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哥哥，你記得些什麼小時候媽媽的事情？

他說，家裡第一次裝日光燈的時候，房間裡突然變得老亮。那天媽媽開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燈管下面唱歌，唱「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問，還有呢？你還記得什麼？

他說，媽媽跟爸爸發脾氣。

我問，她為什麼發脾氣？

他說，他們兩個人用一張寫字檯，有時候我們也用，檯面總是堆得很滿。她發脾氣，大概都是因為她備課寫好的一沓紙被弄亂了，或者少了一頁。媽媽做所有的事都特別用功，其實她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時我們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屋裡，夜晚我只要看到母親坐在書桌前的身影，就彷彿感到世上一切平安無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約十年前，忘了在什麼情形下，母親跟我說，你為兩個孩子作出太大的犧牲，耽誤了你的事業。她的話令我震驚。我總是覺得，是丈夫和孩子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犧牲。難道母親認為，命運賦予了我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遇和成就，而我卻沒有孤注一擲地去實現自己的潛力和理想？

母親的命沒我的那麼好。她的一位老同學跟我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安中懷著你，你外公有兩個雞蛋的補助，××就不許他把雞蛋留給你媽媽，他說這是給一級教授的補助。安中在藥理教研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後。我真的很恨××，我們都知道整死張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從來沒有機會做科研，她對科學的激情、才華和學識大多都被時代和環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親對知識的追求從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記得，在炎熱的夏天，她和我赤著腳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後躺在潮溼的地板上聽廣播英語課，跟著大聲朗讀。當時的教材，經常是直接把小學語文課內容翻譯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剝削農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語裡的聲調拉長了，聽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幾天後，房子裡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結束後，歐美醫學代表團開始訪華，當時外語人才奇缺，母親常被叫去當翻譯。每次活動前，母親總是跟姥姥一起準備和排練可能聊到的內容。有一次，她們排練見面和告別禮儀，姥姥扮演外賓，跟母親說，「wehavehadawonderfultime.thankyou！」母親回答說，「it'smypleasure！」姥姥說，你也可以說「oh，thepleasureisallmine.」這樣聽上去更優雅，也更熱情好客一些。我也這樣在一旁學到不少課本里沒有的英語。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後，走出了振興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第三步棋：結束幾十年來的閉關鎖國，向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母親參加了那年的出國留學考試。醫學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親有很多筆記本散在家裡各處，大多寫著人名、電話號碼、幾時上鋼琴課、修理工幾時來等。她走後我仔細翻看，才發現她也記錄了往事。為什麼寫過往的歲月？想給誰看？或許她只是不想遺忘。筆記本沒頭沒尾沒有年月日，也許那些越來越潦草凌亂的字跡，越來越碎的記憶，是她在邁近生命的尾聲。關於一九七八年出國留學考試，她寫了：「上海醫學院派出一批三十歲以下的大學生和業務幹部，參加上海市舉辦的出國考試，但是這些年輕人由於十年‘文革’的耽誤，業務學習受到很大影響，未能通過。學院只好讓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應試，我也參加了，首先是筆試及英語口試，通過後便到中科院藥物研究所去專業面試。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裡面坐著幾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親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問題，正好是父親生前很感興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報告建議大家聯合起來共同研究的課題。這些內容有一定的難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試順利通過了，當我起立告別時，主考官送我到門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紅了，這時我努力忍住的眼淚也剎不住車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著跑回家的……」

這位「主考官」是誰？他是否從母親的眼睛裡，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經的才華和炙熱？他給母親出的考題是什麼？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外公張昌紹就發現了嗎啡的中樞神經鎮痛部位，包括第三腦室周圍和導水管中央灰質腦區。他認為嗎啡在腦內作用的高度選擇性，很可能是針對某種高度選擇性、專一性的細胞組織的作用，並預測那將是藥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於科技條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測和想象。十年以後，西方科學家們發現了內源性嗎啡樣受體，那正是外公當年假設的那種細胞組織。

