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了，我能找出無數張它們的照片——春夏秋冬，晴空萬里或者白霧茫茫，黎明或者黃昏，跟家人朋友或者獨自一人。但是第一次來是跟湯姆。
我們站在海邊的一片高坡上，望著坡下被歲月和海水腐蝕了的蘇特羅（sutrobaths），一個海水浴場的廢墟。在它的鼎盛時代，這裡有七個不同水溫的游泳池，可同時供一萬個人游泳——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不遠處海浪一次次掀起，又一次次在礁石上摔成粉末，飛揚到空中；殘壁上幾隻海鷗在歇息，浪水衝進隱秘的洞穴——那些曾經的更衣室；高坡上的樹林被海風吹平了頂，枝葉向內陸傾斜著，風中飄著桉樹、松樹和大海的氣味。湯姆說，這是舊金山最美麗的地方，我因為它而愛這座城市。我也在那一天愛上了這座依山傍水的霧城。
我們凝視羅丹題為《吻》的雕塑，那是一對熱吻中的裸體戀人，原型來自但丁《神曲》裡的保羅和弗朗西斯卡，他們將在這個初吻時，被突然出現的弗朗西斯卡的丈夫殺死，從此在地獄流浪。我驚歎這具兩尺高的雕塑能釋放出這樣的慾望，滄海跟他們的飢渴相比彷彿一滴水。湯姆說，他們顯得那麼寧靜，是由無數躁動時刻組成的寧靜。寫到這裡我有些懷疑，他是這麼說的嗎？還是他說了什麼別的讓我刮目相看的話？無疑的是，博物館裡的湯姆顯得比往常成熟許多。我肯定轉頭看了他一眼，不能相信他比我還小兩歲，在我自己的學校，我幾乎從來沒有跟比我小的男孩聊過天。
我們逛博物館，逛跳蚤市場，遠足，野餐……好像總是在一起。那時我正迷戀阿奈斯·寧的日記，她寫的那些半夜三更在計程車裡的吻，令我蠢蠢欲動。
你失去重力，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路燈照進來，光影魔幻；煙味、香水味和戀人的味道，渾濁、醉人；車駛向某個終點——時間的終點——吻的終點，你不想到達；車停下，唇邊的味道在頭腦縈繞，這未完成的歷險，必須下一次重新尋找；你開啟車門踏到街上，聽到自己的身體從天堂掉下來的聲音，你夢遊般走向自己的家，幻想著它被一場地震，連同時間一併吞噬……
有一天湯姆和我走在橙紅色的金門橋上，水面的白霧瀰漫過來，半座橋在眼前消失，周邊的人也模糊起來，我們好像被裹在一張奇妙的帳子裡，他低下頭，我仰起頭，嘴唇觸到了嘴唇，氣息消融了氣息。不知過了多久——跟來的時候一樣突然——霧飄走了，陽光從雲層後鑽出來，一個銷魂的時刻蒸發到空氣裡，不可複製。
這些是發生在一九八三年夏末的事情，我為了參演王穎導演的電影《點心》，從洛杉磯的伯班克機場飛到了舊金山。《點心》是一部低成本的實驗性影片，拍攝隨意性很強，攝製組人手也很緊，製片人被其他事糾纏，忽略了我的行程。那個年代接人都是在閘口，我拿著行李等在那裡，離我不遠的地方站著一個瘦高個的金髮男生。最後一個旅客走出閘口後，他過來問我，你這班機是從伯班克出發的嗎？我說是的。他說奇怪，我的朋友應該在這班機上啊，我是來接他的。我說，接我的人也沒有來。他問，你要去哪裡？我說他們沒有告訴我應該去哪裡。他說，我陪你在這裡再等等，我叫湯姆，在伯克利大學建築系念二年級。他的笑容有些靦腆。我們又等了一陣，還是沒有人來接我。湯姆說，天快黑了，要不我帶你去唐人街的假日酒店，你到那裡再想法聯絡他們。他大概覺得把一箇中國人送到唐人街應該是沒錯的，我想不出其他辦法就跟他去了停車場。
他開啟一輛很舊的沃爾沃車，說，我爸把這輛車借給我用了。啟動後，車往前一衝就熄火停下了，原來他剛學會開手排擋車，換擋的時候還不熟練。每次在紅綠燈停下之後，湯姆總是要經過一番掙扎才把車開起來，後面的車一按喇叭，他就緊張得更手忙腳亂。就這樣，我們跌跌撞撞地上了高速公路。我自己當時在洛杉磯也有一輛大得跟條船似的別克車，比湯姆這輛要破得多，踩油門的腳鬆開後，踏板不會自動起來，我只好在油門踏板上拴了根繩子，開的時候握在手裡，這樣可以把油門踏板拉起來。類似這樣不要命的事情，我在那個年齡做過許多，好在家人都不知道，母親寫的每封信裡，仍然在關照我炒菜的油千萬不要濺到眼睛裡。
