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跟母親一起，我們並排坐在病房裡，我在用手機匆匆忙忙給人回郵件，眼睛的餘光裡，我感覺母親在看著我，就跟她說，這是工作，我馬上就好了。她開始輕輕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撫我，唱起一首搖籃曲：「睡吧，小寶貝，你的黑媽媽在你身邊，夢中你會得到禮物，糖啊糕餅啊隨你挑選，等你睡了，我就帶上你去到天宮……」她拍我的手因風溼性關節炎變了形，卻仍然那麼溫柔，我眼睛溼潤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機跟她一起哼唱。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歲，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線裡母親的輪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溫度、氣息和輕柔的歌聲在迴旋……那令人迷幻的時刻，是我最早的對美的體驗。
另一個兒時的幸福記憶是母親為我挖耳朵。我們坐在大床上，母親俯在我的身邊，一隻手輕輕把我耳朵拉高，另一隻手用一把竹製的耳耙子全神貫注地掏。她的動作很輕，弄得我很癢，但是我無比享受那些時刻她給我的百分之一百的關注。
後來「文革」開始了，母親變得憂傷，走過我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我。見她這樣，我也會憂傷起來。偶爾母親在快樂些的時候，會為我和哥哥剪紙、疊紙工、做動畫。她會從本子上撕下一張紙，摺疊以後用剪刀剪，再開啟時就出現一長串牽著手的小人，接著她教我們為小人畫臉、上色；她會用紙疊出層出不窮的飛禽走獸、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們編成奇妙的童話故事；她還會讓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沓兩寸的方塊紙，她在每一張上畫上一個男孩和一隻皮球，然後拿起那沓紙，用拇指像洗牌那樣撥弄，一個孩子在拍皮球的動畫就奇蹟般地出現了。
一位母親過去的同學和同事告訴我，你媽媽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創造性思維。她一分配到教研組就把「傳出神經系統藥理」編成一部劇本，跟另外一位同學合作拍了一部動畫片。因為拍得好，所以後來在全中國使用。也許我長大後對用聲畫講故事的興趣，就是母親在我幼時心靈裡播下的種子。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趕回上海前，母親的主治醫生給我發來微信：「我們照顧張老師那麼長時間，對她都是有感情的。張老師喜歡音樂，隔壁床位沈老師出院前一天，她們一起唱歌，我們特地為她拍了錄影。張老師很不容易，生病至今，直到生命最後時刻都很堅強。我們表揚她，她還露出靦腆的微笑……
「前些天，我問她痛嗎，她搖搖頭，說不。問她難過嗎，她點點頭，我們除了推嗎啡，又給她用了鎮靜的藥讓她睡覺。後來她病情再次加重，您哥哥看了很難過，我們又給她加強了鎮靜和止痛，病人在那種情況下是沒有知覺了，所以最後時刻她不會有痛的感覺。最後的幾天，因為病情太重，我們用藥物維持了生命體徵，對陳院長來說，那些天也算讓他有個接受的過程。對張老師來說，走也是解脫，否則，後面還是痛苦……
「我不知道如何來安慰您。張老師最後自己拉空了宿便，加起來一公斤多，她是自己做好了準備的。我們幫她把嘴巴里的痰吸乾淨，身上皮膚破損的地方也都癒合了，人走的時候很乾淨。」
我向主治醫生道謝，也向她道歉，請她理解和原諒父親。
