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父親笑了一下說道：「當然我們無法詳細地知道他從哪一個區哪條街幾號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推測他是不是本駒站附近的人。」

「您是怎麼認為的？」

「我想他不是本駒站附近的人。據我的判斷，那兩件拿在手上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給等著要穿這衣服的人。之所以沒包裝就是為了到那裡穿的時候方便，但是把兩件上衣放在手臂上，並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實可以把衣服裝在較大的皮箱裡，當快到目的地時，一面走一面拉開皮箱拉鏈，拿出衣服交給對方，這樣既不浪費時間，攜帶起來又方便。」

「您究竟想要說什麼？」

「我認為兩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車座位上。也就是說那個人是用汽車把上衣帶來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車上，不包裝就是很自然的了。」

「當然是有這種可能的，但他為什麼又要去搭地鐵呢？」

「一定是汽車不能動了，發生車禍，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較大，或許要想辦法修理，但沒有辦法，只好放棄開車，去搭乘地鐵。福地不是說他的手很髒嗎？」

「是的，是的。」

我對父親的記憶力以及縝密的思考力驚訝極了。

「可是，為什麼不搭乘計程車呢？」

「他在要發動車子時浪費了時間，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鐵站附近，坐地鐵就比等計程車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著上衣去趕地鐵。從檢票口跑下來，抬頭看看鐘，鬆了一口氣，脫口就說還趕得上，這樣的推測還算合理吧。」

「這一點我倒沒想到。這樣的話，那天黃昏，本駒站附近應該停放了一輛拋錨的汽車，如果有警察記下車牌號嗎，或有人記得，就可以找出那個人了，而福地的不在現場證據也就可以成立了。」

「會那樣順利嗎？或許是贓車呢？」

「您是說他也有可能是個罪犯？」

我幾乎忘了這一天的奔波疲勞，興奮得把上身往前傾。

四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我就直覺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件。」

父親又閉上眼睛，臉上滿布著皺紋。他在沉思中說道：

「兩件上衣沒有包裝，這一點可以推測衣服是給別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另外，為什麼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發生事故，衣服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時間限制就不合理了，因為即使是急著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幾點幾分前送到。」

「會不會是表演用的服裝？不是平常的上衣。」

「不錯。的確可以考慮這一點，在這附近有電視的攝影棚，或許有一個演員找不到應該帶來的戲服，於是製作單位管理戲服的人就得在上戲前把服裝送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戲服是屬於重要物品，不可能隨便就丟進車裡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臨時演出的戲裝，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據福地的說辭，好像那是極普通的上衣。」

「這麼說，就更沒有必要從遠處特意送去。」

「此外，有一種情形必須在預定時間內把衣服送到某地的夥伴手裡。那就是換掉有明顯特徵的服裝，在犯罪後才能從容逃走。例如，穿著制服可以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份，然後進行犯罪。假設兇手是冒充警察、警衛或保鏢。」

「是的，那時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徵。丟掉帽子和上衣，換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達到化裝的目的了。這樣或許可以解釋那個人為何要拿兩件上衣匆忙趕時間了。」

「這麼一來，兇手有兩個人？」

「當然。只是不知道是殺人或是欺詐？或是搶劫……如果是欺詐或搶劫的話，他所得到的東西體積一定不大。」

「為什麼呢？」

「如果因汽車故障而改乘地鐵的推斷是正確的，就應該是這種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髒的，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樣推斷也是正確的。這個人放棄汽車改乘地鐵，如果他們得手的東西很大，就不能沒有汽車運送，那麼只換上衣化裝一下是不夠的。」

「可汽車故障是無法預知的。」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車，便會事先小心保養好，絕不能讓車臨時拋錨。」

「若歹徒是兩個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搶劫，搶的東西體積又不大，這的確有調查的必要。」

「福地是從靠巢鴨的檢票口下來的，還是從靠白山的檢票口下來？」

「是……靠巢鴨的檢票口。」

「既然那個人是向站臺一直走過去，那麼如果是板橋方向就是後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橋方向，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現場。」

「如果在這個範圍內發生了像爸爸所推測的事件，而在本駒車站附近又有汽車故障，那麼就可以證明福地的不在現場是真的了。」

「是不是能證明現在還不確定，可是在理論上講福地是不可能殺人了。即使是找到那個拿兩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會承認他說過那樣的話呢？更何況他或許根本不記得他見過福地。」

