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來沒有說過不歡迎別人進入他的書房的一類話，可是家裡人都知道他需要獨處一室，因而盡少闖進去驚擾他。陪伴他的，往往是一隻小貓，小貓不會說話，只會蜷伏在他的膝蓋上瞌睡，卻是一個好同伴。疲倦的時候，他放下工作，欣賞一下《聊齋》文學的精練，或者契訶夫短篇小說的雋永，作為休息。

如果說我對外公有任何記憶的話，那就是他的書房。我似乎有這樣的印象，黃昏時分，外公坐在書桌前，綠色玻璃罩的檯燈亮著，我走到他跟前，也許是去叫他吃飯。他轉頭對我微笑，伸腿讓貓離開，再把我抱到他的膝蓋上，手把手教我寫字。他死後我還看見過那本田字格的練習本，第一行是外公的手跡，「說話要和氣」，接著幾行是我歪歪斜斜抄寫的。

二〇一四年，我參與了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叫《客從何處來》的尋根節目，去挖掘外公簡歷上空缺的四年。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正是他從少年走向青年，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年齡，這四年卻是空白的。也許這裡隱藏著某種答案，為我解釋這位我過早失去的長輩。或者，我們追溯血緣關係，其實也是為了能解開某些自身的謎？

節目組把我帶到上海圖書館。圖書館員從資料庫裡拿出一沓江蘇省立第四中學的校刊。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校友會月刊第一版裡，記載著學校期終考試的情況，「分數最優秀的給予獎狀各一張，張昌紹總平均分數有92分之多，當然為高階部之最優者」。

我的大女兒從小就有超越自己年齡的求知慾望和學習能力，不管考哪門功課，她永遠考第一。我每次跟母親提起大女兒，母親總是說，她像你外公。傳說裡的外公，在任何地方考試都永遠考第一。但我有時候會想，也許就只是個傳說吧，許多家庭都有這樣越傳越神的長輩。圖書館裡那些近百年前的白紙黑字，卻實實在在地為我證實那些傳說。

外公只念到小學畢業，就停學去蘇州樹德醫院做了學徒。姥姥在回憶外公的文章裡描寫了他那段時期的經歷：「初進醫院，只做些清潔掃除工作，包括倒痰盂、洗便盆、洗瓶子等，此外就是零碎跑腿的雜活，後來讓他看過門，同時搓棉球、疊紗布，並做些消毒工作。經過門診跟班見習，幫忙換藥以後，也叫他湊數看看門診，管管病房，最後甚至派他單獨出診。」

外公愈來愈感覺到，跳過中學要想學醫相當困難，於是就買了中學課本來自學，麻煩的是師母派給他的雜活太多：一下要他上街去買這買那，一下塞個小孩給他，要他抱小孩，哄小孩。而且師母相當吝嗇，晚上規定熄燈的時間。白天，當然抽不出時間來補修中學課程，沒辦法，只好晚上冒險犯規，到熄燈時間以後，就用棉毯擋住燈光，偷偷地閱讀、做習題。看不懂和做不出的習題，都在小本子上記下，找機會請他叔父教一下。

外公就是這樣自學了中學課程後，在一九二六年考取了蘇州的江蘇醫科大學。可是在錄取後，校方發現他沒有中學文憑，不同意他入校。他無可奈何，只好退回去考太倉中學（蘇州省立第四中學）的高中插班生。

圖書館員給我看的第二份校刊，介紹了學校的一場雄辯會。第一個題目是《我們中學校應否注重英文》，結果支援注重英文的正面隊得勝。而支援隊的首席辯論者，就是高二理系張昌紹。第二個題目是《統一中國用和平歟用武力歟》，結果反面隊得勝，首席辯論者也是張昌紹。我很驚訝，印象中含蓄沉默的外公，原來是一位熱衷辯論的少年。我可以想象外公具有清晰過人的邏輯性，但很難想象他在臺上聲情並茂的模樣。姥姥、母親和我的兩個姨都說過，外公在生活中是一個寡言的人。他不懂寒暄，也不會閒聊。

姥姥曾經這樣描寫外公這方面的「缺陷」：「他普通話講得不標準，英語雖然管用，發音也不高明，妻子好奇地問過他，是否因為你說話時過分節約，影響了語言中樞的發達？他想了一下，點點頭說，可能。等了一會，又補充一句，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時候多些。」

