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劇團過了幾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踢腿、練練繞口令、打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課堂裡學習語法、記單詞、背課文、寫作業，這令我很不習慣。我每天盼望著星期天，可以回培訓班跟同學們瘋玩一天。印象裡，騎車去劇團的時候街上似乎總是春夏，從劇團騎回學院的時候總是秋冬。
有時候，m會送我一程。偶爾，我們會一起去看一場電影。他還來上外看過我一回，我們把整個校園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來，才依依不捨地告別。我懷著惆悵的心情，轉身回到寢室，將自己投入到乏味的介詞裡去。
學會準確地運用in、on、at真是我要的東西嗎？我到底要什麼？人只活一回，既沒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較，也沒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著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麼，只感到劇團的那種快活讓我空虛、窒息。我必須離開。在以後的歲月裡，也總是這份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這份靈魂深處的不安，在舒適的時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險境；在枯萎的時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時候，提醒我觀照命運的軌跡。
儘管我努力參與到學院單調而高壓的生活裡去，也結識了幾位日後會成為好友的同學，但是我無法快樂起來。更糟糕的是，我總是莫名其妙地違反了學院這樣或者那樣的紀律，經常被班長或系領導叫去談話。英語系的黨支部副書記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趙老師，他長得矮小，褲子好像永遠拖在地上。據說他以前在國民黨部隊當過小兵，被共產黨部隊俘虜後，經過教育，成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但由於他的歷史問題，一把年紀了還是副書記。當時的書記要比他年輕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親從美國寄來的大紅襯衣，在校園裡顯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學反映上去的，還是趙老師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談話。他說這裡是學術單位，最好不要有文藝界的生活作風，這樣影響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紅襯衣的問題。每次談話結束說再見的時候，他見我沮喪，總是帶著一點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
有一天下課，趙老師又來找我去他辦公室。我馬上在頭腦裡審視自己那幾天的穿著、表現。心想，這次又犯了什麼錯誤。我知道這些談話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汙點，記錄在我的檔案裡，將來畢業分配的時候都會為我減分。走進辦公室後，趙老師給我介紹了一位來客，他叫潘文展，從北影廠來上海借調我的。趙老師說具體手續還都沒有辦，院方也還沒有給出意見。潘導演是來跟我聊一聊這項工作，聽聽我的想法。
原來潘導演是受他的愛人張錚導演委派，到上海來請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後來的電影《小花》裡的小花。我們在學校的操場上邊走邊聊，臨離開時他留了《桐柏英雄》的書給我讀。
那天下課後我一口氣唸完了那本書，嚮往起攝製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電影《大篷車》裡看到，吉卜賽人帶著鍋碗瓢盆和樂器，在大篷車裡生活。大篷車到哪裡，他們的世界和家就在哪裡。我覺得拍電影的人就是一種吉卜賽人，攝製組就是大篷車。
《小花》劇組的確是一輛快樂的大篷車。當時有一批北影演員培訓班的年輕人，扮演戲裡的配角和群眾，他們整天變著法兒地尋開心，玩遊戲，惡作劇，聽音樂。組裡有人從汕頭買回來走私進口的錄音機，還有史特勞斯圓舞曲和鄧麗君歌的磁帶。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裡，個人情感是一個需要克服的缺點，更何況放到歌裡去唱。但是鄧麗君柔軟的聲音和私密的吟誦，在一夜間融化了我心裡揣了一輩子都不自知的硬塊。
記得組裡每星期都開一次交際舞會，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跟異性的身體自由接觸，而且這跟談婚論嫁沒有關係，它只是為了快活。走出舞會的時候我會想，完了，我墮落了。但下一次舞會我又去了。演我母親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種天然的優雅，她從父母那裡看到過交際舞，就在宿舍裡教我。在上影廠學習「參考片」時，我看過她父親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就讓她教我跳影片裡陶金和舒繡文跳過的探戈。她性子上來了，還教給我倫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膽的動作，啟蒙了我對自己身體的認識。記得組裡有位姓隋的演員是宋慶齡的養女，她長得高挑摩登，雖然那時我不懂什麼叫性感，那個概念要多年以後才進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來，小隋渾身散發著一種不羈的慾望。印象中她總是塗了睫毛膏，擦了口紅。那些是我之前沒有見過的、商店裡也沒得賣的東西，令我暗地裡羨慕。
戲裡演我哥哥的唐國強，那段時間經常找我一起學習英語，有時還帶我在黃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來。每當舞會上響起慢四步音樂——尤其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時，我總是雀躍地渴望他來邀請我。他瀰漫在我的每個思緒裡。
當年我們穿的那種尼龍襪非常厚而不透氣，那時的球鞋也特別焐腳。我愛出腳汗，又懶得洗襪子，一穿就是好幾天，腳臭到令人作嘔的地步。一天，我終於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襪子脫下來扔在臉盆裡，然後把暖壺的開水倒進去泡。誰想到我剛把滾燙的開水倒在臭襪子上，就聽到敲門聲，開啟一看正是唐國強。
他走進屋，臉盆裡的開水冒著蒸汽，一股臭味散發開來。我尷尬地站在臉盆和他之間，後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換襪子洗襪子。
記得我和唐國強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過完我的生日，我就開始滿街找蛋糕店，想買一塊上海凱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給他過生日。當年晉州很少有人知道什麼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國強生日那天，買到了一塊。他吃蛋糕的時候，我說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奶油小生」了，這個綽號就此誕生，並跟隨他很多年，許多媒體都如此形容過他。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結束後，我們轉到北影廠拍內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國強那時已經訂婚，未婚妻家是部隊的幹部。他未婚妻打電話到前臺找他的時候，我們經常惡作劇，跟她說，唐國強啊？他好像在劉曉慶房間裡吧。
拍完全片後，我們有一次聚會，不知在誰的家裡，慶祝唐國強結婚。記得桌上放滿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錄音機低聲放著鄧麗君柔情似蜜的歌聲——「懷念你，懷念從前，但願那海風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我坐在那裡強顏歡笑，剋制住心裡揮之不去的憂傷。不知是因為唐國強結婚了，還是因為我的大篷車，在我沒有準備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個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飛塵裡消失了……
那時我太年輕，每一次分離，我都還沒有準備好。每拍完一部戲，我都像被戀人拋棄。回到學院的日子味同嚼蠟。我在課堂裡堅持著，度日如年。沒辦法，十八歲的我已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進學院前我對英語的熱愛，已經被跟不上學業的壓力和無趣的科班教育磨損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