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無出路。
老師請一位寶山來的同學站起來唸這條繞口令，他一齣口就成了：杜五腐，無戶母。
為了加快我們普通話的熟練程度，老師要求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也不說上海話，這讓我們很不習慣，甚至到食堂打飯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們拿著飯盒排隊，心裡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譯成普通話，有時候吃不準發音，就會跟後面同學說，你先買。食堂的大廚是一位姓餘的導演，做完飯，他就在視窗為我們打飯，有時劇團的其他演員也輪流來食堂勞動。我們打飯就像見考官，當我們把炒茭白說成「草高白」，把一兩粥說成「一兩豬」，把番茄炒蛋說成「番茄炒痰」的時候，他們會糾正我們。大家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前途。但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還是忍不住要笑到彎腰。
當然，對前途至關重要的並不是普通話，而是思想意識。我們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強調艱苦樸素，抵制「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負責我們思想意識的老師姓王，是個善良的「老左」，經常找同學談心。但眾所周知，被王老師找去談心，就意味著思想意識出現了問題。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兩用衫裡面穿了領口有蝴蝶結的襯衣，王老師見後便找她談心，跟她說，小朱啊，你裡面怎麼穿了這樣的衣服？你可是共產黨員，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學搪塞說，這是睡衣，我沒來得及換下來。王老師也不戳穿她，只是語重心長地說，這個地方是個大染缸啊，你以後要注意啊。那以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那件漂亮的襯衣了。還有一個姓程的男同學，從家裡帶來一雙鋥亮的新皮鞋，跟上還釘了金屬，走起路來很響亮。我們跟他說，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師要找你談心嘍。他說，王老師問起皮鞋的話，我就告訴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廠發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師低頭看了一眼男同學的皮鞋後，抬眼用失望的口氣跟他說，小程啊，我們好久沒有學習啦。男同學立刻語塞。王老師走開後，他氣急敗壞地跟我們說，冊那，她不問我鞋，只說好久沒有學習啦，我沒辦法回答了。
我因為年齡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當回事，所以有點「逍遙法外」。記得姥姥曾經來劇團找王老師，瞭解我在培訓班的情況。王老師說，劇團對「小陳沖」挺滿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交友不慎，跟閔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風不正，不是一個好榜樣。對於這一批評，我只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我想，反正閔安琪不是階級敵人，我不用劃清界限。
那段時期，我跟閔安琪形影不離，就連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總是用食物勾引她，說，我家裡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裡有酒釀。
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倆想逃離課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奮勇踏黃魚車去廠里拉冷飲回劇團。黃魚車是當年最常見的人力三輪拉貨車，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沒有騎過。劇團和上影廠大概五六站公車的路程，閔安琪先從大木橋路歪歪扭扭地騎到了徐家匯，我說我來換你吧。沒想到我一上車龍頭就歪了，直衝著馬路當中一輛42路汽車撞去。黃魚車一路失控，我還一路在哈哈大笑，結果被42路車的司機大罵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尋死啊？」
王老師只跟我談過一次心，是讓我不要跟男同學瘋瘋癲癲。她再三跟我強調，這種表現如果不及時糾正的話，將會導致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其實，我只是愛跟每個願意打球的男同學打乒乓，總是打得不亦樂乎，滿臉通紅。同學們就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輩子最無憂無慮和開心的時候，既不用做家務，也不用做功課，還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男生們的惡作劇也是我最愛聽的事，記得有個同學喜歡在夜間拔嗓子、練丹田聲，吵得別人沒法睡覺。他的同屋就在門口拴了一根很細的鉛絲，他半夜回屋時被絆了個大馬趴。相比之下，我同屋的女生們就顯得很沒勁。
