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關仲卿的變化,烏端一點兒也沒察覺到。關仲卿很少表露自己的心,這也是原因之一。烏端仍像往常那樣同關仲卿談論讀過的某篇出彩的評論和小說,或者近來看過的西洋戲,有時說到留日的漢人學生對滿人學生的態度,烏端的感慨多了起來。他是個溫和的立憲派,希望朝廷能儘快消弭漢人與滿人間的差別,又常常對現實感到無力。他對關仲卿吐露心聲,說他自己其實對未來也缺乏信心,難以看到改革的前景。朝廷雖然有立憲的傾向,但終歸太慢了,慢得令人失望,讓他這個皇帝的擁護者都搖頭嘆息,不知出路在哪裡。他連笑容中也多了幾分苦澀。
關仲卿曾經覺得自己絕不會恨烏端,然而在親耳聽到烏端說出「為聖上效力」時,他突然感到了一陣生理上的厭惡,隨後變得更加沉默了。
一天早上,學院裡發生了一場鬧劇。那天講日文的早川教員還沒來,關仲卿和烏端走進教室,見到黑板上寫了幾行字。烏端突然斂起笑容——不知是誰用粉筆寫了侮辱滿人的幾句話。這恐怕是關仲卿頭一次見到烏端臉上這樣難看的表情。這時又陸續進來了四五個滿人學生,他們憤怒地衝上講臺質問是誰寫的,威脅要告到學監那裡。下面無人應聲。有一個滿人學生想息事寧人,怕事情鬧得難以收場,急於將這些字擦掉了事。誰知漢人學生裡突然跳出一個高個子,指著臺上的滿人大罵。底下漢人學生紛紛起鬨。他們鼓譟著擁上講臺,雙方都擺出攻擊的架勢。烏端擠在他們中間,但他的勸阻聲已被一波接一波的叫罵聲蓋過。一個滿人學生憋紅了臉,忽然揮拳打去。
他的拳頭雖然沒有沾到人,卻令原本混亂不堪的場面越發失控。兩邊混戰在了一起。
關仲卿沒有捲入衝突之中,而是站在末排冷眼旁觀,眼睜睜看著烏端被打倒在地。這場打鬥直到學監趕來才算結束。烏端臉上的傷養了半個月才好,這期間他從未抱怨過關仲卿沒有幫忙———因為是朋友,所以他不願妄加揣測———譬如關仲卿剪辮子這件事,烏端以為他是不願被日本人嘲笑「豬尾巴」,而關仲卿內心真正的想法,烏端從沒問過。
烏端還是沒有發現關仲卿身上一天天的變化,直到有一天,關仲卿突然對他說:
「我要搬走了。」
烏端不敢相信自己聽到了什麼,難掩驚訝之色,問道:
「什麼?」
「我要搬走了。」關仲卿沒有解釋這樣做的理由,就像是在陳述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實。
這是此生他們之間說的最後一句話。
從小石川搬出後過去了兩年,關仲卿變成什麼樣子了呢?他過著一種隱者似的生活,與三個素不相識的留學生在西片町合租了一間屋子,門內放了四張席子。這地方是他偶然覓來的,說起來像是玩笑——他在橫濱到東京的火車上遇到三個中國人討論到哪裡能再找到一個室友合租,他就這麼徑直上前對他們說:「喂,要是不嫌棄就讓我去吧!」於是他們就這樣住在一起了。但關仲卿從未與他們交心,從來沒有成為朋友。他很少同他們說話,甚至於最後搬離時也只知道其中一個姓孟,是浙江人;另外兩個總是結伴喝酒到半夜,醉醺醺回來倒頭就睡。他們三人也從不詢問關仲卿整天在做什麼。
房東是個老頭,兒子是大森警署的巡警,近些年知道中國留學生的生意好做,於是把房子的半部分改成出租屋,專租給中國人。平攤算下來,關仲卿每個月得交四元錢。這不算多,但他的日子過得節儉,每餐只吃房東提供的一碗米飯、一碟豆腐和一小碗湯,吃不飽就去買魚或牛肉罐頭。他早已脫掉學生制服,穿一套灰色舊西服,從房東那裡買來的二手貨,花了十五元。
