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臉皮薄，羞於在人前流露感情，還懼怕人群，不是一塊演戲的料。如果在我十四歲的時候，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武珍年導演沒有偶然地出現，我今天會在哪裡？那時「文革」快結束了，高考也快恢復了，也許我會按照前輩們的腳印，步入科學事業？那似乎更符合我的個性。
女兒們還小的時候，我每天跟她們一起看《海綿寶寶》，有時我會走神，幻想那個海底的大菠蘿裡，是我的海洋科學研究室。成群的小魚像銀色的雨點那樣圍繞著我們閃爍，千姿百態的海綿、海星和珊瑚在我們的周邊棲息。我和幾個志趣相投的同事，為發現了某種奇特的浮游生物而激動不已。也許這個發現很重要，說不定可以解決地球溫室效應的難題。但真正令我們心曠神怡、如痴如迷的其實只是海底本身——那個永遠夜幕低垂的世界，和它無窮無盡的奧妙。世人完全不在意我們，但是我們對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那是多麼幸福的人生。
然而，命運向我開啟了另一條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蘿裡的實驗室一樣令人難以置信。我居然成了電影演員。仔細回憶起來，有這樣一件事：十四歲的一天，在看了電影《春苗》之後，我跑到母親大衣櫃的鏡子前，對著鏡子模仿李秀明說電影裡的臺詞。也許那份莫名的衝動，就是我未來樂章的第一個音符。
那時候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都會到奶奶爺爺家吃午飯，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星期天，改變了我的人生。那天，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通過我姑姑的一位朋友，來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見到過一張父親為我照的相片。印象裡她沒跟我多說什麼，也沒有留下吃飯就走了。幾天後她通知我去上影廠面試，不過那時還沒有「面試」這個講法。武導演只是說，去廠裡讓其他人也見見你吧。
記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節，上海人稱「兩用衫」，就是春秋兩用的衣服。我一共有兩件兩用衫，一件軍裝，還有一件淡色帶粉紅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廠之前，母親、姥姥和我反覆討論了兩件衣服的利弊：軍裝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釘子鉤破打了補丁；娃娃衫可愛，但是缺乏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風格。最後決定「不愛紅裝愛武裝」。
到上影廠後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裡面站著、坐著五六個大概是副導演的人。我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審視過，但是勇敢地抬頭看著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也許就是我那副樣子吧。其中一位問，有什麼可以為我們表演的嗎？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我問住了。小學期間我是學習委員，課餘愛好是打乒乓；中學我是射擊隊的運動員，還負責出黑板報，實在沒有可以拉出來就表演的文藝節目。尷尬了一會兒後，我說，我為你們背誦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吧。周圍的人也許有點吃驚，都沒反應。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麼出現在我腦子裡的，沒等他們回答，我就朗朗地開始了。那時我和母親每天準時開無線電聽「廣播英語課」，《為人民服務》也是那樣學了以後背下來的，我非常引以為豪。我無法想象在場的人對我的表演是怎麼想的，我只知道我就這樣被選中去演電影《井岡山》裡的小遊擊隊員。
攝製組到共青中學去借調我的時候，副導演和製片主任順便看了看學校的其他女同學。老師為他們推薦了學校講故事組的一位同學，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長了濃密的睫毛，還會說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我突然覺得受到威脅，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職業給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偽劣品。或許，這份不安全感是與生俱來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時鞭策我。回頭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井岡山》是江青親手抓的「長征三部曲」當中的一部電影，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案都需要她通過，演男主角的朱時茂是她定的，導演成蔭也是她從八一電影製片廠調來的。第一次見成蔭導演，我坐上了他的紅旗牌轎車，車窗上薄薄的窗簾半關著，我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視角和構圖望著街上劃過的腳踏車和行人，懷疑自己在做夢。那時坐紅旗牌轎車是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在電影裡演一名游擊隊員，好像只有一句臺詞，也可能還有些其他臺詞，但我的記憶裡只有這一句：「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劇本註釋了，是要含著熱淚，用顫抖的嘴唇說的。我整天在攝製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對著一扇窗反覆練這句臺詞。