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發來三張照片，不知是誰的公寓，我一下沒懂他的意思。緊接著他發信問，據說這是你以前的家，是嗎？我放大了照片仔細看，什麼也認不出來。正要給他回信說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後景的鋼窗框，眼前浮現出一個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視窗發呆。春夏秋冬，沒人知道她在等待什麼，胡思亂想什麼——那一個個漫長的午後……

天色漸漸暗下來，妹妹的視線穿過一片草坪，父親的腳踏車出現在弄堂口，他沿著草坪邊上的水泥路踏過來。妹妹能看到他車把手上掛著的網兜裡，有個牛皮紙包。一會兒，她聽到上樓的腳步聲，然後，父親就頭頂著那個牛皮紙包走進門來。父親是華山醫院放射科的醫生，有些病人康復後會送禮物給他，有時候是一塊鹹肉或火腿，有時候是一塊布料或一團毛線，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個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會把它們頂在頭上亮相。妹妹喜歡看到他這樣喜悅和自豪的樣子。

父親似乎不怎麼管她，也很少跟她說話。有點像《動物世界》裡那樣，幼崽的爸爸把食物叼回窩裡，再教會它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父親帶她游泳。上海醫學院的游泳池五分錢一個人，每場一小時。那時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紅和海軍藍兩種顏色，是用一種毫無彈性的布料做的，內面有橫豎一排排很細的鬆緊帶，把布料抽起來，變成一小團。穿到身上鬆緊帶繃開後，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紗。妹妹跟兩個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繫緊背後的帶子。她穿著嶄新的大紅色泳衣從更衣室出來，父親在不遠處等著。妹妹抬頭望見他，陽光晃到她的眼睛裡。父親抱起她，把她放進深水，由她掙扎。妹妹用手劃、用腿蹬，拼命伸長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淺水嬉耍，然後就沉了下去。不知過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覺，一隻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頸的帶子，像老虎叼虎崽那樣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過來，她知道，在緊要關頭父親會保護她的。一小時後，游泳池的鈴聲響起，她已經學會了踩水，以後不會淹死了。

偶爾父親也會帶她玩耍，他們到華山醫院周家花園的小湖裡划船、拍照。荷葉、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樹幹上，柳枝垂落到水裡，跟倒影連成一片。這種時候，妹妹總是換上乾淨的衣服，在頭頂右面扎一個翹辮子。她沒有母親那種天然的優雅，有點駝背縮脖子，還結實得像個男孩。記得一位裁縫為她做褲子的時候說，你的肉老硬的。儘管如此，父親還是願意在她身上花膠片錢的。他會跟她說，站站直，或者坐挺一點。拍完後，父親就帶她到放射科去沖洗底片，影像在顯影劑中慢慢浮現出來，神奇而美妙。一個不可重複的下午，一片已經逝去的雲彩，在那一刻定格，成為永遠，就像琥珀裡的昆蟲。

有時候，父親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或者把她狠揍一頓。當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屜裡的糧票和油票，然後又全部弄丟了。那個月家裡幾乎揭不開鍋，那頓打是活該的。事後她就病倒了，幾天後的一個清晨，她被一種尖銳的疼痛感刺醒，母親俯身望著她，右手拿著打完的玻璃針筒，左手撫摸她發燙的前額。妹妹發現自己的手心裡，放著一塊黏糊糊的醬芒果，那是她最喜歡吃的零嘴，一小塊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陣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諒了，她生病的時候是母親最溫柔的時候……

我踏進如煙的往事，隔著浮動的塵粒，看到那棟童年的房子。它像時間的廢墟中一個完美的蜘蛛網，絲絲縷縷在一束陽光下閃亮。房子門前是一個花園，上三步樓梯後有一塊鋪了細小瓷磚的廊庭。那裡有兩扇鋼框玻璃門和兩扇窗戶，邊門裡是一間臥室，正門通往客廳。經過壁爐再往深處走就到了飯廳，飯廳和廚房之間有一個儲藏室，再下三步樓梯是廚房。廚房後門外有一條通道，似乎總是有人在那裡擇菜、洗菜、洗衣、聊天。我們平常進出用側門，進門有一個暗廳，聽母親說她小的時候警報一響，全家都躲在這裡，因為這是房子裡唯一沒有窗戶的地方。從廳往上走半層樓梯是亭子間和一個小陽臺，拐彎再上半層有兩間臥室和書房，還有兩個盥洗室和一個陽臺。再上一層是閣樓，閣樓的對面有一個曬臺。

