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多很多的，實在是太多的報告會過程中，我注意到大家特別喜歡聽個人的事而非一般的事，具體的事而非抽象的事。因此，我來談一談我自己還不算很過分的失明。講不過分，因為我是一隻眼睛全瞎，另一隻部分失明。我還能辨別一些顏色，我還能區別綠色和藍色。還有一種顏色也沒有對我不忠實，這就是黃色。我記得小時候（如果我妹妹在這裡，她也會記得）常常在巴勒莫動物園的一些籠子面前賴著不走，那正是虎豹的籠子。我在老虎的金色和黑色面前駐足。即使是現在，黃色也繼續陪伴著我。我寫了一首詩，名為《老虎的金黃》，其中就談了這種情意。

我想談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事實，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意義。人們想象，盲人是鎖閉在黑暗世界之中的。莎士比亞有一首詩可以證實這種看法：lookingondarknesswhichtheblinddosee（眼望著盲人所見的黑暗）。如果我們把黑暗理解成黑色的話，那莎士比亞的詩是不對的。

盲人（起碼我這個盲人）所懷念的一個顏色正是黑色，另一個是紅色。紅與黑是我所缺少的顏色。我習慣於睡在全黑的房間，因此長期來，我討厭睡在這個霧騰騰的世界，這個顯藍髮綠、略帶些光的霧騰騰的世界，也就是盲人的世界。我真想背靠黑暗，支撐在黑暗上。我看到的紅色是有些模糊的棕色。盲人的世界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黑夜。至少我是以我的名義，以我父親和祖母的名義講的，他們去世時是盲人。他們失明瞭，但他們是微笑著勇敢地謝世的，就像我也希望自己那樣。許多東西都會遺傳（比如說失明），但是勇氣卻不能遺傳。我知道他們是勇敢的。

盲人生活在一個相當不方便的世界，一個不能確定的世界，其中浮現某種顏色。對我來說，有黃色，有藍色（只不過藍色可以是綠色），還有綠色（只不過綠色也可以是藍色）。白色消失了，或者說與灰色混在一起。至於紅色，則完全消失了，但是我希望將來（我還在接受治療）能改善，能看到這種偉大的顏色，這種在詩中閃閃發光、在各種語言中有著如此美麗名字的顏色。我們可以想一想德語的scharlach，英語的scarlet，西班牙語的escarlata和法語的écarlate。這些詞都與這種偉大的顏色相稱。相反，「黃色」（amarillo）在西班牙語中聽上去軟弱無力，英語中的yellow更接近黃色，我想古西班牙語中黃色是amariello。

我生活在這個色彩的世界裡，首先我要說，如果我談自己不算過分的失明，那首先是因為它不是人們所認為的完全的失明。其次是因為講的是我自己。我的失明不是特別戲劇性的。那些突然失明的人才是戲劇性的，那是一閃光，突然之間沒有的，而對我來說，這個緩慢的黃昏（這種緩慢的喪失視力）早在我開始看東西時就開始了。從一八九九年就開始了這個緩慢的黃昏，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沒有戲劇性的時刻。

為了今天的報告會，我應該尋找那個傷感的時刻。比方說，我得知自己喪失視力，喪失作為讀者和作者視力的那個時刻。為什麼不確定一個如此值得記憶的一九五五年的一個日期呢？我不想說那年九月壯觀的陰雨，而想說我個人的一件事情。

我一生得到過許許多多不相稱的榮譽，但是有一個我卻特別喜歡：國家圖書館館長。那更多地是出於政治而非文學的原因，我是被自由派政府任命的。

我被任命為圖書館館長，回到了我記憶猶新的城南，蒙塞拉特區的墨西哥大街。我從未夢想過自己會當館長。我有的是另一些回憶。晚上，我常跟父親一起去那裡。我的父親是心理學教師，他想找幾本他特別喜歡的柏格森或者威廉·詹姆斯的書，也許還有古斯塔夫·斯皮勒的書。我很膽小，不敢要書，我就自己尋找《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或者是《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或《邁耶百科全書》。我就從書架上隨便抽出一本，讀了起來。

我記得有天晚上我感到很滿足，因為我讀了三篇文章，是關於德魯伊特，德魯茲派和德萊頓的。三篇文章中都有dr兩個字母。有的晚上則不那麼幸運。我還知道，格魯薩克就在那房子裡。我完全可以親眼見到他，但我那時，我可以說，很膽小，幾乎同我現在一樣膽小。那時我認為膽小是個大毛病，現在我覺得膽小是一個人應該設法克服的毛病之一。膽小確實不是太要緊的，就像其他許多事情那樣，過去常常把它們看得過重。

我是一九五五年底接受任命的。上任後，我問有多少冊書。回答說是一百萬。後來我瞭解到是九十萬，足夠了（也許九十萬聽上去比一百萬還要多：九百個千，一百萬一下子就說完了）。

慢慢地我明白了事情往往帶有奇怪的諷刺。我一直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另一些人則設想成花園，也有的人設想成宮殿。我身處九十萬冊各語種的書籍中。我發現我幾乎只能看清封面和書脊。於是我寫了《關於天賜的詩》，是這樣開始的：

