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特意註釋史女士愛人叫張弓——外公的別名，姥姥那麼「風流」和「嬌羞」，一定是一個新娘幸福的模樣吧。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陽老家生下了我母親。一九三四年外公從上醫畢業留校後，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醫校長朱恆璧家，後來再搬到上醫分給外公在「祥慶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裡讀到，一九三五年北京發生一·二九學運，激起了姥姥這輩年輕人的革命熱情。懷著身孕的姥姥與史良等人組織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後發展成中華救國會。據說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後，就把嬰兒留在上海紅十字會（即現在的華山醫院），自己投入到編輯《中華醫學雜誌》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經在紅十字會實習過一年，所以醫院收留了二姨一個多月，她是嬰兒室聞名的「超大兒」。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傷兵醫院，直到年底戰事失敗。沮喪了一段時間後，姥姥決定離開上海。她帶著五歲的母親和三歲的二姨，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然後把她們分別留給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隻身去倫敦陪讀於外公。這段經歷給我母親和二姨帶來了久遠的心理陰影。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從英國回來，但是她沒有回到孩子們的身邊，而是幫助上醫校長朱恆璧完成了國立醫學院兩次龐大的遷校任務。朱恆璧校長是外公的恩師，兩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們從上海乘輪船途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陸，而後改乘滇越鐵路前往雲南。在昆明郊區白龍潭設校（簡稱「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遷往重慶，在重慶市郊歌樂山設校（簡稱「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軍從緬甸進攻中國大後方的危急時刻，姥姥又被借調到滇緬鐵路督辦公署衛生處，在美國援華抗瘧委員會工作，工作所在地為彌渡。一九四三年她才從彌渡回到歌樂山，擔任《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
在歌樂山，姥姥和外公終於安定下來，便決定去上海接女兒們到後方一起生活。姥姥出發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親戚家寄宿的母親和二姨接到信後就開始期待。大人們叮囑她們，只能跟人家說姥姥是從南京過來的，千萬別說重慶。姥姥到滬以後，把我母親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舊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過了數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來，卻不是來接二姨，而是來跟她告別的。她跟二姨解釋說，闖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太困難了，回滬路上花了一個多月，她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上路，只能帶母親一個人。
在二姨的記憶裡，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遺棄。第一次是她三歲時姥姥去英國，把她交給了親戚。二姨在回憶錄裡描寫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個昏暗的屋子裡，我睡在一隻籠子般的小床裡，周圍一圈都是我從沒見過的、可怕的臉，我手裡捏著一隻紙袋，這是我母親最後交到我手裡的，據說裡面是幾塊蛋糕。這個小床和這個紙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緊閉雙眼，不哭不哼，據說就這樣待了三天。」
五年後從重慶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棄二姨而去，還帶走了她的姐姐。那時二姨留著兩根硬得像棍子的長辮子，姥姥說喜歡。臨走拍拍她的頭，叮囑她好好留著辮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針線盒裡的剪刀，把辮子剪掉。
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上學的時候，借了一本《簡·愛》的英文版，帶回家讀。我那時的英文水平讀原文書十分吃力，記得姥姥經常在邊上幫我一起查字典，給我解釋字典不能回答的疑問。書裡有一段引起我強烈的共鳴，並激起我對遠方和未知的嚮往。
