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圖書館的那本書並不是她殺害法倫護士的主要原因。還有其他三個原因。她要把動機搞混亂，使別人認為法倫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倫死了，即佩爾斯是被錯殺的可能性就永遠會有。那張排班表上正是法倫要在視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倫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懷孕了，光這件事就可以變成一個自殺的動機。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護理過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懷孕的事。我認為病人的任何跡象或徵候都逃不過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的眼睛。於是就有了這種可能性，在布魯姆費特的劇本中，法倫應對佩爾斯的死負責。畢竟她曾經承認在謀殺的當天早上回過南丁格爾大樓，並且拒絕做出解釋。她有可能把毒藥放進了餵食，事畢之後，便受著悔恨的煎熬自殺了。這個解釋可以把兩個秘密都處理得乾乾淨淨。從醫院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吸引人的說法，有相當多的人寧願相信它。」

「最後一個理由呢？你說有四個。她要避免人家追問借書證；她想示意法倫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倫就是佩爾斯的死因。那麼第四個動機呢？」

「她想保護你。她一直要那樣做。幹第一件謀殺不容易做到這點，因為你在南丁格爾大樓，你和其他人一樣有同樣多的機會去替換滴管餵食。但至少她能夠確保法倫死時你有不在場證據。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殺死第二個受害者。因此，你也沒有會殺害第一個受害者的嫌疑了。調查一開始，我便斷定這兩宗謀殺案是有關聯的。在同一幢大樓內，同一段時間，假定有兩個兇手，那就太過巧合了。於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從嫌疑人名單裡排除了。」

「但是為什麼竟有人懷疑我殺了這兩個女孩呢？」

「因為我們認為埃塞爾·布魯姆費特的動機不合理。想想看，一個垂死的人忽然從意識不清的狀態中醒過來，看見一張臉向他俯過來。他睜開雙眼，從痛苦和模糊的意識中認出了這個女人。如果那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25年之後他還認得出嗎？長得不好看，那麼平庸、那麼不起眼的布魯姆費特？在一百萬個人中只有一個女人有如此美麗而又有個性的臉，能讓人穿過25年之久的記憶，一眼就認出來。那就是你的臉，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不是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而是你。」

她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他繼續說下去，好像不曾聽見她說了什麼。

「佩爾斯從未懷疑過格羅貝爾可能是你，這一點並不叫人驚奇。你是總護士長，受到一種準宗教式的敬畏和保護，這種保護來自人類的弱點，甚至是人類的罪惡。從心理上說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個兇手。然後還有馬丁·德廷格說過的話。他說那人是一位護士長。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樣誤會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幾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說話。他所看見的俯身向著他的不僅僅是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那張清清楚楚的臉，還看見了一個女人穿著在他看來是護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著那種軍隊中服役的護士戴的三角形寬帽子。在他那被藥物弄得糊里糊塗的腦子想來，那套制服就意味著一位護士長。今天，對於任何一個曾經在軍隊醫院受到過護理的人來說，那仍然意味著一位護士長，而他又曾經在軍隊醫院度過好幾個月的時光。」

她再一次平靜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於是他把對他母親說過的話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佩爾斯護士。德廷格太太對此不是特別感興趣。她為什麼要感興趣呢？後來她收到了一張醫院的賬單，心想也許有辦法為自己省下幾個錢。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貪婪的話，我都懷疑她是不是會把這件事鬧得更大。但是她這樣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條可以策劃出陰謀的資訊，認為值得花點時間和精力去查證一下。我們可以猜測出希瑟·佩爾斯心裡是怎麼想的。當她看到達克爾斯護士彎腰撿起那幾張飄落在她面前的鈔票時，她必定體驗過同樣的成功感和權力感。只是這一次和她的同學比起來，卻是一個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沒有想到這個病人指的是另一個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護士長。但是她知道她必須得到證據，或者至少要讓自己相信德廷格沒有欺騙她或是說胡話，畢竟他是一個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圖書館，向他們借一本關於費爾森海姆審判的書。他們不得不為她從別的分支圖書館借來，於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書。我想她從書中獲得了足夠的資訊，相信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我認為她在星期六夜裡對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說了，護士長也沒有否認這個指控。我不知道佩爾斯開的價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絕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東西，或只是一筆封口費，這樣會受到指責的。佩爾斯喜歡體驗權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歡陶醉於道德正確的自我欣賞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寫了信給法西斯戰爭受難者救助團體的秘書。布魯姆費特護士長必須出錢，但是這錢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給這個團體。佩爾斯是一個量罪而罰的行家。」

