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實在話，柏拉圖主義者可以想象在天上（或者說在上帝深奧莫測的智慧中）有兩本書：一本記錄的是人們雖然沒有什麼實在的經歷，但卻擁有的微妙的情感世界；另一本書則是無窮無盡地描述一系列無名氏似是而非的事情。屬於第一類的書有亨利·詹姆斯寫的《叢林猛獸》；第二類書則包括《一千零一夜》，以及我們在讀了《一千零一夜》後留在腦海裡的層層疊加的回憶。《叢林猛獸》是心理小說所追求的目標，而《一千零一夜》則是冒險小說要達到的水平。

在文學作品中對小說的劃分並不那麼嚴格，即使在情節最扣人心絃、最跌宕起伏的小說中也會有心理描寫；而在情節再少的小說裡也照樣會有故事發生。在《一千零一夜》中的第三個夜晚，一位神魔被所羅門關在一個銅瓶裡扔入了海底。他發誓，如果誰救了他，他就讓誰發財。但是過了一百年，他依然被關在銅瓶裡；於是他又發誓，如果誰救了他，他就讓誰成為所有珍寶的主人。一百年又過去了，還是沒有人救他；他再次發誓，如果有誰救了他，他就讓誰實現自己的三個願望；時間年復一年地過去，他還是被關在銅瓶裡。這時他徹底絕望了，發誓誰要是救了他，他就把誰殺死。這難道不是既包括心理描寫，又帶有令人信服和令人驚愕情節的真正的藝術創作嗎？《堂吉訶德》就是這樣一本書。《堂吉訶德》既是第一本對人物作了深刻描寫的小說，又是騎士小說中最好的、最後的一本代表作。

《訓誡小說》發表於一六一三年，在兩部《堂吉訶德》之間。這本書除了展現林高內特和戈爾達迪略的流浪漢畫面以及狗與狗之間的對話外，很少或者說根本沒有運用任何諷刺手法。然而，字裡行間卻瀰漫著神甫和理髮師的荒誕無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種描寫荒誕的手法在其後發表的《貝雪萊斯和西吉斯蒙達歷險記》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發揮。其實，在塞萬提斯身上，就像在傑基爾身上一樣，至少存在著兩重性格：一方面是很硬氣，輕率魯莽的吹牛丘八，喜歡讀書並愛抱有虛無縹緲的夢想；另一方面則善解人意，寬容處世，談吐幽默，心地善良。因此儘管格魯薩克不喜歡塞萬提斯，但仍把他與蒙田相提並論。同樣，這種性格上的對立也反映在作品中。雖然書中的情節緊張激烈，而作者的口氣卻不緊不慢，讓人感到很舒服。盧貢內斯曾指出，塞萬提斯在很長的時間裡都不曾有過正確的目標。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去尋找過正確的目標。塞萬提斯並不想下功夫去吸引讀者，但是他那平靜的筆法，最後總能將讀者吸引過去。他的作品既沒有炫耀華麗的辭藻，也沒有標榜警句式的結論。他很清楚，所謂口語風格是無數寫作風格中的一種。他寫的對話就像是演說，談話的雙方並不打斷對方的講話，而是等待對方把話講完。當代現實主義作家使用的斷斷續續的句子結構對他來說，似乎是一種與文學藝術相去甚遠的、愚蠢的寫作方法。

丹納在分析塞萬提斯時說，西班牙評論界對塞萬提斯的讚譽過多。他們只是一味崇拜，卻並沒有對他進行認真的分析。譬如，從沒有人指出過，對創造夢想成為堂吉訶德的阿隆索·吉哈諾這一藝術形象的作者來說，拉曼卻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塵土飛揚、缺乏詩意的鄉村。而且，《訓誡小說》這一題目的本身就是一例明證。佩德羅·恩裡克斯·烏雷尼亞指出，小說（novela）一詞與義大利語的novella和法語的nouvelle詞義完全一樣。至於「訓誡」一詞，作者告訴我們：「有一件事我是敢說的，那就是閱讀這些小說如果會使讀者產生某種不好的願望或想法，那我寧願把寫書的手砍斷也不會發表。」

在那個缺乏寬容的世紀裡，塞萬提斯卻表現出了寬容的精神。在他所生活的年代裡，宗教裁判所燃起熊熊烈火，加的斯遭到劫掠，而他作為《英國的西班牙女郎》的作者，卻沒有對英國流露出任何一點仇視。不過，在歐洲所有的國家中，他最喜歡的還是義大利，他認為自己的創作受義大利文學的影響很大。