上帝同時給我書籍和黑夜，

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我這樣形容他的精心傑作，

且莫當成是抱怨或者指斥。

那兩個恩賜是相互衝突的：很多的書和夜晚，卻不能閱讀這些書。

我把這首詩的作者想象成格魯薩克，因為他也曾是國家圖書館館長，而且也失明瞭。格魯薩克要比我勇敢，他保持沉默。但是我想，毫無疑問，我們生命中有些時刻是相一致的，因為我們兩個都成了盲人，我們兩個又都喜歡書。他寫的書為文學增光要遠遠超過我的書。但是，總體來說，我們兩個都是文人，都跑遍了禁書的圖書館。幾乎可以這麼說，對於我們昏暗的眼睛來說，都是些空白的書，沒有字母的書。我寫了上帝對我的諷刺，到最後我問自己，兩個人中究竟誰寫了這首詩，詩的作者是複數的我，單個的影子。

那時我不知道還有另一點陣圖書館館長，叫何塞·馬莫爾，也是個盲人。這裡出現了第三位，就完整了。二，只是一種巧合；而三，則是一種確認。這是一種三元素式的確認，一種天意或者神學的確認。馬莫爾當館長的時候，圖書館還在委內瑞拉大街呢。

現在習慣於講馬莫爾的壞話或是不提他。但是，我們應該記得在我們講到「羅薩斯時代」的時候，我們不會想到拉摩斯·梅希亞令人讚美的《羅薩斯及其時代》，而會想到何塞·馬莫爾令人讚歎的小說《阿瑪利亞》所描寫的羅薩斯時代。能夠留下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形象可是了不起的光榮。但願我也能擁有一個類似的形象。確實，在巴勒莫的茶話會上，每當我們提到「羅薩斯時代」，我們就會想到馬莫爾描寫的人民復辟黨，總會想到暴君的一個部長以及索萊爾的對話。

於是，我們有三個人承受了同樣的命運。回到城南的蒙塞拉特區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對於所有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居民來說，城南已經悄悄地成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秘密中心。不是別的什麼中心，那是我們展示給遊客的講究排場的中心（當時沒有名為聖特爾莫區這樣的廣告）。城南一點點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不起眼的秘密中心。

當我想起布宜諾斯艾利斯，我想起的是小時候所認識的城市：低矮的房子，有院子、門廳、有一隻石龜的水池、帶柵欄的窗子等等，布宜諾斯艾利斯全都是這種樣子。現在，只有城南還保留原樣。因此我感到是回到了我長輩們的城區。當我證實書就在那裡，可我必須問我的朋友書名是什麼的時候，我想起了魯道夫·斯坦納在他關於人智學（他曾經給靈智學起的一個名字）的書裡說的某句話。他說，當某個東西消亡的時候，我們應該想到某個東西在開始。這個勸告是有益的，但是很難實施，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丟失了什麼，卻不知道將要得到什麼。我們對我們丟失的東西有著清晰的形象，有時是很悽慘的形象；但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東西將會替代它或者接替它。

我下了一個決心。我對自己說：既然我已經丟失了那可愛的形象世界，我應該去創造另一個東西。我應該創造一個未來，以接替我事實上已經丟失的視覺世界。我想起家裡有的幾本書。我曾經是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在講授這個幾乎無窮無盡的文學方面我能做些什麼呢？毫無疑問，這個文學將超過一個人的或者幾代人的生命。在阿根廷四個多月的國慶和罷工期間我能做些什麼呢？

我盡我所能去教大家熱愛這個文學，並儘可能放棄日期、名字等細節。有幾位女學生考完試並且通過了，便來看我（所有的女學生都能通過，我始終做到不讓任何人不及格；十年中我共給了三名學生不及格，是他們自己堅持要求的）。我對那些女學生（約九至十名）說：「我有一個想法，現在你們考試通過了，我也完成了作為教師的職責。咱們一起來研究一種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的語言和文學是不是很有意思？」她們問我是什麼語言，什麼文學。「那當然是英語和英國文學。咱們來學習它們，現在我們沒有考試了，輕鬆自如。咱們就從它的根源開始吧。」

我記得家裡有兩本書可以再拿出來，我把它們放在書架的最上面，以為再也不會用到它們了。那是斯威特的《盎格魯–撒克遜讀本》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兩本書都有術語詞彙表。

我想，我已經丟失了視覺世界，但是現在我將收回另一個世界，一個屬於我遙遠的先輩的世界，他們是那些划船渡過北部洶湧澎湃的大海的部落，是那些從丹麥、從德國、從荷蘭出發征服英格蘭的人；正是因為他們而將這片土地命名為英格蘭，因為「英格蘭」即盎格魯人的土地，它原來的名字叫「不列顛人的土地」，後者是凱爾特人。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們相聚在格魯薩克的辦公室，開始了我們的閱讀。有一件事我們很高興，傷了我們不少腦筋，但同時也讓我們感到某種自豪。那就是撒克遜人也像斯堪的納維亞人那樣。用兩個如尼字母表示thing和the中的th的兩個音。這使全書帶有一種神秘的色彩。我把它們畫在了黑板上。