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裡，雙手交叉，輕輕地放在衣裙上，毫無表情地看著某個不為人知的過去。他輕輕地說：「這都可以檢查出來，你知道。她的身體沒殘留下太多的部分給我們，但我們不需要，我們有了你這張臉，有審判的記錄、照片，以及你和一個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結婚檔案。」

她說話的聲音是那麼輕，他不得不低下頭傾聽：「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我。他不說話，目光中有一種瘋狂、一種絕望。我以為他變得神志不清了，或許他只是害怕。我想那個時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說了幾句話，他的眼睛就閉上了。我沒有認出他來，我為什麼會認出他呢？

「我不是那個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想起施泰因霍夫，我會覺得那件事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它真的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我現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記起在費爾森海姆法庭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我連一張臉都想不起來了。」

但她必定要告訴某個人，把施泰因霍夫從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變成另一個人的計劃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訴了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她們倆都曾經是內瑟卡斯爾的年輕護士學生，達格利什假定布魯姆費特對於她來說象徵著仁慈、可靠、忠誠。不然為什麼是布魯姆費特呢？究竟為什麼要選她作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了口，因為她急切地說起來，彷彿要他明白這件事很重要。

「我告訴她是因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種保障。我覺得如果布魯姆費特在傾聽後仍然相信我、喜歡我，過去發生的事就根本沒有那麼可怕。你不會懂的。」

但是他懂。在他讀預備學校時，也有那麼一個男孩，也是那麼的平凡、那麼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樣，一切死亡和災難都與他無關。達格利什還記得那個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想起過他了。他叫斯普諾特·邁羅，長著一張愉快的圓臉，戴著眼鏡，有著平凡的傳統的家庭，毫無特色的背景，令人羨慕的生活。斯普諾特·邁羅受著平庸和感覺遲鈍的保護，免於遭受這個世界帶給他的恐怖。生活裡有了一個叫斯普諾特·邁羅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達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說：「從那以後布魯姆費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這裡來時她也跟著來了。是那種信任的衝動，以及對至少有一個朋友能完全瞭解你的需要——是這兩個原因讓你處於她的掌握之中。布魯姆費特成了你的保護者、諍友、知己。你看戲時帶上布魯姆費特，早上打高爾夫球時帶上布魯姆費特，度假時帶上布魯姆費特，喝早茶以及晚上臨睡前喝上一杯酒時也要和布魯姆費特在一起。她的忠誠一定是真心實意的，畢竟她願意為了你去殺人。但這仍然是訛詐。她是一個更為純粹的訛詐者，一個僅僅要求一份定期免稅收入的人，也會比過分忠誠的布魯姆費特更為可取。」

她傷心地說：「是這樣的，的確是這樣。你究竟是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從本質上來說她是一個愚蠢而遲鈍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還可以加上一句：「因為我瞭解我自己。」

她哭起來，感情激動地抗議著：「我是誰？竟然蔑視愚蠢和遲鈍？我有什麼權利如此特別？啊，她的確不聰明，甚至為我殺人時也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她腦子不夠機靈，騙不過亞當·達格利什，但是什麼時候這成了衡量智力的標準了呢？你見過她工作時的樣子嗎？你看見過她和一個垂死病人或者和一個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嗎？你觀察過這個愚蠢而遲鈍的女人嗎？她的忠誠和友誼顯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見過她整夜不合眼來挽救一個生命嗎？」

「我見過一個她的受害者的屍體，也看到了另一個受害者的屍檢報告。我相信你的話，相信她對孩子們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們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說，「在南丁格爾大樓，你的受害者只有一個，她就是埃塞爾·布魯姆費特。」

她迅速站起來，望著他，那雙正在思索的綠眼睛吃驚地怒視著他，毫不動搖。他心裡的某個地方在告訴他，有些話他應該說出來。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間的講話，而是照章辦事的警告，那些職業化的、誇張的、滔滔不絕的話，那些在四目相對的一瞬間幾乎自動來到了嘴邊的話，那都是些什麼？它們溜走了，變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腦海中遺忘的河流裡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病人，因為失血還很虛弱，應該停止工作去睡覺，把調查的事移交給馬斯特森。他，這個最為謹慎的偵探，剛才說起話來彷彿沒有把那些規則一一列舉出來，好像他面對的是他私人的對手。但他得繼續下去。即使他無法證實，也必須聽見她承認那個他已經知道的事實。