我爬上三道樓梯，推開頂樓的活動天窗，來到鉛皮屋頂，極目遠望與世隔絕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線。隨後，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極限的視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達繁華的世界，抵達那些我曾有所聞，卻從未目睹過的生氣勃勃的城鎮和地區。隨後我渴望掌握比現在更多的實際經驗，接觸比現在範圍內更多與我意氣相投的人，熟悉更多型別的個性……我沒有辦法，我的個性中有一種騷動不安的東西，有時它攪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認為女人應當平平靜靜，但女人跟男人一樣的有感覺。她們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們一樣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歲的姥姥在中央大學文學院第一次讀《簡·愛》的樣子。她一定也向往去發現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完善和證實自己，並從中找到生存的意義。姥姥是個失敗的母親，但她無疑愛自己的孩子。她一直儲存著我母親六歲的時候，給她往英國寫的信。那一小條發黃的紙對姥姥的價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後才懂得的。每次我母親提及童年被遺棄的事，姥姥臉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後才懂得的。誰的人生沒有遺憾，哪個選擇沒有代價，抑或一切皆命中註定，根本沒有選擇。
我自己的女兒十三歲那年跳級考上了全美最頂尖的高中住讀，比同班同學都年幼一些。入校後不久她得了厭食症，在治療過程中，心理醫生跟我提到女兒年幼時我外出工作給她帶來的心理陰影，專業術語為「分離焦慮」。女兒的病根源在我。我無力地為自己辯解，我只是偶爾離開，一般都在兩週內回家，最長不過一個半月左右。醫生說，對一個孩子來說幾天可能就意味著拋棄，而每次被拋棄，她都以為是永遠。孩子們不記得你平日的付出，因為那是理所應當的，而她們記得你的離開所帶來的痛苦。也許我遺傳了姥姥靈魂深處的不安分，無意中總是在傷害我最愛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後悔，也是我必須承擔的命運。
我給母親打電話，問她還記不記得當年跟姥姥從上海到重慶的經歷，她先說記不太清了，然後嘆口氣說，一路上很艱難，我們坐了火車、汽車、牛車、木船，繞了很多地方。當時從日佔區去重慶是不允許的，姥姥在各個關口需要通行證，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幫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們佔姥姥便宜。我問，怎麼佔她便宜？母親猶豫了一下說，她要陪他們睡覺。我啞口無言，完全沒有想到母親會跟我這樣說。我再追問細節時，母親不願說了。但她強調說，要是換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慶的。姥姥膽子大，也會隨機應變，她總是把我的一隻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關口開啟檢查的時候，皮球會滾出來，我就跑去撿，這樣檢查計程車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點計程車兵還幫著撿，這樣就不會留心到箱子裡藏著違禁品或貴重物品。
放下電話後我想，這些佔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麼人？在一兩個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個「他們」？這「陪他們睡覺」的交易是怎樣達成的，又去哪裡實現？這些我都永遠無法知道。
我開啟相簿，找出幾張姥姥那時的相片。姥姥長了一張娟秀的瓜子臉，那也許是她臉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線條；她的額頭寬敞，有些男性的方剛；她的眉毛上揚，有些挑釁的傲慢；她的單眼皮有些不對稱，但是眼睛裡透出聰慧和沉著；她抿著的嘴有些固執，也好像在說，別惹我；她的鼻子也許是五官裡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臉的正中央，讓人覺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滿誠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長人生中的幾秒鐘，並非立體性記錄。姥姥在照片裡顯得嚴肅，而我認識的姥姥幽默、風趣，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對話者。一位《文匯報》的記者曾經這樣回憶姥姥：「……史伊凡老人是我感到親切又十分樂意交往的一位，老人樂觀豁達，隨意又健談，是位典型的有修養的老知識分子……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常上平江路的那幢小樓去看她。暖暖的下午陽光裡，我們倆一支菸，一杯咖啡，天南地北地談天，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姥姥的頭腦、見識、個性和思想，是她一輩子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清泉。
在從上海去重慶的時候，姥姥拖著一個九歲的孩子，已經是一個三十五歲的女人。我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女人點上一支摩爾煙，審視眼前坐在辦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勞的眼神掃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單調而辛苦，並跟她一樣遠在他鄉。她為他點上一支菸，開始娓娓道來，講一段倫敦街頭的趣事、一個《聊齋》裡的女鬼故事、一則好笑的新聞。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憶起某條街上某種特別香的豆豉、辣醬、臭豆腐。女人聊起天來那麼親切生動，這份意想不到的愉悅或許打破了男人沉悶的日子，或許滿足了他的一份鄉愁，以致他完全忘記了跟她原來的交易，開始向她傾吐，一瀉千里，直到夜深人靜……
