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防檢查站沒有拘留犯人的地方。在站長向總部彙報、等待上級指示的期間，我被暫時關押到廁所裡。廁所距離他的辦公室只有幾碼遠，在接下來的20分鐘內，電話一共響了4次。我能聽到他接電話時說話的嗡嗡聲，而他的語氣一次比一次恭敬。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好事，警方的行為總是難以預料，即使你對這個國家知之甚深。有時候，一些自以為是或者有施虐傾向的低階官員總喜歡窮追濫打，相比之下，高階一點兒的負責人反而更好說話，能夠及時聽取合理的解釋，消除誤會，接受你因為帶來麻煩而表達的真誠歉意。但另一方面，高階負責人手裡的權力更大，更能為所欲為，就算想行賄，也得掂量掂量他會不會翻臉。不過，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最關心的是自己會遭受到怎樣的對待。當然，無論低階高階，每個警察機構永遠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據我的經驗(雖然我這輩子也就被逮捕過個十幾次)，「正當」一詞幾乎可以涵蓋任何東西，從附近餐館帶來的熱湯熱飯和充足的香菸，到牢房裡銬緊的手銬以及在你抱怨時踹過來的一腳。我之前跟土耳其警察打交道的不愉快經歷僅僅停留在他們的不通人情和粗暴蠻橫上，但所涉問題多多少少都與技術有關。我現在不得不面對更為嚴重的指控，即「持有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攻擊性武器，試圖將其偷運到土耳其共和國，攜帶藏匿的槍支，並且在沒有有效證件的情況下非法入境」。要證明我的清白和無辜需要時間，而在此期間難保不會發生許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至於我的罪名可能無法洗刷，儘管我是現實主義者，當時也沒打算去考慮這個問題。

接完第四次電話後，站長走出他的辦公室，對一直守在過道的邊檢員吩咐了兩句，然後就進了廁所。

他說：「你現在將被押往埃迪爾內的駐軍監獄。」

「那我開來的車呢，長官？」

他沉吟了一下說：「這個我還沒有收到指示，但它肯定會成為證據。」

看來跟上級機關的直接聯絡似乎讓他沒有了最初的自信。我決定趁熱打鐵、虛張聲勢一把，於是大聲說道：「長官，我必須提醒你，鑑於你將我拘留在此的行為，我已經正式向你提出抗議。我現在再次抗議。車子及裡面裝的東西在你的法律管轄範圍之內，但我不在。因為證件不符合要求，我被拒絕入境。因此，從法律上講，我不在土耳其境內，應該被立即遣返邊界另一邊的希臘。而在希臘，我有有效的居留證。如果你的上級領導知道這些事情，我相信他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我說得義正詞嚴，可惜，他似乎只是覺得好笑。

「所以你不僅是記者、司機和軍火走私販，還是律師。」

「我只是警告你。」

他收起臉上的笑容說：「那我也警告你，在埃迪爾內，你將不會與普通的警察機關接觸。我們認為你的案子可能已經涉及政治層面，因此將交由反情報二科負責。」

「政治層面？什麼政治層面？」我試圖以發火來掩飾自己的驚慌，但並不是很成功。

「那就不是我能說的了。我只能警告你，二科的負責人是哈基將軍。他的手下將會對你進行審訊，而且最後一定會讓你乖乖合作的。所以你最好一開始就這樣做，據我所知，他們的耐心非常有限。就這樣。」

他走了，過了一兩分鐘，邊檢員進來了。

我被押進一輛帶篷的吉普車裡，右手銬在護欄上，在兩名士兵的看管下，駛往駐軍監獄。駐軍監獄位於城郊，是一座古老的石頭建築，院子四周都是牆壁，窗戶上安有帶孔的金屬網和欄杆。

押送我的一名士兵是士官，他向內門的守衛報告後過了一會兒，兩名身穿另一種制服的人從旁邊一扇較小的門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拿著一張紙交給了押送我計程車官。我看到那是我的接收單。士官當即解開我的手銬，將我從吉普車中拽了出來。新的押送人員推搡著我向側門走去。

「進去，進去!」他厲聲說道。

所有的監獄似乎都充斥著消毒劑、尿液、汗液和皮革的味道，這裡也不例外。順著木頭做的樓梯，我來到一扇鋼門面前，一個帶著一長串鑰匙的人從裡面將門開啟。進去之後，右邊好像是接待室，有一張桌子，桌子後面坐著一個人，後頭還有兩個隔間。警衛推著我走到桌子前，呵斥了一句什麼。我用法語表示自己聽不懂，桌子後面的那個人說道：「把口袋裡的東西都掏出來。」