母親閱讀了美國神經藥理學家所羅門·斯奈德（solomonsnyder）關於受體的文獻後，激動不已：「爸爸，你對嗎啡作用於專一的受體而發揮作用的設想，終於被證實了！如果你還活著，現在應該是你一生中最興奮和幸福的時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圖的時刻。你曾躍躍欲試，迫不及待為此項研究做的一切：跨學科之間的合作，科研條件的準備，自己身體條件的準備，都在這場運動中化為烏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當時母親正在上醫針刺麻醉研究組，鑽研針灸原理。她以敏銳的洞察力，提出了針刺穴位的鎮痛，可能是因為刺激了腦內某些區域釋放嗎啡樣的物質，與中央灰質腦區釋放內阿片肽有關的設想。經過艱苦的實驗，這一科學假想得以證實。母親用受體研究，回答了中國古老的針灸療效的部分原理。

記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釋，阿片受體好比腦中的一把鎖，而生命的進化絕不會允許「沒有鑰匙的鎖」那樣奢侈的浪費。「鎖」的存在意味著一定有相應的「鑰匙」存在。現在科學家證實，腦內果然產生了與罌粟驚人相似的化學物質，作用於阿片受體——就像鑰匙作用於鎖。這個被稱為內啡肽——「內在的嗎啡」的物質，決定了一個人對痛覺、快感、慾望與情緒的體驗。

那天的對話之所以難忘，是因為母親接著給我舉的例子。她說，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許只是基因賦予了他異常富足的內啡肽——天然止疼藥；而有些經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許並不一定都像《紅巖》裡的甫志高，也許就是缺乏了同樣的天然化學物質。內啡肽的研究幾乎超越了科學範疇，進入了哲學範疇。

不難推斷，母親在中科院的留學考試題目，是關於阿片受體與內啡肽的研究——這是她和外公兩代人共同嚮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麗的手跡，寫下了六頁生平重要年鑑，她傳奇性的生命中卻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動亂，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張昌紹得以平反。」這兩行字背後有多少訴不盡的血淚和滄桑，也許只有過來人才能體會。

我彷彿能看到母親掩面跑出面試廳，沿著外公生前走過無數次的路線，從太原路拐角的書報亭，穿過肇嘉浜路，沿楓林橋路跑進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親人、年華、機會——都化成了淚水，沖洗著她心靈的傷口。母親終於有希望去繼承她父親未酬的壯志。

考取留學資格以後，母親必須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挑選一個國家。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全家人討論起英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之間哪個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討論外面的天地。

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訪問了英國，為那裡科技、工商業的發達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驚。當時中國十分貧窮，腳踏車還屬於奢侈品，而英國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車、私家房。他說，我看英國三大差別基本消滅，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父親說，你還是去英國吧，中美沒有正式建交，萬一發生什麼意外怎麼辦？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親的說法。我聽小學老師說過，美國的富人把牛奶倒進河裡，而窮人的孩子沒奶喝，那一定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國家。但是母親說，美國在神經藥理科研領域全球領先，要學就要去最頂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snyder教授——發現腦內阿片受體的科學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體研究，獲得了「albertlasker基礎醫學研究獎」，也是生物醫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研究人員之一。母親寫信申請去他的實驗室學習，一個月後收到回信說，他的實驗人員配置已滿，但是可以推薦她去他學生gavrilpasternak在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進修。

落實了導師以後，我憑單位證明和發給我的人民幣，到外灘的中國銀行去購買了五十美元，以備在抵美后領到第一次工資前所用。出國前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政治學習和練習英語口語。黃家駟教授來宿舍看我，囑咐說：「這些年搞運動，我們在科研上落後了，你謙虛謹慎，努力學好回國來建設現代化的藥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表現得好，對以後出國留學的人是個鼓舞和榜樣。一個人在外一定要照顧好自己，這話本應你爸爸對你說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說了。他靈魂在天一定很為你驕傲的。」我聽了淚流滿面，非常非常想念父親……

