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分析藝術是如此不可捉摸而又顯得根底欠深。那一門古人稱之為修辭而今人（我相信）稱之為文體學的學科，在經過二十個世紀的恣意的試驗之後，幾乎已不再能審評提交給它的文字了。當然，這裡有各種不同的困難情況。有些作家——切斯特頓、馬拉美、克維多、維吉爾，也並不是無可評議，對於他們的任何一種行文程式與成功之作，也都能作出修辭上的分析——即使是區域性的也罷。而另一些作家——喬伊斯、惠特曼、莎士比亞——則屬於「耐火區」，他們經受得了任何試驗。還有一些作家，儘管更顯神秘，卻不是無可非議的，他們的任何一行語句，都不是無懈可擊的；任何一個文人都能指出一些缺點，這些評斷合乎邏輯，而原作似乎並非如此。此一文字考核工作還會帶來始料不及的效應。我們的薩緬託就是屬於這一類難以用純理性加以詮釋的作家。當然，以上所述並不意味著薩緬託的個性獨具的藝術的文學性遜於其他作家或者語言不那麼純正；它的含義是，如我在文章開頭所暗示的那樣，他的文字藝術過於複雜——或者也許過於簡單，而難以分析。薩緬託的文學品格，因其實效性而得到確認。好奇的讀者可以取他的《外省憶事》或其他任何一本自傳體作品中的片段跟盧貢內斯的精心之作中有關與相應的文字作一番比較。逐行地看，盧貢內斯的文字要勝人一籌，但就總體而觀，薩緬託的文字則要繾綣動人得多。誰都可以改動他的文字，但誰也達不到他的高度。

《外省憶事》還是一本豐富多彩的書。在大喜悅的「混沌」之中，可以欣賞到許多精品之頁，其中有一篇雖不算最為著名但卻是最令人難忘的文章，那就是關於堂費爾明·馬列亞和店員的記事——由此可以不作任何實質性的補充而衍生出一篇心理小說。此外，也不乏精到的諷刺之筆，如談到有人把羅薩斯稱為沙漠英雄時，便說「那是因為他善於滅絕祖國的人口」（第一百六十九頁）。

歲月的流逝也帶來書籍的變化。一九四三年末我再次閱讀或研究的《外省憶事》，顯然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瀏覽的那本書了。當年的平淡人世，似乎不可逆轉地是要遠離任何暴力；裡卡多·吉拉爾德斯曾經不勝感慨地緬懷（而且還要史詩式地盛讚）那往日的導牧騎手生活的艱辛；那些想象如何在宏偉而好戰的芝加哥城內用機槍掃射烈酒走私犯的文字，又令人拍案稱快；我早年就是懷著虛榮的執著與對文學的熱忱而關注著這些漫遊於堤岸上的刀客的最後印跡。我們覺得那時的世界竟是如此溫良，如此「無可彌補」的和平，儘管我們會拿一些駭人聽聞的軼事逗樂，還會對「狼的年代與劍的年代」（《埃達·馬約爾》，第一章第三十七頁）表示惋惜，因為那該是另外幾代人快樂的時光。因此，《外省憶事》是一部記錄往日無可挽回的從而也是快樂的時光的經典之作，因為誰不再去夢想往昔崢嶸歲月向我們迴歸，向我們逆轉。我記得在這些篇頁中或者在《法昆多》類似題材的行文裡，總會覺得那些抨擊頭號地方強權人物阿蒂加斯以及稍後的羅薩斯的文章顯得徒勞無益而且過於淺陋。薩緬託所描寫的險惡的實際，當時看來還顯得遠莫能及而又不可思議；而如今卻正是當前的現實。（來自歐洲與亞洲的電訊也都證明了我的判斷。）唯一的區別就是：野蠻的行為，過去是本能的、非蓄謀的，而如今則是有意識的、實施性的，而且使用比起基羅加騎隊的投槍或者暴君政權的刀口破損的尖刀更為強制的手段。

我曾經談論到殘暴。這本書就表明了殘暴還不是當時的黑暗時代最大的罪惡。最大的罪惡是愚昧，是有領導的有意張揚的野蠻行為、培養仇恨的教育法、利用非理性的口號（活的和死的）去施行的統治。如同盧貢內斯所說，「這正是不能寬恕羅薩斯之處：把一個一百年來有過我們已看到進步的國家，在二十年間搞得極端貧困」。（《薩緬託史傳》，第四章）

