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使用的各種工具中，最令人驚歎的無疑是書籍。其他工具都是人體的延伸。顯微鏡、望遠鏡是眼睛的延伸；電話是嗓音的延伸；我們又有犁和劍，它們是手臂的延伸。但書籍是另一回事：書籍是記憶和想象的延伸。

蕭伯納在《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中，談到亞歷山大圖書館時，說它是人類的記憶庫。這就是書籍，不僅如此，書籍也是想象力。因為，我們的過去不是一連串的夢想又是什麼呢？追思夢想與回憶往事能有什麼區別？這就是書籍的功能。

一度，我曾經想寫一部書籍的歷史。不是從形態角度去寫。我對書籍的形態毫無興趣（尤其藏書家的書籍往往碩大無比），我想寫人們對書籍的種種評價。在我之先，施本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就有精彩的篇章議論書籍。我想，我的一些個人看法是符合施本格勒的看法的。

古人不像我們那樣推崇書籍——這點我深感意外；他們把書籍看成是口頭語言的替代物。人們經常引用的那句話：書寫的留存，口說的飛掉，並不是說口頭語言是短暫的，而是說書面語言有一定的永續性，但卻是死板的。相反，口頭語言是會飛的，是輕盈的；誠如柏拉圖所說，口頭語言是飛動的，是神聖的。說來奇怪，人類所有偉大的大師的學說都是口授的。

我們且舉第一個例子：畢達哥拉斯。我們知道，畢達哥拉斯是存心不寫作的。他不寫東西，因為他不願意受書面語言的束縛。無疑，他意識到了「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的含義，這句話的含義後來反映在《聖經》裡。想必他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所以他不願受書面語言的束縛；因此，亞里士多德從來不說畢達哥拉斯，而說畢達哥拉斯派。比如，他告訴我們說，畢達哥拉斯派重視信仰、教義，主張永恆的迴歸。這一點是很晚很晚後為尼采所發現的。這就是週而復始的觀點，這一觀點在《上帝之城》一書中受到了聖奧古斯丁的批駁。聖奧古斯丁打了一個美妙的比喻說，基督的十字架把我們從禁慾主義者的迴圈迷宮中解救了出來。時間是週而復始的觀念也為休謨、布朗基……及其他許多人所接受。

畢達哥拉斯是不願寫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後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們的頭腦裡。這裡就產生了那句老話（我不懂希臘文，只能用拉丁文來表達）：magisterdixit（大師說過）。這並不等於說弟子們因大師說過而受到束縛；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們有自由在大師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思考。

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不是他開創了時間是週而復始的理論，但我們知道他的門徒都信奉這個理論。畢達哥拉斯的軀體死亡了，而弟子們，由於某種輪迴的緣故（這是畢達哥拉斯所喜愛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礎之上繼續進行思考再思考；每當別人指責他們說了某些新話時，他們便抬出這句話來辯解：大師說過。

但是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最突出的例子要數柏拉圖了，他說書籍猶如肖像（他可能想到了雕塑或繪畫），說有人認為書籍是有生命的，但向書籍提問時，書籍默不作答。於是，為了糾正書籍的這種沉默，便杜撰了柏拉圖式的對話。這就是說，柏拉圖把自己演化成了許多人物：蘇格拉底、高爾吉亞等等。我們也可以相信，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曾以想象蘇格拉底仍然活著來安慰自己。每次遇到問題時他總要問自己：對此蘇格拉底說過什麼呢？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蘇格拉底是不朽的，他並未留下任何書面東西，他也是位口授大師。

我們知道，基督只有一次寫下過幾句話，但這幾句話很快被泥沙湮滅了。基督沒有再寫下過其他我們知道的東西。佛陀也是位口授大師，留下的是他的說教。我們再引用一句聖安塞姆的話：「把書放在無知者的手裡，猶如把劍放在兒童的手裡一樣危險。」過去人們就是這樣理解書籍的。在整個東方，至今還存在這樣的觀念：書本不應披露事物；書本只應幫助我們去發現事物。儘管我對希伯來語一無所知，我還是對神秘哲學喀巴拉作了些研究，我讀過《光輝之書》、《創造之書》的英文本和德文本。我知道，這些書寫出來不是為了讓人理解，而是為了讓人去詮釋，是為了激勵讀者去繼續思考的。古代的人沒有像我們那樣敬重書籍，雖然我們知道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枕頭底下常放著兩件武器：《伊利亞特》和寶劍。當年人們雖然非常崇敬荷馬，但並不把荷馬看成是我們今天所賦予的意義上的聖賢作家。他們並不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品，這是兩部受人尊重的，但也是可以批評的書。

