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會議結束時，有一位戴著紅燈胸卡的先生向我走來，他自我介紹是dr.e.costa。我一震驚，dr.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藥理學家！他說我是他遇見的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家，對我做的報告十分欣賞，問我願不願意到華盛頓他的實驗室工作。我曾讀過他的論文，並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有數個工作圍繞著一個主題逐步深入，而是鋪得很開，相互之間仍有呼應，顯出作者的興趣和知識面之廣泛。
回到紐約後，我找p聊了這件事。p說他已經接到costa的電話，如果我選擇去costa的實驗室，他會大度支援的。p按中國方面訂立的規矩，為我寫了鑑定，把我誇上了天，臨行前還請我去了華爾道夫酒店吃飯。接著，我到中國代表團去彙報此事，並告訴他們今後nimh會發工資給我。本來以為作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資，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費，沒想到代表團立刻答應了，他們說眼下資金很緊，停發了我的費用後可以多派一名留學生來美國學習。
costa的臨床前藥理實驗室，是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義大利人，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他的實驗室按研究主題分為三個部分，有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在那裡進修，他對科學不可抑制的熱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視人才培養，實驗室下面各小組的工作定期向他彙報，他當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設想或指示。每星期開一次全體研究人員的讀書報告會，由一個人先作讀書彙報，然後大家提問題、提意見，最後由costa總結，我受益匪淺。
聖·伊麗莎白精神病院——costa實驗室的所在地，成立於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瘋人院」。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這裡曾是軍隊的醫院和墓地。十九世紀末，史密森學會在世界各地考察帶回來的動物，也養在這裡。在最高峰時期，醫院裡有八千多個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傳出這裡有虐待病人之嫌，醫院開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劃歸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親的時候，刺殺里根總統的約翰·辛克利（johnw.hinckley）就關在院內。如今，這棟有兩百多年曆史的建築，已脫胎換骨成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總部。
閉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見那條白色的走廊，很長很長，盡頭有一扇鐵柵欄門，裡面是幾間空的病房，其中一間就是母親那兩年的「家」——一張小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還有一個壁櫥和小冰箱。那個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裡。走廊上偶爾會有穿著束縛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護士領著走過，夜裡偶爾會傳來病人野獸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親卻從未顯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學習中。
一天我向costa彙報實驗結果後，他說，下一次讀書報告由你重點發言，我聽了頓時開心得說不上話來，然後故作鎮靜地回答，好啊。他給了我一篇綜述，我根據綜述查閱了四五篇文獻，寫了一個發言提綱交給costa審閱。他看得十分認真，還幫我一起假設了幾條聽眾提問和討論。這時我才看到他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導師！我見過不少頗有學問的導師，但對學生的成長不夠關心，主要是利用學生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為自己的業務成就添磚加瓦。有的導師對學生倒是不錯，但缺乏真才實學來引導學生在業務上的成長。像costa這樣兩者兼有之的，確實不多，讓我想起我父親生前也是這樣一位導師。
讀書報告會上我居然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會前我最擔心的是，聽眾缺乏反應，結果那天的聽眾非常熱情，提了很多問題，還給予了好評。通過這次報告會，我和實驗室其他進修生交了朋友，週末常被邀請去他們擁擠的住處共進晚餐。我回國帶研究生的時候，總是以costa為榜樣，也推薦了不少學生去costa的實驗室進修。