我乖乖照做。邊防檢查站的人拿走了我所有的證件和鑰匙，現在我口袋裡只剩下我的錢、我的手錶、一包香菸和火柴。桌子旁邊的人把手錶和香菸還給我，把錢和火柴放進一個信封裡。這時一個穿著髒兮兮的白大褂的男人走了過來。他拿著一個薄薄的黃色資料夾，走進後面的一個隔間。過了片刻後，他喊了句什麼，我被押了進去。

隔間裡有一張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帶蓋的桶，角落裡有一個洗手盆，牆壁上還有一個白色金屬櫃。「白大褂」坐在桌子旁，準備用來採取指紋的印盤。他瞥了我一眼，用法語說道：「把衣服脫了。」

監獄裡的工作人員都是一個樣的。我脫完衣服後，他先是檢查了我的衣服和鞋子內部。接著，用手電筒檢視我的嘴和耳朵。然後，他從壁櫃裡拿出一副橡膠手套和一罐凡士林檢查我的直腸。對於這種侮辱，我一直深惡痛絕。最後，他採取了我的指紋。「白大褂」全程都有條不紊，甚至還給了我一張廁紙擦拭手上的墨水，然後他讓我穿好衣服去另外一個隔間。那裡有一臺照相機，還有配套的溢光燈和固定的聚焦杆。拍完照後，他們押著我拐過幾個走廊，來到一扇綠色的木頭門前，上面噴著白色漆字「istifham」。這是土耳其語，我認識，意思是「審訊」。

審訊室裡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戶，上面還裝了鐵欄杆。太陽即將下山，屋裡已然一片昏暗。一名警衛跟著我一起進了屋，順手開啟燈。另一名警衛從外面將門關上鎖住。跟我一起的警衛在靠牆的凳子上坐了下來，大聲地打了個哈欠。

屋子大約有18平方英尺大小，角落裡有一間不帶門的廁所。傢俱除了靠牆的長凳外，還有一張固定在地板上看起來結實異常的桌子和六把椅子；牆上有一部電話和一幅裱了框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石版畫；地板上鋪著破舊的棕色油氈。

我掏出煙，遞了一根給警衛。他搖搖頭，一臉輕蔑的樣子，好像嫌棄我沒拿出像樣的東西孝敬他似的。我聳了聳肩，將煙放進自己的嘴裡，示意借個火。他再次搖頭。我收起煙，在桌子邊坐了下來。我不得不做好準備，現在二科的人隨時會過來審問我。而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得想好怎麼跟他們說。

審訊總是一樣的。我記得我父親在被殺前一晚曾試圖向母親解釋過這一點。對於一名犯錯計程車兵而言，在他的指揮官前實話實說沒有什麼好處。他必須想到更多更花哨的說辭來矇混過關。如果他在熄燈後半小時才回到營房，只是因為喝了太多啤酒錯過末班車，那麼誰會同情他呢？不過是個粗心大意的傻蛋而已，於是指揮官會說些類似「七天禁閉，下一個」的話，就這樣。但是，在被問及是否有話要說時，如果他編個故事，讓指揮官聽得津津有味，那麼情況就會發生變化。他最終可能只是被警告而已。我父親說他以前的團裡有個下士就非常擅長為士兵們編故事，而且每個故事只賣半克朗。他編的故事統稱為「是這樣的，長官」。我父親有次因為晚歸被「追責」時，就曾買過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是這麼編的：

是這樣的，長官，我當時正沿著營房路往回趕，以便按照部隊規定在熄燈前回到營房。然後，長官，就在我經過軍械大道的購物商場時，突然聽到一個女人的叫喊聲。此時停頓一下，長官，我停下來聽了聽，結果再次聽到她的喊叫聲，還有混亂的哭聲。聲音貌似是從商場裡的一家店鋪傳來的，所以我就過去看了看。再次停頓，然後繼續往下說，然後，長官，我發現一箇中東佬，抱歉，長官，是一個本地人，在門口調戲一位白人婦女。我能看出她是位正經人家的女子，長官。此時聲音略顯沉重，然後，長官，那位女士看到我來了，便立刻向我求助，說她正準備回自己母親家，就在炮兵公園對面，而這個當地人試圖，好吧，試圖騷擾她。我讓他讓開。長官，結果他開始惡語相向，用他們當地的髒話來罵我，而且還用了一些侮辱性字眼來辱罵軍隊。深吸一口氣，是這樣的，長官，為了那位女士著想，我忍了下來，沒有發火。事實上，長官，我想那個男人一定是喝醉了或嗑了藥。他還算清醒，沒敢直接上前，但是當我護送這位女士離開商場時，我發現他就跟在我們後面，想等機會再次騷擾她。那位女士也發現了。長官，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位女士害怕成那樣。當她請求我護送她去她母親家時，我意識到這會讓我晚歸。但是，如果我就那麼走了，她很可能會遭遇不測，而那樣的話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長官。抬頭挺胸，咬緊牙關，直視指揮官頭頂的牆壁，說，長官，我知道錯了，甘願領罰。指揮官這時想不出什麼話來，只會說一句「下不為例」，事情就算過了。