他平靜地提問，就像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問題：「你把她推進火裡時她死了嗎？」

4

就在這個時刻，有人按響了寓所的門鈴。瑪麗·泰勒一言不發，將斗篷往肩後一掠，就走過去開了門。在門口短短地咕嚕了幾句之後，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著她走進了起居室。達格利什看了一眼鍾，現在是7點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開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經穿戴整齊，看見達格利什在場，一點也沒有顯出吃驚的樣子，對他先前的病情也沒有顯出特別的關心。他朝他們倆不偏不倚地說道：「我聽說夜裡失了火，可是沒聽見救火車的聲音。」

瑪麗·泰勒臉色煞白，達格利什以為她會昏倒，她卻平靜地說：「他們是從溫徹斯特路大門進來的，為了不吵醒病人，他們沒有響鈴。」

「聽謠言說他們在花園小屋裡發現了一具燒成了灰的屍體，到底是怎麼回事？誰的屍體？」

達格利什說：「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的。她留下一張字條，承認她殺了佩爾斯護士和法倫護士。」

「布魯姆費特殺了她們！布魯姆費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釁般的看著達格利什，他那寬闊的俊朗的面容似乎顯出憤怒的疑慮來。

「她說了為什麼嗎？這個女人瘋了嗎？」

瑪麗·泰勒說：「布魯姆費特沒瘋，無疑她相信自己有這樣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麼辦呢？我9點鐘就要開始做手術。你是知道的，總護士長。我的病人名單長得很呢。病房裡兩個護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給那些二年級的學生。」

總護士長平靜地說：「我馬上去辦。大多數白班的護士馬上就該到了。事情辦起來不會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們將不得不從學校抽調人來。」

她轉向達格利什：「我想到護士長起居室去打電話。別擔心，我明白我們兩人談話的重要性，打完電話我就回來。」

兩個男人都看著她走出門去，把她身後的門輕輕關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這時才第一次注意到達格利什。他粗魯地說：「別忘了去放射室給頭部拍個x光片子。你沒有權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過後，就會來給你做個檢查。」他這話聽起來彷彿在表示他對要抽時間去做這件事十分厭煩。

達格利什問道：「約瑟芬·法倫被謀殺的那天夜裡，你到南丁格爾大樓來找誰？」

「我告訴過你，沒找誰。我沒有進南丁格爾大樓。」

「你至少有十分鐘時間解釋不清，那時通向總護士長寓所的後門還沒有上鎖。吉爾瑞護士長讓她的男朋友從那裡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裡散步。所以儘管屋子裡沒有燈光，你仍然以為總護士長在家，徑直上樓去了她的寓所，必定還在那裡待了一會兒。為什麼？我感到奇怪。是出於好奇心嗎？還是你正在搜尋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要去看總護士長？她又不在。瑪麗·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時候並不知道，不是嗎？泰勒小姐不習慣去參加國際性會議，其原因我們能夠猜想，她不想讓自己的臉被太多的人認識。這種不願意承擔公眾責任的個性體現在一個如此能幹、如此聰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適地認為是謙虛。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電話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區護士培訓委員會的主席出席會議。你來醫院上班的時間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為一個自費病人做手術。我認為手術室的工作人員都在忙於搶救，不會想到提起總護士長不在醫院的事，是吧？」他停下來。

科特里-布里格斯說：「你以為我會在什麼時候計劃著午夜去拜訪總護士長？你總不至於以為我會是一個受歡迎的訪客吧？是不是以為她在等著我？」

「你來看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

一陣沉默。然後科特里-布里格斯說：「你是怎麼知道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的？」

「告訴你的那個人告訴我的，德廷格太太。」

又一陣沉默。他知道達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說的話了，到了這個地步，他便固執地說：「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死了。」

「是嗎？」達格利什說，「你不是希望在總護士長的寓所裡找到她嗎？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機會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對峙？你必定已盼望著這樣做很久了。權力的體驗永遠是使人快樂的，不是嗎？」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靜地說：「這個你應該知道。」