我也可以想象另一個場景，女人的衣服被撕開，紐扣被扯掉，她被壓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膚已經碾破。事後，男人還在喘息，褲子狼狽地堆在腳腕，女人已經穿好大衣，攏齊頭髮，拿起通行證平靜地轉身離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讓他突然自慚形穢。他向她索取了身體上的快感，但無法索取征服者的優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電影，片中一個強盜用強姦來威脅一個寡婦，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弱者，沒有畏懼，也沒有矯情，只是很簡單地說，沒有女人會因為這個喪命，你來吧。我想象，姥姥也有這樣剛烈的性格、膽識和精神。
姥姥「陪他們睡覺」，也許是這兩個場景之間的情形，也許根本不是，現實往往比想象更為異想天開、不可思議。關於那段旅程，姥姥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我想她也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起。寫到這裡我甚至懷疑——或者希望——母親是不是把別人的經歷誤記成了姥姥的，畢竟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上網搜查當年從上海到重慶的文字和影像，看到一個身穿旗袍和西裝外套的女人的照片。她風塵僕僕、疲憊不堪地坐在一隻皮箱上，身邊另外兩隻皮箱上放著厚厚兩捆棉鋪蓋，她的身後有幾條舢板，還有船伕、挑夫和逃難的人。她在路上奔波多久了？經歷了什麼樣的磨難？從她無奈和麻木的臉，我彷彿看見，姥姥帶著年幼的母親在跳板上等船的樣子。我還找到一些有相似經歷的人寫的回憶錄，都提到通行證、交通工具的困難，和一路輾轉浙江、安徽、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地的曲折。據潘君拯的《從孤島到陪都——抗日時期流亡學生的回憶》一書描寫：「從貴陽西去昆明，北去重慶，沿途多險段。……向北要過七十二彎。……車轍深，晴天像香爐，雨天像粗糊。大雨以後多滑坡，山上的大石頭滾下來壓在公路上，阻礙車輛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個滑下去了，公路中斷。……在七十二彎，從高處往下看，破車隨處可見。」抗戰時期汽油短缺，老百姓在車身旁安裝一個爐子，內填木炭，用木炭作發動機燃料。木炭車馬力小，因而在山路上事故頻發。
姥姥也是這樣在九死一生中，把母親從上海接到了歌樂山。一家三口終於在後方度過了幾年物質貧乏，但精神充實的生活。母親這樣描寫那段時光：「當時重慶的條件很艱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電煤衛全無。有位叫老宋的老伯專為大家從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戶每天用一擔水，晚上點的是電石（乙炔）燈，屋後砌了個柴灶燒飯。母親還學著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麵包，烤失敗的麵包由我們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實驗室的成員都請到家裡來分享。就著自制的果醬和當時頗金貴的紅茶，算是一頓美味的茶點了。」
在美國新冠疫情劇烈惡化的時候，小女兒跟我們在家，大女兒隻身在另外一個城市，令我十分牽掛。我不難想象，姥姥把七歲的二女兒一人留在炮火連天的上海，是什麼樣的心境。我先生在家隔離，突然有了閒暇，大女兒極力推薦他讀一下契訶夫的《第六病房》，我這才知道她也喜歡契訶夫，有些莫名的感動——姥姥、母親和我都曾經愛看契訶夫。大女兒不常跟我交流感情，這份疏遠讓我惆悵，偶爾在亞馬遜賬戶上看到，她在讀我年輕時代迷戀的書，就有一種欣慰，覺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閱讀曾經也是我和姥姥之間的紐帶。
說到姥姥的那些書，「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抄家的人從房子里拉走了一車書——姥姥和外公從上海到倫敦、波士頓、重慶，再回到上海，這一路篩選積累的書。在回憶外公書房的時候，姥姥這樣描寫：「他的藏書倒並不限本人專業範圍，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書籍以及文藝書籍和報刊之類，都使他感興趣，在他一隻書櫃的一角里，還悄悄放著幾本小冊子。它們是howtoswim、howtotakephotograph、howtodance、howtoplaybridge等等。可是他除了可以偶然湊數打一下橋牌，既不會游泳，更不會跳舞，也沒有拍攝過照片……也許他曾經感到過遺憾，所以去買了這些小冊子……」可見，書遠不只是書，更是一種潛力，好比樂譜或者種子。被拉走的是他們身外之物裡最不捨失去的東西。