唯一的麻煩就是在軍隊，除非你是個人嫌狗憎的討厭鬼，否則大家一般傾向於相信你的話，因為這樣一來事情更簡單。另外，他們也知道就算你是在編故事，也肯定已經出了一身的冷汗，算是達到了懲罰的目的。想要警察相信你則困難得多，他們不願意漏過任何一處疑點。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實你的故事，找到證人和證據，弄清所有的可疑之處。「那位女士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子？你護送她去的房子到底在哪裡？她的母親真的住那裡嗎？你見到了嗎？從購物商場到炮兵公園另一側需要22分鐘，然後從那兒走到營房需要30分鐘，總共是52分鐘。但是你晚回來兩個小時。剩下的1個小時又8分鐘你去了哪裡？我們有目擊者稱見過你……」等等。你沒法用半克朗買到足夠好的故事來應付警方。如果對方是情報機構，那就更糟了。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甚至不必擔心法庭訴訟問題。因為他們就是法庭，法官、陪審團和檢察官他們全包了。

對於站長提到的反情報二科，我一無所知，但是也不難推測那是什麼。土耳其人一直是法語單詞和短語的偉大借用者。ikincibüro在我聽來像是土耳其語裡的第二科，不會差太多。

無論用哪一種語言問我世界上哪些、哪種或哪類人最為猜忌、多疑、狹隘，完全就是不講道理、喪失人性、殘暴嗜虐和毫無信譽的渾蛋，我肯定都會毫不猶豫地說：「反間諜部門的人。」跟他們打交道，只有一個故事是行不通的，尤其還不是真實的故事，他們本能地就不會相信。你必須擁有一系列的故事，這樣當他們推翻第一個時，你可以拿出第二個，然後等他們接著質疑時，你再拿出第三個。這樣一點點地，你就會發現他們真正想讓你講的故事，而他們則會認為自己取得了進展，不會繼續難為你。

在埃迪爾內，我從一開始就陷入死地。如果早知道車裡藏著什麼，在邊檢站站長問我的時候，我就不會告訴他哈珀的事情，只會裝傻，或者乾脆一言不發。這樣，等之後我最終撐不住並「全部招認」時，我所說的話，他們至少會相信一部分。可現在，我恰好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但聽起來就好像我在糊弄他們一樣。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等待時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倒霉了，因為根本沒有可操作的餘地。

太陽沉了下去，窗外逐漸變黑。屋子裡靜悄悄的，我聽不到監獄其他地方的聲響。我猜這可能是早就設計好的，這樣外面也聽不到審訊室裡發出的任何聲音，比如尖叫聲。在裡面待了兩個小時後，外面的走廊上傳來了腳步聲，接著門被開啟了。一個新警衛走了進來，他拿著一個錫碗裝的羊肉湯和一大塊麵包，把它們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後朝原來的警衛點了點頭，後者出去並重新鎖上門。新來的警衛則在板凳上坐了下來。

沒有勺子，我用麵包蘸著湯嚐了嚐。湯是溫的，漂著一片片凝固的油脂。就算沒有消化不良，我也根本吃不下。現在，光是湯的味道就讓我想吐。我看向警衛，問道：「有水嗎？」。

他指了指洗手間。顯然，如果我想喝水，只能去喝水龍頭裡的水。這實在不是個好主意，消化不良已經夠糟了，我可不想再得上痢疾。我勉強吃了一些麵包，然後又掏出煙，希望這個新警衛能給我根火柴。他搖了搖頭。我指著桌子上的塑膠菸灰缸，提醒他未必不允許吸菸。他依然搖頭。

快9點的時候，一架雙引擎飛機飛到監獄上方，然後一圈圈地盤旋，似乎正在降落。飛機的聲音對警衛來說好像代表著某種訊號。他看了看手錶，然後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到外套前，似乎要確認所有釦子都扣上了一樣。

我問道：「埃迪爾內有一個大機場嗎？」與其說我想知道，不如說我更想打破屋子裡漫無止境的沉默。

我說的是法語，但是他沒有聽懂。我用手比畫著，但他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

「askeriucak.」他簡短地說道。

一架軍用飛機，談話結束了。但是我注意到他開始不停地看自己的手錶。我想可能是換班時間到了讓他變得不耐煩。

20分鐘後，遠處傳來車門關門的砰砰聲。警衛也聽到了，立即站起身來。我看向他，他瞪了回來。

「注意!」他喝道，然後又焦急地說，「起立!起立!’