「不管怎麼說，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確的，對福地將會很有利。」

「但是對你們來說就會很頭痛了，因為調查工作又回到起點了。」

父親扭動了一下嘴角，然後像下定決心似的伸手拿支菸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機送過去。

「我希望能聽一聽您在這方面的意見，如果能夠有更多對福地有利的證據，我也會感覺輕鬆些。」

「明天還要繼續去查訪吧？」

「還不知道能問出什麼呢。如果是一時衝動而下手殺人，其動機是潛伏在內心的。即使是平常關係密切的鄰居太太們，也不見得就完全沒有動機。」

「那是當然，不過那個耙子實在讓我想不通。耙子原本放在屋樑上，而那個房間就是行兇現場。」

「是的。」

「房間裡不會是鋪了地毯，地毯上放著桌子吧？」

「對，那原來是個日式房間。」

「這麼說，被害人和兇手原來都是坐在草蓆上，兇器是水果刀還是菜刀？本來是放在哪裡的？」

「兇器原本是放在盤子上用來削蘋果的水果刀，那些削好的蘋果只有死者吃了一塊，兇手好像沒有吃。」

「談話時發生爭執，兇手就拿了水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傷以後才拿到那個耙子。」

「大概是吧！不過也可能是兩人正發生爭執時就從房樑上拿下耙子。或者是在她拿著耙子時發生了兇殺案，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個耙子壞了嗎？」父親非常急切地問道。

「沒有壞。但是竹柄和醜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要是這樣，我還是認為她在受傷後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來就把耙子拿在手中，當然會用它來抵抗對方的兇器，耙子多多少少會碰壞的。」

「也許是的，因為屋樑上也沾了血跡，可能是受傷以後才去拿耙子……但那時雖拿到耙子，受害人已經無力把耙子當做武器來使用了。」

「被刺傷以後，如果想找搏鬥的武器，是不是一定得要站起來伸手去拿屋樑上的東西呢？難道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代替嗎？比方說把盤子扔過去？」

「當然，那裡還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來打對方。您究竟在想什麼？」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的是另有用意的。」

「什麼用意？」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來暗示兇手的身份？」

「什麼？」

「兩個人一起談話，還多叫了一份鰻魚飯要請對方，不管有沒有誠意，至少對方是個無須設防的人，而她竟被一個絲毫不需戒備的人殺了，她一定很生氣，死得太冤枉了。」

「那當然！」

「可是她不能呼救，也不能打求救電話，因為兇手就在眼前，說不定兇手還阻止她求救呢。也許是頸部割傷發不出聲音，所以拼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兇手是誰。」

「可是，耙子上沒有寫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

「既然沒有任何字，會不會是賣耙子的人？或是製造耙子的人？」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樣，兇手一定不放心，會設法銷燬的。」

「是一起去廟裡的人嗎？據說她是和四五個鄰居太太一塊兒去的。」

「那是沒有辦法暗示是四五個人中的哪一個，我想應該不是一起去廟裡的人。兇手雖然沒有發覺，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個人的名字或特徵。」

「一定要兇手沒有發覺嗎？」

「當然了。死者拿到耙子時，兇手一定還在身邊，死者是個塊頭高大的女人，伸手拿屋樑上的耙子來自衛。死者拿著耙子準備向玄關爬去，但卻沒有力氣了，這時兇手急忙從後門逃走。」父親對自己所說的話好像很滿意，邊點頭邊說道，「所以兇手到現在還沒想到尾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來暗示他的。」

「可是，被害人究竟暗示的是什麼呢？」

我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五

「那不過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個醜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我咬緊嘴唇繼續思考著。

「醜女面具又叫多福，而廟的耙子所代表的意義是要把福耙請進來。會不會福地就是兇手呢？耙子是不是用來暗示福地的福呢？」

「你是不是還想說因為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說相聲的人一樣說是福血嘛！」

「怎麼會呢？」

「當然不會。沾在上面的血與暗示應該是沒有關係的，照你的說法只暗示一個福字，我想該不會那樣含糊籠統的。」

「好像剛才說過那東西叫鬼耙。」

「我沒看到那東西，不過從你描述的情形看來，大概是鬼耙吧！」

「這樣說來是和鬼有關係。可到目前為止，有關的人中沒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沒有人做和鬼有關的生意。」

「我不認為被害人知道這種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她的暗示應該和耙子名稱沒有什麼關係。」