啊曬臺，那也許是房子裡最快樂的地方吧。我現在的電腦旁放著幾張父親大學期間在曬臺上為母親拍的照片。也許是那時膠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陽下拍的，還都帶著一點仰角。我曾經以為，仰拍是那個時代的審美，也特別喜歡那些帶著天空和樹頂的通透構圖。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時候，他才提醒我，當時仰拍是因為照相機的取景框在相機的頂部。攝影師總是把相機掛在胸腰間，瞄準拍攝的物件。原來一個時代的美感，經常是產生於某一種限制。在父親為母親拍的許多照片裡，我最喜歡那張穿翻領連衣裙的。她臉上的笑容是那麼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記憶裡，幾乎從未見到過母親這樣一覽無餘的笑容。

從曬臺往下看是弄堂的後牆，牆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樹林，再往遠處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園。路燈照不進樹林，它便成了無處可躲的戀人們親熱的地方。夜晚我們有時會看到工宣隊員打著手電筒，在林子裡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裡抓「搞腐化」的人。被電筒照到的男女會逃，會哭，會求饒。記得有一天下午，一對男女慌張地鑽進樹林，貼著後牆激動地扭抱在一起，我們看到了就用鉛桶裝了一桶水澆下去，看到他們尖叫著逃跑，我們快樂得不得了。

在我們和鄰居的曬臺之間，有一堵一尺厚的高牆，每年國慶節的夜晚，我們就踩上閣樓用的木梯，爬到牆上看煙花。

天氣好的時候，我常在曬臺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麼抗議，母親總是把我的頭髮剪到齊耳根，她說長頭髮洗起來太費肥皂，但是用肥皂來吹泡泡在她的眼裡卻是無可非議的。陽光裡，透明的泡泡，映照著彩虹的顏色，悠悠飄蕩。它們轉瞬即逝，讓我的快樂里總是帶著一絲感傷。

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時候明月高掛，有時候伸手不見五指。母親把水龍頭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掛在晾衣服的繩子上，一邊淋浴，一邊哼歌。她的聲音是那麼的溫柔真誠，她的身體是那麼的光潔圓潤。為什麼有些不經意的時刻會讓你日後魂牽夢繞？這些夏夜再普通不過，什麼大事都沒有發生。然而，多年後在大都會博物館看到古希臘人體石雕像時，我會突然聽到流水和歌聲，聞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來，在曬臺上洗澡的時候，母親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快樂，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個年代所不可思議的自由。我也是快樂的，蒼穹下我隱約感到這是一種特權，母親的肢體、歌聲，還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又跟母親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會陪父母去游泳池。母親佝僂著腰，鬆懈的肌膚好像被雨淋溼的舊衣服，她看著更衣室裡自己的衣服，認真考慮穿每一件的先後次序，然後慢慢地穿上。我望著母親，心情猶如一首輓歌。

我把朋友發來的照片給她看，問她認不認識。她說，這是什麼地方？我說，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了一眼說，不是的。我說，人家裝修成這樣了，光二樓租金就兩萬塊一個月。她說，那裡死人比活人多，還到處都需要修，有什麼好。想了想她又說，不過那裡有我最開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難過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十二歲的母親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這棟房子裡過上了安穩的日子，那時候她還不能預見生活將給她的磨難和這棟房子裡將會發生的變故。

母親回憶起老房子的時候說「我們9號」，難道她連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嗎？很小的時候——那幾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記憶——母親教我背誦「我叫陳沖，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號」。在那些動盪的歲月，這句話讓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誰，我有歸屬。母親得健忘症好幾年了，不管她說什麼我從來不糾正她，可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們家是10號，不是9號。沒想到她記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釋道，10號是後來的事，本來顏福慶為上海醫學院十位海外回來的教授，蓋了十棟樓，抗戰結束我們從重慶搬回來，住9號。很多年後加蓋了一棟小房子，成了新的1號，我們就由9號變成10號了。那時候，閣樓都是通的，幾棟房子裡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樣從一家鑽到另一家，很開心的。