我站了起來，現在我能聽到不斷接近的腳步聲和說話聲，有人開了鎖，然後門「哐」的一聲被推開了。

剛開始的時候，除了有人在走廊上說話，什麼也沒有發生，從我的角度根本看不見外面，只能聽到一個嚴厲強硬的聲音似乎在發號施令，還有另一個謙卑的聲音不停地表示服從：「是，是，長官，馬上。」然後，說話聲停止了，下達命令的人走進房間。

我猜他大約有35歲，也許更年輕，又高又瘦，顴骨凸起，灰色的眼睛，還有一頭褐色短髮。他的嘴唇很薄，在我看來，屬於英俊的一種。他身穿便裝，是一套深色西服，顯然出自上好的羅馬裁縫之手，還繫著一條深灰色的絲質領帶，看起來就像是剛從一個外交使團的雞尾酒會歸來。據我所知，可能真的是這樣。他的右手腕上戴著一個金色識別帶，手裡則拿著一個大的馬尼拉信封。

他神情淡淡地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說道：「我是圖凡少校，二科副主任。」

「晚上好，少校。」

他掃了一眼旁邊睜大眼睛注視著他的警衛，突然厲聲下令道：「出去!」

警衛出去時差點摔一跟斗。

門一關上，少校就拉了一把椅子來到桌前，坐了下來，然後衝我招手示意我回到麵包旁邊的座位上。

「坐，辛普森。我猜你會說法語，但不會說土耳其語。」

「是的，少校。」

「那我們就用法語來代替英語，這樣我會方便一些。」

我用法語答道：「遵命，長官。」

他從口袋裡掏出煙和火柴，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說道：「你可以抽菸。」

「謝謝。」

我很高興他的客氣，但是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惕。當警察給你遞煙時，通常是遊戲的第一步，在這種「讓我們看看能不能像男人對男人一樣理智交談」的遊戲裡，他們一般會拿著套讓你自己往裡鑽。我點燃了一根菸，等待他下一步的動作。

他似乎並不著急。只見他開啟信封，取出一個資料夾，開始檢視整理裡面的檔案，就好像他剛剛弄掉了所有東西，現在正試圖重新排序一樣。

此時響起了敲門聲，圖凡置若罔聞。過了一兩分鐘，門開了，一名警衛走了進來，拿來一瓶燒酒和兩個杯子。圖凡示意警衛將其放到桌上，然後他注意到之前的羊肉湯。

「你還要吃點兒嗎？」他問。

「不，謝謝，長官。」

他轉而對警衛說了些什麼，後者拿著湯和麵包離開，並且再次鎖上門。

圖凡將資料夾放在膝蓋上，給自己倒了一杯酒，說道：「從伊斯坦布林坐飛機過來真是顛死個人。這些短距離行程，我們用的還是活塞發動機飛機，」他嚥了一口酒，就好像在吞下一顆藥丸一樣，然後將瓶子朝我的方向推近了一兩英寸，「你最好來一杯，辛普森，它能讓你放鬆點兒。」

「同時也讓我更健談，是嗎，長官？」我覺得詼諧一些可能會顯得我沒那麼害怕。

他抬起頭，灰色的眼睛直視我的眼睛，冷冷地說道：「最好不要，我沒有時間可浪費。」接著，他啪的一聲合上資料夾，將它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現在，」他繼續說道，「讓我們來看看你的處境。首先，你所犯罪行一經定罪，將至少面臨20年的監禁。根據你在案件的政治層面的參與度，我們甚至可以考慮要求判處你死刑。」

「但是，我根本沒有參與，長官，我向你保證。我也是該案的受害者，無辜的受害者。」當然，關於死刑的說法，他很可能是在誇大其詞，但我不確定。還有，又是「政治層面」這個詞。我之前看過報道，知道他們曾因政治罪吊死前政府成員。我真後悔剛才他給我酒的時候我沒有喝一杯。現在我的手都在發抖，而且我知道如果自己伸手去拿瓶子和杯子，他一定會發現。