我跟著母親遊走於這所佔地三百四十六英畝的醫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腳步。寒風凜冽，灰色的天空落著小雪，凋零的枯樹嘶嘶作響，一片墓碑寂靜而悽美。這裡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沒有一個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親用一條米色的羊毛圍巾裹住頭，默默站立在風中，也許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親人，她的父親也是冤魂，還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聖誕長假前的那晚，母親請了costa和實驗室的同事，在鐵柵欄門內的走廊上開了個晚會。我們吃比薩，喝飲料，聽大衛·鮑伊風靡一時的《中國女孩》，跳舞。一位同事從家裡帶來一隻迪斯科舞燈掛了起來。在五顏六色的炫光裡，我驚訝地看到母親的身體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來。誰能想到，聖·伊麗莎白精神病院——這常人只敢用竊竊私語道出的地方，這被無數不幸的命運像枯藤般纏繞的地方——竟然有過如此美妙的一個夜晚。
第二天，母親帶我到馬里蘭州，在一位姓高的醫生家裡住了幾天。高醫生和他太太在一個研討會上聽了母親作的科研報告，認識了她。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高醫生一家與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告訴我，美國人不瞭解中國，免不了有各種偏見。母親高雅得體的儀態和淵博的學識，在所到之處都為人樹立了新中國的華人形象，讓當地人尊重，也讓華僑們驕傲。
母親在少年時代，常看到外公請同事和學生回家，討論最新的藥理學文獻，暢談科研發展的趨勢，總是到深夜才散。我在紀念外公誕辰一百週年的活動上，也聽到不少他的學生感慨跟外公在平江路共度的時光，以及從中得到的意義、靈感和快樂。
「文革」結束後政府落實政策，搶房子住進我們家的人，逐步搬走。這棟常年失修的房子，像個病床上的落魄貴族，到處無序地接了管子、電線。哥哥在客廳壁爐架下方畫了一根粗大的熱狗，在壁爐架上面掛了一張皺巴巴的世界地圖，四周牆上貼滿了他正在學的英文單詞。桌椅傢俱舊得掉了漆，也不成套，倒是跟那個時空吻合，給人一種不經意的協調感。
母親回國後繼承了外公的傳統，常在這間房裡與她的研究生和各國同行一起，吃飯、喝茶、聊科學動向。這讓好客的姥姥非常開心，每天教家裡的保姆蓮芬講英文，幫著一起招待客人。我記得costa一家人來過，日本東京理科大學的kubota教授和夫人來過，美國國務院的醫學顧問alfredhenderson醫生也來過幾次。
母親的博士研究生饒毅在悼念文章裡寫道：
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跟隨張老師做研究生的兩年，是我一生學業最開心的兩年。那時張老師從國外帶回先進的科學，研究「神經多肽的分子藥理學」，集中於內源性阿片肽，新領域、新課題，受益匪淺……我們每週在平江路張老師家裡，討論科學文獻、科學進展，姥姥有時專門要保姆做肥肉給我們吃。
張老師還具體幫我申請出國留學，不僅自己寫推薦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提到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馮德培先生後，她馬上請馮先生為我寫了推薦信。斯坦福大學藥理系主任avramgoldstein，也由於張老師的引薦，為我給多個學校寫了推薦信。
張老師直接和間接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孫鳳豔教授也經母親推薦，先後在東京理科大學和美國喬治城大學深造。孫教授在悼念母親的文章裡寫道：
在美學習期間，國際著名的藥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costa教授，在向其他人介紹我時總是說，孫教授是張安中教授的學生。我與國外同行的交流中，一次次感受到，張老師的學術水平受到國際同行的尊重……
母親的遺物中有幾封henderson醫生給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國總統里根去世後寫的，信中回憶了一件鮮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henderson以國務院醫學顧問的身份，跟隨里根總統的「空軍一號」飛機，為上海醫學院帶來稀缺的實驗試劑。他說，里根總統見我一路捧著一個金屬冰凍盒，開玩笑說，你還怕我不為你提供伙食啊？
據不少同行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實驗室的條件還很差。不僅儀器跟不上，也沒有他們做實驗需要的阿片樣物質的標準品，及其他幾種具有阿片樣作用的化學試劑。母親當年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往來，為國內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去函美國國立毒品研究所（簡稱nida），解釋了我們的情況，希望得到他們的贈品。不久得到nida回信：我們願意支援你，但是這些試劑屬於毒品，是海關的一級禁運品。如果你能解決海關問題，我們可以將試劑寄給你。
母親在報上讀到里根總統即將訪華，並會在上海停留，就想到總統的飛機是海關免檢的，可以請他把試劑帶過來。母親毫不精通人際關係，也不懂辦事，是個純粹的科學家。但是她富有想象力的思維，她天真、誠實和執著的性格，贏得了多方支援，居然讓這樣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成為了現實。nida經里根總統同意，用直升飛機到北卡羅來納州的毒品倉庫取來試劑，直接跟隨「空軍一號」到了上海。