「那會是什麼情形呢？」

「被害人四十九歲，大正末年出生，是在東京出生的嗎？」

「據說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這麼說大概是在戰前就和那廟宇有關了，而且關係密切，你想想看，那種人看到耙子會聯想到什麼？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是什麼呢？」

「看到耙子，如果是男人，大概會聯想到吉原。」

「吉原？到目前為止，被害人的親友中還沒有叫吉原的哪。」

「我是說如果是男人，但是現在死者是女人。」

「那麼，女人從那個耙子可以聯想到什麼呢？」

「不明白。我只知道戰後的那個廟。」

「現在也是一樣。看到耙子聯想到教養穗的髮飾，或是那裡特有的食物，如芋頭或山楂片……」

「芋頭就像嬰兒的頭一樣大，蒸熟後就用竹籤串起來，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餅乾。在我小時候，您常買回來給我吃，不過我並不認為那東西很好吃。」

「有過那樣的事嗎？不過山楂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那麼芋頭呢？」

「芋頭和耙子一樣，是那個廟的特產。有人稱它是芋頭，也有人叫它人頭，有好幾種稱呼。可是在東京並不叫芋頭或大頭，通常是說唐或頭，寫的時候就寫‘唐之芋’。」

「唐之芋……東野，難道兇手是東野嗎？」我忍不住大聲地說道。

「我是那樣想。」父親閃閃發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點了點頭說道，「如果尾田登喜子去拿那支耙子能暗示的就是：東野是兇手。」

「可是，由於尾田登喜子的死，東野也會受到損失呢。」

「一時衝動而起殺機時，往往不會想到利害關係吧。」

「那是當然。」

「尾田登喜子提了一百五十萬現款，然後和某人準備一起吃鰻魚飯。」

「是的。」

「那個打算和她一起吃鰻魚飯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兇手。東野的家就在現場附近，能夠替他的不在現場作證的只有他那身體虛弱的太太。」

「可是他曾在三點四十分時接了一個電話。」

「三點四十分，在時間上足夠他殺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現場附近嗎？」

「也許殺了人再跑回家還不到三點四十分呢……」

「東野在逃走時碰巧沒有被別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電話來，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偶然的情況固然是有可能，可是……」

「東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錢，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應以後就準備了一百五十萬元。東野來拿錢時，被害人登喜子就預備請他一起吃鰻魚飯。到此為止，一切都還很順利。」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我急忙問道。

父親聳了聳肩說道：「我怎麼知道呢。」

「您可千萬不要推理到這裡，然後就丟下不管了。」

「我不是丟下不管。福地所說的可能是事實，如果能查到我所推論的那種事件的話，福地就是清白的了。但是別忘了，到此為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還緊緊抓住耙子，是否為了暗示誰是兇手？這也是推理得來的。一路推理下來的結果，得到了殺尾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東野的結論。到此為止，我對推理出來的情節還滿有把握的。」

「我也認為很有道理。」

這時候他卻緩緩搖了搖頭說道：

「可是，以後所發生的事就無法推理了。到底什麼事情刺激了東野，使得他殺人？除了現場目擊者誰也無法知道。既使有目擊者，說不定也無法瞭解其中緣故。可能只有東野自己知道了。不過……如果想象不必負什麼責任的話……倒還可以想象一番……」

「您用想象的也可以，如果東野是兇手，他和尾田登喜子是不是有了肉體關係？」

「我也是這麼想。一個三十九歲年輕力壯的男人，太太又體弱多病；而那個女人雖是四十九歲，但‘女人四十一枝花’。登喜子若沒有一點桃色新聞，那就是她用某種方法去排解性慾，而物件就非東野莫屬了。她的土地讓他管理，但大權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體也讓他做適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緊緊抓著權力。」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東野。您的想法是這樣嗎？」

「嗯。東野可以說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東野心裡想不開的話，會很苦悶而且不滿。」

「就像沼氣一樣儲存累積，即使能勉強地抑制，一旦因摩擦產生小小火花就會引起爆炸的。」

「也許被害人一句無心之言會成為導火線。」

「這麼說來，東野的太太可能知道丈夫殺了登喜子。」

「有八成可能，她不會什麼都不知道就替丈夫作偽證。東野太太是個體弱多病的女人，打擾這樣一個女人也許會令人感到不便，但防線的突破就在她身上了。然後接下來的是錢，是否極需要那筆錢……」

父親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夾克、西服、套裝時的表情明顯不同，他的臉上呈現出極度的憂鬱。所以，我決定今天的談話到此就告一段落。

「我明天會去調查的。」

（張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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