那時我們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總是汗淋淋的，頭髮也甩得亂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歡我的男同學看見我邋里邋遢的樣子，提醒我說，不小了，以後你要注意個人衛生。他的話非但沒讓我難堪，反而讓我覺得受到關愛，很溫暖。我在這兒就叫這位同學m吧。m長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細膩。那時我情竇初開，跟他在一起心裡就非常甜蜜。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我趁宅在家裡，整理了一下當年的舊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發信問候。我們聊了一些同學們的近況、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問他，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說，哎，我倆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倆，那是多遙遠的過去啊。他說，我這兒還留著好多你寫給我的信呢，等下次見面還給你。我有些驚訝，居然完全忘記了給他寫信的事。又覺得感激，他還留著它們。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說，記得《歡騰的小涼河》嗎？我想起來了，那時我們剛進培訓班不久，老師說廠裡有個攝製組需要群眾演員，我們可以去參與拍攝，取得寶貴的現場經驗。那天我們演的第一個鏡頭，臉上需要有興奮和激動的反應。攝影機橫移劃過我們的時候，攝影師說，這個小孩臉上還蠻有戲的。我興奮激動的表情就更真實了。
m接著說，那天拍完戲，我們坐大卡車從金山回上海。你在車上睡著了，臉曬得通紅。我就想這個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開始注意你的。還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間裡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後，衝進我們寢室，熱得把滾燙的臉貼在書桌的玻璃檯面上去冰，說熱死了熱死了，鼻子上還在冒汗。m的話讓我感動，畢竟，世上有幾個人還記得我十五歲的樣子？
培訓班開學沒多久，毛主席去世了，廣播喇叭裡一遍又一遍播放著哀樂。我從牙牙學語開始喊「毛主席萬歲」，一年級學寫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萬歲」，四年級學的第一句英語是「longlivechairmanmao.」那天之前我沒想過毛主席也會去世，這幾乎違背自然法則，我感到恐懼。我們二十四個同學聚在教室裡，默默地用白色皺紙折著紙花。突然一個女同學大聲哭起來，充滿悲情地喊道，大梁倒了，我們以後怎麼辦、中國以後怎麼辦啊？話音未落，只見另一個女同學一個箭步衝出教室。外面的空地上長滿了青草，平時常有個女人推一輛板車來割草，拉去賣給隔壁的飼養場餵牛。那天秋陽斜照，女人正不緊不慢地割草，女同學對她大吼起來，你沒聽到嗎？毛主席與世長辭了，你怎麼還在割草？那人辯說道，我不曉得哎，說罷收起工具推車離開了。接下來，全班同學開始表忠心，罵割草人的同學首先要求入黨，繼承毛主席的革命事業。另外一個同學說，毛主席去世了，我們以後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他們說的話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正在想輪到我的時候我該說什麼，一個泣不成聲的男同學過度緊張，站起來用上海本地普通話說：「我作為貧下中農的女兒（兒女），感到無比悲痛！」
我們的老師裡，有張瑞芳、王丹鳳、孫景璐、朱曼芳、白穆、梁明、張慶芬等。我當年沒有機會去學習和了解離我並不遙遠的歷史，所以我毫無概念，每天來教我們這幫傻子的人，都曾經是光彩奪目的電影明星。在我們的餘光裡，還存在著一批看似無所事事的老人，他們整日坐在靠近大門的幾間平房裡喝茶、看報或者政治學習。他們用水果罐頭吃完後剩下的玻璃瓶當茶缸，瓶外裹著一層玻璃絲編的網，這樣可以不燙手。很多年後，我有機會從老電影裡認出他們，一個個都曾經那麼精彩，那麼吸引人，那幾間平房裡原來臥虎藏龍。
毛主席追悼會那天，他們都從平房裡出來，集中在被棄用的攝影棚裡，肅立、默哀、鞠躬。鞠完躬抽泣聲伴著哀樂升起，他們的身體顫抖著，一開始還有些節制，但是很快就變成了一片號啕，讓我震驚。一段時間以後，我才懂得了那樣的悲哀。他們的青春和才華，夢想和愛，已經被一場場的政治運動耗盡。一切付之東流，往事不堪回首。
