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不。」溫特斯普說，「上面只有一點點微弱的痕跡。據我分析，針頭上蘸的是一種名為布姆斯蘭的毒汁，來自於一種多鱗蛇——也叫樹蛇——的毒液。」

「什麼是布姆斯蘭？」

「那是南非的一種毒蛇，世上現存毒性最強、最致命的蛇類。它的毒素作用於人體到底有多強烈尚不能確定，但這種毒液的毒性有多大我們還是有些概念的。舉個例子吧，將這種毒汁注射到鬣狗身上，還未拔出針頭它就死了。注射給豺狗，豺狗就會像被子彈打中一樣立刻斃命。這種毒汁會導致皮下大出血，波及心臟功能，導致心跳驟停。」

記者們寫下：「離奇的故事。空中上演蛇毒大戲。比眼鏡蛇更為致命。」

「你有沒有聽說過用此類毒汁蓄意殺人的案件？」

「從未聽說過，這太聳人聽聞了。」

「謝謝，溫特斯普先生。」

威爾遜警長宣誓作證說，在座位後面發現的吹管上沒有指紋。已經對吹管和毒素做了化驗，吹管的最大射程，經試驗相當精確地確定為十碼。

「赫爾克里·波洛先生。」

儘管引起一點兒騷動，但波洛的證詞是相當嚴謹的。在航程中他沒有注意到任何特別的事情。對，是他發現了地上的小針，所發現的位置正好在死者頸部下方，如果它是從脖子那裡掉下來的話，也只能掉在那裡。

「霍布里伯爵夫人。」

記者們寫道：「伯爵的妻子為空中死亡之謎出庭作證。」還有人寫的是「……在蛇毒謎案中作證」。

為婦女報刊工作的人則寫道：「霍布里夫人戴著一頂新款狐狸皮帽」，或是「霍布里夫人是城裡最時髦的女士之一，全身黑衣，配一頂新款帽子」。要不就寫「霍布里夫人，結婚前的閨名是塞西莉·布蘭德，身穿黑衣，頭戴新款帽子，風姿時尚地出庭作證……」

所有人都喜歡欣賞年輕漂亮的女子，儘管她的證詞最簡短。她什麼都沒注意到，以前也沒見過死者。

在她之後是維尼蒂婭·克爾，但她顯然沒有前面那位引人注目。

婦女報刊記者首先樂此不疲地寫道：「科茨摩爾勳爵的女兒穿著剪裁精緻的外套和裙子……」並強調：「社會名流出庭作證」。

之後出庭的是詹姆斯·賴德。

「你是詹姆斯·貝爾·賴德，你的住址是布蘭貝里大道十七號？」

「是的。」

「你的職業或者專業是什麼？」

「埃利斯·韋爾水泥公司的總經理。」

「請仔細看看這支吹管，（短暫停頓）你以前見過嗎？」

「沒有。」

「在普羅米修斯航班上，你是否見過任何人曾經手持類似的東西？」

「沒有。」

「你坐在四號座位上，正是死者前面的座位，是不是？」

「是又怎麼樣？」

「請不要用那種腔調回答我。你坐在四號座位上，從那個位置可以看見機艙裡的每個人。」

「並非如此，我看不見我這列座位上的任何一位，因為座位都是高靠背。」

「但是假如有人走到過道上——走到一個適當的位置，能夠將吹管對準死者的位置，你能看到他嗎？」

「當然能。」

「那麼你看到這種情況了嗎？」

「沒有。」

「你座位前面的乘客中有人離開過他們的座位嗎？」

「唔，我座位前兩排的一位男子站起來往洗手間方向去過。」

「他是往與你的座位還有死者座位相反的方向去的嗎？」

「是的。」

「他回來時有沒有朝你走來？」

「沒有，他直接從洗手間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手上拿著什麼東西嗎？」

「什麼也沒拿。」

「你肯定嗎？」

「相當肯定。」

「還有誰離開過座位？」

「坐在我前面的那個人，他從對面走過來，從我身邊經過，去了機艙後部。」

「我抗議。」克蘭西先生從法院坐椅上蹦了起來，嚷道，「那時還早——早得很——是在一點鐘的時候。」

「請坐下，」法官說，「會輪到你的。請繼續，賴德先生。那麼你是否注意到這位先生手裡拿著什麼東西？」

「好像是一支鋼筆。他回來的時候手上拿著一本橙色的書。」

「朝你走過來到後艙去的人只有他一位嗎？你自己離開過座位嗎？」

「是的，我去過洗手間——不過我手上並沒有拿著吹管。」

「你說話的態度有些失禮。請下去。」

諾曼·蓋爾，就是那個牙醫，他提供的證詞幾乎都是否定性的，很快他就被憤憤不平的克蘭西先生代替了。

比起貴族夫人來，克蘭西先生不是個很有新聞性的人物，對他的登場，記者們興趣索然。能寫的就是「偵探小說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認購買過致命武器，轟動了法庭。」

