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西奧·費伯，四十二歲。我選擇成為心理治療師，是因為我本人曾受到過心理傷害。這是個事實。在應聘面試時，他們問了我這個問題，但我沒有如實回答。

「你認為吸引你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原因是什麼？」英迪拉·夏爾瑪從她那副儒雅的眼鏡上方看著我問。

英迪拉是格羅夫診療所的心理治療師，年齡離六十歲不遠了，圓圓的臉龐，頗有幾分風韻，深色的長髮，夾雜著幾根銀絲。她對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這個問題極其簡單，只是熱熱身而已，刁鑽的問題還在後面呢。

我沒有立即回答，因為我覺得面試小組的其他成員都在看著我。我的意識很清楚，而且始終保持與他們的目光接觸。我不緊不慢地給出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回答。我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說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在一家護理中心打零工，還說這激發了我對心理治療的興趣，並促使我在讀研的時候選擇了心理治療專業，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我認為，我是想幫助別人，」我說著聳了聳肩，「就這樣，真的。」

這當然只是信口胡說。

我的意思當然是，我想幫助別人，但這只是我的次要目標——尤其是在接受培訓的初期。我的真正動機純粹是出於私心。我自己也在尋求幫助。我相信大多數從事心理治療的人都是如此。我們被這個特殊職業所吸引，因為我們自己受到過傷害——我們研究心理學，是為了給自己療傷。至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那就該另當別論了。

作為人類，我們對嬰幼兒時期的生活沒有留下多少記憶。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是伴隨著完整的人格，從這樣的原始迷霧中浮現，正如阿佛洛狄忒從大海的泡沫中誕生；但是對人類大腦進化的研究告訴我們，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出生時，大腦還沒有發育完全——不像神聖的奧林匹斯山，而像一團潮溼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說的，不存在嬰兒時期一說。我們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狀態下形成的，而是與另一種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是由看不見、記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們的父母。

這種情況令人發怵，其原因則顯而易見——誰知道我們在尚未形成記憶的那段時間裡，是怎樣的毫無尊嚴，又受到過怎樣的折磨和虐待？我們的人格是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以我為例，我在成長過程中就感覺到緊張、恐懼和焦慮。這種焦慮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獨立於我的存在而存在。不過我懷疑其根源在於我與父親的關係，因為只要在他身邊，我就永遠沒有安全感。

我父親總是莫名其妙地發脾氣，讓人捉摸不透，無論多麼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變成危險的雷區。一句無傷大雅的話或者一個稍有不同的見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隨後引發一連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無人倖免。他只要一聲怒吼，整個房子都會顫抖。我會嚇得趕緊上樓，躲進自己的房間，一頭鑽到床底下，順勢躲到牆邊上，呼吸著毛絮紛飛的空氣，希望磚牆把我吞噬，好讓我瞬間消失。但是父親會抓住我，把我拽出來，接受他的懲罰。他會抽出皮帶揮動，皮帶在空中嗖嗖作響，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滾，身上火辣辣地痛。接著，他會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開始打我一樣。他會把我丟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團，就像蹣跚學步的小孩氣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樣。

我永遠沒搞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麼，會引得他大動肝火，抑或是因為我活該捱打。我問媽媽，為什麼爸爸總是對我發那麼大的火？她無奈地聳聳肩說：「我怎麼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瘋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不像開玩笑。如果讓今天的精神科醫生對他的情況進行診斷，我懷疑結論會是人格障礙。他就患著這種疾病度過了一生，從未接受過治療。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被歇斯底里和身體暴力所主宰。威脅、淚水和打碎的玻璃。

當然，我也有過開心的時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時。記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國出差一個月。在那三十天的時間裡，媽媽和我得以擺脫他那雙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園裡自由自在地活動。那年12月，倫敦下起鵝毛大雪。整個花園都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白雪。我和媽媽堆了個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識的行為，反正我們把雪人堆得像我們那個不在家的主人：這個雪人大腹便便，我給它取名叫「老爸」，用兩塊黑色石子做眼睛，兩根彎彎的小樹枝做成眉毛，看起來還真有點像他。為了讓它更像他，我們給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並讓它拿上一把雨傘。接下來我們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並像調皮的小孩那樣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風雪。媽媽上床時，我假裝睡著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進花園，站在紛紛揚揚的大雪中，伸出雙手捕捉飛舞的雪花，看著它們在我的指尖上消失。這讓我有點悲喜交加。似乎有幾句真理哽在我的喉頭，但我又不知如何表達；我的詞彙少得可憐，說出來的話像一張破網，根本抓不住我想表達的意思。在某種程度上，抓住逐漸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樣；這種佔有轉瞬即逝。它提醒我在這幢房子外面，還有一個世界：一個廣闊無垠、超乎想象的美麗世界，一個我當時還無法觸及的世界。這些年來，這些情景不斷在我的腦海中閃現。包裹在這些記憶外層的痛苦，使那短暫燃起的自由之光顯得倍加明亮。那是無際黑暗中的一點燈火。

我意識到，唯一能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規避——不僅是身體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須離開這個家，遠走高飛。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歲那年，我獲得了上大學的必要成績，終於離開了薩里郡，離開了那幢監獄似的半獨立式住房——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想錯了。

我當時並不明白，但為時已晚——我父親已經在我身上內在化，在我身上內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潛意識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終與我如影隨形。他那個可惡、無情、暴怒的聲音始終陪伴著我——厲聲叫罵，說我是窩囊廢，不要臉，不成器。

我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聲音變得讓人難受，令人麻痺，它們控制住了我。我嚇得渾身發軟，出不了門，參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動，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離開家。希望蕩然無存。我被打敗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絕境，無法解脫。

只有一種辦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藥房，買了一大堆撲熱息痛。為了不引起別人懷疑，我一次只買幾盒。其實我沒有必要這麼擔心，因為根本沒有人在注意我。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隱形人。

我的房間很冷。我用凍得發麻的手指笨拙地開啟包裝盒，強迫自己把那些發苦的藥片一片一片地吞嚥下去。接著我爬上那張窄窄的、躺著很不舒服的小床，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