「四人幫」被打倒後，上影劇團的全體演員，排演了一場大型詩歌朗誦節目。上場之前，大家都擠在文化廣場後臺化妝間，不論男女老少一律畫上紅臉蛋、紅嘴唇、黑眉毛。我沒有化過妝，坐在鏡前無從下手。一位叫孫棟光的演員看見了就過來幫我，他用一根最細的油彩筆，幫我畫了烏黑的眼線，就是今天眼線筆廣告裡那樣的眼線，放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國是非常前衛的。他教我，要畫得貼近睫毛，越近越好，這樣遠看就覺得你的睫毛又密又長。他說話有些大舌頭，但是很儒雅。我喜歡他給我畫的樣子，也一直記著他的話。事後很久，我才在無意中知道，他的父親是孫瑜，在一九二〇年代留學美國，翻譯過傑克·倫敦的小說，是中國最傑出的導演和編劇之一。孫棟光一定是從他父親那裡遺傳到，或者耳濡目染到這樣的審美感覺吧。
在歷屆運動中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老演員都回來了，趙丹和白楊在前臺領誦，他們身後有黃宗英、王丹鳳、秦怡、張伐、陳述、孫道臨、達式常、向梅、梁波羅和其他在小平房裡喝茶的人。我們培訓班的同學們站在後排的椅子上跟著齊誦。記得白楊的聲音高昂、顫抖，語速很慢，趙丹的聲音自然、低調，語速很快，兩人狀態非常不協調，聽上去很不順耳。可回過頭看，那卻是和諧音。就像一個雙重奏裡兩個貌似不和的音符，放在一起形成了更尖銳、更難忘的和諧音。那次演出前他們剛從監獄獲釋不久，而上一次登臺恐怕是十年前，他們被剃了陰陽頭示眾批鬥。
舞臺背後另一齣更觸目驚心的戲，發生在演出之後。在黨中央撥亂反正的號召下，上影組織了幾次「三大講」會議。我平時打乒乓球的那間房裡，擺了一排排長凳，劇團裡在「文革」中迫害過別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對面坐下，「講清楚」過往的恩怨。那些顫抖的、聲嘶力竭的、哽咽的聲音，訴說著曾經發生在同事間的互相揭發、誣陷、暴力和無奈。當演員穆虹的愛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樣死去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只有坐在她對面的打手雙手捂住自己的臉，眼淚像滂沱的雨水那樣從指縫裡流下來，滴到地上。尤其難忘的是個別被迫害者——或者心有餘悸，或者不願參與「報復」，或者明白「講清楚」在本質上是徒勞的——堅持沉默，散會時他們的凳前總是一堆菸頭。我們的老師中有不少人遭受過毆打。其中孫景璐老師因承受不住企圖自殺，被送到醫院搶救回來。人與人之間臉皮全撕掉，傷疤全揭開，培訓班的同學們聽得目瞪口呆。那些以前在我們眼裡虛焦的喝茶、看報、下棋、織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點，變得鮮活、立體、複雜起來。
「四人幫」倒臺後不久，謝晉導演請我去主演他的電影《青春》。謝導之前來過我們培訓班一次，好像是為了他的另外一部電影找女主角。班上的女同學都為他演了小品，但是老師們覺得我太小了不合適，所以沒有參與小品演出。沒想到謝晉導演留心到了坐在臺下的我。進組後我發現，《青春》的攝影師沈西林也是之前《歡騰的小涼河》的那個攝影師，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
那個年代拍戲週期長，一部電影可以拍上十個月一年，有足夠的時間去體驗生活和排練。開拍前，我們演員組在寧波東海艦隊待了一個月，每天夾在一群女兵當中在東錢湖邊操練，然後到食堂用巨大的鋼勺盛飯盛菜，盡情地吃。吃完午飯，謝導就拿出那天新寫的小品，為我和張瑜排練。我害怕排練，害怕謝晉導演，總覺得他會在開拍前覺悟過來，發現我不可調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熱，謝導總是穿著一件白襯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時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經溼透。心情好的時候，他會在排練結束後順手擰乾滴著汗的下襬，開玩笑說，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你們要不要。
拍攝期間，張瑜、俞平和我三個人同住一間簡陋的平房。廁所離我們的房間很遠，需要走過一塊泥地。廁所就是一長條蹲坑，蹲在那裡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裡拱。剛到不久的一個雨夜，我去上廁所。路過那片沒有路燈的泥濘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廁所我就滑了一跤，差點沒掉進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飯的時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湯的搪瓷小臉盆偷了回去，洗乾淨後擱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廁所了。
也許是因為那時的膠片相對人和時間更為昂貴吧，我們是隔天拍戲。第一天技術掌握，第二天實際拍攝。技術掌握的時候，我們把要拍的內容——演員的臺詞和走位、攝影機的位置和運動、燈光的數量和佈置——都仔細排演一遍。拍攝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按照頭天的計劃，很少有即興的發揮。