於是，我們覺得，我們碰到了一種跟英語不大一樣，有點像德語的語言。發生了學習語言時總會碰到的問題。每一個詞都像是鐫刻著的一樣，都像護身符一樣醒目。所以外語詩句有著本國語言所沒有的聲譽，因為詩句的每一個詞都聽得到，都看得見：我們會考慮它們的美感，它們的力量，或者只考慮它們的奇特之處。我們發現一句：「尤利烏斯·愷撒是羅馬人中第一個發現英格蘭的。」在北方國家的一段文字中我們發現了羅馬人，心裡很感動。請記住我們原來是一點也不懂那語言的，我們是用放大鏡來讀的，每一個詞就像我們找到的一種護身符。我們發現了兩個詞。有了這兩個詞，我們簡直像喝醉了似的。可不是嗎，我已經老了，而她們是年輕人（看來都是會喝醉的年歲）。我在想：「我在回到五十代以前我的祖先所講的語言，我在回到這種語言，在收復這種語言。我並不是第一次使用這種語言；當我叫別的名字的時候，我就曾講這種語言。」這兩個詞就是倫敦的名字lundenburh和羅馬的名字romeburh，當我們想到曾經灑在這些被遺忘的北方島嶼的羅馬之光時，心裡更加激動。我記得我們曾跑到街上，大聲地叫喊著：lundenburh，romeburh……

就這樣開始了盎格魯–撒克遜的研究，這是失明帶給我的。現在我的腦子裡充滿著盎格魯–撒克遜的輓歌和史詩。

我的視覺世界讓位給了盎格魯–撒克遜語言的聽覺世界。後來我又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更加豐富的斯堪的納維亞文學的世界，我研究《埃達》和薩迦。後來我寫了《古代日耳曼文學》，在這些主題的基礎上我又寫了很多詩，尤其是我很享受這一切。現在我在準備一本關於斯堪的納維亞文學的書。

失明沒有使我膽怯。而且我的出版人又告訴我一個好訊息，他說，如果我一年交給他三十首詩，他就可以出一本書。三十首詩意味著沉重的壓力，特別是在需要逐字逐句口述的情況下。但同時，也意味著相當大的自由，因為一個人一年中不可能不碰到三十個大發詩興的機會。失明對於我沒有成為徹底的不幸，也不應該把它看得太重。應該把它看做是一種生活方式：人類的一種生活方式。

失明也有好處。有些東西我還應該歸功於黑暗：我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收穫，對冰島語言的淺薄瞭解，那麼多一行行、一首首的詩篇，還寫了一本書，書名有點虛偽，有點誇張，叫做《影子的頌歌》。

現在我想談一談別人的情況，一些偉人的情況。我們就從這個關於詩歌與失明之間親密關係的明顯例子開始，從這個被認為是詩人之巔的荷馬開始。（我們還知道另一位希臘盲人詩人塔米里斯，塔米里斯的作品已經失傳，我們主要是通過彌爾頓，另一位著名的瞎子所提到的情況瞭解他的。塔米里斯在一次比賽中被繆斯打敗，繆斯毀了他的豎琴，還弄瞎了他的眼睛。）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假設，是奧斯卡·王爾德提出的，我不認為它有歷史根據，但是充滿機鋒。一般地說，作家總是希望他們所說的話具有深度。王爾德卻是一個希望顯得膚淺而其實很有深度的人。他希望我們把他想象成一位健談者，希望我們在想到他時，能像柏拉圖想到詩歌一樣，「那輕盈而帶翅膀的神聖之物」。正是那輕盈而帶翅膀的神聖之物奧斯卡·王爾德告訴我們，古代把荷馬錶現為盲人詩人，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我們並不知道荷馬是不是存在過。事實上有七個城市在為他的名字而爭奪，這就足以使我們懷疑其歷史的真實性。也許並不是一個荷馬，而是我們用荷馬的名字掩蓋了許許多多希臘人。傳統上一口咬定這是一位盲人詩人，但是荷馬的詩卻是視覺化的，在許多時候是光彩耀人的，就像奧斯卡·王爾德的詩一樣，當然程度上略為差些。

王爾德發現他的詩過於視覺化而想改掉這個缺點，他想使他的詩也成為聽覺的、富有音樂性的詩，就像他非常喜歡而且欽佩的丁尼生或者魏爾蘭的詩那樣。王爾德認為：「希臘人堅持認為荷馬是盲人，以說明詩不應該是視覺化的，而應該是聽覺化的。」由此而產生了魏爾蘭的首先是音樂的說法，由此而產生了與王爾德同時代的象徵主義。

我們可以認為荷馬從未存在過，但是希臘人喜歡把他想象成一個盲人，以便堅持詩歌首先是音樂，詩歌首先是豎琴。對於一位詩人，視覺化的東西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我知道那些視覺化的大詩人，也知道那些非視覺化的大詩人，精神上的、思想上的詩人，這裡用不著提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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