父親在華山醫院當過很多年的院長，也是一名業界威望極高的醫生，他一輩子都是看到問題就去解決，無法接受母親的病沒得救了。他每晚在家裡奮力查閱全世界最先進的治療方法，摘選後印出來，第二天一大沓一大沓地送給醫院的領導和醫師們，大聲教育他們去好好學習，救治母親。父親不善於表達悲傷，看到親人在死亡線上掙扎，他唯一能表達的情緒是向整個宇宙舉起憤怒的拳頭。
主治醫生回信說：「沒有任何需要原諒的，陳院長對張老師感情深厚，我們理解的。」
我從隔離酒店回到家時，父親跟往常一樣，坐在電腦前看文獻寫書。書桌另一端，母親的《藥理學和治療學手冊》（goodman&gilman）仍然開啟著，但她不會再日復一日坐在父親對面，反覆閱讀同一頁書，反覆把重點寫在筆記本上。
父親耳聾，沒有聽到我進門的聲音。我走到他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拍他的肩膀叫了一聲爸爸。他看到我，慢慢起身開啟櫥門，遞給我一張他放大了列印出來的照片。他和哥哥坐在已故的母親病床兩邊，照片底部寫著：「我和川兒跟阿中告別」。我感覺他是在無聲地譴責我的缺席。
接到病危通知時哥哥跟我說，媽媽等不到你隔離三週後出來了。那之後母親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堅持了一個禮拜，也許她在等我，這個想法讓我悲痛欲絕。
我能看見死神穿著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親的床邊，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邊，拉住她的手。此生第一個愛我的，也是我第一個愛的人在水深火熱中受難，我卻沒有在她身邊。人怎麼可能從這樣的遺憾中走出來？
父親指著母親的骨灰盒說，這個就留在我這裡，等我死了，一起撒到大海去。他的聲音沙啞疲憊，說完後轉回到電腦螢幕前，繼續寫作。我呆立了幾秒鐘，最後無力地離開了他。
母親住院期間，父親曾反覆跟我講起他和母親在上海醫學院相識時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習，他倆坐同一個桌角，低聲說話……母親去世後，他幾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我企圖跟他商量他往後的生活，他對我大聲咆哮。
記得狄金森寫過許多關於悲傷的詩歌，有一首是用了擬人化的比喻——悲傷，驚慌失措的老鼠；悲傷，鬼鬼祟祟的小偷；悲傷，自我放縱的狂歡者……其中最沉重的悲傷是個被割掉了舌頭的人。父親的悲哀是一座無聲的孤島，令我為他心痛，但是我與他都沒有能力跨越這道無形的深淵，去撫慰對方。
英文裡的bereavement——喪親之痛——是一個詞，也意味著一段無法繞過的時間，也許我寫母親的故事是為了度過它；也許悲傷是黑鏡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見更深遠的東西……
我望著一張母親嬰兒時的照片——其實並不是她的照片，是一張蘇式庭院的全景。當年照相是件隆重的事，每次看到家裡的老照片，我都會好奇，是什麼契機讓他們決定在那天拍一張？對焦、構圖，按快門的是誰？在我的想象中，這是一張全家福。我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三個各奔東西的女兒——回來探望她們的父母。畫面裡沒有三姥姥，是因為她在鏡頭的另一面。那個年代攝影是一門手藝，家族裡都知道三姥姥繼承了史家的藝術細胞，是一名優秀的畫家。
假山、樹木、花草叢中，我的曾外祖父母身著長衫，分別站在兩側，姥姥和大姥姥身著短袖花旗袍，各自懷抱嬰兒站在中間，大姥姥身前還站著她另外兩個三五歲的孩子，他們的身後是黑瓦白牆的矮房和長廊——母親出生的地方。
記得小的時候，家裡的戶口本上張安中出生於一九三四年。母親說，那是姥姥為她報戶口的時候填錯了，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我問她，姥姥怎麼會記錯她哪一年生的你？她說一九三四年，那肯定就是一九三四年啊。母親說，「矮好婆」（母親的外婆）講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矮好婆跟她最親，不會記錯的。