他們靜靜地站著，對視著。達格利什問：「你當時在想什麼？」

「沒想什麼。我沒有把格羅貝爾與佩爾斯或法倫的死聯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確定是否應該講出去。這家醫院需要瑪麗·泰勒。就我而言，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不存在。她曾經受過審判，被判定無罪。這對我就足夠了。我是一個外科大夫，不是一個道德專家。我應該為她保守秘密。」

達格利什想，他當然會。一旦這件事的真相公之於眾，對他便失去了價值。這是一條非常特別、非常重要的資訊，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價。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將瑪麗·泰勒永遠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總護士長常常反對他，使他大為惱火。她的權力正在增長，就要被任命為整個業界所有醫院的護理工作的總長了，她利用對醫院管理委員會的主席馬庫斯·柯恩先生的影響反對過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醫院的事，她還會對這個虔誠的猶太人保有多大的影響呢？忘記這些事如今已經成了一種風尚，但是馬庫斯·柯恩先生會原諒她嗎？

他想起了瑪麗·泰勒的話。訛詐的方式不止一種。希瑟·佩爾斯和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兩人都知道這件事。也許訛詐最為微妙的樂趣就是並不提出金錢上的要求，只在寬宏大量、仁慈、兩人同謀或道德優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畢竟沒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間緊鄰她偶像的房間，享有大家公認的、作為總護士長的朋友的特權，以及在工作之餘與她相伴的快樂。可憐的、愚蠢的佩爾斯只要求每週幾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詩或一兩份手跡。但她們必定是多麼津津有味地品嚐過她們的權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為得意地得到了滿足。難怪他曾決心獨自守住這個秘密，反對蘇格蘭場的人來南丁格爾大樓。

達格利什說：「我們能夠證明你在上週五晚上坐飛機去過德國。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獲得你所要的資訊，比起去麻煩軍法署，那會是一個更快捷有效的辦法。你或許也查過報紙檔案和那次審判記錄。換做我也會那樣做。無疑你的努力有所收穫。不過我們能夠查出你去了哪裡、幹了些什麼。你無法匿名穿過國境線，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說：「我承認我知道。我也承認我在法倫死的那天夜裡來南丁格爾大樓是為了見瑪麗·泰勒。但我沒做什麼違法的事，你們無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這個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說出來，也無法挽救佩爾斯。她在德廷格太太來見我之前就死了。我沒必要責備自己。」

他開始像一個學童般笨拙地為自己辯護起來。這時他們聽見輕輕的腳步聲，都轉過頭。瑪麗·泰勒回來了。她直接對外科大夫說：「我可以把伯特雙胞胎給你。恐怕這就意味著這個學期結束了，但是別無選擇。她們會被派到病房裡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強地說：「就是她們了。她們是兩個明事理的女孩。那麼單人病房護士長呢？」

「我本想讓羅爾芙護士長臨時接管一下，但是恐怕這不可能了。她要離開約翰·卡朋達。」

「離開！她不能那樣做！」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阻止她。我想我連試一下的機會都沒有了。」

「可是她為什麼要離開？發生什麼事了？」

「她不說。我想是警察的調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飛快地轉過身來對著達格利什。

「你看！達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盡你的職責，你被派到這裡來只是要搞清楚兩個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沒有想過你把我們目前的處境弄得一團糟嗎？」

「是的，」達格利什說，「那麼你的工作呢？你有沒有想過？」

5

她將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門，沒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鐘她便回來了，輕快地走到壁爐邊，讓她的斗篷從肩上溜下來，又將它整整齊齊地蓋在沙發背上。然後她跪下來，拿出一把銅火鉗，開始把火弄旺，仔細地將煤塊一塊塊壘起來，讓每一塊發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沒有抬頭看達格利什，開口說道：「我們剛才的談話被打斷了，警司先生。你剛才指控我殺了人。我曾經面對過殺人的指控，但至少費爾森海姆的法庭還能拿出證據來。你有什麼證據？」

「什麼也沒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證據。」她說話的語氣裡既沒有怒氣也沒有得意，但是有一種強硬，一種靜靜的斬釘截鐵的味道，只是它與清白無辜相隔十萬八千里。她的頭因為爐火的照射而閃閃發光，達格利什朝下看著她，說道：「但是你並沒有否認這個指控。你還沒有對我撒過謊，我也不認為你從現在起就會費神這樣做。布魯姆費特為什麼會以那種方式自殺？她喜歡生活得舒適，為什麼要死得那樣難受？自殺很少那樣，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藥。為什麼不使用其中一種？為什麼要勞神費力溜進寒冷、黑暗的花園小屋裡去摧殘自己，獨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當眾表演，滿足觀眾的好奇心，用歡呼給自己增加勇氣。」