到了唐人街假日酒店，我錢包裡的現錢剛好夠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湯姆帶著他的朋友來敲我的門，他指著身邊一個男生說，這是傑瑞，我昨天要接的人，他誤了機坐了晚一班的。然後他問，你聯絡上辦公室的人了嗎？我說我一直在打電話，還沒聯絡上。湯姆說，那我們中午再過來看看你。
我終於打通了攝製組的電話，他們說馬上來酒店接我，我說要不還是中午過來吧。中午我在大堂里正要準備離開，湯姆出現了，我莫名地高興。我說，我以為你們不會來了。他說，我們說好會來的，我把宿舍的電話給你吧，萬一有什麼幫得到你的，給我打電話。
攝製組沒有我住酒店的預算，就把我放在一位叫克里斯·李的導演助理的公寓裡。克里斯是一位同性戀，跟他的男朋友同住，我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多年後，我在好萊塢再見到他時，克里斯已經是哥倫比亞三星電影集團的總裁了。
我在《點心》裡扮演一個從國內到美國，夢想成為搖滾明星的女孩。印象中導演沒有給我劇本，只是讓我按照人物的規定情境說自己心裡覺得合適和想說的話。我第一次這樣隨意地演戲，覺得很新鮮，我把自己對電影的嚮往，改成了角色對搖滾樂的嚮往。印象最深的是一場在夜總會演唱的戲，我戴了金色假髮，塗了黑紫色的唇膏，上臺唱了一首叫《我男朋友回來了》的歌。王穎導演原本想拍一部關於幾個第一代移民女兒的電影，但是拍到一半他改變了想法，把電影集中在一位移民母親和她美國女兒的身上，她們是由一對生活中真實的母女扮演的，所以在最終的影片裡我的人物線基本被剪掉了。多年後導演把沒有用進電影裡的膠片剪成了一部叫《點心外賣》的短片，那場夜總會里唱歌的戲終於在那裡復活了。
從金門橋回來後有一天，湯姆請我到他在伯克利大學的宿舍。他的房間裡亂七八糟，牆上貼滿了海報，床上都堆滿了衣服和書，換下來的髒衣服堆在地上。我自己的房間也常是這副樣子。記得有一次鄔君梅和另外一個朋友到北嶺去找我，那是在拍完《末代皇帝》後，我決定回學校上課。也許為了找藉口跟n分居，我在校園附近租了一間帶陽臺的房間。鄔君梅敲門不見我下去，就跟她的朋友一起爬上二樓陽臺，從落地窗看到我的房間，跟她朋友說，陳沖被洗劫了，你看，她的櫥門抽屜都開著，東西全被翻出來了。我總是在臨出門前匆匆忙忙在鏡前換衣服，一套一套換，脫下來的都扔地上，選中了衣服又換鞋子、耳環，整間房像龍捲風刮過。我扯遠了——
我看見湯姆的書桌上放著一個像現代藝術裝置的東西，他說這是學校的作業，用金屬、木材和米紙做一隻壁燈，邊上的筆記本上畫了幾張我的臉，好像是上課的時候開小差畫的。他的同屋看見有女孩子來，給了他一個鬼臉默契地離開了，湯姆變得窘迫，跟我說，我沒那個意思。其實我也毫無那個意思。失戀的傷心像漲潮落潮，平緩一陣後，又因為一個醒來就遺忘了的夢，或者一對車窗外閃過的戀人，讓我再次被抑鬱淹沒。湯姆跟我坐在堆得滿滿的床上，靠著牆無足輕重地閒聊，然後他說，我能告訴你一個秘密嗎？我說你還真會找人，我誰也不認識，你的秘密在我這裡很安全。他說，我早洩，無法跟喜歡的女孩子做愛。這個詞我以前沒有聽到過，不過能猜出來他有難言之隱。我說這樣正好，我不喜歡性。他有些驚訝地問，你想跟我說說這事嗎？我說，會有糟糕的聯想，會傷心，會覺得骯髒。他說，這麼嚴重？我說沒什麼，我在「反彈」中。我說的英語rebounding有失戀後還未恢復的意思。說完了我倆都如釋重負，不用猜測或者誤解，我們之間是柏拉圖式的愛。
偶爾，我們親吻，完後氣喘吁吁地討論柏拉圖式的愛到底怎樣定義。他去學校圖書館裡翻查了半天，也沒有得到清晰的答案，我們就決定橫膈膜以上的接觸都屬於「柏拉圖式」。有一天，忘了湯姆從哪個哲學教授還是哪本書上得到了答案，他說，分水嶺在身體的懷孕和靈魂的懷孕之間。身體的懷孕產生人類的孩子，而柏拉圖式靈魂的懷孕產生的是人類美德——靈魂的物質形態。我喜歡這個概念——靈魂的懷孕，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某種美好的孕育，某種希望。
