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百萬次了，他們曾擦肩而過？

我想問他們是否記得——

在旋轉門中面對面的那一刻？

或人群中那聲喃喃的「對不起」？

或電話裡那句乾脆的「打錯了」？

但是我知道答案。

不，他們不記得了。

如果他們知道了會多麼驚訝，

其實機緣早跟他們嬉戲了多年。

因成為他們命運的時刻還未到，

它把他們推攏來，扯開去，

再擋住他們的道，

然後又忍著笑

往路邊一跳。

即使他們還無法看見，

跡象和訊號早已出現。

也許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週二，

某片樹葉

從一隻肩上飄到了另一隻肩？

丟了的什麼東西，被另一個人拾到，

誰知道呢？說不定就是那隻

消失在童年叢林中的皮球？

那些門鈴和門把手，

一次觸控覆蓋了另一次觸控。

還有那些被檢查的行李箱，並肩站著。

某個夜晚，也許，同一個夢

在晨曦中變得朦朧。

畢竟，每個開始

都只是一部續集

記事簿

永遠在一半開啟。

我找出兩年前跟父母聊天的錄音。父親說：「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九四八年，這是怎麼回事呢？那個時候我爸爸媽媽都在美國進修，那裡有個搞鐵路的朋友跟他們說，中國鐵路不夠發達，你兒子應該到美國上大學，以後回去發展鐵路業。但是我英文不大好，我爸想讓我到上海去學英文，我媽媽說上海那個地方花花世界不行的，還是到南京去學吧。正好南京有個眼科醫生，抗戰時是我爸在寬仁醫院的同事，眼科醫生老婆的妹夫叫杭立武，好像是國民黨的教育部部長，就為我安排到金陵大學附中去讀書。我去的時候，瀋陽還是國民黨的，一學期沒上完，仗就打到長江邊了。我爸媽發電報說趕快回重慶吧，那時什麼金圓券銀圓券的，變來變去，回重慶的路費匯到南京，當天買不到銀圓，第二天就只好買雙球鞋了。我想這怎麼辦，我讀的是個貴族學校，都是國民黨政府和部隊裡高官的孩子，我有個朋友是將軍的兒子，他們要到臺灣去了。我說我要回重慶去買不到船票。他說實在買不到船票就跟他們去臺灣。我說我到臺灣去能幹什麼呢？他說去做他爸爸的副官。我說做副官好生活嗎？他說可以的，你高中畢業了做中尉沒問題的。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實在沒辦法就想跟他們去了，也不知道去了就一輩子回不來了。我么嬢的未婚夫在中央大學當講師，我爸媽叫他趕快帶我一道回家。那天我正好往校門外走，他正好來找我，就在校門口碰到了。那個時候南京對過全是共產黨，這邊全部是國民黨，還有軍艦，隨時要打的樣子。錢不值錢啊，最後我們買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麼一點點路，南京到上海開了個把禮拜。到上海住在我八嬢家裡，在山陰路四川路那個地方，我沒事就帶著白蒂（八嬢的女兒）出去玩，一路走到外灘，看看覺得上海不得了啊，南京路十里洋場。我不敢進商店也沒有錢，後來看到惠羅公司，櫥窗裡的衣服怎麼做得那麼好啊，我就走進去看，印象很深。」母親插話說：「惠羅是老牌子，安媽媽也帶我去過的。」

老天爺那雙無形的手真的在牽鴛鴦線嗎？父親回不了重慶差點去了臺灣，但他在最後一刻到了上海。也許父母那天都在惠羅公司，要不是父親在那件「做得那麼好」的呢大衣前停留了太久，他們就會在樓梯口碰到了；或許他們的確碰到了，卻沒有停下腳步？

手機中父親的聲音接著說：「在上海過了十天半個月我就跟八嬢借錢買船票回了重慶，準備考大學。剛解放的時候，重慶亂得不得了，我只好到北京去考大學，那時候想工業救國，就考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到了哈爾濱，完全不是我想的樣子，那個圖書館裡沒東西的，還要睡炕、吃玉米麵，我吃了胃痛。那時候可以要求吃小灶，可是一個同學說，馬上就要思想改造運動了，你不要去吃小灶，他們會批判你資產階級思想的。我爸媽一九四九年從美國回來，那個以前救過我爸的李穆生在上海當衛生局局長，就把他們從重慶調到上海來了。我在哈爾濱病倒後回上海養病，吃回大米胃病就好了。我媽媽說，算了，不要去哈爾濱了。本來我是想免考進上海軍醫大學的，就是現在的第二軍醫大學，但是我媽媽說好男不當兵，還是重新考吧，就考取了上海醫學院。」

就這樣，比母親大兩歲的父親陰差陽錯地成了她的同班同學，還分在同一個蘇聯式的八人自習小組，坐在同一個桌角。我想象老天爺抹了一把頭上的汗，籲出一口長氣說，這事終於有眉目了。

歲月的後鏡彷彿一臺神奇的織布機，千絲萬縷地為我編織出兩個人命運的圖案——錯綜、美麗、不可思議。細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蹟，你的父母如果沒有遇見，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你了。也許對每個人，這都是一件差點兒就不可能發生的事吧。

從醫學院畢業那年，父親和母親在上海新亞酒店舉行了婚禮。二十二歲的母親剛做了肺切除手術不久，那天還發著低燒；二十四歲的父親身強力壯，那架勢天塌下來他都能頂住。他們望著對方的眼睛，念下結婚誓言：愛與忠誠，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跟雙方兩代人命運都有著緊密關聯的顏福慶教授，是他們的證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