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電影製片廠請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時候，我二話不說就同意了。從珠影廠回來後沒幾個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驥導演的《甦醒》。回頭看，這兩部電影其實都不適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攝製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甦醒》的男主角叫高飛，在我們相遇前，他曾經和當時最紅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過一部叫《望鄉之星》的電影，據說栗原小卷愛上了他。我從上海到達北京那天，滕文驥讓他騎著當時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車去接我。高飛穿著一條牛仔褲，蹬著一雙牛仔靴，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等著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裡都流淌著酷。我在摩托車的後座剛一坐穩，車就嗖地飛上了大街。高飛騎得很快，拐彎時把身體壓在一邊。我抱住他的腰，把臉貼在他的背上，希望我們永遠都不要到達。

拍《甦醒》給我留下最難忘的回憶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獵。那天我們開了兩輛軍用吉普車，同去的有幾個當地的獵手，都是退伍軍人，還有高飛和許還山。記得他們不願帶一個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極力勸阻我。可我想顯擺一下我在射擊隊學的本領，就固執地跟他們上了車。

我不記得我們去的地方叫什麼，只記得那裡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皚皚，根本沒有路。我們扛著步槍，艱難地從山腳往上爬，一路尋找兔子的足跡。大概在半山腰的時候，我沒跟上，被他們幾個落下了。在我四處環顧尋找他們的時候突然一腳踏空，滾下去好幾米。起身後我意識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來，如果我找不到他們，就會凍死在山上。一想到這兒，我就拄著步槍拼命往高處爬。不知過了多久，在我最絕望的時候，山間突然迴響起我的名字。他們大概也意識到我走丟了。我用自己能發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這裡！我在這裡！他們找到我的時候，我的嗓子已經完全啞了。

我們下山的時候颳起了一陣大風，同去的獵手們把我們帶到一棟半塌的木倉庫裡避風。高飛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舉槍就射。老鼠開始亂竄，我也舉起了槍。突然，一個形同骷髏、衣衫襤褸的人從一堆幹稻草裡蹦了出來。他手裡緊握著一把刀，眼睛在剎那間同時閃出恐懼、兇殘和瘋狂。我們驚呆了。帶我們去的獵人馬上跟他說，我們來山裡打獵，一會兒就走。我們離開的時候，那人突然用虛弱和可憐的聲音問，有乾糧嗎？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山裡藏著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從哪裡逃出來，又想逃去哪個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過成千上萬的人，偶爾有人會拿出跟我的合影，給我看我們曾經分享過的時刻，而我卻不一定記得。但是那個跟我只有過幾秒鐘對視的陌路人，卻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記。

拍完《甦醒》後，我原本應該回到上外繼續我的學業，但是我懷著破釜沉舟的心情，滯留在北京辦理出國留學的手續。

一位編劇朋友在北京，答應讓我住到他家裡。他和愛人，還有他們不滿兩歲的女兒，住在裡間。我睡在外面一間很小的廳裡。每天，他領著我坐公車到處見領導或他們的子弟，解釋我的情況。有時回家後，我會聽到他和愛人在裡屋壓低了嗓音激烈爭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覺得自己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剛認識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軍大院一棟很大的房子，還有廚師做飯，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發現，朋友的母親不喜歡我跟她兩個兒子來往——想必是對演藝界有偏見，我就自覺地離開了。那以後，我又搬了好幾次家。剛在一個地方住下，就開始想下一個地方，總是怕自己住長了，會讓人嫌棄。有一天我得到訊息，護照有眉目了。在等部裡流程的時候，我跟著編劇的幾個哥們兒騎著摩托車去了天津。一路上陽光沐浴著我們的臉龐，勁風吹動著我們的頭髮，車速激發著我們的胺多酚。我們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車隊一樣勢不可擋。到天津後，我們下榻在一棟殖民地風格的老洋房裡，主人是一個過去家底殷實的資本家公子。我在那兒吃到了這輩子最豐盛美味的早餐——八寶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條、餛飩、煎餅餜子，甜的鹹的、稀的脆的，熱氣騰騰的一大桌，香氣撲鼻。

兩天後我興致勃勃回到北京，卻發現我的護照又被攔下來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釀成一切悲劇的酵母，責怪自己放鬆了警惕，併發誓在拿到護照前決不允許自己再快樂。

很多年後，我偶然遇見這位編劇的愛人。她告訴我他們已經離婚。她還說當年她丈夫不可救藥地愛上了我，周圍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矇在鼓裡。驚愕之餘，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依稀能看見我們在夜晚的路燈下走回家的時候他突然沉默的樣子，我們目光偶爾接觸到時他眼裡閃過的異樣和隨後的臉紅……那時他大概三十多歲，端正的鼻樑上架著眼鏡，中等個子，穿著黑色皮夾克。也許是因為他抽太多的煙，所以聲音有些沙啞。喝醉酒的時候，他愛摟著身邊的男人講話。記得我很喜歡聽他講故事，以及談論他曾經讀過的書。我跟他從進《甦醒》攝製組開始，到我們一起辦妥我的出國手續，有一年多的接觸，但他從未跟我提起過他的感情困境。

臨去美國之前，m來平江路的家裡跟我告別。印象裡那是黃昏，屋裡只開了一盞檯燈，床上放滿了肥皂、毛巾、擦臉油、書本和相簿等等，腳邊的皮箱開啟著。我們貼書桌站著，身體靠得很近。多年後我們講起那天的時候他說我哭了，我自己卻忘記了。我是那麼羞於在人前流淚的人。我們互相不捨，一定說了什麼重要的話，重要的囑咐，我也忘記了。但我莫名地記得，他看著我的側臉說，你像栗原小卷。記憶真是一個粗心的裁縫，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說後悔那天沒為我擦淚，沒有抱抱我。不知為什麼，最難忘的反而是那些從未發生過的擁抱。

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想上影廠培訓班時期遙遠的時光，就好像忘記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橫店拍戲，扮演《辛亥革命》裡的葉赫那拉皇后。化完妝後，全體演員到現場排練。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滿了宮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見兩位過去的老同學，在跟我同演一場戲。我們隔著幾米的距離和幾十年的光陰，互望、感慨——歲月寫在我們的臉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驗印刻在我們的心裡。導演喊停後，我走過去跟他們打招呼。我們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從前，普通話裡夾帶著幾句上海話。還記得那個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個作曲的女兒嗎？對，電影《紅日》的作曲，他女兒在美國一家交響樂團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還真被她爸打出來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腦海裡都是同學們朗朗的聲音，在教室、在操場、在寢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重複：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鬥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教堅精。

原來我從未忘記。外人哪裡會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麼意思，而對於我來說，它是魔咒，它是時光機。聽到它，我瞬間穿越回那個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裡永遠是初夏的早晨，微風吹動著野草，我們年輕的身心跟野草一樣，只要太陽，只要一場雨，就可以那麼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