電影拍完了。湯姆送我到舊金山機場的時候已經能熟練換擋了，我們在閘口久久擁抱，互相在耳畔道別，我們將通訊，等教授把壁燈還給他的時候，他將給我送來。《點心》——我在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一點心，那時還不知道多年後它將成為我整個心的港灣，我的家。
回到洛杉磯後，我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徒勞的拼搏。《龍年》裡tracy的角色，是我第一次在好萊塢劇本里看到的東方女主角。這個人物是一位嫻熟時尚的電視臺主播，從儀態到英語水平都跟我距離很大。但是我拒絕接受擺在我面前的事實，執著得像一頭戴了眼罩的驢，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學習播音員的發音和語氣上。我在餐館打工每小時掙五美元，而臺詞老師每小時收一百美元，每堂課兩個小時。
《龍年》的導演邁克爾·西米諾和選角導演瓊安娜·摩爾琳（joannamerlin），在全世界各地物色tracy。在一輪一輪的篩選過程中，我去面試了無數次，每次去，他倆會聽到我的英語比上一次進步了，儀態也離角色更近了。瓊安娜對我十分欣賞，她把電影《唐人街》裡費·唐納薇最經典的場次列印出來，跟我排練，讓我有機會表達複雜和微妙的感情，把導演的注意力從我不完美的英語轉移到我的眼睛和我的感染力上。但是最終，我在「美音速成班」學的只是一種依葫蘆畫瓢的模仿，無法改變我的本質，瓊安娜期待的奇蹟沒有發生。我遇到過無數選角導演，瓊安娜是唯一一個如此在我身上花費心思和精力的。非親非故，只為欣賞，這也許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貴人吧，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她將成為我的貴人。
邁克爾·西米諾請男主角米基·洛克跟最後三位扮演tracy的候選人在攝影機前試戲，每人演三個場次。演到最後一場吻戲的時候，洛克抱著我的頭咬住我的嘴唇不放，我強忍住眼淚堅持下來。在我匆忙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聽到身後他跟導演的笑聲。
第二天門鈴響，海德先生在樓下叫，joan，你有秘密的仰慕者！我下樓看到一捧巨大的鮮花，卡片上寫著：真遺憾我這次不能跟你合作，邁克爾·西米諾。我在不遺餘力的付出之後一無所得。我想起那些沒有太用力就得到的角色，比方有一次我面試一個移民女孩的角色，人物有一句這樣的臺詞：你是個那麼棒的廚師，他一定會喜歡你的。我一不小心把廚師chef說成了thief（小偷），我說，你是個那麼棒的小偷，他一定會喜歡你的。屋裡的幾個人都笑了，但是他們把那個角色給了我。這是一個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職業，它時而讓我狂喜，時而讓我絕望，一切似乎都很偶然，跟我努力與否沒有關係。
我想過改行，也在學校選擇了一些其他領域的課程，希望被生理學、人類學或者天文學所吸引、征服。它們的確是很有意思的課題，但是隻要新的拍片機會一齣現——不管多小的角色，我就拋下它們，飛蛾撲火般撲向電影。
一次學校放長假的時候，湯姆駕車到洛杉磯來看我，把他做的壁燈掛在了我的牆上，三角形的米紙燈罩有點像一朵抽象的鬱金香。我們上街逛書店，看到里爾克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我開啟翻閱，第一封信寫於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巴黎：
你問我你的詩好不好。你問我，之前也問過別人，你將它們傳送到期刊，將它們與其他詩作比較，當某些編輯拒絕你的作品時，你感到沮喪。現在我求你放棄這一切。你在向外看，這正是你不該做的事情。沒有人能給你建議和幫助，沒有人；唯一能幫助你的是走進自己的靈魂深處，審視你寫作的動機，是否紮根於內心最深處，向自己坦白，如果無法寫作，你是否會死；在夜深人靜時問自己：我必須寫嗎？如果你可以用一個強烈而簡單的「我必須」來回答這個莊嚴的問題，那麼就根據這一必須來構建你的生活；哪怕在最不重要和最微不足道的時刻，你的生活都必須成為這個回答的象徵和見證。
