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時候每年春節前，爆米花的人會來。他會把黑鐵的爆鍋架在煤爐上，一手拉風箱，一手轉鍋子。十分鐘後，「嘭」的一聲出鍋，原來的一小碗玉米就能裝滿一個枕頭套，空氣裡就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從銀川回上海探親。外婆拿著一碗寧夏玉米和兩粒糖精片，帶著我和表妹排在爆米花的隊伍裡。表妹口口聲聲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覺得好玩，也都起鬨叫姥姥，他們的聲音在弄堂裡此起彼伏，姥姥就這樣誕生了。

我從小跟姥姥長大，可惜她在世的時候，我沒有多問她年輕時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範，一九〇八年生於江蘇溧陽。當她成了文學青年後，覺得為人模範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她的父親（我的太公）史蟄夫是清朝大臣史貽直的直系後裔，一代國學泰斗，光緒年間廩生，曾參加辛亥革命，為維新人物。北伐前史蟄夫是國民黨的地下黨員，在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因不滿意其執政措施，在報上登啟事公開脫離國民黨。他曾在常州中學、南菁中學、無錫高等師範任國文教師和歷史教師。共有一百二十冊的《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彙編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冊為史蟄夫所編的《六書統一》。他在篆刻上有極深的造詣，能把《陋室銘》全文刻於方寸石章中。瞿秋白就讀常州中學時，就隨他學習篆刻併成為他的得意門生。太公病逝於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圖書館資料室裡，看到他生前的學生方伯超寫的《史蟄夫先生軼聞》，以表達對先師的懷念。有一段文形容了先生的篆刻「縱橫豪邁，遒勁有力，信手雕鐫，字字活躍，不啻蛟虯自石中飛舞而出」。

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有一段非常展現史蟄夫個性的文字：「先師在溧陽任尚志學校校長時，值宜興縣立各校開春季聯合運動會，先師親率全體學生往參觀。是日下午四時許，運動節目尚未告畢，而大雨滂沱。其他參觀各校已魚貫自退，獨先師植立雨中，精神振奮，全體同學，因此愈覺秩然不紊。俟運動員給獎後，相偕出會場，而旁觀者掌聲雷動矣。」

據說，史蟄夫不僅治學嚴謹，治家也頗嚴厲，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亞於他，從小叛逆，一九二二年秋入蘇州女子師範，漸漸捲入學生運動，高舉反封建統治旗幟，前後三次登報與其父脫離父女關係。一九二六年又和同學從蘇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國民黨總政治部秘書長王崑崙手下幹事，感到無所作為，並看到國民黨內部風氣不正就離開了，回家準備考大學。姥姥在一九二七年考進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文學院（該院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文革」時期，家裡大部分老照片都銷燬掉了。我出國的時候，帶走了倖存的一本小相簿。那裡面有一張姥姥兩三歲時候，跟她母親和姐姐哥哥的合影。姥姥的母親是個裹小腳的女人，卻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樣子。我母親稱她的外婆為「矮好婆」，母親說矮好婆不識字，經常被她先生罵笨。但是其實她非常聰明，出去聽一齣戲，她回來就會哼唱。在那個男尊女卑的年代，矮好婆給自己的女兒們穿上男孩的裝束，是想把她們當男孩子來養嗎？還是家境拮据，女兒們繼承了長兄或親眷男孩的衣服？沒有人能告訴我。但是我知道，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都受到了極其良好的教育。

一九八六年，姥姥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過一篇《吳健雄關在「籠子」裡》的文章，回憶了她與閨密在學校時的各種調皮搗蛋。她在文中這樣形容了母校的樣子：

「蘇州有一條新橋巷，當年巷裡有一所頗具名聲的女子師範學校。至今我還記得：大門冷冰冰的大開著。進門，站著四棵寂寞的梧桐樹。往裡有三間屋：中間是走道；左右各有一間從來沒人坐過的會客室。轉彎是二門，也開著，不過是黑洞洞的。左手是校長室；右手是男老師宿舍。走完甬道，有亮光了，可是兩扇又厚又重的三道門，很像牢門。門右是訓育主任辦公室，門左是舍監辦公室。

