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電話那頭問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界口嗎？那裡的水一邊是綠色，一邊是泥土色。他的口氣眼巴巴的讓我心痛。二〇二二年年底決定去重慶拍《忠犬八公》的時候，我是想好了要帶父母一起重溫一下他們的少兒時代，也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了解他們。可惜兩個月後他們都住進了醫院，也許九十歲的父親沒有機會再看到故鄉。父親接著說：「小時候我媽媽不讓我去江裡游泳，我不聽，偷偷去，有時候還在石頭底下摸到螃蟹。我們住在曾家巖，蔣介石也住在曾家巖，他在山頂上，我們在他下面一點。從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親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他童年時代裡最快樂的記憶吧。據父親說，他讀的求精中學在抗戰時期一度成了寬仁醫院曾家巖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學校後面。

奶奶爺爺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燒掉了，好在我二嬢嬤那時在北京航空學院讀書，她帶去宿舍的照片被儲存下來。我從我堂弟那裡得到兩張父親小時候在重慶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階梯上拍的。

趁沒有拍攝通告的一天，我和幾個來重慶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尋找照片裡的石階。雖然原求精中學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學校還是同樣的名字，讓我感到親切。可惜整個曾家巖到處都在施工，我們四處碰壁，迂迴了半天才找到兩段當年的階梯。走在上面，我想象父親在這裡連蹦帶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幾回，他的童年彷彿印在這些石頭上。江邊有一塊兩三層樓高的巨大岩石，不知在幾百年前，還是幾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邊平直得像一堵牆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遊或者戀人寄語，還有一些精雕細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邊有不少橢圓的自然洞，它們的下面被攀巖的人鑿了幾個擱腳的淺窩。雖然春風吹過還有些涼意，石邊卻有人正在脫衣服下水，還有人剛游完上岸，遠處江裡也有幾個游水的人。

我腦海裡出現了一個七八歲的男孩，瞞著他媽媽到江裡游泳的樣子。也許他本來沒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灘上跟小夥伴們玩耍。但是每次來這裡，他都感到江水的誘惑，似乎下面隱藏著什麼秘密，在等待著他去發現。也許這一次他終於無法抵擋這神秘的召喚，便脫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進去。冰涼的江水激起他一身雞皮疙瘩，他停了停，然後繼續往深處走去，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遠，衝向下游，岸上的孩子們驚叫起來。等他終於掙扎回岸時，發現已經離夥伴們好幾十米遠了，他爬出水面，凱旋一般跑向驚呆了的夥伴們。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從那天開始的。有朝一日他長大成人生兒育女，也會這樣把女兒往水裡一放，由她自己在那裡摸爬滾打。八十多年過去了，那當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蹣跚，神志恍惚。然而江水依舊，它永不迷失地朝著遙遠的東海流淌，幾萬年如一日，將過去、此刻和未來連成一片。

據陳氏家譜和永川縣誌記載，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廣填川期間，從湖南移民到重慶地區的。他們按政府規定圈地為家，開墾起因為常年戰亂而荒無人煙的土地。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興起後，`一批新型的民用工業開始發展。重慶—漢口—蘇州的長江航線，是米、布、鹽、棉和洋廣雜貨的交流主幹，形成了以重慶為紐帶的商業貿易格局。父親的曾祖父陳朝鈺（1852—1906）決定改變世代務農的命運，十六歲時毅然離家到重慶一家花紗商號學做生意，學徒期滿後選擇了永川松溉經營起「源順慶」商號。二〇一四年我隨央視《客從何處來》的拍攝，回到了重慶松溉老家。這個明清年代十分興旺的江邊古鎮，隨著公路、鐵路的發達而衰落了。但也正因為衰落，那些古樸的青石板街和木結構建築仍然儲存著，「源順慶」商號的大石匾也還在原來的位置。

到了父親的祖父陳海門（1880—1950）那一代，「源順慶」已經是松溉的最大商號之一。我在永川檔案館堆積如山的線裝手繪縣誌裡讀到，陳海門先後任鎮商會會長、慈善會會長、精誠中學主任董事、東皇廟會會首等職務，活躍於家鄉社會舞臺，做了大量好事善舉。陳海門在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後，認識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貴來自知識和教養，而中國社會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識分子。曾祖父陳海門把我爺爺和他的兄弟妹妹都送到最好的學校，爺爺陳文鏡十八歲從重慶求精中學畢業後，考進了湖南湘雅醫學院。

