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前，我家後門的牆外原來是上海的一條運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許多座橋，我家在楓林橋邊。

北洋政府時期，第六混成旅旅長何豐林被任命為淞滬護軍使，成為上海最高軍政首腦。那時肇嘉浜以北為法租界，以南為中國地區。他到任不久就在鄰近的交通路（現平江路）兩側蓋起了幾棟西式樓房，「護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公署」相繼遷入辦公。又籌銀徵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條通向沈家浜路（現醫學院路）的馬路，並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橋，以何豐林的名字將這一橋一路命名為豐林橋、豐林路，這一帶遂為上海華界的政治中心。

一九二七年奉系張作霖在京成立安國軍政府，隨後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設在交通路舊道署內，年底就將交通路改為市政府路（解放後改為平江路），豐林路改為楓林路；一九三〇年代市政府遷移江灣後，市政府樓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樓轉讓給上海軍醫事業委員會；上海淪陷時期，這裡曾為汪偽政府辦事機構的一部分，也曾是一個血腥的屠殺場地；抗戰勝利後，這裡成為上海醫學院的生活區，市政府樓成為上醫幼兒園，而外交大樓則為家屬院。

我家的地址雖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幾條街的人都稱我們弄堂為「外交大樓」。弄堂口有兩扇大鐵門，大門左面的小平房裡面，住著一個瘋子，他經常圍著院子自言自語地疾走，病重的時候，就被綁在門前一棵大樹上吼叫掙扎，令我膽戰心驚。

大門右面的小平房裡，住著看門的「老寧」（上海話老人的諧音），他骨瘦如柴，沒有人知道他的歲數。母親小時候就稱他為老寧，我二十四歲從美國回到闊別四年的家，頭一個見到的仍然是老寧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違章建築搞得雜亂無章，但老寧依舊。難道他在我們一代代人不知不曉中活了幾百歲？像古希臘奧林匹斯山上的神，守護著這個日益破敗的院子。

門房間裡有個傳呼電話，我至今能聽見老寧洪亮的嗓門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親的名字，父親就騎腳踏車到華山醫院去處理急診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醫院補助的麵條，偶爾他一個晚上被叫去兩次，他就帶一個鋁飯盒，把麵條帶回來給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大門正對著外交大樓，裡面住了幾十戶人家，大多是上海醫學院和中山醫院的工友和護士。大樓前有一片帶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們進出弄堂常常走過的地方。我記得在那裡學騎腳踏車，父親把著腳踏車座跟著車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著蹬腳踏板，下坡的時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淨的老護士。我和父親扶起她，攙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護士住在外交大樓一層的一間房。家裡有一張雙人床，一個小方桌，兩把椅子，還有衣櫥和五斗櫃。我留心到櫃子上有幾張她倆年輕時的合影，看上去親如姐妹。弄堂裡的人傳說這兩個「老小姐」終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輩子。十幾年後我在美國第一次接觸同性戀的朋友時，突然想到她們——一個握著另一個的胳臂，輕輕地擦紅藥水——那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的樣子歷歷在目。

柏油地的南面有一個水泥砌的垃圾池，那時候的人什麼都捨不得扔掉，全弄堂六十幾戶人的簸箕滿了都倒在那裡，還綽綽有餘。垃圾池邊上有一個「紺腳缽頭」，裡面是淘米水、菜皮、魚肚腸之類。每天有一個單車上捆著兩隻大桶的人，來把淚腳缽裡頭的東西拿回去餵豬。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懂得把幹垃圾和溼垃圾分開。

垃圾池和外交大樓之間有一口井。晚飯後，孩子們圍在井邊，把西瓜放在尼龍網兜裡，拴在繩子上放到井水裡去冰。那時代，西瓜是稀有物，發燒有醫生證明才能買。記憶中，我也多次端著板凳坐在井邊，有時是為了看護自家的西瓜，但更多的是去那裡聽大孩子們講鬼故事，心甘情願地把魂嚇掉。成年後我有機會讀了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發現其中都有些令人驚嚇的，甚至描寫邪惡的段落，我才明白我們當年也是用敘事來間接體驗「負面」感情，從而調節和把握人類原始的恐懼感。