他從預科學院畢業後去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但只念了半年便退學了,之後轉去振武學校,不到一年又退學,最後在本鄉區找了間法文學校,也極少去上課。他有的是辦法應付考試,相比之下更嚴重的是他總覺得自己做的事沒有意義,不值一提。他自認為應當去做一些重要而偉大的事,關乎國家和民族的事。他覺察到了巨流在他腳下湧動,卻苦惱自己未能投身其中。他也因此無所事事了一段時間,不知該怎麼辦。他曾想去找梁天才,覺得自己應該和他談一談。然而他託浙江同學打聽後收到回覆,沒人聽說過這個人。這是他到日本以後經歷的第二段迷茫期。
每天他都會去南邊的海灘散步,在海邊坐很長時間。從他的住處出發,穿過電車隧道走五百米就是海灘西岸;有時去東岸,東岸的視角不僅能看到江之島,還能看到富士山高聳的雪頂。他白天會去,夜裡也會去。他喜歡大海,喜歡那種既靜謐而又深邃的感覺。白天的時候,世界彷彿只有藍白兩種顏色:蔚藍的海洋和蔚藍的天空幾乎連成一片,白雲飄浮在海天交匯處,彷彿一條若有若無的白色絲線,藍色的海浪將白色浪花帶到他的腳邊。到了夜裡,大海變換了模樣:他坐在岸邊,傾聽黑暗中湧起落下的海潮聲。在看不見的大海深處彷彿存在著某種崇高雄渾之物,震撼著他的心靈,施與他不可名狀的威壓。
他喜歡自然。自然緩解了他的焦慮。和寬廣的大海相比,人是多麼渺小,多麼微不足道,所以人的煩惱、他的煩惱算什麼呢?這是他從大自然的力量中學到的。
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除自己之外,還有一個人也喜歡到這片海灘散步。他們偶遇了很多次。那個男人留著披肩長髮,總是穿學生制服,所以關仲卿對他印象深刻。那個人也是一個人,每天孤零零地沿著兩公里的海岸線從東走到西,有時在清晨有時在傍晚。不過他們從未打過招呼。有天下午他們在坂道迎面相遇,關仲卿正要去海灘,而那人正要離開。他們對視了一眼,很快避開彼此的目光。關仲卿知道,那人也記得自己的面孔。關仲卿十分確信,對方和自己是一類人,不願被打擾也不願打擾對方的孤獨。他們從未交談卻相互理解,保持著某種默契。
然而冬季十二月初的一天清晨,發生了一件令他大為震驚的事。
前一天夜裡,關仲卿讀了一通宵的書。近來日本政府頒佈法令,打算遣返反清的學生,導致留日的學生一片譁然。他一時也不知該放棄學業繼續支援革命,還是老老實實回國謀個一官半職。他失眠了。到了次日凌晨,他打算去海邊觀賞日出,然後再回屋補覺。他步行至海灘西岸,站在最高處遠眺灰藍色的大海。冰冷的海風吹得他面頰僵硬,寒氣從袖口和領口鑽入他身體的各個毛孔。他不得不裹緊圍巾和大衣。這時,他發現海灘上除他以外還有一個人。他一眼認出了那個人。海風吹亂了那人的長髮,他依然穿著那身學生制服。這一偶遇令關仲卿十分驚喜。
那個人沒有發現關仲卿,朝著海邊緩緩走去,在沙灘上留下一排淺淺的足跡。關仲卿注視著他的背影,像往常那樣不去打擾,隨後將視線轉移至灰濛濛的天空,在那裡尋找太陽昇起的蹤跡。天漸漸變亮了。
突然之間,關仲卿發現那人已走入白色的浪花之中。海水淹沒了他的腳脖,然後是小腿,膝蓋。他揮動雙臂,在齊大腿深的海水中吃力地前進著,平靜而又堅定地緩緩步入大海。關仲卿驚呆了。這時天越來越亮,金色的光芒已經閃耀在東邊江之島的方向,第一縷陽光刺得關仲卿眯起眼,而他又急於睜大眼睛看清那人在做什麼。太陽從東邊升起來!海水已經沒過那人的胸口!那個人抵抗著海浪沉穩地走向大海深處!太陽完全出現在了海平線上!那個人在金光粼粼的海浪中只剩下一團海藻般的黑色長髮!萬丈金光令關仲卿睜不開眼。他大聲疾呼,跳下石階,朝海邊奔去,而當他再次看清時,那個人已經徹底消失在海水中,眼前只剩下初升的紅日,寧靜的大海,以及耳邊不斷起伏的海潮聲。