不過說「轟動」有點為時過早了。

「是的，先生，」克蘭西厲聲說，「我的確買過一支吹管，不僅如此，我今天還把它帶到這裡來了。我強烈抗議將殺人致死的吹管與我的吹管聯絡起來。這就是我的吹管。」

他得意地炫耀著自己的吹管。

記者們寫道：「法庭上出現了第二支吹管。」

法官嚴肅地對克蘭西說，請他出庭是為了幫助破案，而不是讓他有機會來駁斥完全憑空想象的針對自己的指控。法官接著詢問他在普羅米修斯航班上的情況，但是收效甚微。克蘭西先生一直在嘮嘮叨叨，毫無必要地解釋著他是如何被國外火車上的古怪服務搞得迷迷糊糊，如何度過長達二十四小時的艱難旅程，以至於對周圍發生的所有事情都絲毫不在意。就算整個機艙裡的人都在用吹管放蛇毒，他也不會知道。

接下來是簡·格雷出場，這位美髮師的證詞對記者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隨後是兩位法國人。阿曼德·杜邦先生說他是前往倫敦皇家亞洲學會作學術發言的。在飛機上他和兒子一直都在探討技術性的問題，沒有注意到身邊發生的事情。他也沒有注意到那個死者，直到機艙裡因為有人發現她死了而出現一陣騷動，他才將注意力轉回身邊。

「你認為這位莫里索夫人或吉塞爾夫人面熟嗎？」

「沒有，先生。我從未見過她。」

「據說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聳聳肩。「對我來說並非如此。不管怎麼說，這些日子我經常不在巴黎。」

「據我所知，你剛從東方回來，對嗎？」

「是的，先生——從波斯那邊。」

「你們父子到許多神秘遙遠的地方旅行過吧？」

「什麼意思？」

「你們去過一些蠻荒地區吧？」

「哦，可以這麼說。」

「你有沒有見過有什麼部族用蛇毒塗在箭頭上作為武器？」

這句問話必須經過翻譯他們才聽明白。杜邦先生聽懂後使勁搖頭。

「沒有，我從未碰到過諸如此類的事情。」

兒子的回答與父親的大同小異。他不認識死者，也沒有注意到飛機上的任何事情。他一直認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黃蜂蜇死的，他本人就被一隻黃蜂騷擾過，最後終於弄死了那隻小東西。杜邦父子是最後出庭的證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對陪審團說，這是本法庭所處理過的最難以捉摸的案子。他們可以排除自殺或發生意外的情況。一位女士在空中，在一個很狹小的封閉空間裡遭到謀殺，除了乘客，不可能有任何局外人實施這種罪行。兇手或兇手們顯然就在今天出庭作證的人當中，無法迴避這一嚴酷而可怕的事實，即他們之中的某位兇手以極為狡猾的手段在說謊。

犯罪的方式及其殘酷，在十位——加上乘務員有十二位——證人的眾目睽睽之下，兇手將吹管舉到唇部，在一定距離上將毒針吹射到死者的喉部，而在場的所有人對此都無所察覺。這件事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的確有吹管、地板上發現的毒針和死者脖子上的針眼作為證據，另有毒物測試作為進一步物證。無論這事兒多麼令人難以置信，它還是發生了。

由於缺少更多的證據找出犯罪嫌疑人，他只能提請陪審團做出某個或某些未知身份的人犯了謀殺罪的裁決。既然出庭作證的人都否認認識死者，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進一步調查。鑑於對作案動機一無所知，他只能建議陪審團做出上述決定。陪審團現在可以考慮如何裁決了。

一位方臉的陪審員帶著疑慮的目光欠身說：「您說吹管是在一個座位後面發現的，那是誰的座位？」

法官核對了一下檔案，威爾遜警長湊上去在他耳邊低語了些什麼。

「哦，對，是九號座位，波洛先生的座位。我可以告訴大家，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私人偵探，他曾經多次成功地與倫敦警察廳合作。」

方臉陪審員將目光轉向波洛先生，似乎有些懷疑眼前這位留著鬍子的矮小的比利時人。

「外國人，」他的目光這樣說，「你無法信任外國人，就算他們和警方有關係。」

他大聲說：「正是這位波洛先生撿起毒針的，對嗎？」

「是的。」

法庭休庭五分鐘。當陪審員重新入座，並將陪審裁決書交給法官時，他皺了皺眉。「胡鬧！我無法接受這份裁決。」

幾分鐘後，一份修正裁決書又遞交了上來：「我們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然而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是誰下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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