離井不遠的一扇窗戶裡，總是飄出優美的琴聲。那家兩個已成年的兒女一個彈得一手好鋼琴，另一個拉得一手好提琴。我有時會去那裡，跟他們的母親老關學英語、學打字。老關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華僑，她丈夫老葉當年在澳洲留學，回國時把她帶回上海。老葉在「文革」時期衝撞一輛迎面開來的公共汽車，企圖自殺，結果丟失了一邊的肩膀和手臂，他的脖子不能轉動，腦袋總是倒向一邊，樣子很可怕。有一次我去找老關，正好她不在家，老葉讓我坐下等。他用牙扭開一瓶藥，然後跟我說，他已經不存在的肩臂，覺得劇烈疼痛。這叫phantompain，幻肢痛，他咬著牙教我這個詞。

我家的房子跟葉家是同一排連體洋房，他們在7號，我們在10號。

隔著草坪也有同樣的五棟連體洋房。原來十棟房子住十戶人家，「文革」開始後，一下子搬進來好幾十家，到處加建水管、水槽、電線，連抽糞車都比之前來得頻繁。化糞池在兩棟房子側門之間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個直徑半米的圓鐵蓋，封得很嚴實。

傳說有人為了躲避抄家的紅衛兵，半夜裡把金條用塑膠包好偷偷丟到了糞池裡。上醫領導知道後，抽糞車就來了。記得那是穿棉襖的季節，一個明亮的晴天，糞車邊上圍滿了人。抽完後，一個穿著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電筒跳進了糞池，我們幾個孩子擠到洞口去看。一會兒，那人爬上來說，沒有找到金條，但發現一隻金戒指。一個鄰居遞上一團擦腳踏車用過的紗頭，我看見擦過後的金戒指在陽光裡一閃，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樓把金戒指的事告訴姥姥，她聽了以後說，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徵他們從此屬於對方。那時中國剛剛成功地製造了第一艘遠洋輪。二姨從銀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張藍白版畫式的遠洋輪郵票。高大的船頭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圖案一樣。婚戒和遠洋從此在我腦中連在了一起，成了我對未來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後，我跟n沒有舉行婚禮，沒有交換婚戒，更沒有出行遠洋。我們在離洛杉磯不遠的沙漠之城度過了新婚夜，因為那裡辦理結婚手續最快捷簡便。婚後不久我到澳門拍戲，他飛來現場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賭場。次日凌晨我聽到開門聲，接著他疲乏的腳步聲向我走來。一會兒，我的手被輕輕拉起，一隻冰涼的戒指被戴到我的無名指上。我睜開一線眼睛，六顆白鑽進入焦點。他俯身在我耳邊溫柔地說，我為你贏回來的，呼吸裡散發出一股威士忌酒味。矇矓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時代對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經蕩然無存……

在糞池裡發現金戒指那一年，我家的房子裡搬進來五戶人家。每家每戶放在廚房裡的醬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畫了線，記錄每天用掉多少，別人如果偷用，馬上可以察覺。

客廳裡搬來一家蘇北人——父母、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經常爭吵，還罵髒話，但日子過得生龍活虎。我喜歡偷看他們的舉動，偷聽他們的對話，偷聞他們廚房裡的味道。有一次，他們一下子煮了好幾鍋黃豆。我心想，這麼多，吃不完餿了多可惜啊。這些黃豆的命運，變成了我在那幾個禮拜最關注的事情。接下來，它們被碾碎，拌了鹽和別的什麼佐料，又被裝進兩個開水燙過的罈子裡。然後，好些天都沒有黃豆的蹤影，我心裡充滿疑惑。終於有一天，罈子又出現了，裡面的黃豆都長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充滿了整棟房子。他們一家人有說有笑，把黏糊糊的黴黃豆捏成一塊塊的餅，放進竹匾裡在花園裡曬。後來我從他們家小女兒那兒打聽出來，他們原來是在釀製鮮醬油。

飯廳裡搬進一家三口，進門出門、燒飯上廁所都低著頭。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或者職業，沒人看見過他們的眼睛或聽見過他們說話，就連小毛頭都似乎沒有哭聲。後來他們家一個崇明阿婆也搬了進來，在廚房裡帶孩子，我總是看見她把飯菜放在嘴裡嚼得很爛，再吐出來放到小毛頭的嘴裡，覺得她不懂衛生。

一層的臥房原來是我哥哥的房間，「文革」開始後他被送到徐家匯奶奶爺爺家，那臥房一度成了上醫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後來司令部搬走了，住進來一戶寧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幾回我看見阿婆送給姥姥寧波帶來的莧菜梗。姥姥平日從來不跟搶房子進來的人打交道，但她還是收下了寧波阿婆的禮物。她垂涎一切發酵過的臭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