「有過先例。」

「在這個國家還不多。」

「或許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當然會有人這樣說。」

「她也許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羅貝爾，不留下一副可辨認的身體是關鍵。面前擺著一份親筆供狀和一堆燒焦的骨頭，為什麼你還要不辭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費事地驗明她的正身，那麼她以自殺來保護我便沒有意義了。」

「一個聰明而目光長遠的女人也許會像你說的這樣。但她不是這樣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來，這就值得我們分析下。即使我們絕不會發現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和費爾森海姆的事情，擺脫布魯姆費特也已經成了你的當務之急。正如你所說，她連殺人也搞得一團糟。她對我下手時就很匆忙，也許還輕易地慌了神。她多年來就是一個累贅，現在又成了一項危險的義務。你不曾叫她為你殺人。那根本就不是一個理智的擺脫困境的辦法。只要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穩住自己，把這件事向你報告，佩爾斯的威脅本可以處理得很好。但是她卻以這種她自以為最為獨特的方式來表明忠心，用殺人的方式來保護你。那兩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綁在一起了。布魯姆費特不死，你又怎麼能再獲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說出我是怎樣做到的吧？」

達格利什覺得他們就像是在一起討論一個案子的兩個同事。儘管現在身體很虛弱，他還是明白這次超乎尋常的談話是多麼危險、多麼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這個女人是一個敵人，也明白和他針鋒相對的這種聰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現在已經沒有了挽救她名譽的希望，但她現在是在為自由而鬥爭，或許甚至是為她的生命而鬥爭。他說：「我可以告訴你我怎樣發現你殺了她。這不難。她的臥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個房間的，布魯姆費特護士長要的東西沒有一樣得不到。這是因為她知道關於施泰因霍夫醫院的事嗎？還是因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為她把她的忠心緊緊地壓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擺脫？所以她選擇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死的。也許是一片藥片、一針注射劑，或是你給她的什麼東西，謊稱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經在你的要求下寫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樣說服她寫下來的。我認為她當時完全沒想到它會派上用場。那封信不是寫給我的，也不是寫給任何一個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訴她，應該寫下些什麼，記載、證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發生意外，到時候能夠保護你。於是她就寫下了那簡潔明瞭的紙條，那應該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絕對寫不出這樣的信。

「她就這樣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屍體移動兩碼遠，弄到你的房間裡，就安全了。即便如此，這也是你計劃中最冒險的一部分。吉爾瑞護士長或是羅爾芙護士長萬一出現怎麼辦？所以你讓布魯姆費特護士長的房門和你寓所的門都開著，仔細傾聽，以確信走廊裡沒有人。然後你把屍體扛在肩上，迅速地搬進你的寓所內。你把屍體放在床上，回去鎖上她臥室的門和你自己的前門。她是一個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壯實，還受過搬運不能動彈的病人的訓練。這部分工作不是太難。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車裡去。從你的私人樓梯和樓下大廳進入你的車庫也很方便。把寓所裡外的門一鎖，你就不必擔心受到打擾了。屍體被扛到你的車子後備箱裡，蓋上了一塊旅行用的毯子。然後你開車穿過院子，在樹下倒車，儘可能地靠近那間小屋。你沒有讓車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見之前要快速地離開現場，回到你的寓所。計劃的這一部分有一點風險，但通向溫徹斯特路大門的小路在天黑之後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為你作著擔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見會有點不方便，但絕不會引起災難性後果。畢竟你是總護士長，沒有什麼能阻止你夜間開車。如果有人經過，你會不得不繼續開車另選地方或另找時間。但沒有人經過。汽車深藏在樹叢中，車燈關上了。你把屍體扛到小屋裡，還跑了第二趟去運汽油壺。然後就沒有什麼可乾的了，只要把屍體和周圍的傢俱以及木頭堆淋上汽油，從開啟的門口扔進一根點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要一會兒工夫，你便可坐進汽車一直開進車庫。一旦關上車庫的門，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會燒得很厲害，幾乎立刻會被人看見。但那時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內，準備接聽電話獲悉消防車已經上路了，然後便著手給我打電話。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殺前留下的字條就好，那張紙條由你保管著，或許布魯姆費特從未想過會用到它。」

