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惚有這樣的記憶，出事的那天外公沒有吃完碗裡的午飯，撥到貓食盆裡餵貓了，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家。那晚母親很早就讓我和哥哥去睡覺，半夜裡我被各種動靜吵醒，好像有人低聲急促地說話，還有進進出出的腳步聲和關門聲。我再入睡的時候就睡得很淺，做了斷斷續續的噩夢。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預感，也許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沒有看見家裡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兒園。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時候，母親站在門口等著我，把我帶到灶頭間，蹲下來摟住我說，外公死了。說著，她就哭了。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著她不放。等了一會兒，母親鬆開我，擦乾眼淚，拉著我的手去到外公和姥姥的臥房。厚厚的窗簾緊關著，昏暗的光線裡姥姥背靠枕頭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歲。母親說後來姥姥曾經吞別針，企圖隨外公一道去死，但是被搶救了回來。
外公死後的第二天，母親送我去幼兒園，教我說，別人問什麼你都說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們跟往日一樣，洗完手、洗完臉，排隊等著老師用玻璃試管給我們每人嘴裡點一滴魚肝油，另一位老師給我們每人手上點一滴甘油抹臉。那時候糖是稀有物資，我們每天都等著這個時刻舔魚肝油裡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著魚肝油回頭說，我爸爸說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殺，什麼是畏罪自殺？我低頭說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義的四個字卻嵌到了我的腦子裡。
在那之後的許多年裡，大人們從來不在我面前提外公，所以我對他沒有什麼記憶。一九八一年我出國留學的時候，隨身帶走了家裡僅存的幾張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準備四年大學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紙、替換衣服、被單、字典和幾本書籍，不知為什麼外公的照片也在這箱生活必需品裡。一旦有了剩餘的錢，我就到一家叫arronbrothers的鏡框店，買回幾個「買一送一」的鏡框，並用很寬的硬紙邊襯托著，把那幾張又小又黃的照片分別掛在牆上、放在我的書桌和床頭櫃上。
外公站在一個陽臺上，身後有洋樓和花園。他身著淺色西裝，梳著中分頭，嘴角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目光卻是十分堅定的。那是他相片裡最年輕的一張，也許是在上海醫學院期間？
外公坐在一艘賽艇裡划船，身穿白襯衣，加一件西裝背心，打著領帶。照片中那條河，河邊的樹和那座小橋似乎是牛津大學。那應該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橋上，身後是湖心亭，水裡有荷花，頭頂上飄著柳枝。他身著西裝大衣，英俊瀟灑。那是他出國留學之前，還是他剛剛留學歸來？
外公和幾個斯文青年，站在一條泥濘的路上，身後是一棟矮樓。外公身著西裝大衣，戴著皮手套，個子比其他人高很多。這張照片背後寫著：
一九四五年於前中央衛生實驗院，化學藥物系藥理室（重慶歌樂山）。
外公戴著棉帽，裹著海軍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後是古老的城牆。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男子。從衣服上看像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許是出差到北方講學，在那裡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裡抱著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著中山服，胸前戴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他抿嘴笑著，是個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一九六〇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為鏡框擦灰的時候，我都會仔細看照片裡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溫和典雅，目光裡充滿抱負和理想。我總是在心裡問自己，是什麼讓他這樣決絕地離開人世？難道沒有任何一種依戀能夠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歲，據母親說，他精力充沛，連體重都保持在青年時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發的心血管病、糖尿病、關節病之類他全沒有。而在那個寒冬臘月的夜晚，他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麼才能理解他？
