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國留學前認識了w，他比我大八歲，也在辦理留學手續，分手前他抱住我深吻，我們說好到美國再見。從那一刻開始，我一直在等他，等他的吻。
那時我還沒有相機，時間沒有從綿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單位，夾到相簿裡。那些沒有被相機拍過的記憶——人臉、人聲、語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認識的，似曾相識的和夢裡的，欣喜若狂或絕望無底的——像時間河流裡的一塊塊石頭，被歲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長出一層毛茸茸的青苔，邊上沉澱了淤泥砂石。隔著漂動的水草和水波看它們，恍恍惚惚，陽光裡一個樣子，月光裡又是另一個樣子……
一九八一年從上海飛去紐約是一種探險——單程票，沒有人知道何時或者能否再回家。我會住在學校宿舍，還會有一張學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沒有問題。但是我一分錢也沒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從上海帶齊。我的半個箱子是月經用紙，那是捲成像棍子那麼硬的草紙，很佔地方。另外半個箱子是肥皂、擦臉油、牙膏、衣服，還有我喜愛的書、多年來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時候，哥哥交給我一隻鼓鼓的布袋子。開啟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綢子內襯上縫著精緻的標籤「第一西伯利亞皮貨商店」。字的邊上刺繡著一隻雄壯的老虎，它的腳下踩著一隻地球，身旁繡著英文「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說，這是貂皮大衣，紐約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這麼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後來我知道他在我辦理護照的大半年裡，接了不少畫連環畫的活，攢下來所有的錢都花在了這件大衣上。四十年過去了，它仍然神奇地鬆軟厚實閃亮，唯有襯裡在前幾年脫了線，我請裁縫重新縫了以後，它跟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一樣。
那天烈日炎炎，為了讓家裡陰涼一些，所有的窗簾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線裡，父親說，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覺不去送你了。我說，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機場流露告別的憂傷——我們是一家羞於表達感情的人。我的相簿裡有一張我站在飛機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揮舞，另一手拎了一隻塑膠編織的手提包。此刻望著照片，我清晰記得手提包是淡綠色的，但是那張笑臉背後的思緒萬千，我卻完全忘記了。
到達的那晚，母親在紐約肯尼迪機場接我。在我成長的年代，海外關係會帶來政治風險，所以長輩們從沒跟我提起過美國的親戚。那晚，我和母親去新澤西的親戚家過夜，才知道奶奶原來有一個住在美國的弟弟。
兩天後，母親把我送到離曼哈頓兩個小時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校園。我推開掛著我名字的寢室門，一位中國女同學已經在另一個床鋪整理衣服，她轉頭用香港英語跟我說了她的名字，我也說了連自己都還說不順口的英文名joan。這是上外一位老師為我起的，他是個長得很好看的中印混血兒，從聖約翰大學畢業，給他自己起名為tall-dark-handsome（高黑帥），倒是給我起了個嚴肅的名字。他說這是聖女貞德的名字，一個衝鋒陷陣的女孩，發音也跟「衝」相近，他說我看上去就是一個joan。
母親需要趕火車回華盛頓工作，臨走她憂心忡忡地塞給我兩百塊美金。我送她到汽車站，她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車，我看著公車遠去，心裡空蕩蕩的。走回寢室的路上我留心到沿街的楓樹葉紅了，在太陽下像一團團火焰，草坪上坐著三三兩兩的學生，聊天說笑。我迷茫地在他們身邊走過，感覺自己是隱形人、局外人。
報到註冊的那幾天，宿舍走廊裡你來我往的熱鬧總是到凌晨才消停，整棟樓終於陷入酣睡的時候我卻醒了。我還不懂「時差」的概念，只覺得到了地球的另一邊，連生活中最基本的東西都被顛覆了，一切必須從頭學起，包括怎樣在美國睡覺。我躲在被窩裡給w寫信，我渴望他。
排隊選課的時候，我看見身後站著一個滿臉胡茬的人，在一群嘰嘰喳喳的孩子中間，顯得很老。忘了我們是怎麼聊起來的，都說了什麼，但我仍能看見他那雙深不見底的藍眼睛，透出憤世嫉俗的天性。我怎麼會坐上了他飛馳的摩托車？也忘了。只記得我被風吹得緊閉著眼睛，身子跟著車來回晃動，拐了一個又一個彎，不知道會開多久，會去哪裡。