柏拉圖可以把詩人逐出他的「理想國」，而又不致有排斥異己的嫌疑。從古人反對書籍的例證中，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塞內加的有趣例子。在他那些值得讚美的致盧齊利烏斯的書信中，有一封信是指責一個愛虛榮的人的，說此人擁有一間藏書百卷的圖書室；塞內加不禁問道：誰有時間讀完一百本書呢？如今，那些卷帙浩繁的圖書館卻深受人們珍視。

古代有些事情令我們費解，即不像我們那樣崇敬書籍。古人總把書籍看成是口頭語言的替代物，但後來從東方傳來了一種新的觀念，一種完全不同於古代傳統的觀念：聖書的觀念。我們且舉兩個例子，先舉晚些時候的例子：伊斯蘭教徒。他們認為，《古蘭經》先於天地萬物，先於阿拉伯語；是專屬於神的，並非神的創造，如同神的慈悲或公正一樣。《古蘭經》中十分神秘地談到《書之母》。《書之母》是在天上寫就的一部《古蘭經》，也許就是《古蘭經》柏拉圖式的原型；而這部書（《古蘭經》裡這麼說）是在天上寫成的，是專屬於神的，是早於天地萬物的。伊斯蘭教的學者都是這麼宣揚的。

下面我們再舉幾個離我們較近的例子：《聖經》（ibiblia/i），說具體點，就是《托拉》（itorá/i）或《摩西五經》（ipentateuco/i）。據認為，這些書是聖靈口授的。把不同作者和年代的書籍都歸屬於一個聖靈，這是件很奇怪的事；但《聖經》裡稱聖靈是無處不在的。希伯來人想出了個主意，把各個時代的各種著作收集起來，編成一本書，取名為itorá/i（即希臘語ibiblia/i）。把所有這幾部書都歸屬於一位作者：聖靈。

有人問過蕭伯納，他是否相信《聖經》是聖靈寫的。他答道：「所有百讀不厭的書都是聖靈寫的。」這就是說，每本書都必須超越其作者的意圖。作者的意圖往往是凡人淺見，並可能有錯誤的，而書裡總應包含更多意義。比如說，《堂吉訶德》就不僅僅是一部譏諷騎士小說的作品。這是一部純真的書，其中絕對沒有摻入半點信手寫來的東西。

我們不妨考慮一下這一想法的後果。比如我說：

在那純潔、晶瑩的流水之中，

注目凝視自己倒影的樹木，

你們見的是綠原，濃陰清新。

顯而易見，這三行詩每句都是十一個音節。這是作者自己的意願，不是別人要他寫的。

可是，這與聖靈的作品相比算得了什麼呢？與刻意著書立說的神的觀念相比，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在神的書裡，不可以有半點偶然性，一切都要有根有據，遣詞造句都得有道理。比如，據說《聖經》的開篇bereshitbaraelohim以b打頭，就是因為這字母代表了benedecir（賜福）之意。這是一部絕對沒有半點偶然性的書。這就把我們引向喀巴拉，引向研究文字、研究一部由神口授的聖書，這與古人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古人對靈感的認識是相當模糊的。

「繆斯啊，請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憤怒吧！」荷馬在《伊利亞特》中開宗明義說道。這裡，繆斯指的是靈感。但是，如果想到的是聖靈，那想到的便是更加具體、更加有力的上帝，是上帝下凡創作出了文學作品。上帝寫了一部書，這部書裡沒有半點偶然性；連字數和每段的音節數量都不是隨便的，不允許我們玩弄詞藻，不允許我們忽視字數的含義。一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這便是對書的第二個重要看法，——我再說一遍——即說書可能是神的作品。也許這一看法比古人對書的理解更接近於我們今天的認識。古人總認為書是口頭語言的替代物。後來又相信書是神聖的，再後來又為其他一些想法所取代。比如說，有人認為每個國家都有一部書作為它的代表。我們記得，伊斯蘭教徒稱以色列人為「聖書之民」；我們記得海涅說過以色列民族的祖國就是一部書：《聖經》，猶太人的書。於是，我們得到了一個新的觀念，那就是每個國家都必須有一部代表性的書，必須有一位代表性的作家，這位作家可能寫過許多部書。

奇怪的是——我不認為這點迄今已被人們覺察到——有些國家選出的人物並不與之十分相像。比如，我認為，英國應該推選塞繆爾·約翰遜博士為其代表；但是沒有，英國選擇了莎士比亞，而莎士比亞——我們可以這麼說——比任何其他英國作家都缺少英國味。最典型的英國味是understatement，即所謂盡在不言之中。而莎士比亞不惜大肆誇張地運用比喻，如果說莎士比亞是義大利人或猶太人，我們一點不會感到驚訝。

另一個例子是德國，這是一個值得讚許而又容易狂熱的國家，這個國家偏偏選擇了一個寬宏大度而不好偏激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國的觀念，德國選擇的是歌德。歌德成了德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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