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的，我年輕時在朗代爾混過一陣子，」爸爸說著，坐進了舒服的安樂椅。

「那是三十年代最後幾年，對不對？」我蜷縮在沙發上。以前聽他講過年輕時的經歷：他如何在一家名叫戴維·米勒的檯球室兼酒吧閒逛；他如何自稱「土蝮蛇傑克」；他的鐵哥們——「皮條客巴尼」，如何坑蒙拐騙，給地頭蛇和妓女之流跑腿牽線。拍攝《歡慶芝加哥》時，他拒絕採訪，不過他的一些回憶還是出現在片子裡了。

「巴尼·泰特曼是我的鐵哥們。他父母在道葛拉斯大道附近開了一間公寓和館子。」他停了一下。「我父母不贊成我和他來往。」

「為什麼呢？」

「我們家族是從海德公園遷來的德裔猶太人。」他聳了聳肩。「泰特曼家卻不是。當然啦，我那時不大在乎這些。」

我不安地扭動了一下。人是會變的。

「我和巴尼混在戴維·米勒酒吧那幫小子中間，很賣力氣。砸腦袋也是那幫人中的一個。」他抿了一小口威士忌；杯子裡的冰塊已經融化了大半。「砸腦袋個頭不大，但精瘦結實，強壯有力，意志堅韌，而且善於哄騙，樹上的鳥兒都會被他哄下來。」他笑起來嘴就咧開，顯然沉浸於往事之中。

「他原來是哪兒的人呢？」

「有人說是紐約人，也有人說他是從瑪克斯韋爾街過來的。沒人說得清楚。不過，我可以說一件事。砸腦袋最講究穿著打扮，總是穿高檔的毛料西服，還打著絲綢領帶，戴著一頂可翻式帽簷的軟呢帽。」

我想起了露絲·弗萊希曼給我看過的那張照片。「我在弗萊希曼太太那裡見過一張照片，照片中是一男一女，男的手裡就拿著一頂可翻式軟呢帽。」

爸爸頭一偏。「給我看看。」

「沒帶來，在家裡。」我又問道：「那麼，這個砸腦袋，他幹些什麼呢？」

「混賭場啦，行賄兼收保護費啦。」爸爸清了清嗓子。「都是些我鄙視的勾當，你懂的。」

「你當然不會參與。」

「不過我要給你說，艾利，他當時的行為處事可很得女人們歡心呢。」

「從他那兒學了幾招吧，嘿嘿。」

爸爸的額頭皺了起來。「我那時只有跑腿的份兒，就是通風報信。」

「你那會兒就是跟街頭混混瞎胡鬧。」

一聲嘆息溜出了爸爸的雙唇。「當時的情況與現在大不相同，寶貝兒。你得明白，正是戴維·米勒那幫人讓克拉倫登濱湖區在二十年代對公眾開放，那以前是被限制進入的。而且也正是由於那幫小夥子對抗那些愛爾蘭街頭惡霸，才保全了一大批yeshiva-ibochurs/i。而且還有牽涉到納粹的傳言。」

「什麼傳言？」

「人們說，戴維·米勒那些人當時在追蹤北邊的納粹團伙成員。」

「真的？」

爸爸的眼光越過了我。「那一年夏天，米莉亞姆·赫希，是個女演員，演意地緒語戲劇的，我對她一見鍾情，整個夏天都圍著她轉；就這樣遇見砸腦袋的，他倆正難捨難分。」他突然停住，看著我旁邊，似乎在糾結是否應該說下去。

先是蕾切爾，現在又是老爸。看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爸爸！這都六十多年過去了，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他揉了揉鼻子。「是這話。呃，結果米莉亞姆遇害，當然砸腦袋就去追查兇手，查出兇手原來是納粹團伙的頭子。」

「她被殺了？」

「因為納粹發現米莉亞姆是砸腦袋的線人，在暗中監視他們。」

「天哪！後來呢？」

「砸腦袋殺了那個納粹頭子，然後就無影無蹤了。我說的是砸腦袋。」他撐著椅子站了起來，步履蹣跚地進了廚房。

我跟著進了廚房。「去了哪兒呢？」

「他說是去了歐洲，參加了地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