我在戲裡的角色需要講重慶話，那是父親的母語，也是陳家祖祖輩輩的母語。學習臺詞的時候，我耳邊會出現小時候在奶奶爺爺家聽到的常用詞，讓我想到他們。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爺爺的身世毫無瞭解。我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醫生，非常重視食物，最愛吃的東西是烤鴨屁股。小時候，禮拜天是去奶奶爺爺家的日子。在物資匱乏的生活裡，那裡豐盛的午餐總是令我無比期待。他們廚房邊小廁所的牆壁是黑炭的顏色，那不是用來解手的，而是爺爺燻肉的地方。記憶中的爺爺沉默寡言、溫文爾雅，偶爾開口說話時，講的是重慶話。我成年後有一次他走丟了，全家人出門去找，後來在離菜場不遠的街上看到他抱著一隻活鴨，坐在人行道邊。我們意識到，爺爺開始老糊塗了，就不再讓他一個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國留學以後，他馬上偷著到銀行取了錢，為我買了一隻精緻的鏤花金戒指，上面鑲了一塊八角形的紅寶石，可惜它被我在屢次三番的搬家過程中丟失了。爺爺去世的時候，我正在世界各地宣傳電影《末代皇帝》，沒能回家追悼。事後回到上海，我小嬢嬢跟我說：「我爸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她的眼眶一紅就說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爺爺家」了，爺爺溫厚善良的臉浮現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直到拍攝《客從何處來》節目的時候，我才知道爺爺曾參加過北伐、抗日、抗美援朝三大戰爭。抗美援朝時他已四十八歲，經歷過許多血腥，懂得打仗的代價，但還是第一批報名加入了志願軍。我女兒文婷小的時候問過我，她的遺傳基因裡是否有戰場上的英雄。下次有機會的話，我會跟她講她曾祖父的故事，他血液裡的自我犧牲精神，是人性裡最高貴的品格。

我跟著攝製組去了爺爺投筆從戎的戰場「土地堂」。據研究這段歷史的莫列義老師說，那場長達一個月的戰役十分殘暴，葉挺將軍親臨前線指揮，還親手槍斃了幾個怯戰計程車兵。最慘烈一仗就在武漢郊外的土地堂，傷亡八百多人，我爺爺和他的哥哥在那裡血戰了三天三夜。

拍完節目，父親跟我講了那一仗後發生在爺爺身上的事，「我爸轉移傷兵去武漢的時候蔣介石還沒有叛變，還在國共合作的，哪曉得剛到武漢第二天，蔣介石叛變革命了，開始抓共產黨、殺共產黨。幸好他在武昌同仁醫院遇到李穆生，他是我爸和伯父在湘雅的好朋友，就把我爸藏起來了，他們（蔣介石的人）搜了半天沒搜到他。李穆生又給了我爸一些錢，讓他先回松溉老家去避一避。我伯父跟著葉挺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我爸就錯過了。風頭過去以後，他決定把書讀完，就到上海來找顏福慶。那時候顏福慶剛剛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國立醫學院，把一些原來湘雅的二年級學生轉到了上醫，我爸已讀到三年級，顏福慶就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完成了在湘雅中斷的學業」。

湘雅醫學院始於美國雅禮會（yale-in-china），那是由幾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在一九〇一年建立的組織，名字來自《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也是yale的譯音。他們希望效仿牛津和劍橋在印度傳道的方式，通過辦學校和醫院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察後，雅禮會決定以中華腹地長沙為立足之地，並開始物色人選來執行他們的理念。

胡美醫生（dr.edwardhickshume）於一八七六年在印度出生，其父親和祖父當時都在印度當傳教士。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醫學博士。一九〇三年他被美國公共衛生局派遣到印度進行鼠疫預防工作。當他得知有機會到中國興辦一所歐美甲種醫科大學標準的醫學院後，於一九〇五年攜家帶口來到中國，突擊學習中文。一年後便在長沙西牌樓街的一家旅館創辦了雅禮醫院（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前身）並任院長，同時創辦了雅禮學堂併兼任校長。