然而，「說話時過分節約」的外公，在遇到他認為有價值的主題時，卻是雄辯的。難怪所有聽過他講課的學生，都回憶到他演講時的魅力和感染力，連其他教授都會抽空去聽。而他在講臺上的生動和優雅也並非天生，一位當年的青年講師回憶外公給她的教誨：「講課猶如彈鋼琴」，言下之意，這是一門需要花時間練習的藝術。

我在上海圖書館看到的最珍貴的資料，是外公在太倉中學校報上發表的文章。報上醒目的標題《手淫之預防法》和下面的「作者張昌紹」，讓我忍俊不禁。但細讀文章，不難發現他的思考是極其嚴肅的：「青年時期，性慾旺盛；偶一不慎，即易犯手淫之惡癖，以致身體衰弱，精神委頓。前程遠大，希望無窮之青年，往往因此一變而為傴僂曲背，遇事消極之老人。其影響於社會國家，若何重大也；當茲國難方殷，諸端待舉，吾曹任重之青年，即不為己身計，何不為國家計焉……」

現在的人讀起來，一定覺得外公那時的說法不科學。但是十八歲的他在思考的是，如何征服和超越自身慾望的捆綁，去追求更值得的目標。

還有一篇《平民教育與平民生計在今日孰為重要》的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嗚呼，今日之社會狀況，貧困極矣，民生憔悴，財政困難。固今日若為挽救國家計，舍提倡平民教育，增加平民程度外，殆無他法……」

這些文章讓我感動，我想象少年的外公握筆深思的神情，心裡湧起一股近似母愛的驕傲。那是一個十分動盪的年代，中國處在軍閥混戰、南北對峙的分裂狀態，外公因而產生了強烈的救國救民的理念。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後，外公領導的學生會在校報上宣言：「這是何等可恥、可痛、可慘的事，難道我們是袖手旁觀的嗎？木然無動於衷的嗎？」同一期刊還寫道：「學生代表張昌紹、吳君健二位赴滬，下午募捐團持捐冊及竹筒在城鄉各地分頭募捐，援助滬案。」十九歲的外公開始呈現出他身上固有的愛國情懷、知識分子的良知、正義感和理想主義。他已經懂得，個人的生存固然重要，但創造一個值得生存的社會才是更重要的。在我尋找外公足跡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對於那一代知識分子，愛國是一種發自肺腑的、深思熟慮的、艱難疼痛的炙熱之愛。

據母親說，外公最滿意的生活，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從英國留學開始，他就被兒茶酚胺和腎上腺素神經藥理所吸引，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領域。但是為了國家的其他科研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這一研究題目。先是戰爭中需要治瘧疾，再是農民需要治療血吸蟲病，接著是研發避孕藥。外公總是心甘情願，並熱情地投入到這些工作中，哪怕成年累月地辛勤勞動，所得到的只是一點一滴、極其微小的突破，對他來說也是極大幸福。到了六十年代，國際上腎上腺素神經藥理蓬勃發展起來，外公深深感到，中國進軍兒茶酚胺的時機終於來到了，他摩拳擦掌，準備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這門科學。

我正寫到這裡，母親過去的博士研究生，給我發來一篇「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最佳研究生論文」。雖然外公終究壯志未酬，但是在他去世半個世紀後，晚輩們依然在提及外公的科研成果：「……如果仔細思考科學院上海的生命科學研究最高峰，可能迄今為止，合作的研究仍然還是胰島素合成……而由個人做實驗的研究，可能還是一九六二年鄒崗和張昌紹的研究。」鄒崗當年是外公的博士研究生。記得在外公去世後，他曾多次來探望過我的姥姥。

我的大女兒聽到她的曾外祖父自殺的事，感嘆道，原來我有這樣糟糕的基因遺傳啊。她很小就對血緣感興趣，鼓動了我們全家去做基因分析。她接著問，那我還有什麼特別好的遺傳基因嗎？比方說一個戰場上的英雄？我說，你自殺的曾外祖父就是一名英雄。我再往下說的時候，她漸漸失去了興趣，我也就知趣地停下了。也許女兒需要經歷更多生活考驗之後，才會真正懂得她曾外祖父的品格和忠魂——她的血緣傳承。到那時我已經不在了，她會在無意中翻看到我寫的家史，朦朧中想起我們在一個大霧的下午，坐在廚房的小桌邊，聊起過她曾外祖父的故事。