手機錄音裡，母親的聲音恍惚就在我的身旁……那天她坐在病房的小沙發上，用標準的溧陽話，給我模仿她的外公外婆：「公公」（母親的外公）總是罵矮好婆蠢麼蠢到哉，一點用都沒有，只好看看——她年輕時候是個美女——所以只好看看。矮好婆耐心聽完他的一長串抱怨，慢吞吞說一句，你一遭說的是你自個。公公氣煞。公公有位跟他交流文學藝術的常客，總是吃飯的鐘點過來，矮好婆就跟來客說，培基兄啊，今天我淘米數過了，只有四條米蟲，你放心吃好了。公公又氣得要命，說她蠢。矮好婆聽過後就唱《自從嫁了你》，公公氣死，拿她一點辦法都沒有。
自從嫁了你呀，幸福都送完。
沒有好的穿呀，好的吃。
沒有股票呀，沒有田地房產；
沒有金條，也沒有金剛鑽。
住的也不寬，用的也不全，
哪一件叫我過得慣？
這樣的家庭，簡直是殯儀館……
以前逢年過節，家裡總是有些對我來說關係不明確的親戚來訪，母親有時也帶我去看他們。她跟親戚們常聊到「辛寶阿姨」「祥慶村」「美華里」「大舅舅」「小爺叔」……幾十年聽下來非常耳熟，但並不清楚那些是什麼地方，什麼人。
隨著母親漸漸失憶，她眼前的事情變得越來越空白，童年往事卻越發歷歷在目，念念不忘。在病房裡，我常把手機存的老照片給她看，讓她講小時候的事。
一天，她說起「辛寶阿姨」家——一棟在大沽路上的弄堂房。現在回想我很詫異，她失憶到偶爾會忘記我的名字，卻記得兩歲時住過的房子和裡面的人。我問，辛寶阿姨是誰？母親說，是矮好婆的外甥女，她全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非常善良慷慨。他們把底樓的大房間給公公和矮好婆住，亭子間給我大舅舅和表哥住，我跟她家四個小孩住在樓上兩個小房間，小英、小芳是女孩，小良、小平是男孩，辛寶阿姨和她丈夫住在樓梯轉彎處一個小閣樓裡面。小英、小芳常在弄堂裡玩，我也想跟她們一道，但她們大我幾歲，看我連「造房子」也不會，有點看不起我。辛寶阿姨就正式告誡她們，阿中的爺孃都不在身邊，很可憐，你們要待她好點！
我問，你們怎麼會住在辛寶阿姨家？母親說，我們從蘇州逃難到上海，寄居在那裡。後來就搬進了「祥慶村」，那是上醫在康悌路（建國東路）上的宿舍。弄堂對面沿著薩坡賽路（淡水路）向北走就是法國公園（復興公園）的後門。公公每天早上帶我去公園散步，他把兩隻手握在背後，我也照樣把手握在背後。後來，我們一老一小一前一後變成法國公園的一道景色了。
我有一張母親在復興公園草坪上的照片，她看上去大概兩三歲，穿著一件格子連衣裙，一雙蕾絲邊的白襪和圓頭皮鞋，抬眼望著遠方的什麼東西，一臉嚴肅的問號。我在別的相片裡看見過她穿同樣的裙子，後來她長大了，裙子還穿到了妹妹身上。也許她跟我兒時一樣，只有兩套衣服替換穿，好一點的那件用來拍照。母親說，公公常跟她坐在公園的長凳上談生活，談人生。雖然她聽不懂，但是覺得倍受寵愛，因為在小輩裡他只跟她一個人這樣說話。
他對她表哥阿倫就不像對她那麼好。阿倫是一個天才，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連連跳級。他帶母親去街上走一圈，就能分毫不差記住每一棟樓有多少層、門前有幾棵樹，回家準確無誤地畫出來，半扇門窗都不多不少。母親看到總是驚歎不已，但公公對那些精緻的作品，非但不表揚，還要禁止他去「做這種沒有用的事」。阿倫在大學期間發了精神病，畢業後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車接走了，母親再也沒見過他。
母親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華橫溢的畫家，他冬天作畫、教書、辦畫展，一到夏天就發精神病。發病時，他會把母親放在腳踏車的龍頭上，在大街小巷瘋狂地轉圈。他還會抱著她到陽臺上去，問她，你想飛嗎？我把你往下面一扔你就飛起來了。她就緊緊地抱住舅舅的脖子不放。大舅舅跟自己的表妹青梅竹馬，非常相愛，但是表妹的媽媽（矮好婆的妹妹）把女兒嫁給了一個當官的。