她平靜地問：「你如何證明？」

「也許無法證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她說：「但是你會設法去證明它，不是嗎？畢竟失敗對於亞當·達格利什來說是不能容忍的。你會設法去證明，不管這會讓你自己或是別人付出何種代價，畢竟機會是有的。當然幾乎不可能在樹底下找到輪胎印。由於大火灼燒、消防車輪胎的碾壓以及人們的胡亂踩踏，地上的線索會被全部擦去。於是你自然會去檢查汽車裡面，特別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車裡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許上面會留下一些衣服的纖維，甚至幾根頭髮。但那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布魯姆費特小姐經常和我一起開車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經就蓋過她的頭髮。在我的寓所裡又有什麼線索？如果我確實扛著她的屍體走下狹窄的後樓梯，她腳上的鞋子會在牆上留下擦印，是吧？當然，除非殺死布魯姆費特的這個女人有足夠的理智脫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別把它們帶下去，或許就用帶子把它們繞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絕不可能留在寓所裡的。你可以去核對一下布魯姆費特所擁有的鞋子數量。畢竟，在南丁格爾大樓會有人告訴你。我們這裡相互之間是沒有隱私的。沒有一個女人會光著腳穿過樹叢走向死亡。

「寓所裡其他的線索呢？如果我殺了她，總該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藥丸或是表明我殺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藥櫃和我的藥櫃裡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藥。我給了她這些東西，還是乾脆直接把她打暈或悶死了？任何一種辦法都和其他辦法一樣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們能用來做屍檢的全部樣本不過是幾根燒焦的骨頭，怎麼能夠證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殺前還留下了遺書，筆跡是她的，上面寫的事實也只有殺害佩爾斯和法倫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選擇相信什麼，警司先生，難道你打算告訴我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遺書當作一份供狀，驗屍官卻不會認為這足以下定論嗎？」

達格利什明白他再也無法站立了。他在與自己的傷痛及虛弱做鬥爭。抓住壁爐臺以支撐身體的手比大理石還冷，因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變得像油灰一樣光滑。他的傷口開始抽搐般疼痛起來，他那頭部的鈍痛之前只不過造成了點模糊的不適罷了，現在卻變成了刺痛，像是針紮在他的左眼後。要是在她的腳邊暈倒，那會是他永生難忘的恥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張椅子的靠背，輕輕地坐了上去。她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來自很遠的地方，但至少他能聽見她的話，而且知道自己的聲音依然平穩。

她說：「假設我告訴你我能應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不必讓其他人知道費爾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樣？你願意從你的報告中抽去關於我過去的部分嗎？這樣，那兩個女孩至少不至於白白送命。我留下來當總護士長對這家醫院事關重大。我不是在懇求你的慈悲，我自己無所謂。你無法證明是我殺了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如果你要試一下的話——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難堪吧？忘掉剛才的這場談話，接受布魯姆費特的供狀，承認它說的是事實，把這個案子結了，這不是最有膽量、有見識的做法嗎？」

他說：「那不可能。你的過去是證據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報告中扣下一些證據不報，或是省略相關的事實。我不會選擇那樣做。如果這樣做了，我就應該放棄我的工作。不只是這件案子，還有我的職業，而且是永遠。」

「你當然不能那樣做。像你這樣一個男人沒有工作會是什麼樣呢？而且是這種特殊的工作。你會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容易受傷，甚至會不得不開始像個普通人那樣生活和思考。」

「你無法用這個說動我。為什麼一定要說這種羞辱你自己的話呢？我們有法規，有制度，還有誓言。沒有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沒有它們，埃塞爾·布魯姆費特就不會安全，你也不會安全，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也不會安全。」

「這就是你不願幫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選擇那樣做。」

她傷心地說：「不管怎樣，你這話說得很誠實。你就沒有過疑惑嗎？」

「當然有。我並不是那麼傲慢的人。疑惑是不會消失的。」他的確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學上的疑惑，它們並不折磨人，並不會緊緊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徹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規，不是嗎？還有制度，甚至還有誓言。它們是最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變成了麻煩，就可以藏身其後。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經藏身其後。你和我畢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亞當·達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後微笑著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虛弱的樣子，她伸出雙手抓住他的手，扶著他站起來。他們面對面站在那裡。突然，前門的門鈴響了，幾乎同時，嗡嗡作響的電話鈴聲也響了起來。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這一天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