他震驚得渾身顫抖,不知所措。過了好長時間,他回過神,循著腳印回頭在礁石上找到那人脫下的棕色皮鞋。鞋子裡放著一塊懷錶和一方銅質印章。他驚訝地發現印章上刻著「革命」兩個字。
他懷抱遺物跑去附近的警所彙報目擊的事件。警察登記了他的姓名和住所。但因為是投海自殺,警察也無能為力,只能等屍體上浮再找人確認身份。
回到住所,關仲卿完全沒心思睡覺了。這件事對他衝擊太大了。那人也是中國人嗎?也是留學生?也支援革命?如果自己和他是一類人,那麼他的命運也是自己的命運嗎?自己遲早也會迎來獨自走入大海的結局嗎?他被這想法折磨了很久,將近二十個小時未眠,最終精力不支在下午困得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兩位警察上門拜訪。
「已經撈上來了。」昨天負責接待的中年警察告訴他,同時向房東解釋發生了什麼。
關仲卿跟隨他們去大森警署認屍,辨認是不是前一天見到的自殺者。來到停屍房,他發現有中國學生在場。走到屍體前,死者的表情安詳得如熟睡的嬰孩一樣。這是他第一次親眼見到遺體。死者的肌膚變成了臘肉一樣白中泛黃的顏色。他摸了下他的手背,本以為摸起來會跟木雕一樣僵硬,但實際上依然很柔軟,又柔軟又冰涼。
其中一箇中國學生拿出照片,對著遺體比對半天。
「是他。」他說,隨後抽泣起來。
警察向在場眾人呈交了縫在死者棉服內側的布條,油布包裹的遺書。關仲卿看見布條上有死者的名字,這也是他第一次認識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陳天華。
讀完了死者的絕命書,關仲卿重新認識了這個人。他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讀過他的文章,但沒想到就是每天散步遇到的那個人。絕命書裡的每一句話都振聾發聵,令他憤怒,令他淚流滿面。他曾經以為自己和這個人一樣,但其實不一樣,自己完全比不上他。這個人才華橫溢,這個人有著高尚品格,這個人有必死的決心與勇氣。這個人是太陽,是大海。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大海,比大海更寬廣,更崇高。他求死時緩慢而平靜的力量壓倒了任何洶湧的波濤。他戰勝了大海。
關仲卿意識到,個人潛藏著比大自然更加崇高的可能性。他在死去的人身上看到,人並不必然渺小。
關仲卿因為機緣巧合捲入這次事件。認領屍體的其他留學生邀請他一起將遺體運回橫濱的留學生會館,然後參加下午的追悼會。追悼會上,他見到許多傳說中的革命黨領袖,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上千張悲憤的面孔。上千人的慟哭聲與宣誓聲彷彿怒潮鳴響。他曾無數次在夜晚來到海邊聆聽潮聲。他感到體內湧動著暴力與毀滅的衝動。他跳入了潮水中。
追悼會後,關仲卿很快加入了在日留學生中的光復會——它是激進派中的激進派,計劃以暗殺推動革命。光緒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遇刺、光緒三十三年安徽巡撫遇刺,這些令朝野震驚、縉紳膽寒的事件都由他們策動。後來在各個革命團體聯合的時期,關仲卿又成為同盟會的一員。一次內部會議上曾有成員提出疑義:暗殺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有人認為暗殺屬小人手段,又有人覺得刺殺的官僚不少是開明派,反而於國家不利。關仲卿的回答是:他們開明是為了誰呢?還不是為韃靼皇帝作倀。他們把我們當作奴隸的時候,用盡了一切手段鎮壓,反過來難道不許我們用盡一切手段推翻他們嗎?