……出發去美國了，那時我們和美國沒有直通的航線，必須從巴基斯坦走，再經停法國巴黎，輾轉前往美國紐約。飛到巴黎後在機場要停留三個小時，這時憑機票可以在機場餐廳用餐，我沒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間，去了機場洗手間，看到必須在門上投入一法郎硬幣，門才會開啟。我口袋裡僅有一張五十美元的鈔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廳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時，一個隊伍五位中國男士，穿著清一色黑色西裝，行李箱上綁著一樣的彩條箱帶，在我對面坐下來。其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報告隊長，我要去小便，然後就從那個隊長那裡拿到一枚硬幣，往洗手間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說，報告隊長，我也要。隊長懷疑地問我，你是誰？我趕緊把護照、組織介紹信、美方邀請函等證件給他過目，然後從他那裡拿到一枚硬幣，才算解決了困境。

她的筆記本上沒有寫任何離愁別緒，只有這樣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機。也許那是冰山一角，讓她預感到更為巨大的未知和衝擊。

那時去美國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親出發那天，我在哪裡拍戲？記憶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見家裡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櫥櫃和抽屜。母親彷彿嫦娥奔月，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讓我無比傷感和惆悵。她在那裡怎麼生活？什麼時候回來？我還能再見到她嗎？

中美之間的信件，不僅要中轉其他國家，還要經過嚴格審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了，杳無音信。第四個禮拜，她的信終於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親暫時吃住在紐約中國代表團（領事館前身），從視窗能看見哈德遜河——記得她在信裡說那是「紐約的黃浦江」。她每天坐公車和地鐵，穿過時代廣場和中央公園，去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上班。

不久，母親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棟公寓，與一位臺灣留學生合租。她的信上說，那位同屋訂了一份臺灣的《中央日報》，她有時會借來看看。這個訊息令我心驚肉跳，那個年代，在大陸偷聽臺灣電臺是要坐牢的，母親居然閱讀臺灣報紙，後果簡直不堪設想。後來她告訴我，那封信寄出後不久，她就開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報》。

眼下我在紐約拍攝電視劇，去參觀現代藝術博物館時，偶然走過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親就住在路口這棟紅磚樓裡。我有一張她在這裡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紅色的羊毛開衫，逆著陽光坐在小書桌前，桌上的書本堆得老高老高。

當年的中國公派留學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費，母親付完房租，剩下的錢就很緊了。美國最便宜的蛋白質是雞蛋和雞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樣的東西。出國留學前她從來沒有做過飯，對食物的理解只限於營養成分和化學結構。到美國後，她迫不得已學會了用不同的方式燒雞腿。

我在這棟再普通不過的公寓前停下腳步，久久凝視，令一個路人轉頭看我。母親曾在哪一扇窗戶內生活、學習、想家、煮雞腿？

從這裡，她步行就能到達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實驗室。我想象四十六歲的母親捧著書本、文獻、午飯盒走在這條街上。她遠離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懷著對知識的憧憬，開始了一個女學生單純儉樸的生活。每發現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當年在日光燈下一樣，感到突如其來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歡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極其優秀和慷慨的導師，實驗室裡經常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學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後、住院醫師和客座教授，氣氛非常活躍。週末，他和夫人常請母親去餐館吃飯，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帶她見識一下曼哈頓。二〇〇一年紐約世貿大樓被炸燬以後，她還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帶她去頂層的「世界之窗」吃過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母親學習美國人文習俗的老師。

p讓我代替他到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去講了兩次藥理課，一次是「痛覺藥理」，另一次是「多巴胺類藥物」，逼得我週末大開夜車，又用他的名義到攝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燈片。第一次上課時我很緊張，又看到教室裡有兩個學生邊聽課邊喝咖啡吃漢堡包。如果在國內，我一定會請他們出去，但在美國該怎麼做就吃不準了。事後問p，他說，這節課一點鐘開始，有的學生剛從上午聽課的教室出來，還沒來得及吃午飯，只能邊聽課邊吃，是很自然的。我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叫他們離開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親去新罕布什爾州，參加一個有關阿片受體和配基的會議，並報告m1受體的工作。在會場上，母親遇見了ermimiocosta教授——她的第二個導師與未來二十年的好友。

每個到會者的胸前，都戴一張印著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個小燈泡。如果有人要在會場上為自己的實驗室物色科研人員，就亮紅燈；如果想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藍燈；兩樣都不需要者，就把燈關掉。我到p實驗室才一年，按合同要兩年才滿期，因此沒有亮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