那時的膠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燈光。記憶中照明組好像是攝製組裡最龐大的部門，有好幾輛大卡車。每天工作結束後，我總是躺在照明組卡車的大卷黑色電線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許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導演組或演員組的人在一起，總是覺得有壓力，害怕被審視和評定。所以我總是跟照明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還有些被寵愛的感覺。有時候，路邊有賣農產品的攤子，卡車就會停下來，我和幾個照明師傅就跳下車去買炒花生、炒黃豆吃。有一天，我們看到一個老鄉在賣老母雞，就下車跟他討價還價，但是扯了好久還談不攏。我偷偷從口袋裡拿出一盒萬金油，趁老鄉不注意，抹到了雞的眼睛上。老母雞開始抖動它的頭，發出奇怪的聲音。老鄉看到後有點納悶，不知這雞突然得了什麼病，馬上同意把它便宜賣給我們。我們高興得一路嘻嘻哈哈，到招待所馬上開始殺雞、拔毛、燉湯。兩小時後，我們每人盛了一大碗，吃了一口才發現，萬金油的氣味還在，這鍋湯根本沒法喝。
《青春》上映以後，我一夜成名，被邀請到各學校和少年團體去做講座，讓我父母非常擔憂。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終於恢復。家裡決定我必須複習功課，奔赴考場。母親希望我能學醫。她問我，你想做電影廠裡中等好看的，還是科學院裡最好看的人？但是我讀小學的時候正遇上「文革」，基本沒學到什麼文化，中學又只上了幾個月，數理化水平離同齡人太遠，要報考醫學院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姥姥商量下來，決定我應該報考文科。我那些年沒有中斷跟著無線電學習英文，考外語學院就成了我唯一的優勢了。
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培訓班院子裡的樹葉和草葉紋絲不動，小湖裡還滋生出好多蚊子，我打著扇子，點了蚊香，坐在桌前學習。總是m，拿著一隻熱水瓶，裡面盛了冰涼的酸梅湯，給我送來。那是多麼甜蜜的慰藉。我邊喝冷飲邊小歇一下，跟他訴說自己的不自信。他說，你這麼用功，上帝一定會保佑你的。說來也奇怪，我們經常提到「上帝」和「命運」這樣的字眼。我那時還不知道，m已經開始漸漸地成為一名虔誠的信奉者。
有一次，在複習了一天以後，m、閔安琪、我，還有另外一位同學，坐在我們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印象中那天大院裡好像只剩我們四個人，遠處幾間平房的窗戶都是暗的，到處一片漆黑。我們宿舍外的木頭電線杆有點歪斜，燈罩把燈光聚成一個黃色的圓圈，籠罩著我們四個。我不記得那晚我們具體說了什麼，只記得我們不是在說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暢，是日後很少再有的。
高考的那個星期，我搬回家裡住，姥姥每天為我蒸狀元蛋，那是用鮮雞蛋、鹹蛋和肉糜做的燉蛋。姥姥從來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她堅持說這個狀元蛋很靈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兒身上都得到過驗證，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時的物質生活還是很貧乏的，狀元蛋是極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場，我感到非常滿足、溫暖和篤定。記得在我高考前兩年，哥哥要參加一場全國划船比賽，前三名的運動員可以留在上海隊，避免到農村插隊落戶。賽前晚上哥哥很緊張，姥姥見了就從壁櫥裡找出一根一寸長的高麗紅參，跟他說，這個很靈的，以前我弟弟打仗開戰鬥機幾天沒覺睡，就靠咬著高麗紅參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幫子裡，你就會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場比賽中超出了自己過去的最佳成績，進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準備背水一戰的焦灼時刻，姥姥那麼不動聲色，巧妙地賦予了我們一種神秘的信念。
奇蹟般地，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我的相簿裡，儲存了一張去上外之前的照片，我捧著一大堆同學們送給我的紀念禮物，抬頭看著照相的人。禮物大多數是在扉頁上留了言的筆記本，這是那個時代最時興的臨別禮品，寄託了兩年多來同學之間的情誼。
到上外報到那天，好多同學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著一點行李：被子、枕頭、墊被、蚊帳、臉盆、熱水瓶、箱子，浩浩蕩蕩的一群濃眉大眼的「一號人物」，吸引了全校師生的目光。我好驕傲啊，別人最多隻有一家人，而我像一隻森林裡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學們放下行李離去的時候，我心好痛，不只是離別友人的傷感，而是預感到我們將要真正意義上的分道揚鑣，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