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麥奎因曾提醒我們注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非常明顯），雷切特不會說法語。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發生的整個事件，就是專門演給我看的一齣喜劇！任何人都能看穿這個手錶的騙局——這是偵探小說中常見的橋段。他們認為我能看穿這個騙局，然後自作聰明地推斷既然雷切特不會說法語，那麼我在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聲音就不是他的，那麼雷切特肯定已經死了。但是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的時候，雷切特正由於安眠藥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這個把戲居然成功了！我開啟門朝外看了看。我確實聽見了那句法語。要是我蠢得沒有意識到那句話的重要性，那麼一定會有人盡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話，麥奎因可以直接說出來：‘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說的。他不會說法語。’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什麼時候呢？還有，是誰殺了他？

「以我之見——只是個看法——雷切特被殺的時間很接近兩點鐘，也就是醫生給我們的時間下限。

「至於是誰殺了他——」

他頓了頓，看看他的聽眾。他可不能抱怨人們不關注他——每個人都緊緊盯著他，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得見。

他緩緩地繼續說道：

「要證明火車上的某一個人有罪是相當困難的，這一點讓我很奇怪。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都有另外一個我覺得‘不可能’的人作證，這樣一來，麥奎因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可以相互提供不在場證明，而這兩個人似乎不可能之前就認識對方。英國男僕和義大利人也是如此，還有瑞典女士和英國女孩。我對自己說：‘這太不尋常了——他們不可能都捲進來！’

「然後，先生們，我忽然明白了，他們都牽涉其中。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坐同一趟火車旅行，純屬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這不是偶然，而是計劃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諾特上校關於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麼，一直困擾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尋常的人擠滿了斯坦布林－加來的車廂——就解釋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國逃脫了審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著有十二個人自己組成一個陪審團，宣判雷切特死刑。由於情況緊急，他們不得不擔任他的死刑執行人。基於這一假設，整個案子瞬間就一目瞭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鑲嵌圖案，每個人都扮演著分配給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懷疑，其他一個或幾個人就會為他澄清，並把問題攪亂。一旦有畫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場證明，那哈德曼的證詞就很必要了。斯坦布林車廂裡的旅客是不會有危險的。他們證詞中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件事就是個設計巧妙的拼圖玩具，每發現一片新的線索，案子就困難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說，這案子簡直離奇得無法想象。而這正是作案人想要給人的感覺。

「這個結論能解釋所有問題嗎？是的，可以。刀傷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偽造的恐嚇信——之所以說偽造，是因為這都是不真實的，寫下來只是為了製造證據。（無疑，肯定有真的恐嚇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麥奎因銷燬了，用恐嚇信代替了。）之後哈德曼所說的被雷切特僱用的事——當然從頭到尾都是謊話。對那個神秘人的描述，小個子、深色皮膚、說話女裡女氣的，只是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會牽扯到任何列車員，而且男女都適用。

「用刀刺這個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細一想就知道再也沒有比這更適合當前情況的了。匕首是每個人都會用的武器，無論身強還是體弱，而且不會發出噪音。也許我是錯的，不過我猜想，十二個人依次從哈巴特太太的房間進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間裡，刺了他一刀。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殺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頭上發現的那最後一封恐嚇信，已經被人小心地燒燬了。假如沒有留下關於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線索，那麼警方絕對沒有理由去懷疑火車上的任何一個旅客。那樣就可以當成是外來的人做的，那麼車上一個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證看到這個‘小個子、深色皮膚、說話女裡女氣’的人在布羅德下了車。

「我完全不知道當這些共謀者發現他們的部分計劃因火車事故而可能無法實施時，會怎麼辦。我想象著，他們匆忙地商量了一下，決定繼續進行。這樣一來，一個或者所有的旅客都會受到懷疑，但他們早已預料到這一可能性並且有所準備。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亂。兩條所謂的‘線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間裡——一條栽贓給了阿巴思諾特上校（他的不在場證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也最難證實）；第二條，手帕的線索，栽贓給了德拉戈米羅夫公主，憑藉她的社會地位，非常虛弱的體質，還有女僕和列車員的證詞，她的清白無懈可擊。

「為了把事情搞得更亂，他們又憑空編造了一個穿猩紅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為這個女人的存在作了證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門，我從床上跳起來向門外看過去——看到一個穿猩紅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遠處。他們明智地選了三個人——列車員、德貝納姆小姐和麥奎因——也見過她。我想，肯定是某個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車跟人交談時，把那件睡衣放進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層。這件睡衣最開始是從哪裡弄到的，我不知道，不過我懷疑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為她的旅行箱裡只有一件雪紡綢的長睡衣，而且太精緻了，更像是喝茶時穿的，而非睡衣。

「當麥奎因第一個知道那封已經被小心燒燬的信居然還有一點沒被燒燬，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幾個字時，他肯定立刻把這個訊息告訴了其他人。就在這時，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處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採取措施塗改了護照，這是他們第二次碰到黴運！

「他們一致否認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關係，也知道我不可能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懷疑他們中間的某個人，不然不會進一步調查這件事的。

「現在，還有一點需要考慮。如果我對這個案子的推論是正確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確的，那麼列車員一定也知道這個計謀。但如果是這樣，那兇手就是十三個人，不是十二個。與通常那種‘多個人中有一個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臨的是‘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是無辜的’。是哪一個呢？