就這樣，上海醫學院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試劑。後來實驗室中各屆研究生都用過這些試劑，並撰寫出不少有價值的論文發表在國內外雜誌上。他們大概不知道這些試劑是美國總統帶來的吧。
henderson的信中還提到，母親接到試劑後請他到家裡吃飯。那天上海市政府有盛大的招待晚宴，但是他覺得，在一位中國科學家的家中吃便飯，是更難得的機會。那次以後，henderson成了我們全家的朋友，《末代皇帝》在華盛頓的首映式，我也邀請了他。有一次他訪問上海，我和母親都不在國內，他獨自去探望了姥姥。信中他寫了對姥姥的敬佩。寒冬臘月，老人家在陰冷的屋子裡瑟瑟發抖，把雙腳放在一隻銅炭爐上取暖，但是她仍然幽默機智，談笑風生。他跟母親說，你長得像她，應該慶幸基因有可能讓你成為這樣的老人。
又夢見母親——前些天也做過類似的夢：我揹著她在街上行走，她的身體完全是軟的，不停地從我的肩背滑下來。眼看她的頭要摔到地上，我拼命護住她，但她的頭還是砸到地。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鏡子裡，一雙昨晚吃過安眠藥的眼睛望著我。自然睡眠和化學睡眠的差別，就像是真愛和一夜情的差別，眼睛和身體都沒有被糊弄，它們知道的。
哥哥和我都遺傳了母親的失眠。「睡得好嗎？」在我家從不是一般的問候，而是會引起早餐桌上的嚴肅討論：昨晚服的哪種安眠藥，醒了幾次，做了什麼夢；哪種藥入睡最快，哪種睡得最長；母親會告訴我們，哪種藥是作用於哪些受體，最新的科學文獻上是怎麼說的。有時，我吃了藥仍然徹夜不眠，母親會說，那只有禱告，你一定要記得禱告。
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親應邀去美國與杜邦公司合作，研究腦中的lsd受體，用以治療精神分裂症。當時美國的幾大藥廠，都在激烈競爭研發這個藥，她對那項科研寄託了很大的希望。我似乎記得她總是離成功的結果很近，然而提取物總是在一次次提純的過程中消失。
有一天，母親突然帶著她所有的行李出現在我洛杉磯的家裡。她看上去蒼白無力，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甲都脫落了。我很震驚，但不敢問她。馬里蘭州的高醫生告訴我，母親患了嚴重憂鬱症，也許是工作壓力太大，生活太孤獨。
大概在她八十歲上下的時候，我們不知為何聊起，那個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藥始終沒有人做成。母親說，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吧。我感到詫異，從小時候「雞怎麼到了雞蛋裡」的問題開始，她一直在給我灌輸科學的思維方式與邏輯。難道她現在認為，雞在蛋裡是上帝的旨意？她接著說，科學雖然是掌握知識最好的工具和途徑，但它只能發現自然的規律，不能改變自然的規律。
不久後有一天，母親跟我說，我知道我的腦子要比我的心臟先走了，過去姥姥也是這樣的，科學對這個問題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禱告。那以後，她的記憶不斷地衰退，思緒不斷地回到造物主的身上。
為了理解母親的失憶，我買了一本腦神經科學家埃裡克·坎德爾（erickandel）寫的《錯亂的頭腦》。kandel因研究「學習與記憶儲存」，在二〇〇〇年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見我在讀書，母親問，你在看什麼書？我說，一本科普，通過有病的頭腦去理解「正常的」頭腦。這曾經是她著迷的話題，但她已經無法在真正意義上閱讀，因為她失去了儲存新資訊的能力。她拿過書看裡面的插圖。我說，書中的科學家企圖用生物學和影像學，用「意識的神經關聯」的實驗，來定義意識是什麼，從哪裡來。她說，光用生物學和影像學來解釋意識，怕是不可能的。這實驗沒有接觸到意識的根本，無法證實人的體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是如何產生的。而且人只有用自己的意識去解釋意識，怎麼可能徹底理解？那個時刻，清醒像一道閃電劃過了母親頭腦的夜空。兩分鐘後，她完全忘記了這場對話，令我懷疑它是否真的發生過。
癌症發展到後期，醫生給母親用了大量止痛藥品——包括她研究了幾十年的嗎啡，使她經常處在半睡眠狀態。有時她清醒過來，斷斷續續嘟噥著腦內pcp受體的什麼什麼，mnda受體的什麼什麼——彷彿她在夢中頓悟到了精髓。
整理遺物時我看到母親的簡歷，從字跡來看，寫時她已經很老了，早就不需要簡歷了。她翻來覆去打了好幾頁草稿，彷彿不能相信，那些曾經澎湃的雄心居然縮成了這樣乾瘦的幾行字。有一頁草稿上，「杜邦公司」下面有五個潦草的鉛筆字：最大的失敗。那後面還寫了半行字被畫掉了，不知她覺得解釋不清，還是解釋沒有任何意義。
我問哥哥是否知道在杜邦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回，媽媽那次是拼了命的，好像她為了操作更精確，有時在提純過程中不戴手套接觸同位素。後來她發現，部門上司在申請這筆科研資金的時候，其中某環節的資料不符合事實。
原來母親燃燒了近兩年的激情與生命，企圖證實一個不存在的前提，企圖到達一座海市蜃樓。
我想起作家斯坦貝克的一句話：世上每個人，都有一個他冥冥中知道無法實現的夢想，但他會用畢生去希望和等待它的到來。人類因此而悲哀，也因此而偉大和輝煌。
也許母親沒有實現她的夢想，也許對真理的追求就是她的夢想。科學本來沒有終極，每解決一個問題，只會揭開另一個問題神秘的面紗；每到達一個山峰，只會發現前方還有另一個山峰。這是人類永恆的命運，宇宙永遠比我們對它的理解更為豐富。跟任何真正的科學家一樣，母親畢生都在朝著永遠無法實現的目標奮鬥。也跟任何真正的科學家一樣，她深切體會到人類無法理解的東西確實存在，因而敬畏自然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