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外公死後三十九年，我才第一次跟母親談起外公。母親說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和上海市藥理學會要共同組編《張昌紹教授誕辰一百週年紀念》。上醫問她要外公的老照片，可她一張都沒有找到，不知是「文革」期間都燒掉了，還是搬家的時候不見了。我說沒有全燒掉，剩下的幾張我出國的時候帶走了。母親問，你那時怎麼會想到帶走他的照片？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外公過早終結的人生，是我一直解不開的一個謎吧。那天，母親跟我說了很多外公的身世，直到天色慢慢暗下來。
外公是中國藥理學的奠基人，一九三七年他以全中國庚款留學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赴英國留學。先在倫敦大學sirjohnhenrygaddum教授處學習，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一九三九年他接受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並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九四〇年外公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當時不少英美實驗室邀請他擔任要職，但是他看到自己的祖國山河破碎，科學停滯不前，便毅然在一九四一年冒著德、日潛水艇偷襲的危險，乘遠洋輪歸國，回到上海醫學院任教並從事科研。
跟外公結識的人都會提及他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思維、儒雅的言談和紳士的風範。人們覺得他一定出自名門，從小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才養成了這樣高貴的氣質。其實，外公出生在一個清貧的鄉村教師家庭，他的氣質和人格來自他一生不斷地學習和提高。母親說，上醫圖書館管理員都知道，張昌紹教授是上醫教授中看書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學了好幾門外語，在大學期間掌握了英文和日文，畢業後自學了德文和法文。一九五〇年代他開始自學俄文，並帶領藥理系的老師一起翻譯了蘇聯藥理學家阿尼契柯夫的《新藥藥理學》。在「文革」中，他在被強迫體力勞動的間隙仍抓緊時間學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他逝世後，母親在他臥室床頭櫃內，還發現了一大沓學習義大利文的札記。
對於自己專業範疇的知識，外公更是如飢似渴，在一切條件下堅持學習。他回國時，上海醫學院已經搬到重慶歌樂山，那裡環境非常艱苦，沒有任何國外的醫學雜誌。外公靠過去在國外的同事寄給他微縮膠捲文獻，來了解國際醫學動態。
母親和我談話的那天下午，她給我看了兩封外公寫給他在歌樂山時期的助手周廷衝教授的信。寫信時，周教授已去牛津大學進修，他們的通訊都是用英文寫的，周教授為了發表，將其翻譯成中文。母親說，這兩封被周教授珍藏了幾十年的信將會收入《張昌紹教授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從這兩封寄往大洋彼岸的信中，我感受到當年外公艱苦工作條件的細節、他的為人和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情懷，它們成了我十分珍惜的文字。
第一封信
親愛的周：
非常感謝你寄來的書和單印本，它們對我們非常有用。《微生物化學》的新版本讀來引人入勝，現在我們愈來愈要具有化學頭腦了。我也訂購了一臺華勃儀做酶的工作使用，我同時對組織培養也感興趣，希望你儘可能在空閒時掌握這兩門技術，另一學者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時常進行小白鼠和大白鼠腫瘤生長的研究。我希望他仍在藥理學實驗室，這樣你可以從他那裡學些技術，方法雖很簡單，但很重要。
《熱帶病學和寄生蟲學年報》的專刊對我們特別有用，因為我們正在繼續研究抗瘧藥對雞瘧的療效。從各方面看百樂君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我應當向英國科學家致敬。
吳珏醫生已獲教育部關於臨床麻醉學的獎學金。他將在這一暑期到美國威斯康星州去，我本人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出國一次。這個研究所的其他成員有張毅、易鴻匹。黃琪章醫生和傅豐永先生仍和我們在一起，但是他們仍算中央衛生實驗室的人。你準備什麼時候回來？我盼望你在這個暑假或這個冬天回來，我們將很快招收研究生。吳珏醫生即將離開，張毅醫生部分時間須花在藥廠裡，我們實在缺乏師資，你回來不僅可以填補這一空白，並且我們還可以從你那裡學到不少新知識、新技術。