一天夜裡，母親在床上朦朧聽到大舅舅在盥洗室唱歌，很好聽，歌聲伴隨她進入了夢鄉。半夜她被公公和矮好婆的尖叫聲吵醒，跑出門來看到紅色的水從澡缸裡溢位來，再從樓梯上淌下去，大舅舅躺在澡缸的血水裡，已經割腕死了。
那個毛骨悚然的夜晚，在母親的腦子裡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記得我哥哥少年時代多愁善感，愛寫詩歌，還有很高的藝術天分。母親不喜歡他寫詩，也不給他錢買繪畫材料。哥哥就把每週日去奶奶家的公車票錢省下來，去福州路買畫畫用的紙。他在長風公園跟少年划船隊訓練的時候，常溜去公園畫海報的辦公室，跟一個叫小潘的人要公家發的油畫顏料。小潘多給幾管綠色的，哥哥回家就畫綠調子的，多給幾管藍色的，他就畫藍調子的。
一次，母親看到他畫的女孩和寫的情詩，就要奪走沒收。他們扭打起來，畫和筆記本被搶過來搶過去，最後撕成了兩半。母親大聲罵哥哥萎靡不振，沉浸在不健康的思想裡。那時我還小，以為她發如此大的脾氣是因為哥哥早戀。
成年後我才知道，她當時的粗暴來自恐懼。我們母系家族中的男性，有精神分裂症的歷史。這個病遺傳性很強，一般在青春期步入成年的階段發作。母親是研究神經藥理的，從哥哥出生起她心裡就埋下了這個隱患。當她看到哥哥傳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藝術細胞時，便更加愁腸百結。哥哥寫得越好、畫得越好，她就越覺恐懼。跟公公一樣，母親也非理智地相信，如果能杜絕孩子身上天賜的才華，就能把天賜的詛咒也一同攔在門外。
有幸地，那個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錯過了哥哥。想想人的一生，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一個小小的基因突變，在人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就可以決定他的命運。
大舅舅去世後不久，公公病逝，矮好婆病倒，母親只好搬去當時已經收養了她妹妹的「小爺叔」家。這位叔叔叫張一凡（原名張昌宣），是上海《正言報》經濟版的主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後，他為了安全起見，在法租界巨潑來斯路（現安福路）的美華里，租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並把他父母從嘉定望仙橋接到上海。記得我母親和二姨管她們的奶奶叫「長好婆」，因為她個子很高。抗戰爆發後，小爺叔又把住曹家渡（非租界）的叔父一家人也接來同住。
美華里那一大家子二十來口人，簡直就是一個村莊。讓我在這裡梳理一下人物關係。
小爺叔的上面有三個哥哥：
大哥不接受父母的包辦婚姻，婚後從未與媳婦同居，獨自到嘉定婁塘鎮去經營一家布店。這位沒有文化又沒有父母的大兒媳沒有退路，只得留在張家伺候公婆。
二哥也逃脫了舊式婚姻，把妻子和三個兒子留給父母，移民去新加坡當了國學教授。二哥的大兒子由祖父母做主，過繼給了大兒媳，也算是給她一點安慰。我母親叫他「大阿哥」。大阿哥白天在大學唸書，晚上到《正言報》工作，常常帶小說回家，母親愛讀小說的習慣就是在那時養成的。後來，我和哥哥都不分輩分地也叫他「大阿哥」。他老了以後，母親時常去探望他，總是跟我們說，大阿哥最好了，一有空就騎腳踏車蕩我去矮好婆那裡。
三哥就是我的外公張昌韶。
小爺叔自己有一女兩兒，小兒子生下不久他也離婚。我母親到他家的時候，她妹妹加上六位表兄妹都由大兒媳一個人照料，都管她叫「媽媽」。所有孩子和公婆的衣服鞋子，全由「媽媽」一手縫製，每年還得上別的親戚家小住，去給他們縫製衣服。全家十幾口人的被子衣服也都由她洗曬，還要給一群孩子洗澡洗頭。小爺叔僱用了一位叫吳媽的姨娘，負責做飯和打掃。
