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住在司考基的一所養老院裡。那座殖民地風格建築的後面是一個花園，約一英畝大小；大堂裡有個很大的休息室，每天有服務人員清潔房間，買菜做飯，人們稱之為輔助生活型住房；住在這裡不用自己鋪床、做飯、搞清潔。我一直懇求院方將我放進等候入院的名單裡，但老爸說，你得先掙一大筆錢，然後才能收買那幫強盜。

我那天下午去得較晚；停好車後，推開玻璃門走進去。老爸正和幾個老哥們在休息室裡玩梭哈，牌桌上空瀰漫著藍色的雪茄煙霧。他腦袋發亮，佈滿了老年斑；甩出一把籌碼時，頭皮在燈光照射下泛著微光；看上去似乎比一週前更加衰老。

「艾利，親愛的，」他從房間那邊叫我。「我的好萊塢明星怎樣了？」自從《歡慶芝加哥》節目播出後，他就這樣地稱呼我，半是玩笑，半是自豪。

「我不是和你說了嘛，爸。好萊塢是俗人的，請叫我裡娜·韋特繆勒。」

「好吧，這邊來，裡娜。」

他立即向我介紹另外幾個一塊打牌的人，全然忘記了我早就認識他們。阿爾渾身圓腫，活像個老年版的皮爾斯布力麵糰寶寶；馬弗又高又瘦，比阿爾稍硬朗；還有弗蘭克，乾癟的臉上戴著厚厚的眼鏡。

「打擾你們打牌了，真不好意思。我就在旁邊等著。」

「不用，反正我輸著呢。」

「不算剛才那一盤的話，你才沒輸，傑克，」馬弗喃喃地說。

「拿女兒當幌子，土蝮蛇？」這是弗蘭克說的。「她出現得可真是時候。」

「你們就是妒忌我有個漂亮女兒。」老爸收起籌碼，向我使了個眼色。他本來就不高，現在背也挺不直了，但彬彬有禮的舉止還是會給人值得信賴的感覺。他很愛笑，一笑起來眼睛就埋在皺紋下看不見了。

老爸領我走向電梯，「謝謝夥計們，贏了不少呢。」

我們乘電梯上到三樓，沿走廊往裡走，繞過停在他房門旁的清潔手推車，進到房間裡。老爸的房間是一室一廳，客廳很大，乾淨整潔。他放上一張本尼·古德曼的唱片，為自己倒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酒。「聽本尼·古德曼一定得配杯酒，」他說。

「爸，你下午不應該喝酒的。」

「現在擔心這事有點晚了。」他又往杯子裡放了三塊冰。「要喝什麼？」

「健怡可樂，謝謝。」

他給我準備飲料的時候，我瞄了一下攤開在沙發上的報紙。有條頭版新聞說的是老大黨推出的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是瑪麗安·艾弗森，對手卻是現任的民主黨參議員。艾弗森承襲了利迪·多爾的溫和保守，發表的言論句句中肯，甚至主張墮胎合法化。

爸爸把飲料遞給我，然後坐在他那張棕色皮革、金線包邊的舊靠椅上，跟著大合唱歌曲《唱吧、唱吧、唱吧》哼了起來；唱完後他雙手展開，「inu/i？」

「inu/i」是個意地緒語單詞，表意靈活，可以是「有什麼新鮮事？」或者「哦，對了」，再或者「找我什麼事？」

我糾結著要不要和他說錢的事情。他向來不喜歡巴里，主要因為我們是德裔猶太人，而巴里的家族來自克拉科夫東部，他不是猶太人。老爸那個時代的人對這種事情看得很重。在他眼裡，巴里從來就不是個成功的房地產律師，只是個不能給他女兒幸福的小混混。我好像都已經聽到他說「我早就告訴過你會這樣」了；於是決定不給他說巴里的事。

「我挺好的，爸爸。你呢？」

「馬弗的兒子給他帶了一包珍藏的古巴雪茄。」

「爸，你得注意——」

「isorgsichnicht/ii，/i艾利。我早晚要被你嘮叨死。」

「你搬來這兒之前從不抽菸的。」

「所以呢？我應該搬走，就因為在這裡可以抽到不錯的雪茄？」他打量著我。「搬去和你住怎樣？」

「好吧好吧，你贏了。」頑固的傢伙，就是不讓我替他操心。

他舒適地穩坐在椅子裡。「蕾切爾怎麼樣了？」

「你真應該看看她在球場上的表現。」我說了蕾切爾早上踢球的情況。

「你們女人要強大起來啦。」他笑著說，「你媽媽肯定會為你們感到驕傲。」

我母親一直是個出色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在華盛頓長大的，考慮到這一點，她可算是個特別叛逆的人。儘管華盛頓現在風光得很，過去卻是個毫無活力的南部小城。媽媽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堅守禮節。她常說，權力歸於人民，可你得注意舉止。

爸爸起身去換上《辛納特拉與貝西伯爵》的唱片，跟著響絃鼓鼓刷的節奏打著響指。我的眼睛又飄到報紙上。「還不僅僅在運動方面，」我說。

爸爸一臉迷惑。

「女人強大了。」我指向報紙。「她，你怎麼看？」

「她是個政客。」他輕哼了一聲。「還是富二代。」

我們又坐了幾分鐘，弗蘭克低聲唱起《你在我心靈深處》。

我看著雙手——該修一下指甲了。

「怎麼了，親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