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含著熱淚，更別說顫抖的嘴唇了。這讓我非常苦惱，並且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怎樣才能不辜負導演、製片、父母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製片主任畢立奎跟我說，接到廠領導的通知，攝製組要解散了，所有從其他單位借調來的人，都要回原單位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鬆了一口氣，這回不用熱淚盈眶、雙唇顫抖了。接著馬上就被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襲倒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在組裡的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騎車進廠門上班，覺得自己已經是上影的員工了。現在讓我夾著尾巴回高中讀書，實在太沒勁、太沒面子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回學校就意味著畢業後要去插隊落戶。我終於有點熱淚盈眶、雙唇顫抖的感覺了。畢立奎見我不出聲，笑著問，你不想回學校嗎？我搖頭。他說，張瑞芳在為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願意去，我會把你的關係轉到劇團。我拼命點頭，在短短幾分鐘裡，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當時我還不知道，《井岡山》劇組解散，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正在最高層發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即將垮臺，她領導下的「長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場序幕。
就這樣，我進了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我們一共十八個男生和六個女生，據說都是徐景賢按照江青要求的「一號形象」，指示上影廠從各地招來培訓了去「佔領銀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純正、沒有文化背景的工農兵。班裡只有我一個高中生。
劇團在大木橋路41號，離我家一站路，我把鋪蓋、臉盆、熱水瓶等綁在腳踏車上，推著車跟姥姥一起步行到宿舍。我被分配在雙層床的上鋪，姥姥害怕我睡著了會滾下來，又回家拿了一根長繩來，繞著床頭床尾的鐵桿做了一個網狀的圍欄。
下鋪的同學叫閔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時候，我就乾脆跟她在下鋪一起睡。我倆都愛吃零嘴，夏天常到劇團對過的菸紙店買斷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錢一根，斷成兩截的三分錢一根，我們跟店裡的人講好了，把斷的都給我們留著。
劇團的所在地從前是天馬電影製片廠的一部分。幾排破舊的平房和一個廢棄了的攝影棚，圍著一大片雜草叢生的空地。挨著空地的一個小湖上映照出天空的顏色，飄蕩著小提琴的旋律。後來我們知道，平房裡有一間，住了一位上影廠的作曲。他的女兒每天要練四五個小時的琴，有時候我們還能聽到她的爸爸訓她、打她的聲音。伴隨著琴聲的還有一個總在唰唰唰掃地的身影，那人的長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疊在凌亂的背景上。很多年後我才偶然聽說他是一位叫賀路的導演，是上官雲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點，我們穿著劇團發給我們的棉布燈籠褲，開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體訓練，然後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聲開嗓門，找丹田共鳴。記得有一位老師跟我們說，大笑的時候用的就是丹田氣，我們可以用大笑來感受橫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的都是我們瘋狂的笑聲。晨練後，我們到食堂吃早飯，飯後開始正式上課。我們當中有兩三個農場文工團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數是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文藝表演的，普通話都說得很勉強，更別說用丹田氣了。排練小品的時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對視，只好互相看著額頭或鼻子。
我們這批叫床頭櫃「夜壺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翹舌、前鼻音後鼻音，更搞不懂兒化韻。對於郊區的同學，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當時的臺詞老師有林臻和喬奇，他們油印了手抄的繞口令教我們——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鬥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教堅精；
翹舌主爭真志照，平舌資則早在增。
擦音發翻飛分復，送氣查柴產徹稱。
合口呼午枯胡古，開口河坡歌安爭；
嘴撮虛學尋徐劇，齊齒衣優搖業英。
前鼻恩因煙彎穩，後鼻昂迎中擁生。
咬緊字頭歸字尾，不難達到純和清。
老師說，這條繞口令是發音的要領口訣。「咬緊字頭歸字尾」就是要我們牢記吐字歸音這一最重要原則。我們便每天念幾十遍、一百遍，練到舌頭髮硬。以至於幾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能將它倒背如流。
林老師很耐心，他針對上海郊區農村來的同學的問題，自己編寫了一條繞口令——
杜五虎，無父母，五虎訴苦不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