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搬家，發現一盒在我出國那天姥姥給我的畫筆。都快四十年了，開啟筆盒，還能聞到上海油畫筆特有的膠水香味。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想到姥姥了。我的心開始跳了起來。並不是因為那盒筆喚起了我的回憶。而是因為發現自己走到了記憶的邊緣而變得警覺起來。當年那漫長的，無所事事的年月，已經被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來。歲月年復一年地蓋在上面。即使苦苦思索，也只能找到些蛛絲馬跡。我拿那盒筆翻來覆去地看了一遍。出國，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在我眼前纏繞的卻只是一些瑣碎的細節。記得我和姥姥在家門口。那扇門原來是家裡的邊門。「文革」時客廳裡搬進了另外一家人。通往客廳的正門就變成了人家的門了。日子久了，雖然「文革」時期搬進來的人家已經走了。但我們已經用慣了邊門，它就成了平時我們進出的門了。那門是豬血色的。中間鑲嵌了一條很窄的玻璃。玻璃外有一個鐵框。鐵框裡有一排佛教的圖案。也像是希特勒納粹的圖案。進門後有一個「寬敞」的過道。門關著的時候過道總是黑洞洞的。記得出國那天天氣非常好。一開門，陽光亮得刺眼。姥姥那隻被關節炎折磨得畸形的手，捧著那盒畫筆。家門口陰溝的牆縫裡有一棵蒲公英，長得又肥又壯充滿了生命力。我跟姥姥說：「再會了。」她一面說一面把那盒筆塞進了我的手提包裡：「不會再會了。」我看著地上又說了一遍「再會了」。

這使我想起另外有一次，也是走下黑洞洞的樓梯口，一開門陽光亮得刺眼。姥姥把一塊折得像豆腐乾一樣的牛皮紙塞進我衣服的口袋裡。她說：「這是人參的根鬚。比賽時含在嘴裡，保證可以拿名次。」那年我大約十七歲。去杭州西湖參加國家划船比賽。姥姥當時買不起人參，就買了些根鬚。比賽後回家，姥姥問：「第幾名啊？」

「第三名。」

「我說你會拿名次的吧。」可是她不曉得，那年比賽，劃單人皮艇的只有四個人。其中有一人在中途翻船。所以我得了第三名。我實在不是一個搞體育的料。

出國前有段日子裡，爸爸、媽媽和妹妹都在美國。家裡只有我和姥姥兩個人。可她不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據媽媽說，姥姥和她爸爸曾多次在報上刊登斷絕父女關係的通告。

有一次，我跟姥姥吵架。原因已經記不起來了。吵完後我在亭子間，她從樓上走下來，自言自語，實際上是講給我聽的：第一胎生的就是先天不足。有辦法直接生第二胎就好了。我也不讓步，一定是被她訓出來的：有的第二胎生的作家，快八十歲了還寫不出一本書……（姥姥有一個姐姐）。剛脫口我就後悔了。

但沒過多久，姥姥房間的火爐上的水開了。她說水開了，要不要來喝茶？泡了茶，我們一人捧著一杯，熱烘烘的，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姥姥笑道：「安爸爸（我公公）不會跳舞，當年每次跳舞他都請別人陪我去。後來他買了一本書叫《怎樣跳舞》。也就算學過了。他不會游泳，就買了一本書叫《怎樣游泳》。也就算學過了。」我的確看到書架裡有一本叫《怎樣游泳》的書。

我外公是個非常嚴謹，嚴肅，嚴格的科學家。我媽媽在上海醫學院讀書的時候，翻譯了一篇文章。第一次拿了點稿費。我公公卻說這錢不能收，應該作為團費上交。他從英國回國後，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工作。對祖國一直充滿了希望。可以想象他為何會在「文革」時自殺。如果換一個時代和地點，他應該能為人類做出貢獻的。

姥姥點了支菸說：「spaghettimacaronivermicelli，你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是義大利麵。macaroni是捲起來的面。spaghetti是普通的長面。燒完後加上奶油和乳酪……」我馬上去查字典，把它們一一記了下來。我當時準備出國。

記得前幾天你帶我去蔡上國家嗎？我說：記得。她說：他家的那個女人不簡單。我當時一心專注在他畫的靜物裡，根本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女人。蔡上國的景物有法國自然主義的風味。和我們當時受的蘇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樣。我隨口說：可能是他老婆吧，姥姥說不是的。那個女人不簡單，你就不懂了……

我在姥姥的房間裡度過了很多時光。我們無所不談。但姥姥從來不跟我聊文學。據說她年輕時沈從文、巴金等作家都是她的相識。她書櫥裡最多的是莫泊桑的劇本和筆記。莫泊桑是以短篇小說著名，收藏他劇本和筆記的人一定不多。還有契訶夫的小說和筆記。可以想象姥姥年輕時一定很有志向。八十年代出了一些世界「現代」文學。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加繆《陌生人》等。我很想知道姥姥的想法。但每次她都把話題扯開。我只能憑我的感覺猜測；因為我也很少跟人談藝術。和畫家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只談些技巧和材料上的問題。只有很少幾個人，我們可以坐在一起說你喜歡某某畫家嗎？我說喜歡，我們之間立刻產生一種同感和默契。我想藝術帶有一點宗教的色彩，是我每天早上能夠起床的動力。好像一種能量壓在我體內。壓力越大，我工作的慾望越大。我不知道放出來會是什麼東西。我對藝術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了。我不知道姥姥當時對文學是否有類似的感覺。