我發微信問二姨，「媽媽」後來去了哪裡？二姨回，你姥姥從重慶回上海後，把她接到平江路的房子住，搞些縫補和織毛線的活。她覺得太閒就回嘉定望仙橋張家老屋裡，一人獨居，拼命種田。我高中畢業看過她一次，她全靠鹹菜度日，我去了就到街上飯鋪點了麻婆豆腐招待我。我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她得肝癌去世了。
我總覺得，「媽媽」有點像魯迅筆下的一個人物。
在美華里那個龐大的「難民營」裡，我母親失去了待她最親的公公和矮好婆，生活得非常痛苦，沒多久就得了夢遊症。她每晚在睡夢中從孩子們混睡的大通鋪上爬起來，開啟門爬樓梯，上上下下里裡外外轉上幾圈後再回到床上。二姨後來聽「媽媽」和吳媽講，阿中夢遊的時候往廚房門外的米箱裡尿尿。
記得在平江路的時候，母親跟姥姥不管為什麼吵架，最後總會落到那段日子：我那麼小就被你丟在親戚家，褲子後面破了用膠布粘，膠布粘不住用書包擋。你在英國看莎士比亞，我在課堂裡想下課該怎麼站起來，別人才看不到我屁股上的洞，弄得我功課全不及格！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姥姥給我看了兩封母親在「美華里」時寫給她的信。姥姥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不看重物質財富，連她母親留下的一個鑽戒、她父親篆刻的圖章，都會一時高興轉手送掉。但這兩張發黃的紙片，她一直用心儲存著。它們從上海寄到倫敦後，又跟著姥姥坐船回到上海，再跟她輾轉去了雲南、緬甸、重慶，再帶回到了上海。
也許因為戰爭時期貨物緊缺，信紙很小且不規則，一張大約兩寸寬十寸長，另一張大約兩寸半寬六寸長，從右到左豎著寫得密密麻麻，沒有標點符號。
媽媽大人：我接到你的信心裡很快樂我身體很好現在胖多了臉色也紅了晚上不踢被子了我現在小考考得不好只有六十幾分阿姨說她現在很忙沒有工夫寫信給你所以請我寫給你我紀念媽媽又紀念爸爸你多寫信來媽媽再會阿中
媽媽大人：你近來身體好嗎我身體很好我很牽記媽媽又很牽記爸爸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你有空常常寫信給我好嗎我現在放學在家裡寫寫字現在我寫信給你了爸爸今年回來媽媽今年回來我很歡喜我的媽媽我也很歡喜我的爸爸你多寫信來媽媽再會阿中
其實，那個日夜渴望父愛母愛的小女孩，一直都潛伏在母親身體裡。在最後的幾個月，她睡前經常亢奮，總是要阿姨幫她穿上整齊的衣服，說，今天安爸爸安媽媽要來接我了。有時早上一醒來的時候她也會說，安爸爸安媽媽說了今天接我回家（母親是張家安字輩的，從我記事起她和兩個妹妹都稱父母為安爸爸安媽媽）。
記得有一天離開病房的時候，母親問我，你去哪裡？我說，回家，明天再來看你。母親好像突然想起，她住的地方不是家，她想回家，淚水湧進她困惑的眼睛。她說，我真想睡到亭子間去清淨清淨，這裡整天有人進進出出，給我插管子拔管子。我安慰她說，你好好養病，多吃點，好了就可以回家了。母親接著說，從前有個上醫的大學生住在亭子間，每天下課後就給我和阿邦（二姨）補習功課，我們才考取了中西女中。安媽媽希望我們可以在中西女中「軋好道」，學穿時髦衣服，做名媛。
我意識到，母親住了幾個月醫院，已經忘記自己早已搬離了平江路的房子，她在等爸爸媽媽接她回到那個家……
回到十二歲的時候。抗戰勝利了，她跟爸爸乘軍用貨機從重慶回到上海。安媽媽帶著矮好婆、長好婆（奶奶）、「媽媽」、妹妹和一隻叫「波浪波浪」的暹羅貓，在平江路房子的花園前翹首等待。見到她和爸爸的時候，安媽媽的眼睛溼潤了，因為在他們之前已有兩架重慶回滬的飛機墜毀。
妹妹拉起她的手，走進這棟窗明几淨、空空蕩蕩的房子。雖然床和桌椅都是公家接收敵產時分配的傢俱，但是跟歌樂山的竹子泥巴房子相比，這棟花園洋房就是宮殿。一家人終於結束了多年的顛沛流離，在這裡安頓下來。
安媽媽去寄售店，買了離滬僑民不得不廉價拋掉的高質傢俱和一架漂亮的鋼琴。對面鄰居王鵬萬醫師的夫人，開始教她和妹妹彈琴。
「美國救濟總署」按戶分配生活用品，她和妹妹都穿起太大太長的舊呢子大衣，吃著壓縮餅乾，給捐贈這些東西的美國孩子寫回信。