「舍監面色蒼白，她沒來得及結婚，未婚夫已經去世，據說她是捧著寫上未婚夫姓名的牌位，完成結婚儀式的。這位太太心地好，一心要把全校學生都教導得像她一樣賢淑懂禮。

「第三重門裡面，就都是長長的、一排一排的樓房。建築齊整，花木扶疏。有寬敞的課室、整潔的宿舍、非常開闊的大操場，下雨天另有室內的風雨操場，也就是全校集會時使用的大禮堂。靠裡有個舞臺，掛上雙層幕子，供演出時好開幕閉幕。」

姥姥寫了她與吳健雄如何在這座監管嚴厲的「牢籠」中，跟這位舍監和另一位訓育主任鬥智鬥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惡作劇。

比方：

「有一個晚上，學校開慶祝會，排練了不少節目。全校師生和校工，都擁到禮堂去看演出了。我和健雄在場外各地走了一遭，一個人都沒遇見。顯然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不容輕易放過。我們商量了一下，有了主意。等到演出將近結束的當口，我們找到兩條長凳，搬到禮堂外間的門口，先豎起長凳，分放在門的兩邊，再把細繩綁一頭綁上一隻凳腳，兩頭紮好，剛夠攔住門的出路。然後跑到門背後，找到禮堂電燈的開關。「咔嗒」一聲，全場漆黑。我倆立刻跑到門外去，躲在門外觀察。只聽得觀眾亂紛紛地往外擠。最先擠到門口的人，撞斷細繩，跌倒在地。後面的人，被地上的人絆翻，一片尖聲怪叫，比臺上的演出大概真實得多，當然也精彩得多。好幾分鐘後，才有一位聰明人旋亮電燈，結束了這一齣壓臺戲。

「在精力有餘、思想苦悶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隔一陣我倆再演一齣戲。奇怪的是從來沒有被破案過。舍監太太曾對她一個親戚悄悄洩露過，學校裡有狐鬼作怪。訊息傳出後，據說外界也紛紛議論二女師狐鬼搗亂的新聞。」

在回憶當年時，姥姥自己也納悶，這所學校的教育肯定不賴，當年南京中央大學招生百裡挑一，她們一個個都錄取了。可她怎麼會如此討厭那個「籠子」，如此狠心撒野呢？

也許她只記住了自己的惡作劇，而我卻在當年師範女校的校報上，看到了另外一個她。姥姥顯然經常發表文章，其中有一篇題為「群眾運動之動機」，是這樣開頭的：

「群眾運動者，人類結合而求達其公共目的之步驟也。欲知其發生之理由，必先研究群眾之心理。人類本各殊其心理，但多數人相合，則另成一種心理，既非甲之心理，復非乙之心理，而成一不可思議勢力偉大之特殊心理。乃有少數人利用之，而促成絕大之運動，以達其某種目的，此則我國在野官僚、無聊政客之長技，慣施其狡祭手段，他人為之傀儡而茫然不覺，不惜以血肉之軀，冒死奔走，而為他人作嫁，可憫亦可哂也。」

接著姥姥舉例辯證自己的觀點，可以看得出來，文章寫於某件重大運動失敗後。眾人激憤的情緒被某種利益團體所煽動和利用，成為徒勞的歇斯底里。她在結尾處總結道：

「欲明一種群眾運動之真相與結果，必先究其動機安在。若盲從而附和之，則徒為他人所操縱，自身徒受犧牲，非惟後悔莫及，且更貽笑他人。青年，血氣未定者，甚毋感情用事，而為人利用也。書此，自勵兼以告人。」