我感到風突然停了，陽光晃進我剛睜開的眼睛，面前恍惚一片繽紛的山巒，猶如夢醒。定睛望去，延綿不斷的楓葉像波浪一樣閃爍著，從腳下一直延伸到無限。微風吹過，樹葉柔和的嘩嘩聲就在山巒迴盪起伏，像音樂飄過。我們無言地站著，許久。他帶我走去山間一個瀑布，它順著筆直的崖壁衝到下面巨大的卵石上，再流進一個清澈見底的天然池子。我們在瀑布邊坐下，他說，這座富饒的山原來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們祖祖輩輩就在這裡洗澡，十七世紀被到這裡的荷蘭人殺盡了。我問他山的名字，他說了一個很難記的單詞，眼睛看著遠處。我本想請他再說一遍，但是他的神情已經去了另外一個時空。
我們在山頂看日落，萬物被一層古銅色的光輝籠罩。一隻巨大的紅尾鷹在我們前方穩健翱翔，像電影裡流暢的慢鏡頭，它矯健地飛向天空，又兇猛地撲往山谷，唯有自然才能如此完美。他坐在一塊岩石上，變得非常安寧和滿足，自言自語說，今晚這裡能看到整個銀河系。過了一會兒，他好像突然想起我，轉頭說，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他在宿舍附近放我下車，說，你好好照顧自己。眼睛裡流露出莫名的憂患。暮色裡，他的摩托車消失在拐角處。
晚上，香港女孩跟我借漢英詞典，那好像是幾天來她第一次跟我說話。我把詞典遞給她時，她說，一天都沒見你，你去了哪裡？我告訴她去山上的事以後，她驚訝地喊出來，你瘋了啊，他可以是個強姦犯、殺人犯、碎屍犯，美國常有這種變態的人你不知道啊。
我想起摩托車急轉彎的時候，我曾經閃過恐懼的念頭，但是已經太晚了，我把頭緊緊貼在他的身後，不見閻王不掉淚地跟他到了山上。記憶裡我們從未互相講述自己，但一眼就已感應到對方的孤獨。我們目光相觸的時候，我彷彿在懸崖望到深淵裡的自己。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多年後我在機場酒廊的一本旅行雜誌上，偶然看到了那座山，它叫shawangunk，那個難記的名字像一首被遺忘的歌在我耳邊縈繞，時光隨歌聲倒流到那一天。孤獨者你是誰？我幻想他也許是越南戰場回來計程車兵，或是被時代淘汰了的嬉皮士，有一日曾想去完成學業，迴歸「正常」，但最終還是繼續做了自己。
學校每年上演一個話劇，我第一年演的是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戲劇老師邀請我參加，可是我下課後要聽當天課程的錄音，重新做筆記，還要在圖書館工作，實在沒空排練。老師說那就演芥末仙女，不需要每次排練都來。排練開始後，演驢頭的同學整天胡攪蠻纏黏著我，令我不知所措。我看見有些演員在排練廳親熱，不知自己不讓他碰是不是違反了當地習俗，時刻處於困惑和緊張的狀態，後來每次遇見他就渾身起像風疹那樣的紅塊。
我去學校的醫務室求診，那裡的醫生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士。他看了我胳膊上的紅疹，問我是否接觸或者吃了奇怪的、陌生的東西。我說，很多東西都很奇怪陌生，我剛從中國到這裡。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後說，你到簾子後面去把衣服脫了，我得檢查一下身體其他部位。
我為難地問他要脫掉哪些，他說得全脫了。我頭腦嗡嗡一片空白，恍惚看到他掀開簾子，領了另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男人進來，一起看我，我開始發抖……
很久以後，我在電視上看到某名校的運動隊醫生，長期對女運動員性侵，幾十年後終於落入法網。我明白了那天在學校醫務室發生的事，是性侵。文化衝擊帶來最嚴重的腦震盪，是你失去了固有的道德和行為的準則，不知道何為那個文化的「正常」。
四十年過去了，我開啟封存多年的紙箱，尋找當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張當地的報紙，標題是《從女游擊隊員到芥末仙女，這是陳沖》。「在週三即將開幕的、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分校的《仲夏夜之夢》裡，如果你仔細看的話，會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發現一位電影明星。她的名字在這裡不是家喻戶曉的，至少現在還不是，但如果二十歲的陳沖如她所願，會讓你記住這個名字，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在採訪裡，我無比自信地介紹了中國電影的發展。我對這個採訪毫無印象，也完全忘記了在二十歲的時候我曾說過有當導演的夢想。那個不可磨滅的恥辱像日全食那樣遮擋了那段記憶的亮光。寫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別人提到這件事。醫務室的白簾子、日光燈、鋪了白紙的藍床、赤身裸體的我和兩個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發時它們似乎只是在我知覺的邊緣，模糊、扭曲。此刻從潛意識裡重新浮現出來，一切變得刺眼的清晰。