「文革」中有一段時期，我二姨張安華在銀川當造反派。在一次偶然機會，接到了一封上醫革委會寄給銀川市自治區計委系統的一封信。那封信正好是關於她父親的死，二姨就把它收藏了起來。我直到六年前拍攝《客從何處來》的時候，才知道有這件事。

銀川市自治區計委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負責同志：

關於張安華同志之父張昌紹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死一事，現將我們所知情況簡述如下：

張昌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教研組革命群眾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貼了大字報。在1966年8月12日，我院進行了一次鬥鬼會，張昌紹亦被拉上臺，鬥後在校內遊行，（這次學術權威均被鬥）以後就打入勞改隊，在1967年12月左右原保守派紅衛兵垮臺後，交給造反派學生後，不久就解散了勞改隊，安排其打掃教研組附近的廁所，一段時間後，廁所亦不打掃了。

於1967年12月20日上午發現張昌紹在本教研組已自殺，後送院搶救無效而死亡，當時發現其日記本上在12月20日寫有：「……但是也怕個別的野心家，把自己的前途建築在別人的骸骨上，不實事求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口難辯，實在受不了。死輕於鴻毛，但是活著也輕於鴻毛，那麼寧願輕於鴻毛地死，不願輕於鴻毛地生。一年多來，活得不明不白，那麼寧願不明不白地死。」

關於他的問題尚未調查定性，群眾意見：他是抗拒運動，畏罪而死。

上海醫學院革命委員會

經辦人陳梅珍

1968.3.15

讀到那封信的時候，我想起外公去世那天，姥姥坐在床上的樣子，突然懂得了她那張無淚的臉；哭泣似乎意味著一個悲劇還有救贖價值，給人宣洩和昇華；而外公的自殺，是一個沒有任何救贖價值的事，如外公自己清晰知道的那樣，它輕於鴻毛。

母親多次跟我提及外公日記裡提到的「個別野心家」，就是當時上醫藥理教研組裡的某個人，還有外公的一個學生。後者曾經追求我母親未遂，是外公的學生裡，唯一背叛了他的人。他們每天輪班關起門來跟外公「談心」，直到外公死的那天。我可以想象他們日復一日陰暗的對話，像無邊的黑暗包圍侵蝕著外公，讓他感到絕望。那兩人都是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受益者。外公死後，教研組的那個人把外公的日記沒收了，從此石沉大海。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外公那段時間所受的身心折磨。

在拍攝《客從何處來》的最後一天，我們來到一棟即將被剷平的百年老樓。它一共兩層樓，黑瓦灰磚牆，硃紅色的木窗框，一條長而窄的陽臺，房頂上支出兩個那個年代特有的老虎窗，那是外公曾經當學徒的蘇州樹德醫院的舊址。我從一間房間穿到另一間房間，想象小學剛畢業的外公，樓上樓下忙著倒痰盂、掃地、搓棉籤、疊紗布。待到夜深人靜時，他再回到帶老虎窗的閣樓裡，懸樑刺股，學習中學課程。從這裡開始，他學會了惜時如金，不管在什麼情形下從來沒有蹉跎歲月。

這樣一個人，在生與死之間，選擇了死亡。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什麼。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外公不怕打掃廁所。物質上的剝奪與苦難從未戰勝過他，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外公的生命都是充滿意義和希望的。他的選擇，正是因為他曾經如此忠誠地熱愛過——生命、祖國、理想、科學，所以他無法去過行屍走肉的日子。

站在老樓的陽臺上，我留意到一輛挖土機就停在不遠處。待我們走後，這棟樓將化為灰燼，也許只有我會記得，它曾經嶄新地矗立在這裡，承載了一個少年無盡的辛勞、激情和夢想。

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個少年的影子，像一個母親永別她的孩子，帶著不可癒合的傷痛，和不可彌補的失去，耳機裡《繁星點點》的歌，恰似我對他遲到的愛和祭奠。

nowiunderstand

whatyoutriedtosaytome

andhowyousufferedforyoursanity

andhowyoutriedtosetthemfree

theywouldnotlisten，theydidnotknowhow

perhapsthey’lllistennow

fortheycouldnotloveyou

butstillyourlovewastrue

andwhennohopewasleftinsight

onthatstarry，starrynight

youtookyourlife，asloversoftendo

buticouldhavetoldyou，vincent

thisworldwasnevermeantforoneasbeautifulas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