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們都擁入餐車，圍著桌子坐了下來。他們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摻雜著不安。瑞典太太還在哭泣著，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現在，你得振作起來，親愛的，一切都會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們中間有個卑鄙的兇手，我們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這種事就能讓人發瘋。你坐在這兒，我就在你旁邊——別擔心。」波洛站了起來，她的聲音便低了下去。

列車員在門口走來走去。「您允許我留下來嗎，先生？」

「當然，米歇爾。」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們、先生們，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懂一點英語，所以我就說英語吧。我們來這兒是為了調查塞繆爾·愛德華·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這個案子有兩個可能的結論。我會把這兩個都告訴大家，並請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醫生裁定哪一個是正確的。

「現在你們都已經瞭解了本案的情況。今天早上，有人發現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點三十七分，他還跟列車員在門口說過話。我們在他的睡衣口袋裡發現了一塊被砸癟的表，指標停在一點一刻上。發現屍體後，康斯坦汀醫生作了檢查，指出死亡時間在午夜至凌晨兩點。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點半的時候，火車撞進了雪堆裡，此後，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火車。

「哈德曼先生，是紐約偵探社的人員，」有幾個人扭頭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證詞說，只要有人經過他的房間（車廂盡頭十六號房）他就會看到。因此，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兇手只能是這節車廂，即斯坦布林－加來車廂裡面的人。

「我要說，這個，就是我們的推論。」

「什麼？」布克先生突然吃驚地叫出了聲。

「但是我還要告訴大家另外一個推論。這很簡單。雷切特先生有一個讓他懼怕的敵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這個敵人的樣子，還說，如果這人要殺他，很有可能在火車離開斯坦布林的第二個晚上下手。

「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女士們、先生們，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說出來的要多。這個雷切特先生預料中的敵人，在貝爾格萊德或者溫科夫齊上了火車，是從阿巴思諾特上校和麥奎因先生去站臺時開啟的一扇門裡進來的。有人給他準備了一套列車員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雖然門是鎖著的，但是他用一把萬能鑰匙開啟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門。雷切特先生因為服用了安眠藥，已經入睡，這個人兇狠地刺死他，然後穿過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間的聯通門，逃走了——」

「是這樣的。」哈巴特太太點點頭。

「經過聯通門時，他順手把剛才用過的匕首塞進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裡。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個紐扣掉了。然後他溜出房間，沿著過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進一個空房間裡的旅行箱之中。幾分鐘之後，他穿著普通的衣服，在火車就要開動的時候，從他上火車的那扇門——餐車附近的門——下了火車。」

每個人都倒抽一口氣。

「那塊表是怎麼一回事？」哈德曼先生問道。

「我會把整件事情解釋清楚的。在查理布羅德的時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調慢一小時。他的表仍然是東歐時間，比中歐時間快了一小時。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時間是十二點一刻，而不是一點一刻。」

「但這個解釋是荒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點時房間裡傳出來的某個人的聲音怎麼解釋？要麼是雷切特的，要麼是兇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個人的。他想走進房間跟雷切特說話卻發現他死了。他按鈴叫列車員，然後，就像你們說的那樣，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謀殺，所以就假裝雷切特說起話來。」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強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麼，夫人，你想說——」

「哦，我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你覺得我也忘了把表調慢了嗎？」

「不，夫人，我認為你聽見這個人經過你的包廂，但當時並沒清醒過來。後來你做了個夢，夢見一個男人在你房間裡，於是被驚醒了，就按鈴叫列車員。」

「好吧，我想有這個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認道。

德拉戈米羅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麼解釋我的女僕的證詞，先生？」

「很簡單，夫人。您的女僕認出了我給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護您，可是比較笨拙。她確實撞見了一個男人，但時間上要早一些——火車停在溫科夫齊站時。她假裝是在一個小時後看見的，因為她頭腦混亂地想為您提供一個不在場證明。」

公主低下頭。「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醫生一拳頭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嚇了一大跳。