一九一〇年雅禮會聘請了耶魯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顏福慶教授，和胡美共同籌建起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湘雅醫學院前身）。經過兩位十年不懈的努力和政府與慈善機構的捐贈，當我爺爺在一九二一年考入湘雅醫學院預科時，它已經是全國頂尖的七年制醫學院之一，每年從兩千多名考生中招收六十名新生。當時顏福慶教授任醫學院院長，胡美醫生任教務長和醫院院長。一九二三年爺爺在預科畢業後，開始就讀湘雅醫學院的本科。

爺爺成長在中華民族覺醒的動盪歲月，五四救亡運動在思想、文化、政治上對他有著深遠的影響。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的訊息傳到長沙後，湘雅醫學院學生高舉打倒帝國主義的旗幟於六月三日和四日罷課遊行。據《顏福慶傳》描寫，湘雅醫學院作為中外合作機構，在這場席捲全國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和驚險的場面。

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中央通過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並派遣葉挺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入湘作戰，拉開了北伐的序幕。長沙城內人心浮動，一片混亂。

六月中下旬的一天，「長沙鄰近地區，北伐軍與湘軍在激烈交戰。雅禮大學、雅禮中學男女護校的全體學生，參加了長沙市學生大遊行。遊行學生群情激憤，一致痛斥英帝國主義的殘暴。但是在決定學生聯合會的下一步懲辦行動時，會場秩序大亂。有的主張這種懲罰，有的主張另一種懲罰。群眾運動像一個無頭蒼蠅，在宣洩之餘，失去了理智，完全跟著情緒走。

混亂中，有人高喊：‘把長沙所有外國人抓起來！’

‘對頭，把所有外國人抓起來，明天一早拉出去槍斃！’三五個人應和，變成了全體學生的一致意見。」

胡美在槍斃名單中首當其衝。「胡美與顏福慶和雅禮大學、雅禮中學的教務主任商量對策，隨後向省政府求援。趙恆錫派來一支全副武裝的小部隊，分成兩組，通宵保衛外籍教員。在士兵保衛和家長配合下，這場危機暫時度過。」

在這極其戲劇性的背景下，我爺爺的哥哥陳文貴在校內地下黨的支援下，當選為湘雅醫學院的學生會主席，兄弟二人都全身心地投入這場反帝狂潮中。他們的遊行、罷課和反教會運動發展到白熱化以後，迫使湘雅醫學院的權利被收歸中方，外籍教員集體撤離，以致學校難以為繼。

我見過一張湘雅醫學院外籍教師撤離時拍的照片，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那是在一場冬雨裡，二十多個穿戴大衣帽子、打著雨傘的外國人，還有幾個他們的孩子，倉皇地跨過鐵軌擁向一輛已經擁擠的火車貨車廂。

湘雅停辦後，爺爺跟他哥哥一起參加了葉挺的部隊。記得「文革」中奶奶爺爺家燒燬舊照片的時候，父親交代我和哥哥，如果有人問起，我們必須說從來沒有看見過爺爺穿軍服的照片。但是父親忘了交代我們，如果有人問起，我們不能說家裡燒過舊照片。紅衛兵抄家的時候問，家裡有沒有燒掉過東西？哥哥以為燒掉「四舊」是一件好事，就回答說，燒過，在廚房前面燒過一臉盆，後院也燒過一臉盆。結果為奶奶爺爺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最近父親又提到爺爺參加北伐的事情，我才知道葉挺部隊的軍服跟電影裡國民黨軍服一模一樣，「文革」中如果有這樣一張照片，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抗日戰爭時期，爺爺是重慶寬仁醫院的外科主任。一九三八年二月日軍開始了對重慶的大轟炸，據不完整統計，九千多架日軍飛機，在五年裡轟炸了二百一十八次之多。《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日誌》一書裡有這樣一段觸目驚心的記錄：「飛機去了，人聲喧浮起來，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忙亂地走著、跑著、叫著，悲痛淒涼的慘叫和失望無救的絕叫。此時，許多人已經像湖水一樣把馬路堵塞住了。一排排的房屋、高樓橫倒下來，瓦片伴著飛灰，火焰燃燒著人類焦灼的骷髏。看到那些樹木破碎的枝丫上，張掛著襤褸布片、血糜的肉塊、破帽、斷臂、花花綠綠的肚腸，天哪，這竟是人間的景象嗎？」