我們被經濟拮据所困擾，因為我們不能強求藥廠履行合同，所以得不到資助。最近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它們很多已處於崩潰邊緣。為了克服這一危機，我們幾乎每個人都到外面教點書賺些錢以維持這些微小的實驗，今年的前景似乎要好很多，因為美國醫學援華會（abmac）已決定資助本校及其他中國一流醫學院，為期三年。
過一週左右，朱恆璧博士將到英國，他是應英國文化協會的邀請訪問三個月。請告訴在英國的校友組織一個歡迎他的聚會。另外，我寄給你一份校友月報，請分給在英國的校友，我還希望他們能向學校捐贈一些顯微鏡以彌補船隻事故的損失。除其他醫學實驗用具外，喪失了七十多個顯微鏡。
我家已添了第三個女孩，她剛剛三個多月，母女均告平安，每當我回家，這個小傢伙要耗去我不少時間，為了她我必須結束此信。在下次信中將告訴你我們常山工作的進展。
請代向burn教授、bulbring小姐、blaschko和dawes博士、ling和long先生問好，同時也謝謝收到的單印本。
致以最好的祝願
張昌紹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第二封信
親愛的周：
您好！我們沒有從你那裡聽到訊息已有些時候了。一個多月前，我在南京遇到黃翠芬，她告訴我，你希望在暑假加入生物化學實驗室。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如教育部不同意你延長一年，我將設法給你資助，不必擔心經濟問題以及實驗室，我們可以再等待一年。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了校友通訊錄，希望你分給在英國的校友。從通訊錄以及朱恆璧院長那裡，你一定知道要募集資金購顯微鏡以彌補由於船隻事故造成的損失，我們希望在國外進修的校友積極響應這一號召。到現在國內我們已募集了兩億法幣。鑑於我們在國外校友的經濟情況，我們並不期望能募集到大量外匯，我們希望你捐贈些科學雜誌。隨信附去一張學校急需的英國雜誌的單子，希望儘快與其他校友取得聯絡，並在你們之間募集一些款項，按單子訂購一年的雜誌，請儘快讓我們知道結果。一份更長些的美國雜誌單子已寄往美國。我個人急需下列書籍：《青黴素：它的實際運用》，fleming等著，30先令。《磺胺藥物等理論與實踐》，j.stewartlawrence著，9先令，lewis&co倫敦出版。《醫學年鑑》，1946年版，25先令，johnwright&son出版。請儘快告訴我所有的款項，包括郵資在內，以便我請在美國的朋友償還給你。
你真誠的張昌紹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母親記得在重慶歌樂山的時候，每個月一次，外公望穿秋水似的等待那些國外寄來的書籍包裹，有時郵件被戰火中斷，那個月就白等一場。待終於盼到時，實驗室的人員便輪流將膠捲放在顯微閱讀器下閱讀，同時在打字機上將文獻打出來。當時外公、姥姥和母親住在一棟竹片糊泥巴的小房子裡，包裹寄到後，一家人就搬到柴灶旁去吃飯，飯桌用來放閱讀器和打字機。外公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回家後閱讀打字，文獻打出來後，馬上著手寫綜述，直到深夜。母親說，只有在電石燒完的時候，外公才會起一下身，點上蠟燭，在燭光下倒掉變成粉末的電石，換上新的電石繼續寫。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外公寫出了許多當時國內十分稀缺的醫學書籍，並在國外著名的科學雜誌發表了不少論文。後來我發現，雖然我從沒見過周廷衝教授，但是這麼多年來，他的相片一直掛在我的牆上。以前每次看牆上的照片我都會想，相片裡跟外公站在一起的都是什麼人。現在我知道，在歌樂山那張相片裡，周教授站在外公的左邊。
我問母親，信中提到的船隻事故是怎麼回事。原來那是日本投降後，上醫從重慶搬回上海的船隻。母親說，日本投降後，所有的「下江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他們跑到歌樂山頂的廣場狂歡，不停地呼叫「回家囉！」上醫的朱恆璧院長攜王鵬萬醫生等，立即飛滬接受日軍的投降交權，收回院產，籌備復員。姥姥因擔任朱院長的秘書，也首批離開。外公留在歌樂山把實驗做完，寫完課題論文，然後整理資料儀器，包裝搬遷回上海。母親也跟隨外公留了下來。她記得返滬前接連不斷發生了幾件慘案，有兩架重慶飛上海的飛機墜毀了，弄得人心惶惶。接著，上醫為了將滯留重慶的物資運回上海，和國立編譯館合包一艘民生公司木駁船，由「怡康」號輪船拖帶。木駁船到雲陽佛沱子附近時，突然起火燃燒。雖然押運人員獲救，但是載運的全部公私財物損失殆盡。這裡麵包括了外公信裡提到的七十餘架顯微鏡、鐳錠、x光機、圖書、教材檔案等，以及兩百餘件教職員的行李。
說到民生公司，今天很少有人會知道，而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國最大的民營河航企業。它的創始人盧作孚在抗日最危急的時刻，指揮了一場載入史冊的「宜昌大撤退」。二十二艘輪船和八百五十多隻木船，頂著不間斷的轟炸機，闖過無數的激流險灘，將一批又一批工業、教育、軍事等人員與裝置，夜以繼日地轉移到了重慶，四個月超出往年一整年的運輸量，可謂是航運史上的奇蹟。在此期間十六艘輪船被炸燬，一百一十六名員工犧牲了生命。在我的想象中，那場面遠比我在電影裡看到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更為英勇和壯觀。