春天到了，喇叭花爬上了籬笆，美人蕉在牆腳邊開出花來，還有迎春花、紫嬌花、噴雪花開了滿滿一院子……
夏天到了，安媽媽給她做了一條綠色連衣裙，沒有袖子，領口鑲了白色的邊，讓她穿了下樓跟隔壁沈克非家的兩個兒子喝下午茶。那兩個男孩都喜歡上了她。
沈克非從美國帶回來一輛汽車，禮拜天只要有空，就帶兒子女兒，還有她，到衡山路國際禮拜堂去做禮拜。偶爾，他還帶他們去看一場好萊塢電影。她挑了一個自己最佩服的演員平·克勞斯貝，宣佈做他的影迷。安媽媽反對她當影迷，但沈克非在一旁幫她，說，這也是一種有趣的經歷嘛。他自己選了多蘿西·拉摩，當她的影迷……
如果人死了，意識還能自由地存在，母親的意識也許會常常在祖屋徘徊。
整理遺物的時候，我看到一隻四方的曲奇餅乾盒，裡面儲存了一些光碟、照片、賀年卡和信件。光碟都是歷年來聖光校友會的相片和錄影，信件也都是聖光同學寫給她的。
第一封信：「……我剛買了一本書，名叫《敲響天堂的門》（knockonheaven’sdoor），著者lisarandall是一位著名的現代粒子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她在書中用非物理學家能夠理解的語言，闡述現代物理的最新發現和它們對人類認識的意義……」
第二封信：「……你信上寫了「看了一本好書會感動很久」，我也深有同感。嘉真最近買了《西方文明史》的碟，聽得很「得勁兒」，你看，有了科技，就是瞎了也照樣唸書。嘉真和我現在也愛寫，我覺得我們有責任把坎坷的人生記下來，不能讓它被淡忘，也該把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美好事物和人物告訴大家。出生在知識家庭，最幸運的就是能賞識中國和西方的文學和藝術……我們沒有你運氣，我在北京，嘉真在山西，後來回上海。結婚後分開十一年，寫了無數封信，都丟了，可也有的記在心裡，永遠丟不了。現在很少收到真正的信，有文采的就更如鳳毛麟角，所以真希望你常來信，多交流……」
是什麼書讓母親讀後「感動很久」？我突然想到，大約在十年前，她讀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感到震驚和興奮，在電話裡跟我感嘆道，從來沒有想過一本書能夠這樣寫人的本質，這樣寫慾望，人真是一個悲劇動物啊。我聽了啞口無言，同時也覺得驕傲——不是每個人的老媽讀完《洛麗塔》都會有這樣精闢的反應的。
經歷了滄海桑田，母親的善良、純真和對美尖銳的感受，之所以得以倖存，我相信是因為文學、音樂和科學對她心靈的滋潤和滌盪。
第三封信：「……知道你平時不愛寫信，加以生病，還給我寫了一封長信，非常感動……我還記得一些當年張伯母為何寵愛你的事，以後再寫下來寄給你……」
第四封信：「……在歌樂山，我們兩家住在同一排簡陋的宿舍中，兩家中間隔的是吳徵鑑教授家。記得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張伯母歷經奔波，輾轉數月回到已淪陷的上海，去接你來重慶。張伯母不在的期間，張伯伯幾乎每天晚飯後都到我們家中來坐坐。他除了跟父親聊天以外，也和我談談話，想來是因為我們年齡相仿，令他想起女兒吧。張伯父非常喜歡我家的小黃狗，每次來都要把它高高舉起來，按在牆上逗它。」
「你來到歌樂山後，張伯伯就很少到我家來了。但是我們成為了玩伴，我叫你張妹妹，你叫我何姐姐。張伯母是一位風趣幽默的人，她說既然我叫你「髒」妹妹，就要你叫我「乾淨」姐姐。你也果真那樣叫過我幾次……有一次，我們走了很遠的路，到當時也遷在歌樂山的上海醫學院，逛到了一間很大的屍體解剖室外面。門是關著的，我們就貼著玻璃窗往裡看。裡面的幾個大學生正在溫習屍體，看到我們後，就揮手示意要我們走，我們不聽，還繼續往裡看。結果一個大學生開門出來，手裡的鑷子夾了一塊像肌肉一樣的東西，揮舞著嚇唬我們。我們逃走後都說學醫太可怕了，沒想到後來都學了醫！接著我們同時進了聖光，因為在不同的年級，從此各自有了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