我們常用一週年、一個世紀甚至一百五十週年來計算時光的流程,而這個「一百五十週年」原是賀拉斯筆下的幽默之詞,意思是「一英尺半長度」,而如今則用以為生日或忌辰作紀念活動。
除了古埃梅斯和布斯托斯將軍之外(前者曾英勇地與西班牙軍隊作戰併為祖國獻出了生命,而後者由於在阿雷基託村的叛亂而玷汙了他的軍旅生涯),地方強權者對美洲的獨立事業都懷有敵意,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只是用以統治內地各省的藉口。(阿蒂加斯就禁止東岸人加入安第斯聯隊。)薩緬託基於他在書中所持的論點,把這些東岸人過急地都歸為高喬人。然而實際上,他們卻是指使手下人出擊打鬥的地主。基羅加的父親還是一名西班牙軍官。
薩緬託樹立起來的法昆多,是我們的文學上最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這一偉大的作品的浪漫主義風格,自然流露地、情不自禁地與驚心動魄的事件與人物渾然一體。至於後來的烏連、卡爾卡諾等人所作的改編或者改寫,則趣味索然,如同霍林希德編寫的《麥克白》、薩克索·格拉馬蒂庫斯的《哈姆雷特》一樣。
薩緬託的許多不朽的創作形象,都鮮明地留在阿根廷人的記憶裡:法昆多、其他同代人物群像、他本人及其母親的形象等。對他不甚友善的保羅·格魯薩克稱他為「智力戰鬥中出色的游擊騎士」,並讚揚他「對土生白人的愚昧無知所作的馬隊式的衝擊」。
我不敢說《法昆多》是阿根廷的首屈一指的書。絕對的肯定,不會引向信服而是導致爭議;我只能說,如果我們沒有把它奉為書中的範本,那麼它堪稱是我們的歷史而配為佳品。
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緬託《法昆多》,豪·路·博爾赫斯序並注,文苑出版社,一九七四,布宜諾斯艾利斯
紀棠譯
原文為英文。
原文為拉丁文。
volney(1757—1820),法國思想家,曾經提出過世界主義的設想。
阿根廷詩人埃切維里亞所著的高喬史詩。
jacquesdeliniers(1753—1810),法國海軍軍人,在奪取為英軍佔領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戰鬥中嶄露頭角。
其詞義是葡萄藤。據《聖經·舊約·列王紀上》中所載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等文字以及西方常用葡萄藤圖案作衣錦的習慣來看,似乎帶有神秘的和平與吉祥的寓意。
manueldorrego(1787—1828),阿根廷將領,曾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府總督,後死於拉瓦列發動的兵變。
raphaelholinshed(1529—1580),英國編年史家,所著《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編年史》,又稱《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是莎士比亞多種劇本取材的主要來源。
saxogrammaticus(1150—1220),丹麥編年史家,著有《丹麥人的業績》。莎劇《哈姆雷特》取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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