母親慢悠悠地回憶起當年住在那裡的每一戶人家：1號是肺科吳紹青；2號是生理朱壬葆；3號是生理徐豐彥；4號是病理谷鏡汧——「文革」期間他自殺了；5號是生化林國豪；6號是內科林兆耆；7號是五官科王鵬萬——我家小貓喉嚨裡卡了魚刺就是王醫生戴了額鏡用鉗子夾出來的，王太太是我的鋼琴老師；8號是胸外科黃家駟，我得肺結核就是黃醫生為我動的手術；我們家住9號；10號是沈克非一家，跟我們特別要好，沈教授從美國帶回來一輛汽車，禮拜天開車跟兒子女兒去衡山路國際禮拜堂做禮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帶上。那時候不搞政治運動，鄰居間關係很親密，每天晚飯前大家出來在草坪上小聚，散步聊天……

講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現出兒時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繩、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視窗大聲呼喚自家的小孩吃晚飯，孩子們好像退潮那樣跑回家，草坪上瞬間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們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陽下散發出淡淡的清香。

記得政府提倡綠化那年，草坪上便種滿了樹。一過了黃梅天，所有樹幹都繫上繩子掛滿了棉被。日落時，人們捧著曬了一天的被子，把臉埋在裡面聞太陽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種氣味的話，梅雨季後第一天陽光照射過的棉被的味道，也許就很接近了。

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弄堂裡開始備戰備荒，每家每戶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繞開了樹、彎彎曲曲挖了一條壕溝。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見水了，壕溝變成了我們打水仗的地方。為了預防腦膜炎的泛濫，街道領導便定期在壕溝裡噴滴滴涕滅蚊子。後來，大家被召集起來壘磚，把挖出來的泥揉成麵糰的樣子，放到木頭的模子裡做成磚的形狀，在太陽下曬乾，再搬上一輛卡車。聽說是運到附近的火窯去燒，燒好了用來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問母親，還記得170弄草坪上挖壕溝備戰的事情嗎？她說，記得啊，那時大批國民黨部隊集中到上海，弄堂裡進駐了很多士兵。我意識到，她的失憶症讓她把我的少年時代和她自己的少年時代混淆了。

母親接著說，夜裡，排長和連長們睡在各戶底層的一間屋內，士兵們都擠在房子南門外的廊庭上。白天，他們就在大草坪上操練，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剛抽來的壯丁，完全是沒受過訓練的農民，連立正的姿勢都擺不正，一聲「向右看齊」腦袋就亂晃，喊到「向右轉」「向左轉」時更亂了套，排長就拿大刀拍打他們穿著棉褲的屁股。他們只被允許在我家後門外的一個水池用水，樓下廚房邊的一個小馬桶間讓他們用，聽說有一個小兵在抽水馬桶處淘米，水一衝米都沒了。每當開飯時母親就看到兩個士兵抬來一口大鐵鍋，放在草坪上，掌勺的給排隊計程車兵們舀兩勺稀里光當的湯菜和米，十分可憐。我們樓下住了一個排長，他有工資，可以上街買飯吃。這個排長帶著一條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隨軍多年，名叫查理。士兵們住了不到一個月就要開拔赴前線，臨走前排長就把查理給我們留下。他說，它就不要跟我們去當炮灰了，讓它給你們看大門吧。待部隊開走後，大院子裡空空蕩蕩的，查理守著那間屋等排長歸來，誰知左等右等不見回來，晚上它就跑到大草坪中央對天哀鳴，那聲調十分悽慘。我們怎麼呼喚它，它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媽媽（我姥姥）說，我們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來的殘兵敗將，而它偏偏跟所有穿黃軍服的人親，看門是不管用了，養又養不了，還天天哭嚎。說完就把它送到上醫動物房去了，到了那裡就凶多吉少了。

母親不記得幾分鐘前說過的話，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卻記憶猶新。

她輕輕唱起一首英語歌，像一個被自己頭腦驅逐出境的人，悄悄潛回了那曾經熟悉溫馨的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