有一次姥姥跟我說起她當年從義大利坐遊輪到法國的經歷。她說坐的是頭等艙。她從艙內的窗簾說到傢俱，從男人的服裝講到女人的服裝，說得我目瞪口呆。她又從頭等艙的選單說到乳酪。我知道姥姥喜歡吃乳酪。而乳酪中她最喜歡的是bluecheese。她說義大利的bluecheese叫gorgonzola。英國的叫stilton。法國的bluecheese叫roquefort，比義大利的更鮮。是羊奶做的。正宗的roquefort只有在頭等艙的選單裡才有。而只有羅克福兒村的巖洞中發酵的藍莓乾酪才是正宗的。洞裡岩石中的天然藍黴菌使乳酪產生一種特別的鮮味。我當年沒吃過乳酪，但還是被她說得口水直流。我想姥姥也把自己說餓了，她走到壁櫥裡。拿出我們家裡最好吃的東西：一小碟紅燒五香肉皮。平常為了怕我偷吃，每次都要藏在不同的地方。偶爾跟我分享，我總覺得受寵若驚。肉皮切成小絲。再加上一盤花生。我們一人一雙筷子。坐在火爐邊……

冬天的陽光從地上爬到牆上。牆上的鐘嘀嗒嘀嗒地走。時間有若一群小魚悄悄地從我們身邊遊過。火爐上的水又開了。我吃著肉皮，想著那隻神秘的船在地中海上漂盪。沉思中，我和姥姥，一個在夢想，一個在回憶，一起悄悄地走出了現實。可能我枯寂的現實太平淡了。生活中的smallmagic就變得很有吸引力。恍如螢火蟲在昏蒙中閃爍。

當年出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無論是去美國還是去蘇聯或者是去古巴，都叫出國。除了中國人就是外國人。我們對境外的事幾乎一無所知。出國前朋友們給我禮品，出國後可以送人。都說是外國人喜歡的。今天看來這句話有點唯我獨尊，也有點愚昧。除了中國以外，好像全世界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當時聽上去很自然。對我來說，出國意味著走出現實。只是一種模糊的嚮往。

幾年前，有一次narina（娜莉娜）給我發了個簡訊：neverhesitatetotradeyourcowwithahandfulofmagicbeans.（永遠不要猶豫用你的牛去換一把魔豆。）她對我的瞭解使我暗暗吃驚。我就是那個童話《傑克和魔豆》中的那個傻兒子。

出國前我心目中的美國是作家傑克·倫敦。出國前看過一個美國來的畫展，好像是在美術館。主要是winslowhomer（溫斯洛·荷馬）和rockwellkent（羅克韋爾·肯特）的作品。還有一兩幅williammichaelharnett（威廉·邁克爾·哈內爾）的靜物。

出國前媽媽在紐約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上班工作。她的助手叫steven，他在我出國前來上海第一醫學院合作工作。steven的妻子michelle當時是美國之音的記者。她喜歡藝術。問我討了一張靜物。她說我的畫使她想起安德魯·懷斯的作品。他們是朋友。第二次回上海時她給我帶了一本懷斯的畫冊。裡面還有他的簽名。她說她拿了我的畫和一些我的畫的照片去看他。她說懷斯喜歡我的畫。我懷疑這話是否是真。因為我對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滿意。

出國前在美國領事館看過一個牛仔片叫《原野奇俠》（shane）。

出國前的最後一段日子裡，姥姥的記性明顯下降。她常常一個人站在壁櫥裡。苦苦思索自己想找的東西是什麼。她說：凡是出版社來的人，如果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我都叫他們小黃。因為王、汪、黃上海話發音都差不多，機率最高。她的老同事到我們家來常常覺得有點莫名其妙，自己的名字突然變成了小黃。

有一天，姥姥點了一支菸，深深地吸了一口：「人活得太長了也不好。我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就連你也要走了。」一縷煙從她嘴裡出來。從窗縫裡飄了出去。煙霧中的姥姥，縮在椅子上，顯得又幹又小。

我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號出國的。虹橋路邊，春天的田野裡覆蓋了一片新綠。磚紅色的洋房在樹林中時隱時現。田園風光像安徒生童話。帶有一絲憂愁。我的心彷彿風箏一樣，在天上毫無目標地盪漾。路邊的樹在我耳邊有節奏地呼呼閃過，那韻律把我推向遠方。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我開始擔心起姥姥。後悔自己只說了聲再會就離開了。但思索了半天也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字。我和姥姥的關係就是這樣。我和很多親人的關係都是這樣，也可能我們當年的上海人都是這樣的。那些感情的話到嘴邊就消失了。

多年後我第一次回國，姥姥已經去世了。吳芝麟（當時《解放日報》總編輯）請我在淮海路上的「夜上海」吃飯。吳芝麟在我出國後常去看姥姥，他說姥姥最想的就是我，我知道她會想我的，但是心裡還是一酸。

作者注：這些年來，我和哥哥總是輪流回上海探望父親，時常在上海共度幾天，偶爾會在早飯桌上聊起從前。一次他離開上海前我說，你在飛機上寫一點你出國前的事給我看看吧，那時候我已經不在家了。哥哥到洛杉磯後發來這條微信。我分享給二姨後她說，陳川寫的東西比你寫的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