我站在書架前，感到豁然開朗。無論成敗得失，人必須做他必須做的事，我將孤注一擲。我跟湯姆說，這好像是寫給我的信。他說，讓我送給你吧，我覺得你需要它。
三迪·海德的癌症沒有被根治，復發後不久她在醫院病逝。記得最後一次去醫院前，她奄奄一息地跟我說，我要你搬離這個家。這是她跟我的臨終告別，讓我震驚。三迪追悼會後，海德先生開始吸菸，他說他幾十年前就戒了煙，那時候是為了三迪，現在無所謂了。他每天跟以前一樣，五點左右開始喝酒，不同的是他會喝醉。一天夜裡，我躺在床上看書，他給我的房間打電話說，joan，我要你來我的房間陪我睡。我啞口無言，半天，我說對不起，我不能去陪你。我的聲音有些顫抖。回想起來，那也許是人溺死前的一種掙扎，想抓住什麼可以救命的稻草。或許三迪是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了，也知道丈夫會有這樣孤獨無望和軟弱的時刻，才要我馬上搬走。我感到失魂落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學校的廣告欄，看到一頁出租房間給在校學生的招貼，馬上去了那個地址。主人自我介紹叫芭芭拉，她說，她的腿腳不靈了，上二層的房間越來越困難，我要是喜歡，可以租二層的臥室，每月一百五十美元。
海德先生幫我一起把兩隻大箱子搬下了樓，我們在門口道別。他似乎在一夜間蒼老了許多，一個勁為昨晚的事跟我道歉。我止住他，感謝他，這棟房子是我到美國以後最溫暖安全的地方。我想到兩年前，他們夫婦把一個遠道而來的陌生人接回了家，那麼天經地義的善舉，沒有任何舍賜的姿態。我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和三迪，我會想念你們和這個家。我忍不住哭了，每一次失去都喚起所有的失去——曾經的家，曾經的愛，曾經的友情，曾經的自己……
搬家幾個月後，在一個長週末假期，芭芭拉去外地看望她孩子。她前腳一走，我後腳就請了幾個中國同學來家裡的游泳池游泳，在廚房裡做中國菜，一直玩到深夜。那時我們中間有不少留學生都會趁主人出遠門，在家裡開派對，完後大家幫忙大掃除，雁過無痕。同學們在芭芭拉家過了一夜，早上收拾完就走了。可是芭芭拉回來後不知發現了什麼蛛絲馬跡，看出有人在她的床上睡過，跟我大發雷霆。我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事，開始尋找新的住處。
八十年代上旬，美國移民政策收緊，中國餐館裡經常有非法打工的華人或墨西哥人被逮捕，僱用他們的老闆被罰款。電影公司也開始要求演員和其他人員證明自己的身份。我的學生簽證不能合法工作，怎麼辦？我在通訊錄中尋找可能幫到我的人，眼睛停留在了n的名字。那時我們總共只見過三次面，幾乎是陌生人，但我本能覺得他會跟我去做這件瘋狂的事。我打電話跟他說，我需要綠卡，你能跟我去拉斯維加斯辦一個結婚手續嗎？他說，好，你想什麼時候去？我說如果可能的話就今天吧。
第一次見到n是因為面試。香港歌手許冠傑到洛杉磯物色女演員，n跟他是朋友。我當時正處於情感低谷，嚴重失眠。面試前的晚上，睡眠遲遲不來，直到天亮前才恍恍惚惚睡了一會兒。起來後我畫上黑眼線，穿上高跟鞋就無精打采地去了，連個手提包都沒拿。跟許冠傑聊完後，n跟我說，我送你出去。在街上，我獨自往前走，毫無說話的慾望。他在我的身邊，偶爾看我一眼，也沒有說話。記得我拎著一大串鑰匙——到美國後搬過的每個地方的鑰匙，手舉在額前，遮擋南加州刺眼的陽光。我每走一步，手上的鑰匙就發出金屬碰觸的清脆聲音，一路響到了車前。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說，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多保重。我也用憂傷的眼睛看著他，留心到他清爽利落的板刷頭，和堅如磐石的身體。