重慶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建立十四個重傷醫院。爺爺被派到第十二重傷醫院——寬仁醫院曾家巖分院任院長，奶奶任護士長。

曾家巖是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以及其官員駐地，為日軍轟炸的重點。有一次炸彈直接落在醫院，把手術室、消毒室、濾器室等全部炸燬，好在爺爺奶奶和大部分同事已經轉移到防空洞裡，在那裡繼續工作。父親是家裡最大的孩子，負責從家裡送飯去醫院給日夜工作的爺爺和奶奶。父親記得，爺爺鋸下來的傷殘胳膊、腿等，加上無法救活的人的屍體，每天要運走一卡車。我想這樣的場景對年幼的父親一定是刻骨銘心的。

父親愛看「抗日神劇」，不管拍成什麼樣的他都看得津津樂道。我回家看他，能一起做的事情不多，就只好陪著他看神劇。有一天，父親跟我說，他曾未經父母的同意，考取了國民黨的空軍幼年學校，那是一所為抗戰培養空軍預備人才的學校。後來我奶奶託人花了錢，才把父親的名字從錄取名單裡畫掉。我問他為什麼會去考飛行學校？他說因為恨日本人，想去炸死日本人。我突然悟到父親每天坐在電視機前，是在「看死」他少年時代想炸死的日本鬼子。

寬仁醫院是美國教會在一八九二年開辦的，也是重慶的第一所醫院。抗戰時期的院長為銳樸牧師（b.crape）。他的家信裡有這樣一段對大轟炸的記錄：「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手術上，空襲之後我們甚至會通宵達旦地手術。四年來，我們一直在被日本人轟炸的殘破建築裡工作，一切都很困難，效率也很低……我們決定修復被襲擊後剩下的最好的建築，這項工作現在已經接近完成。它將提供一百五十張床位的服務能力，也會因此鼓舞我們的信念。」

父親至今仍然記得銳樸牧師。大約十年前，父親得了心臟病，在醫院動手術裝了起搏器，麻醉過後一醒過來他就嘟嘟囔囔地說，上帝終於還是來懲罰他犯的罪了。他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復活節，銳樸牧師和他太太做了布玩具，染了很多五顏六色的雞蛋，在節前的晚上藏到花園的樹木花草間，待第二天早上請醫院家屬孩子們來尋覓。這是一個傳統的復活節活動，也是孩子們很期待的事情。但是父親在夜裡拿了一隻大籃子把玩具和雞蛋全偷走了。第二天孩子們找了半天什麼也沒找到，父親在一邊偷樂。銳樸夫婦意識到有人惡作劇後，開始調查，最後父親的罪行被揭發出來。銳樸牧師指著父親說，陳醫生的這個孩子是個壞孩子。

一九三九年我爺爺所在的寬仁醫院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火災，之後被遷移到了歌樂山。不久，上海國立醫學院也遷到了歌樂山，我母親也跟隨她的父母搬到歌樂山生活，並學會了一口流利的重慶話。也許這是上蒼為這對異地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機遇？在某個晨霧飄逸的早上，父母也許都揹著書包在兩條交叉的山路上面對面走過。

我想起一首辛波斯卡的詩歌《一見鍾情》。這首詩由克萊爾·卡瓦納（clarecavanagh）和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stanislawbaranczak），從波蘭文翻譯成英文。辛波斯卡曾評論他們的翻譯為「第二個原創」「罕見的奇蹟」。我從英文翻譯過來，紀念父母的相遇。

他們彼此深信不疑

是瞬間的激情將他們連在了一起。

能如此確定真美好，

但不確定性更美好。

因之前從未遇見，他們肯定

互相之間什麼都沒有過。

但是那些街道，樓梯，走廊會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