《外省憶事》首次出版於智利的聖地亞哥，時間是一八五○年。薩緬託敘述了三十九年以來的往事，他寫到了自己的生活，寫了對他本人的命運以至國家命運都有過重大影響的一些人的生活，也寫了過去不久的教訓沉痛的事件。當前事物的形象卻往往顯得模糊不清——還要在多年之後才能窺出它們的總體輪廓、它們的根本的神秘的統一性。薩緬託擁有歷史地審視現實和歷史地概括與直觀現實的博大精神。當前的傳記作品很多，數以千百計的傳記體書籍已經壓得印刷業疲憊不堪，但是有幾本東西能像薩緬託那樣反映與描述我們的周圍事態的呢？薩緬託是在全美洲命運的前提下觀察個人命運的；他一度明確指出：「在我的如此貧困、矛盾而同時又執著於某種難以言狀的崇高願望的生活裡，我依稀看到我們這個可憐的南美洲，儘管竭盡全力要衝破鐵籠展翅騰飛，卻一直掙扎於赤貧之中。」但他的全域性的觀點，並沒有封閉他對個人的視點。我們宿命般地傾向於只在過去的歲月裡看到一系列僵硬的雕像。薩緬託令我們發現了不少如今已變成銅像或者大理石雕像的人物：「那一代阿根廷青年，在戰爭時期以內科切亞、拉瓦列、蘇亞雷斯、普林格萊斯等光輝人物為代表的一代青年，他們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在追求女性上也不示弱，又絕不是那些在決鬥、狂歡與娛樂活動中自甘落後之輩。」富內斯，「當他聞到花香時，就會有赴死的感覺，並將此直率地告訴他的溫柔的愛情的物件，而且還把它作為一樁事件那樣地期待著」……現在也不難看到內戰與由此而產生的暴政（我之所以寫「暴政」，是由於我覺得那些政權的代理人物握著的權力並不小於復辟者，前者中間有人最終推翻後者）。對於他的不幸的同代人來說，他們所處的時代，並不比我們現處的一九四三年更易於理解。

薩緬託，作為西班牙多重的仇敵，居然沒有因為革命在軍事上的勝利而失卻冷靜；他認為革命尚未成熟，他也看到廣袤而人煙稀少的國土還不可能擁有一支具備自由理念的軍隊；他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觀點：「西班牙的殖民地有其存在的方式，而且在國王監護的旗幟下加以推行；我們則必須創造各國的君王，他們的長靴上釘有拿撒勒出產的馬刺，剛從被馴服的壯馬馬背上跳下。」這裡的示意很清楚。在同一章裡他又指出：「羅薩斯是弗朗西亞博士的門人，在殘暴上則是阿蒂加斯的學生，而在向外國人學習如何迫害人方面，又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法院的傳人了。」

大謬不然的是薩緬託竟被惡諡為「粗野」。另有一些人則因為厭惡「高喬」，就索性把他說成是高喬佬。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把不服農村風紀、桀驁不馴與反對文明徵服的不屈精神混為一談。這樣的非難顯然只是一種簡單的類比，其論據則是由於這個國家尚屬草創，而且人們或多或少都施行暴力。格魯薩克在一次葬禮上的即興講話中，竟誇大其詞地提到薩緬託「粗魯」，稱之為「智力戰爭中出色的游擊騎士」，說他將成為一股安第斯洪流。（且不說語法修養，格魯薩克是不及薩緬託的；此外，薩緬託幾乎不同於任何其他阿根廷人士，而格魯薩克則與弗朗西亞博士的門生有諸多糾葛。）可以確定的是，薩緬託在進步思想崇拜中注入一股原始的熱情，而羅薩斯（較少的衝動，較少的才氣）則故意強調其對於鄉俗的親和力——這一份故作的矯情至今還在迷惑著人們，並把那謎一般的「官僚莊園主」轉化為潘喬·拉米雷斯式或者基羅加式的冒險的游擊騎手。

還沒有一位阿根廷的觀察傢俱有薩緬託那樣的洞察力：關於美洲這塊土地的征服以及天長地久一片又一片沙漠的覆蓋。他明白，革命即便解放了整個大陸，在秘魯和智利贏得了阿根廷式的勝利，最後還是讓國家置於個人野心與歷史陳規的力量之手。他意識到，我們的財富不應該只限於印第安人、高喬人以至於西班牙人的文化，而是應該無保留地全面汲取西方的文化。

薩緬託既反對貧窮的過去，又反對血腥的現在，遂成為一個異乎尋常的鼓吹未來的佈道者。他跟愛默生一樣，認為人的中心問題是命運，而命運的應驗則在於不合邏輯之期待。薩緬託曾明確地指出，對於事物企望的實質，對於心想事成的應驗，在於信念……在這麼一個充斥著外省人、東岸人、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的混雜而又互不相容的世界裡，薩緬託是第一個沒有地方侷限性的阿根廷人。他立志要在貧窮而破碎的土地上締造自己的祖國。一八六七年，他在致胡安·卡洛斯·戈麥斯的信中寫道：「蒙得維的亞是個破落戶，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鄉村，阿根廷共和國則是一間廳堂。拉普拉塔河聯邦是一副堅實的頭盔，一條美洲土地內受壓抑的種族的戰鬥的前線，一匹可派大好用場的布料。」（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爾《人物小傳》，第一卷第二百四十三頁）。

誰也不會讀此書而不對其已故的傑出作者懷有特殊的感情，一股勝過尊敬與讚賞的特殊的感情：寬厚而充沛的友好之情。b誰接觸到此書，就可接觸到一個人/b——薩緬託滿可以在該書的結尾寫下這麼一句。有人認為這本書的威望與它的大部分的名聲都來之於薩緬託本人；但是他們卻忘了，對當前的新一代阿根廷人來說，薩緬託本人還是這本書所造就的呢。

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緬託《外省憶事》，豪·路·博爾赫斯作序並注，埃梅塞出版社，一九四四，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九七四年附記

薩緬託還一再提到過抉擇性的思考：文明或野蠻。如果要取代《馬丁·菲耶羅》而另立經典，那麼我們寧可推出《法昆多》——我們的另一部歷史性的佳作。

紀棠譯

marianonecochea（1790—1849），阿根廷將領，在查卡布科、馬伊普與胡寧等戰役中屢立戰功。

juanpascualpringles（1795—1831），阿根廷將領。

原文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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