「我得出一個很古怪的結論，沒有參與謀殺的那個人，正是被認為是最有犯罪動機的那個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嚴肅地以自己的名譽向我發誓，他妻子那晚從未離開房間時的真摯之情。於是，我認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皮埃爾·米歇爾絕對是十二人中的一個。可是如何解釋他的參與呢？他是個在鐵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好人，並不是那種會受賄協助謀殺的人。由此，皮埃爾·米歇爾肯定也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關。可這看起來不太可能。後來我想到那個死了的保姆是個法國人。假定這個不幸的女孩是皮埃爾·米歇爾的女兒，那一切都解釋得通了——這也可以解釋謀殺地點為何選在火車上。還有誰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清晰呢？我把阿巴思諾特上校當作阿姆斯特朗家的一個朋友。他們可能一起經過了戰爭。女僕，希爾德嘉德·施密特，我能猜到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職位。也許是我太貪吃了，但是我本能地感覺她是一個好廚娘。我給她設下了一個圈套——她上當了。我說我知道她是個好廚娘。她回答道：‘真的，沒錯，我的女主人們都這麼說。’但是如果你是個女僕，你的主人很難有機會知道你是否是個好廚娘。

「然後是哈德曼。他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裡的人，我只能想到他跟法國女孩戀愛過。我跟他說起外國女人的迷人之處——再一次得到了我一直尋找的反應——他的淚水奪眶而出，可他卻假裝說雪太刺眼了。

「還剩下哈巴特太太。現在，哈巴特太太，請允許我說，在這出戲劇中你扮演了最重要的一個角色。由於房間就在雷切特的隔壁，因此她的嫌疑比其他人都大。照道理說，她沒有什麼不在場證明。為了演好她要扮演的角色——一個非常自然的、有些荒謬可笑的、寵愛女兒的美國母親——確實需要一個藝術家。然而有個藝術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關係密切：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親——琳達·阿登，一個女演員……」

他停了下來。

接著，響起了一個柔和、夢幻般的聲音，跟在這次旅行中所用的聲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說話了：

「我總是幻想自己能演喜劇。」

她繼續夢幻般地說道：

「洗漱包的安排是個疏忽。這表明事先應該排練一下。我們來的時候曾經演示過，我想那時我在一個雙號房間裡。我從未想過插銷的位置會有所不同。」

她稍稍移動了下身子，直視著波洛。

「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可就算是你，也無法想象那種感受——紐約那可怕的一天！我悲痛欲絕，僕人們也是。阿巴思諾特上校也在那兒。他是約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戰時，他救過我的命。」阿巴思諾特上校說。

「那時我們當場決定（也許我們都瘋了，我不知道）一定要執行卡塞蒂逃過的死刑。我們有十二個人——或者說十一個。當然，蘇珊娜的父親遠在法國。開始我們打算抽籤決定由誰來執行。但是最後我們還是決定用現在這個方法。這是汽車司機安東尼奧提議的。後來瑪麗和麥奎因詳細擬定了各種細節。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亞——我女兒，是他向我們詳細解釋了卡塞蒂是如何用錢逃脫死刑的。

「完善整個計劃花費了很長時間。我們首先得了解雷切特的行蹤，最後哈德曼做到了。接著我們想方設法讓他僱用馬斯特曼和赫克託——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嗯，我們做到了。然後我們跟蘇珊娜的父親商量了一下。阿巴思諾特上校很支援十二個人合作，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合乎規則。他不喜歡用刀刺這個主意，但他同意這麼做能省掉大部分麻煩。而且，蘇珊娜的父親也表示願意。蘇珊娜是他唯一的孩子。我們從赫克託那裡得知，雷切特早晚要乘坐東方快車從東邊回來。因為皮埃爾·米歇爾就在那趟車上工作，真是時不可失。而且，這也是個不牽連外人的好方法。

「當然，我女婿也知道了，他堅持陪她坐這列火車。赫克託設法讓雷切特選擇了米歇爾值班這天的火車。我們打算把斯坦布林－加來車廂上的所有鋪位都包下來，可遺憾的是，有個鋪位被訂走了，是留給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當然是假的。但是如果赫克託的房間裡有個陌生同伴會很尷尬。於是，在最後一刻，你來了……」她停了停。

「好啦，」她說，「現在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麼辦？如果必須把事情公之於眾，你能不能把責任都推給我，讓我獨自承擔呢？我情願自己刺了那人十二刀，這不僅僅是因為他要對我女兒還有她孩子的死負責，還要對另一個原本可以幸福快樂生活的孩子負責。不僅如此，在黛西之前，還有別的孩子被綁架過，而且將來還可能會有其他人。社會給他定了罪，我們只是執行判決。但是沒必要把其他人也牽扯進來。所有這些善良忠誠的人——還有可憐的米歇爾，還有瑪麗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他們都深愛彼此……」

她的聲音極其動人，迴響在擁擠的空間中——這個低沉、富有感情、振奮人心的聲音，感動了紐約許多的觀眾。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說，「你要說些什麼？」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見是，波洛先生，」他說，「你提出來的第一個推論是正確的——確實如此。我建議，南斯拉夫警察到達時，我們把這個結論提交給他們。你同意嗎，醫生？」

「當然同意，」康斯坦汀醫生說，「至於醫療證據，我想——呃——我會提一兩個奇妙的建議。」

「那麼，」波洛說，「我的解決方案已向大家說明，我可以榮幸地退出此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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