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死神始終沒有來。

我等來的是胃腸道燒灼般的絞痛。我彎腰吐起來，把膽汁和還沒溶解的藥片一起吐了出來，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裡火燒火燎，沒完沒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漸意識到：

我不想死，至少現在不想，我還沒有活夠。

這個想法給了我一線希望，儘管很朦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認識到，單槍匹馬是於事無補的：我需要幫助。

我找到了這樣的幫助，通過大學諮詢服務部。幫助我的人叫魯思，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她體態豐腴，滿頭白髮，像個和藹可親的老祖母。她的臉上掛著同情的微笑——我相信這樣的微笑。起初她並沒有說很多的話，只是靜靜地聽我訴說。我談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發現，無論我談到多麼痛苦的細節，我的內心都無動於衷。我與自己的情感是脫節的，就像一隻與手腕斷開的手。我談了那些痛苦的記憶和自殺的衝動——但我沒有任何感覺。

然而，我會偶爾抬起頭看著魯思的臉。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她在聽我講述的時候，眼睛裡卻含著淚水。這麼說似乎很難讓人理解，但那些淚水不是她的。

那些淚水是我的。

我當時無法理解。但這就是心理治療。病人把自己無法承受的情感託付給他的治療醫生：她承受著他所有的恐懼，代他進行親身體驗，而後再慢慢地把她對這種體驗的感受反饋給他。魯思就是這樣把我的情感反饋給我的。

魯思與我的交往持續了好幾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她，我內化了一種與另一個人建立起的新型關係：建立在相互尊重、誠實與友善的基礎上——而不是基於相互指責、憤怒和暴力——的新型關係。我漸漸開始從內心對自己產生了不同的感覺——覺得我已經不那麼空虛，不那麼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雖然內心那個可惡的聲音從未完全離開過，但我現在有魯思的聲音與之抗衡，而且我對它的關注也在逐漸減少。久而久之，我頭腦中那些聲音逐漸平息，有時甚至暫時消失。我會感覺很平靜——有時甚至很高興。

很明顯，心理治療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我的生活質量。這種談話治療方式，對於我的脫胎換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它定義了我。

我知道，這是我未來的職業。

大學畢業後，我在倫敦接受心理治療培訓。在培訓過程中，我繼續去向魯思請教。她依然是那樣支援我，鼓勵我，但也告誡我要用現實的態度面對我選擇的道路。用她的話來說就是「這不是在公園裡散步」。她說得對。與病人在一起，會弄髒我的手——這麼說吧，這項工作毫無舒適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範嚴密的心理診療所工作的經歷，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到了那裡不到幾分鐘，就有一個病人脫下褲子，當著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攤臭烘烘的大便。其後遇到的一些事情，雖然沒那麼噁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亂的自殺未遂、自傷自殘、毫無節制的歇斯底里與悲傷。所有這些都讓我受不了。不過我每次都能從中學到一些新的應對方法。事情逐漸變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這麼快就適應了心理診療所這種陌生的新環境。我覺得自己對於瘋狂已經司空見慣——不僅是別人的瘋狂，還有自己的。我認為我們都很瘋狂，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這也是我為什麼——以及怎麼——會與艾麗西亞·貝倫森案件有關的。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年輕時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預治療，從心理黑暗的邊緣被拉了回來。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種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我有可能變瘋——並像艾麗西亞一樣，被囚禁在某個機構裡終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當然，英迪拉·夏爾瑪問我為什麼要成為心理治療師時，我不可能說出其中任何一點。畢竟我面對的是整個面試小組——如果沒有其他原因——我知道這個遊戲該怎麼玩。

「到了最後，」我說，「我相信，無論初衷如何，是那些訓練使一個人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

英迪拉像聖賢似的點點頭說：「是的，很對。千真萬確。」

面試很成功。英迪拉說，我有在布羅德穆爾工作的經歷，具備一定優勢，說明我可以應付極端的心理創傷。他們當場就給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個月後，我起程前往格羅夫診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