所有的巧合、偶然事件以及揭示命運的神奇畫面都曾深深地吸引過他。但是，他最感興趣的卻是人，不管是作為整體的人（《林高內特和戈爾達迪略》和《鮮血的力量》）還是作為個體的人（《愛嫉妒的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和《玻璃律師》），還要加上已收入《堂吉訶德》中的《魯莽而又好奇的人》）。我們可以推測，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那些虛構情節的魅力並不來自故事本身，也不來自書中對心理活動的分析，更不來自對腓力三世統治下西班牙生活的生動描寫，魅力來自塞萬提斯的創作手法，甚至可以說，來自塞萬提斯的講述。克維多寫的《馬爾庫斯·布魯圖》，薩阿維德拉·法哈多寫的《事業》和《哥特式的皇冠》，都是這種寫作風格的極好佐證。塞萬提斯的手法是要給人以談話的感覺，在追求修辭的同時保持自己的風格。梅嫩德斯–佩拉約在關於《堂吉訶德》的一篇論文中讚揚塞萬提斯的寫作「明智而恰當地把握了速度」。下面這段話也為這種說法提供了證明：「在波拉斯·德·拉·卡馬拉先生抄寫的《魯莽而又好奇的人》和《林高內特和戈爾達迪略》兩文的初稿與完成稿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這裡還有必要再引用葉芝的《亞當的詛咒》一詩中的幾句話：「寫出一首詩也許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但如果不像瞬間想到的話，任何構思及寫作都是徒勞的。」

如果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說，沒有比塞萬提斯的風格更差勁的了。他的作品中充滿重複、蒼白的句子，母音之間連線，錯誤的句子結構，多餘或起反作用的形容詞，跳躍的主題等。然而，作品只要有了基本的魅力，那麼所有的毛病也就變得能被接受，或者成為作品風格的一部分了。有些作家的作品，如切斯特頓、克維多和維吉爾的作品，是完全可以進行分析的，他們所用的每一種創作方法，每一種恰如其分的描述都可以證明修辭學的正確；而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德·昆西和莎士比亞的部分作品則無法進行修辭分析；還有第三類作家，他們的作品就顯得更加神秘，如果單純從修辭分析的角度來看，是無法站住腳的。在他們的遣詞造句中沒有一句話經得起推敲而無須修改，任何一位學者都可以指出他們的錯誤。這樣對作品進行評論是合乎邏輯的，然而這些作品並非就像評論所說的那樣。儘管我們可以指責它們不符合修辭學，但這些作品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其中的原因我們也無法說清。米格爾·德·塞萬提斯就屬於這一類不能用簡單的理由加以解釋的作家。

在《訓誡小說》所得到的眾多讚譽中，最令人難忘的也許就是歌德對它的讚譽。一七九五年他給席勒寫了一封信，佩德羅·恩裡克斯·烏雷尼亞將其譯成了西班牙語。歌德在信中是這麼說的：「我從塞萬提斯的小說中得到了源源不斷的教誨和無窮無盡的歡樂。當我們看到自己的認識是正確的並得到承認時，當看到在我們努力耕耘的領地內自己所遵循的原則正結出碩果時，心情是何等的愉悅啊！」德·維加的評論則顯得較為冷靜：「在西班牙……流傳著不少小說，有本國作家寫的，也有從義大利語翻譯過來的。這些小說中有不少作品具有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的魅力和寫作風格。應該承認，這些作品既有很強的娛樂性，又可以稱為模範作品。例如班戴洛寫的一些悲劇歷史故事。而且，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是有識之士，或者至少是宮廷中有相當地位的人，他們能夠從失望中找到格調高尚的警句和格言。」

本書的命運充滿了矛盾。塞萬提斯寫書的目的是通過虛構的情節來排遣進入晚年時的憂鬱心情，我們在研究這本書時，希望從中找到老年塞萬提斯的特徵。令我們感動的不是馬哈穆特或吉卜賽姑娘，而是想象中的老年塞萬提斯本人。

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訓誡小說》，收入《西班牙語經典作家叢書》，豪·路·博爾赫斯作序，埃梅塞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王銀福譯

塞萬提斯1602年開始創作《堂吉訶德》，次年完成第一部，於1605年出版，引起轟動。1613年《訓誡小說》問世，有人化名出版《堂吉訶德》第二部偽作，塞萬提斯抓緊《堂吉訶德》第二部的創作，並於1615年出版。

塞萬提斯同名短篇小說中的兩名慣偷。此文收入他的短篇小說集《訓誡小說》，下文《狗的對話》也是。

塞萬提斯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於1617年出版。

hippolytetaine（1828—1893），法國哲學家、藝術批評家。原文誤作「但丁」（dante）。

西班牙南部重要港口。

《訓誡小說》中的一篇。

philip3（1578—1621），西班牙國王和葡萄牙國王。

matteobandello（1480—約1560），薄伽丘《十日談》的模仿者。——原注

均為《訓誡小說》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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