在我所閱讀的資料中，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兩袖清風、大公無私，是個理想主義者。然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他因遭受莫須有的罪名，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藥自盡。寫到這裡，我不禁懷疑自己怎麼這麼隨心所欲地跑題？盧作孚與我的外公有什麼關係？細想起來，我似乎總是情不自禁地被他們那樣的人所吸引——那些擁有道德勇氣和高貴靈魂的「失敗者」，而不是那些春風得意、爭榮誇耀的「勝利者」。生活中如此，創作中也是如此。我處女作裡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亞軍都是這樣的人物。
抗戰勝利一年後，外公帶著母親搭一架運輸機也回到上海，結束了多年的顛沛流離。從那以後，外公、姥姥帶著他們剩餘的兩位長輩和兩個孩子，在平江路170弄10號安家。後來我的小姨出生在那裡，哥哥和我，小姨的兩個孩子也都出生在那裡。
我跟母親聊到了開晚飯的時候，父親也坐了下來，跟母親一起回憶外公自殺那晚和第二天的事。晚上十點鐘外公還沒有回家，姥姥和父母親就去上醫藥理系的辦公室和實驗室找他，他們一間一間地敲門喊叫，但沒有聽到任何迴音，最後不得不回家繼續等待。第二天去上班的人發現，外公在自己原來的實驗室裡，已經奄奄一息，被送去中山醫院急診室搶救。等母親和姥姥趕到醫院，外公已經斷氣。父親那時正在華山醫院上班，他接到外公一個研究生的電話，得知外公去世的訊息，急忙騎腳踏車回家。但騎到了弄堂裡，正好迎面看到外公的另一位學生。他攔住父親低聲問，你是不是為你岳父的事回來？他們這時候會判定你是反革命的孝子賢孫、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千萬不要著急趕回家，快回去照常上班。父親想了想，就又掉頭離開了。
回到華山醫院後，他裝作沒有發生任何事，等到平時吃午飯的鐘點才趕回家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和姥姥晚上去找外公的時候，他還活著，一定隔門聽到妻子、女兒、女婿呼喊他的聲音，由遠至近，又消失在走廊盡頭，他竟然沒有動搖。
《張昌紹教授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出版以後，我陸陸續續閱讀了外公的學生、同行和親人對他的情誼、懷念和敬意，每一篇文章都記載了他的專業成就、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但我最喜歡讀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說，有一年在進修生結業感謝老師的茶話會上，桌上的包糖紙印了多種不同動物的影像，外公便把它們從低階到高階排成系列，好像驗證達爾文進化論的姿態。讓我驚訝的是，外公這一無意識的小舉動，卻被他的學生看到並記住了幾十年。
另一位學生分享了這樣一段生動的記憶，也讓我不禁微笑：「一天，師資進修班進行一個很複雜的動物實驗，一切都準備妥善，可是記錄呼吸的瑪利氏氣鼓，偏偏紋絲不動，工作無法進行，十幾個人，焦急地瞪著氣鼓，七嘴八舌分析原因，足足有半小時，找不出癥結所在，大家一籌莫展。忽然，張老師從這裡經過，大家高興極了，都請他來找原因。實際上也是想難一難老師，試探他的才華。他冷靜沉著，若有所思地端詳了一會，性急的李文漢直喊，張先生您說話啊！張老師指著氣鼓底下一個調節氣量的小螺絲，慢條斯理地問，是不是小螺絲未扭緊？一位高師班學員，遲疑地伸出手，將螺絲擰緊，突然，瑪利氏氣鼓隨波動的呼吸而起伏，將呼吸清晰地記錄下來，全場譁然，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想不到，而張老師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了，充分說明了老師洞察入微，智慧超人，令人不勝欽佩。」
一九八三年姥姥為《自然雜誌》寫了一篇紀念外公的文章。那時我正在美國打工留學，沒有看到，姥姥也從沒跟我提起過。直到翻閱外公百年紀念冊時我才看到。姥姥在描寫她摯愛的文章裡，毫無廉價的煽情，只是簡練而生動地描寫了他的作風、個性和情趣。
他有一個整潔的習慣，每一本書，每一件東西，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需要使用時總是可以立刻拿到，不用尋找，而他的妻子和女兒們，恰恰相反，三天兩頭得尋找什麼東西，找不到時心煩生氣是常事，他覺得這樣的事可笑，卻並不批評，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他尊重別人……不喜歡用語言來批評或干擾別人，包括他的家人。
在這間書房裡，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沒有任何字畫擺設，牆上只有世界和本國地圖，桌上只有日曆、小鐘和文具，有時茶几上出現一瓶鮮花，他也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