「求婚」那天，我想起他在我那麼不堪的情形下，覺得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當天傍晚，我就穿了短褲t恤涼鞋去結婚了，那是我第一次去拉斯維加斯。開過一段伸手不見五指的沙漠後，我們進入了一座燈火通明的不夜城，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滿街穿著性感的男女，令人眼花繚亂，原來這就是人們說的「罪之城」。它有一句聞名世界的廣告語，「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事，就讓它們留在拉斯維加斯」。我想，多恰當啊，罪之城，我也是來犯罪的，假結婚是聯邦欺詐罪，抓到了會被罰款、驅逐出境或坐牢。n說，我們要不要試試做真的夫妻？也許他身上的某種悲劇元素跟我同病相憐，也許我下意識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也許我覺得自己已被損壞，不值得有更好的婚姻……我說，那就試試，也名正言順。我沒有聽從廣告詞的警示，把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事，帶回了洛杉磯。
婚後我倆在洛杉磯東南面一個黑人聚集區租了一小套房子，主人是一位黑人老太太，在房子四周方圓幾十條街上，我們是唯一的「異族」，非常引人注目。每當我們年代久遠的米色賓士車開過，站在街上閒聊說笑打罵的年輕人總是停下他們正在做的一切看著，讓我感到某種張力，似乎會突然發生什麼事。我跟n說，我有些害怕這樣的氣氛。他說，黑人都很喜歡看李小龍的電影，知道中國人是不能惹的，再說有我保護你，我的詠春拳師傅就是李小龍的師傅。偶爾，我看到鄰居女孩在外面打架，勢頭很足，房東會出去訓斥或勸阻。回頭看，她在街坊的信譽和威望也許在保護著她的房客。
一天，忘了是為哪部電影到派拉蒙去面試，選角導演打量了我一眼，問，你是夏威夷本土人種嗎？我說不是，我履歷上寫了中國人。那位導演說，真對不起，我的失誤。就這樣，面試結束了。我失望地走回地下停車場，感覺身邊有一輛林肯轎車慢慢吞吞地跟著我。我疾步走向我的車，那輛車一直跟在我的側面，我轉頭看到車窗被搖下來，一位瘦老頭探出腦袋問我，你知道拉娜·特納是在一個冰淇淋店被發現的嗎？我當時不知道拉娜·特納是誰，以為他在跟我調情，沒搭理他。
他伸出手上的名片，說，讓你的經紀人下午來找我。我接過名片，看到他的名字叫迪諾·德·勞倫提斯，是當年歐美電影界非常顯赫的人物，也是電影《龍年》的總製片人。在為《龍年》試鏡的半年裡，我從未見過他，卻因為某副導演的失誤在停車場裡巧遇，我就這樣輕易地成了電影《大班》的女主角美美。《大班》的導演請了一位臺詞老師，來教我講戲中美美的「白鴿英語」——夾雜廣東音的蹩腳英語，而他正是我不久前請來教我純正美音的老師。
不可思議的是好事成雙，我竟然在得到《大班》的同時得到了《龍威小子》的女主角，但是因為兩部影片是同時期拍攝，我必須放棄一部。好萊塢有個說法，「不是餓死，就是撐死」，意思是好久沒戲拍，突然有戲了，又幾部擠到一起。餓了好久，天上好不容易掉下來兩塊奶油蛋糕，你還得扔掉一塊，而且很難知道該扔哪一塊留哪一塊。我選擇了演《大班》裡的美美，原因很簡單，美美是中國人，電影將在中國拍攝。這個決定在日後證明是錯誤的，《大班》沒有成為我想象和期待的電影，也給我在國內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其實，《大班》只是我許多「錯誤」選擇中的一個，我還曾經要求大衛·林奇把我的人物從《雙峰》中殺死，放我去演一部叫《龜灘瀝血》的電影。《雙峰》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電視劇，它為電視劇敘事方式開闢了新的道路，是當今連續劇的鼻祖，而《龜灘瀝血》完成後是一部毫無靈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