姥姥冒著風險在閣樓保留了一隻棕色的小皮箱，裡面藏了她最喜歡的書籍。我第一次看「禁書」是在扁桃腺手術之後，那時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種新的方法，不打麻藥不用刀，只是用一塊壓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鉗子將它們摘除。母親告訴我手術後醫院會給病人吃冰激凌，從她的語氣聽起來，這簡直是一種特權，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術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徑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裡反覆背誦著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手術結束後，護士把一小紙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遞到我手裡，我卻疼得什麼都不能吞嚥。母親叫了一輛三輪車，我倚在她懷裡，一路上眼巴巴看著冰激凌一點點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給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憐，去閣樓把那隻皮箱拿了下來，從裡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連環畫給我看。接著的兩天病假裡，我一遍遍地看那本連環畫，那是由英國演員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劇照組編成的，雖然我還無法懂得故事中複雜的情感和意義，我被哈姆雷特眼睛裡傳遞出來的瘋狂和痛苦深深吸引。那次以後，我時刻期待著感冒發燒不能上學的日子，讓書本領我走進自己內心那些陌生的角落。
成年後我對悲劇的迷戀，也許就是從《哈姆雷特》開始的，劇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啟蒙了我潛意識中對人性的認知。它讓我在朦朧中感受到，藝術作品呈現的悲劇，是對生活中悲劇的洗禮和昇華。
至今若有人提起莎士比亞，都會讓我聯想起發燒的感覺，而躺在床上讀書，仍具有治癒一切的魔力。
大約在一九七〇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職停薪。母親嚴肅地跟我解釋，姥姥跟人說，毛主席是「兩論」起家（《矛盾論》和《實踐論》），而她自己是「兩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親要我懂得禍從口出的道理。姥姥自己的筆記這樣寫了，「回家後向裡委報到，負責讀報等。有一組參加過罷工鬥爭的退休老工人，全是文盲，要聽馬列主義著作。我把《哥達綱領批判》閱讀五遍，闔書講解後一起討論。雙方都覺滿意」。也是在那個時期，姥姥還帶我坐火車出外旅行。當年沒有人旅遊，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從哪裡弄來的錢，怎麼搞到的介紹信，以什麼理由為我請的假。那年我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寫南京長江大橋的課文，火車開過大橋的時刻，我非常興奮和驕傲——不只因為橋的壯觀，也因為全校只有我一個人親眼見過它。在南京的時候，姥姥帶我去了一棟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舊友還是親戚的人，兩人低聲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朧的晨光從窗簾縫裡鑽進來，我仍然聽到姥姥在竊竊私語。現在回想起來，那幽暗的光線、喃喃的低語似夢似幻覺。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座城市曾經有姥姥的青春和夢想，也不懂得她走在鼓樓區大街小巷間的悵惘。
旅途上，姥姥為我補習功課。我喜歡語文，讀了不少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的英雄事蹟的書籍，並抄寫了很多豪言壯語。我給姥姥看我的筆記本，還請她看到好的豪言壯語也幫我記錄下來。那時候的作文開頭都有類似「東風吹，戰鼓擂，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那樣的空話。姥姥跟我說，你不需要這些豪言壯語，一個字可以講清楚的事，不要用兩個字。
「四人幫」被打倒後，姥姥被上海科技出版社請去當顧問，編輯了《家庭醫學全書》。搶房子的人陸續從我家搬走以後，姥姥終於回到了她的房間，經常有年輕人上門找她補習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閒聊。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她帶回一個手搖唱機和靈格風（linguaphone）教英語的唱片及課本，喜歡英語的人會聚在她的房間聽唱片，學講純正的女皇英語。記得一個住在外交大樓裡的男青年，常來陪姥姥聊天，讓姥姥給他看閣樓上的舊物，後來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蟄夫刻的圖章都送給他了。可惜那時我太小，還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舊物。
一九七七年我主演了謝晉導演的《青春》，一九八〇年又因電影《小花》得了「百花獎」最佳女主角，經常有男士上門想認識我。據姥姥說，他們都是「高幹子弟」，我們既不能得罪他們，也不能讓我出面。我總是躲在父母房間看書，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遞煙，冬天點上炭爐，夏天遞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頗有雪赫拉莎德《天方夜譚》的味道。來的人雖然不能滿足初衷，走時也不覺太失望，有的乾脆忘記了初衷，日後還帶著禮物回來看她，和姥姥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們也都喜歡她，前兩天我跟一個多年沒聯絡的老同學通電話，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憶道，在他人生不順利之時，姥姥手裡拿根菸，笑眯眯地說，小朋友，軍棋下下。姥姥跟他講的是上海話，軍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盤棋，有輸有贏。朋友還記得姥姥說，棋子木頭做，輸了再來過。他說的上海話「輸忒再來過」，讓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間，和那裡的時光。