w每週給我寫信，每一頁紙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畫了圓明園的素描，在背後寫了他想帶我去那裡，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從夏威夷寄來的信，說他到了美國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現在我的宿舍，我驚喜到叫出聲來。那是冬天，我們戴著圍巾帽子手套在校園裡散步，走到一個高坡後面，那裡有兩個孤零零的鞦韆。他坐上去，我騎在他的腿上，把我們凍得發紫的嘴唇貼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擠在一個男同學的寢室裡過夜。第二天我半夢半醒中感覺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窩裡撫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們看著對方的眼睛，沒有說話，只是飢渴地呼吸對方的氣息……然後他就走了，去中部一個城市學習。
感恩節和聖誕節長假，我穿著哥哥給我的貂皮大衣，坐兩小時長途汽車到曼哈頓去。總是有許多好奇的眼睛盯著我，他們沒有見過二十歲的學生穿這樣雍容華貴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車上。
我每次到曼哈頓，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頓東73街有一棟五層樓的公寓房，我至今記得門牌號是107，在公園大道和列剋星敦大道之間，郵編號是10021，那是全美國最昂貴的地區。朋友是一位老醫生，雖然學的是西醫，開的卻是中醫診所。據說他最擅長的是治療性無能，病人從世界各地飛過來看他。診所在一層樓，醫生的私人秘書住在二層，他自己住在三層，四層和五層平時空著。我和母親到曼哈頓，也住在二層。那裡的傢俱都有些辦公室的味道，還堆著各種醫療裝置，不像個過日子的樣子。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為了稅務局來查的時候，可以把整棟樓的一切費用都作為工作開銷。
一天，l到醫生家裡來看我，他是我原來上外的同學，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法律，我們聊了一會兒他突然說，你戀愛啦？還是失戀啦？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是那麼的透明，我正著了魔地思念著w。可我跟他一共也沒見過幾面，互相也沒有過任何許諾。我不響，l也沒有再問，他說，我帶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親就遺棄了他母親，去香港發了財。他雖然討厭父親，但不得不穿上父親送給他的開司米大衣。我們倆就這樣穿著名貴的大衣，優雅地走在紐約第五大道上——倒不是愛虛榮，而是隻擁有這兩件可以抵禦寒冷的衣服。我們從繁華的第五大道，拐進一個小巷子裡。l有兩個朋友，是一家西餐廳的中國廚師。廚房後門在巷子深處，l的廚師朋友端出兩張紅色的塑膠凳子給我們坐，然後又進去拿來兩盤剛出爐的奶油焗龍蝦。幾年後坐進餐館裡點奶油焗龍蝦，卻再也沒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風裡，用手抓著吃那麼香了。
吃完龍蝦，我們坐地鐵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個電影院，那裡專放剛剛下檔的電影，兩塊美金看兩部。記得我們看了《印第安納·瓊斯》和《焚身》。《印第安納·瓊斯》是一部天馬行空、節奏緊湊的歷險片，我沒有美國人讀類似卡通的成長經歷，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沒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慾與犯罪手牽著手陷入深淵的墮落，對我意味著叛逆和覺醒。第二天我去紐約圖書館尋找關於它的評論，讀到那是以上世紀四十年代「黑色電影」的傳統拍攝的型別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電影」鼎盛期的懸疑片，沉溺在亨弗萊·鮑嘉硬漢子憂鬱的眼睛裡。通過那些電影，我又迷戀上影片原創作家雷蒙德·錢德勒的文字。他的一個理念，至今都在影響著我的創作。他認為場景和人物勝過情節，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好的情節就是能創造出好的場景及人物的情節。理想的懸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結局仍然覺得值得和滿足的電影。
偶爾我會想，我怎麼至今沒有拍一部曾經讓我如此迷戀的「黑色電影」。也許那是一個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徵，像一朵飄走的雲彩一樣不可能再回來。看到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車站的聚會》，影片的敘事風格和氣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電影」情結，讓我偏愛。
在新帕爾茨的第二個學期，我接到來自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周教授的電話。他邀請我參加北嶺即將舉行的中國電影節，為觀眾介紹《小花》和《海外赤子》的拍攝經驗。電影節期間，周教授為我聯絡到一份獎學金，暑假後我將到北嶺讀影視製作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