「但是，不對，」他說，「不，不，還不對！這種解釋站不住腳，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過程絕對不是這樣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轉身驚訝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說，「我會告訴你我的第二個結論。但是彆著急否定這一點。稍後你會同意的。」

他又轉向眾人。

「關於這起謀殺案，還有另外一個結論。我是這麼總結出來的。

「聽完所有的證詞之後，我靠在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思考。有幾點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這幾點向我的兩位同事列舉了出來。有些我已經解釋過了，比如護照上的油漬等等。現在我來說說剩下的幾點。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火車離開斯坦布林後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車吃午飯時說的一句話。聚集在這裡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來自不同的階層和國家。

「我同意他的說法，但想到這個特點時，我試著想象這樣一群人在其他條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國。在美國，可能有這麼一個家庭，包括了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一個義大利汽車司機，一個英國家庭女教師，一個瑞典護士，還有一個德國女僕，諸如此類。這讓我產生了一個猜測的框架——就是說，像導演選角色那樣，給每個人分配一個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現的角色。這不僅十分有趣，而且讓我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結果。

「我還用了一些奇怪的結論來檢驗我腦子中的每個人的證詞。先說麥奎因先生的證詞吧。跟他的第一次談話非常令人滿意。但是第二次的時候，他說了一句奇怪的話。我對他說我們發現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說：‘可是，肯定——’然後頓了頓，又說，‘我是說——那個老頭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覺到這不是他開始想說的話。假設他原本打算說的是：‘可是，肯定已經燒了。’在這種情況下，說明麥奎因先生知道這封信，並且知道它已經被燒燬了。換句話說，他要麼是兇手，要麼就是兇手的同夥。很好。

「然後是男僕。他說他的主人坐火車時習慣服用一片安眠藥。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藥了沒有？他枕頭下面的自動手槍證明僕人說了謊。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強防備，那麼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麼安眠藥，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誰給他服的呢？顯然是麥奎因或者他的僕人。

「現在，我們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證詞。我相信他對我說的關於自己身份的情況，但是當他說起自己用來保護雷切特先生的實際方法時，他的說法多少有點荒謬。保護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間裡過夜，或者在某個能觀察到他房門的地方。他的證詞中說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車廂裡的人不可能謀殺雷切特。這就把範圍明確縮小到了伊斯坦布林－加來車廂之中。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古怪，令人費解，我先把它放在一邊。

「我無意中聽到的德貝納姆小姐和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那幾句話，也許此刻你們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在我看來，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阿巴思諾特上校叫她‘瑪麗’，顯然他們關係很親近。但是阿巴思諾特上校應該是幾天前才遇見她的。而且我瞭解上校這一類英國人——就算對她一見鍾情，也會很禮貌地慢慢進展，絕不會倉促行事。因此我推斷，阿巴思諾特上校和德貝納姆小姐其實早已認識，出於某個原因才假裝互不相識。還有個小問題就是，德貝納姆小姐熟悉‘長途電話’這個詞，然而她卻告訴我她從未去過美國。

「下一個證人。哈巴特太太告訴我們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聯通門有沒有閂上，所以她請奧爾松小姐幫她看一下。那麼——如果她所住房間的號碼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雙號，在這些房間裡，插銷正好在門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說的絕對是真話——但是像三號這樣的單號房間，插銷是在門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擋住。我只好得出結論，哈巴特太太編造出了一個沒有發生過的故事。

「在這裡，我說幾句關於時間的問題。在我看來，那塊癟了的手錶，真正有趣之處在於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裡，一個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適合放表的地方。況且，床頭邊上還有一個掛錶的‘掛鉤’。因此我確信那塊表是故意被放進口袋裡的——偽裝。那麼，兇案就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了。

「會不會更早一些？確切地說，是不是一點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據我被一聲大叫驚醒這件事，贊成這個說法，並跟我進行爭論。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藥，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掙扎著保護自己，但是現場沒有任何搏鬥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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