每次文明的倒退，每出人類的悲劇，青少年都被利用首當其衝，成為陪葬。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就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讓我驚訝的是，姥姥在少年時代已經擁有了這樣嚴肅、冷靜、成熟的獨立思考以及表達的能力。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為學聯代表認識了上海醫學院學聯代表張昌紹——我的外公。家族裡的人都知道他們風風火火的戀愛故事。一開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認識和愛上外公的，可最後外公卻娶了姥姥。這是我母親從大姥姥那裡聽來的。據母親說，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的房子裡以後，三姥姥和她丈夫幾乎每週日都來拜訪。午飯後，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廳各自看報紙，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樓上吵架。離開的時候，三姥姥總是傷心無比。她曾跟我母親說過，回家時走在楓林橋上，她恨不能一頭跳進肇嘉浜裡。後來，三姥姥隨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學的時候，三姥姥常請她們到家裡吃飯，跟她們講外公年輕時的事情。她對我母親和兩個姨都格外寵愛，「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資凍結，每個月是三姥姥給我小姨生活費。我開始拍電影后，在北京見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著我說，倒是你當了電影明星，阿中（我母親）才真叫漂亮。但是隻要姥姥在場，她們兩個人就繼續翻老賬，無休無止。

從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簡歷上看，他們相遇之前都在蘇州和南京生活和學習過。外公在江蘇省立第四中學校報上發表《平民教育與平民生計在今日孰為重要》的時候，姥姥在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校報上，發表了《群眾運動之動機》和《老丐行》；外公在校報上發表《手淫之預防法》的時候，姥姥發表了《理不勝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這兩位素不相識的少年，在同時感受和思考著時代與自身所帶來的困境，尋找著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嚮往著更正義與平等的社會。一九二八年他們又分別赴南京上大學。我想象他們兩人多次在街頭巷尾互相錯過的鏡頭，就像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紅》裡面，那一對常常擦肩而過的鄰人，被命運像吸鐵石那樣拉近。影片最後，因為一場災難的發生，他們終於有了相遇的機會。姥姥和外公那幾年所有的動盪，似乎也只是上蒼為了促成他們終成眷屬。

姥姥曾經寫過一篇回憶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的短文，當時姥姥和外公都報名參加了上海醫學院組織的第四救護隊。跟姥姥慣常的風格一樣，文章毫無煽情，也沒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關係，只是在救護隊的人員名單裡列上了「張昌紹」，平靜地講述了當時在真如暨南大學夜以繼日發生的事情——

……我們女同志宿舍在底樓。窗外堆積著許多為抗日救國而犧牲的壯士們的遺體。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肅然起敬。

救護站的工作緊張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幹，平時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站裡常有記者和慰問團來訪，不管我們怎樣解釋，救護站不缺吃穿，慰問團體還是用大卡車裝滿面包、蛋糕、餅乾、罐裝菜餚和棉襖、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間大教室堆得滿滿的……

最使人感動的是傷病員們的表現，他們很堅強，很少聽到呻吟聲。一些傷勢較輕的戰士紛紛要求重返前線，甚至那些傷勢並不輕的也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要求回到戰場去。有些戰士因傷重必須轉送後方治療，但硬是不肯上車，他們覺得留在救護站，離火線近一些，還有機會重返前線，送到後方，就沒有打敵人的機會了……

但是不久日軍增援部隊在瀏河地區登陸，威脅十九路軍側翼。十九路軍因得不到兵員、武器、糧秣接濟，不得不撤離淞滬戰場。接到撤退通知，救護站的同志們都發呆了，等收到緊急撤退通知後，大家才行動。軍部為救護站留下最後一次列車，我們迅速地揹著百多個傷員和代管的武器上車，離開真如，向蘇州方向開去。車到崑山時，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掃射，幸好沒有重大傷亡，安然到達目的地。

正在熱戀中的外公和姥姥是並肩的戰友，他們共同見證了這一悲壯的事件，經受了戰火的洗禮。當他們終於可以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有沒有緊擁對方失聲痛哭；有沒有親吻彼此悲憤的眼淚，撫摸彼此疲勞的身體；有沒有以身相許，山盟海誓？我無從知道。我只知道，他們是「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幾個月裡結的婚。

在拍攝中央電視臺《客從何處來》的節目時，我偶然從資料中發現，當年著名文人柳亞子在一九三二年為姥姥作的一首詩。

浪淘沙——文藝茶話會座上贈史伊凡女士

珠玉瀉鶯喉

鋼裡含柔

吳娃燕語最風流。

一闋新詞低唱罷

怎不嬌羞。

京兆畫眉儔

是幾生修

天教韻事繼紅樓。

為恐石涼人睡去

芍藥輕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