關仲卿投身於革命的浪潮,然而沒想到兩年內事情急轉直下。先是孫先生被日本驅逐出境,繼而兩大革命團體之間生出齟;幾個月後,光復會的徐錫麟與秋瑾被殺,起義先後失敗。同盟會與光復會的活動相繼陷入低谷。
當關仲卿心中迸發出火一樣的激情時,他突然意識到現實並非如他幻想的那樣簡單。追悼會的熾情退去後,有些人回國了,從此脫離革命。關仲卿逐漸意識到:人人都堅信黎明來到前總有一段黑暗,可是沒人知道黎明到底何時才會降臨、會以何種方式降臨。他害怕的是,自己什麼都還沒做,革命便偃旗息鼓。他又懼怕歷史最終證明革命是毫無意義的。
他只有一次決定學那些浪蕩的中國留學生買醉,就是在七月的某天。半醉之時他發現兩個不知姓名的舍友也在。他們一起歡笑,用「你」來稱呼對方,最後喝得暈頭轉向。關仲卿半躺下看他們兩個同一個叫阿一的日本女人嬉鬧。阿一拉開拉門出去,一個禿頭的男人正好路過,對門內露出鄙夷的神情。
這神情令他酒醒了大半。回家後,他在寓所對面街上吐了。房東老頭提燈出來,嚇了一跳———「你也成他們那樣啦。」
第二天清醒了,他與兩個舍友依舊極少交談,就像把昨晚的事忘得精光。他再沒喝過酒。
七月末,在學校附近的斜坡上,前頭路人的巴拿馬帽被吹掉了,落在溝渠裡,漂在水面上。路人叫了一聲,趴在地上用手指勉強夾住帽簷,爬起來後站在渠邊抖掉帽子上的水。
「我認識你。」關仲卿看著他說。
「啊……是嗎?——您是中國人,您是……」那人仔細打量他的臉,既驚訝又疑惑。
「我是你的同鄉,以前見過的。」
周利貞拊掌大笑,問他:
「你還跟那個人住一起嗎?」
關仲卿也笑了。
他們聊了很久,大部分時候是關仲卿在講述自己這幾年的經歷,包括他如何同烏端斷交、如何加入革命黨,以及近來的苦惱與沉淪。他從沒想過自己會對一個不怎麼熟悉的人說這麼多真心話。
說起過去,關仲卿回憶道:
「那時我嫌惡你們拉幫結派,就沒跟你去。」
「我當時也覺得你難相處,但要是知道你現在是這樣,我是絕不會不管的。」
「過身的話說了也沒用了。」
「但你到底變隨和了些,要是過去,你是絕不會同我打招呼的,也不會同我說這些話。」
關仲卿心中一陣驚訝,隨後預設了這一判斷。他觀察外在世界的變化,卻極少注意自己內心的改變。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呢?」周利貞問道。
「書讀完了,遲早會回國吧。」
道別之後,關仲卿覺得自己的孤獨感減輕了,心裡變得明亮了許多。沒走多遠,周利貞忽然追上來叫住他。
「其實我回國待了兩年,家裡為我捐了官。」周利貞長嘆了聲氣,說道,「去坐船,老家的鄉下人反而以為我是外國人,誇我中國話講得好,我同他解釋,他還以為我在同他開玩笑。
我以為是我在異鄉待久了,人變得古怪了,到哪裡都格格不入,但回過頭來想,何嘗是我變得古怪了呢?其實古怪的一直是他們呀!」
他嚥了咽口水,又說道:
「但凡不是想升官發財的祿蠹,只要出來見了世界是怎樣的,都沒法安心回去裝傻繼續過舊日子———你以為腦袋後邊裝了假辮子有用嗎?」
關仲卿沉默著。
等待不是毫無意義的。八月下旬,他按地址來到宴會廳門口,但他記錯了時間,遲到了十分鐘。那天恰好是周利貞在門口接待,打了個招呼便放關仲卿進去了。從後門入內,大廳內坐了百來人。他一面尋找角落的空位,一面望見臺上梳偏分的男人激昂地講述著什麼。聽眾們神情各異,不時拿報紙和扇子散熱。入座時他不慎踩到了一個留背頭的男人的腳。他沒有道歉,急急忙忙坐下。
留八字須的男子面色凝重地說道:
「……現在大家都在說應該怎樣怎樣,卻沒人去做———都成了口頭革命派!日本的留學生兩三千,大家都在嘴巴上談革命,談得何其熱烈,彷彿這麼談下去,革命便真要成功似的,然而有幾個動手去做了?眼下更要緊的是做,而不是空口說!徐伯蓀就義了,競雄女俠也就義了,光復會一蹶不振了。
同盟會在南邊搞的幾次也不得行,眼下太炎他們又和孫先生起了爭執——這下好了,事情還沒成功,我們自己人先鬧了起來!——要革起自己的命來了!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各位,我不是危言聳聽,再這麼下去,革命就要完了!」
他的一番話引起在座不少人的共鳴。有一個戴著大圓玻璃眼鏡的男人注視著他說:
「孫兄說的,我張某人完全同意。自從江浙、兩廣的起事失敗後,革命大有一蹶不振之態。光復會和同盟會的人又在內耗,恐怕近些時候難以見到什麼希望了。我每每想要做什麼,到頭來又什麼都做不了,常常感到無力。一想到我待在這裡碌碌無為,心裡就難過啊。」
座中另有一個深眼窩的人夾了一支菸在手裡,但沒有點燃,說:
「孫先生和黃先生只重視兩廣,總想要由南及北慢慢發展,這是問題。依我看,革命的未來不在南邊。」
「在哪裡?」他身邊一個廣東口音的人問道。
這個人把香菸放進上衣口袋,慢悠悠地說:
「在長江,長江腹地。」
方才講演的人驟然拊掌道:
「不錯,我聽說湖北新軍裡頭有支援革命的團體,並且湖北又有哥老會之流的會黨,要是我們能拉攏這兩股勢力,藉助他們的力量,革命就成了一大半。」
「湖北新軍駐地在武昌,那是總督眼皮底下,恐怕不容易活動吧?至於會黨那幫人,他們可靠嗎?」另一個打著黑色領帶的年輕人一臉疑惑地問道。
「所以要先聯絡上新軍裡的革命黨,跟他們合作,應該不成問題。至於會黨,他們想造反,這個跟我們目的是相同的,只是他們不知革命為何物,又不受我們約束,這是麻煩。」
「確實是麻煩。」
「但也不算大問題。」
「關鍵是人——不是說漂亮話的人,而是有決心、有勇氣的人。」一個三角眼、鬍鬚剃得乾乾淨淨的人說。
「對,人。」留八字須的人點頭說,「尤其是願意為革命而死的人。」
「為了革命,我們都有赴死之心。」一個有雙下巴的人說道。
「不錯!」
在場眾人爭先表露赤忱之心,只有關仲卿仍舊抱住雙臂坐著,一言不發。正當大家情緒高漲之際,有一個蓄著山羊鬍須的人反問道:
「眼下同盟會人心渙散,孫先生和黃先生又不聽我們的意見,就算我們討論得這麼熱烈,有什麼用呢?」
室內忽然安靜了下來。
「那我們就自立組織。」最開始講話的人眯起眼睛,鼻子吸氣,說道,「沒人來做,就由我們來做吧。」
他剛說完就有人跳起來大聲質問道:
「自立組織!死去的同志屍骨未寒,你們便想這樣做,只怕有分裂之嫌吧?」
周圍的人被這話驚得啞口無言。八字須的男人並沒有被這逼問嚇倒,反而迎著對方的詰問聲挺起胸膛,目光炯炯,像回敬道: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什麼叫‘沒有辦法的辦法’?」
「不這麼做,革命就要完了。」
「恐怕你這麼做,革命才完了吧!」
戴著玻璃眼鏡的人慌忙起身,立在中間將兩個人分隔開,勸道:
「喂喂,這何必呢,先坐下,有話好好說,凡事可以再商議。」
「同盟會已經經不起折騰了,革命也再經不起折騰了。要是你們在這個時候另立山頭,那跟幫兇有什麼區別!」
八字須的男人雖然聽了勸告,不再和他爭論,但毫不掩飾自己臉上的不屑。高顴骨的男人也站起來勸說大家安靜。有的人心生懷疑,也有人對「另立組織」表示贊同,餘下的人則默不作聲,或者不願挑起新的紛爭,或者打算靜觀其變。戴玻璃眼鏡的人扶了扶鏡框,望著眾人說:
「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諸位切不要忘了我們共同的宗旨——推翻滿人皇帝,光復漢人統治。如此,國家和國民才有希望。」
他又說:
「孫兄剛剛說的話,我很以為然。長江一帶的哥老會有一股巨大的勢力,如果能善加利用,定然會對我們的革命大有裨益!現在同盟會籌劃的起義進展緩慢,這是眾人皆知的,而且孫先生和黃先生他們另有意見,沒法支援在長江腹地舉事,只能由我們自尋辦法。但我們組建新的革命組織絕不是在分裂同盟會,相反,是在輔佐同盟會,幫助孫黃二公。今天請諸位來清風亭集會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我和孫兄還有仲文正打算組建‘共進會’———建立共進會,但不會退出同盟會。無論是道義上還是原則上都不算背叛孫先生他們。我知道這必然會引起非議,但既然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別人嘴裡的議論嗎?」
他又說道:
「湖北新軍如何,那裡的會黨又如何,我們需要派人前去調查清楚。但這個任務很危險,稍有不慎就可能會死——出事。」
話音剛落,角落裡傳來了一個喑啞的聲音。
「我去。」關仲卿站起身,舉手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