但是顯然，他不必非得看到我發抖的手。他知道自己在對我做什麼，而且希望我明白他知道。他非常悠閒地拿起酒瓶，給我倒了半杯燒酒，然後將杯子推到我這邊。

「我們等會兒再討論你參與多少的事兒。首先，讓我們聊聊你的護照問題。」他說。

「我承認我的護照過期了，但這僅僅是一個疏忽。如果邊防檢查站的站長按照正規流程辦事，我應該被遣回希臘。」

他不耐煩地聳了聳肩說：「讓我們說清楚。你已經在土耳其境內犯下了嚴重的刑事罪行，難道還指望依靠證件的不合規來逃脫罪責嗎？我想這點你應該清楚。而且你也清楚你的護照不是因為個人疏忽而失效的。埃及政府已經拒絕了你的續簽。實際上，他們在兩年前就因為你在入籍檔案上的宣告弄虛作假而撤銷了你的國籍。」他看了看檔案，繼續說道，「你說你從未被判過刑，也從未入過獄，這兩項宣告都是謊言。」

如此不公正地歪曲事實，肯定是埃及方面告訴他的，於是我開口道：「我一直在抗議那個決定。」

「而且還使用著已經失效但沒有上交的護照。」

「我的護照問題尚在審理中。再說，我已經申請恢復我的英國國籍，而作為英國服役軍官的兒子，我完全有資格。實際上，我是英國人。」

「英國人可不這麼想。這種事很難怪到他們頭上。」

「根據《1948年的英國國籍法》，除非我特別宣告放棄英國國籍，否則我仍然是英國人，而我從未正式宣告放棄過。」

「那不重要。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你的案子以及你的參與程度。我要指出的是在這起案子裡，我們的行為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而受到任何制約。沒有領事會為你出面，一個都沒有，你現在屬於無國籍人士。唯一能幫助你的人就是我的上司，」他頓了頓，繼續道，「但是他需要一個理由，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沒錢。」

對我而言，這種回答合情合理，但是不知何故，他卻似乎因此被激怒。他眯起了眼，有那麼一瞬間，我以為他要把自己手裡拿著的杯子扔到我臉上。然而，他只是嘆了口氣，說道：「你都五十多歲了，還那麼無知，以為別人跟你一樣荒謬。你真的認為我會被收買嗎？就算會，你覺得像你這樣的人能收買得了嗎？」

我幾乎脫口就想反駁說那要取決於他索要的價格，但是如果他想擺出這麼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那就沒有爭論的必要了。顯然，我觸碰到他的敏感區。

他點了一根菸，似乎在刻意平復自己的情緒。我趁機喝了口酒。

「好了，」他又恢復公事公辦的狀態，「你現在已經清楚自己的立場了，也就是完全沒有立場可言。現在我們再來聊聊你被捕前跟邊防檢查站站長講的故事。」

「我跟站長說的每個字都是實話。」

他翻開資料夾，說道：「從表面看，似乎很難讓人相信。讓我們看看，你說這個叫哈珀的美國人讓你駕駛一輛屬於利普女士的車，從雅典開到伊斯坦布林，並將給你100美元的報酬，你同意了。我說的對嗎？」

「很對。」

「即使你的護照失效了，你也同意？」

「我沒有意識到護照過期的事。我上次使用護照還是幾個月以前。所有的事在幾個小時內就談妥了，我幾乎沒有整理行李的時間。大家一直在使用過期的護照。不信你可以隨便找家國際航空公司的人問問，他們也會告訴你相同的答案。所以在稱行李時，他們總會檢視一下乘客的護照，就是怕後面遇到麻煩。而我，沒有人替我檢查。希臘的邊檢幾乎不看護照。我要離開，他們才不感興趣。」

我知道自己現在是安全的，說話時聲情並茂。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說：「這也說得通，關於護照日期的事，你當然有充足的理由忽視，反正埃及那邊是不會給它續簽的。我認為這種解釋不是不能接受。那麼我們繼續，」他又翻了翻檔案說，「你跟站長說曾經懷疑這個哈珀是個毒品走私犯。」

「是的。」

「以至於離開雅典後，把車子搜查了一遍。」

「是的。」

「但是就算這樣，你也同意跑這趟活兒。」

「我會得到100美元的報酬。」

「就只是為了錢嗎？」

「是的。」

他搖搖頭：「很難令人相信。」

「我說的是實話。」

他從資料夾裡拿出一沓紙，說道：「就你的過往經歷而言，很難讓人信服。」

「做錯一次，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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