我留學美國的第四年終於回家探親，別人從美國回家，總是要帶一臺電視機或冰箱什麼的，那些所謂的「四大件」。我在信裡問姥姥，她堅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許是不捨得我花錢，也許是真的對大件沒興趣。她請我買一個有波浪的假髮套、一個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筆和一塊羊奶芝士。當我把禮物一件一件遞到姥姥手上的時候，她笑得眼睛眯起來，好像所有的貪婪都得到了滿足。也許沒有人能滿意地說出幸福的定義，但是，在那個冬日下午，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火爐上燒著水，姥姥換了內衣，戴上髮套，描好眉毛，就著蘇打餅乾吃芝士的樣子，無疑就是幸福的樣子。
姥姥雖然沒有太多物慾，但她懂得享受。有個朋友知道我在寫姥姥的故事，到網上幫我買了一本姥姥在一九五〇年代編的《吃的科學》。在第一章「怎樣吃飯」裡，姥姥首先強調了享受：「我們的眼睛會看電影，耳朵會聽音樂，這些都是享受呀；為什麼對於好看、好聞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賞一陣呢？」然後她又解釋了：「如果他不帶著欣賞來享受食物時，他的口水就減少了分泌，胃液也減少了分泌……食物也因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觸，而難以消化。」在姥姥看來，人不需要太多的東西，他只要懂得欣賞眼前的生活。
跟n結婚後，我帶他回上海探親，結果剛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喪地坐在姥姥房間，我們誰也沒提頭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這是一次失敗的婚姻。姥姥從石灰箱裡拿出海苔餅乾給我吃，她說，石灰都成粉了，要換了。我就覺得，日子還會正常過下去的。石灰箱是一隻高高的長方鐵皮箱，箱底有一紙包的白石灰塊，上面的空間用來存放花生、餅乾等怕潮的零食。跟那隻藏書的皮箱一樣，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東西。我跟姥姥邊吃著餅乾，邊聊些無關緊要的閒話，然後她用極其平淡的口吻說，沒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這樣，沒頭沒尾的一句話，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總是能用最簡單的舉動和語言，在關鍵時刻給我慰藉。
二十四歲那年，我回國上了春晚，即興說了幾句：「今年是牛年，我屬牛，所以就係了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話叫恭喜發財……」我恭賀新禧後的第二天，就有一位退休老幹部在報紙上寫了批判我的文章，譴責我稱祖國為「中國」：「撇開迷信味兒不說，陳沖去了美國四年，竟叫我們是‘中國’，那她自己是什麼呢？」一時間舉國上下都開始聲討我的叛國行為，並把「中國」訛傳為「你們中國」。在一片謾罵聲中，唯有姥姥挺身而出，為我到各大報紙雜誌去奔走，最後在《民主與法制》雜誌刊登了她為我寫的辯護文章。
我最後一次見姥姥，她已經患了胰頭癌。我陪她到醫院做檢查，其中一部分的過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嚴。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無力地安慰她說，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堅決地跟我說，你讓他們停下來。我沒有能讓他們停下來，檢查結束後醫生說她得馬上住院開刀。
黃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間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個小臉盆裡，再從抽屜裡取出替換的內衣。我說我們走吧，她不動，我輕輕拽她，她說再想想還有什麼忘記了。姥姥的房間很簡單，沒有一件多餘的物件或裝飾，只有外公的遺像掛在畫鏡線下。光線漸暗，我催她說，忘了什麼我再回來幫你拿。她還是不動，瘦弱的身體好像一幅剪影。那時我太年輕，哪裡想得到，她不想忘記的東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帶去醫院的。她曾經在這裡做愛，在這裡哺乳，在這裡心碎，在這裡療傷，在這裡創作。她也曾經被關在這間房門外，像一頭母獅一樣憤怒地徘徊和咆哮。我喜歡一篇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的關於女性與小說的演講稿《一間自己的房間》。姥姥的房間，讓我想到那篇文章裡講的房間，那是她可以關起門來天馬行空、為所欲為的世界。
住院當晚，姥姥就動員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護士們只能把她的鞋藏起來。手術後，姥姥再也沒有恢復清醒，兩個月後就去世了。她死後的半年裡，我幾乎每晚夢見她。夢境總是那麼生動，好像她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