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星期一是達格利什妻子的週年忌日。清晨，他去斯特蘭德大街後面的小天主教堂，為她點了一支蠟燭。他妻子生前是天主教徒。他不信妻子的宗教。妻子死前，他並不理解這對她意味著什麼，也不理解他們之間這一根本差別對婚姻有什麼重要影響。她死的那天，他點燃了第一根蠟燭，因為他想正式表達那無可挽回的悲痛，也許是像孩子那樣希望能給她的靈魂以某種安慰。這是第十四根蠟燭。他認為在他那超然和秘密的生活中，這純粹屬於個人行為，不是迷信或虔誠，而是習慣，一種儘管他希望改變，卻已無法改變的習慣。他很少夢見妻子，但是一旦夢見，她的容貌都很清晰。醒著的時候，他已無法準確回憶她的面容了。他把那枚硬幣投入投幣口，把蠟燭芯對準在潮溼支架上即將熄滅的火焰。蠟燭立刻點燃，火焰變得明亮起來。這對他來說十分重要，因為燭芯理應馬上點燃。他凝視著火焰，沒有產生任何感覺，甚至連怒氣也沒有。接著，他就轉身離開了。
教堂裡幾乎空無一人，給了他一種強烈而平靜的氛圍，他可以感覺到，卻不能分享。他朝門口走去時，認出了一個女人。她穿著紅色外套，頭上有一條墨綠色的圍巾。她停下腳步，用手指蘸了一下聖水。這個女人是弗裡德里卡·薩克森，斯蒂恩診所的資深醫生。他們一起走到外層的大門。他為她把門推開，一陣秋風撲面而來。她衝他笑了笑，非常友好，也非常得體。
「您好。我以前從來沒在這裡見過您。」
「我一年只來一次。」達格利什回答說。他沒有解釋，她也沒有追問。
薩克森說：「我想見您。我認為有些事應當讓您知道。您不上班吧？如果是，那就勞駕您到咖啡店去，和一名嫌犯談談。我不想去你們辦公室，而在診所又不便要求與您單獨談。反正我要喝咖啡。我有點冷。」
「我記得去年在拐角處有一家，」達格利什說，「咖啡還可以，而且很安靜。」
一年之中，這家咖啡店發生了變化。達格利什記得這裡很乾淨，但是缺乏情趣，只有幾張桌子，上面鋪了塑膠布，還有一張長長的吧檯，擺著一個茶壺和一層層實惠的三明治，上面罩了幾個圓玻璃罩。如今它已今非昔比了。牆上裝了仿老橡木的牆板，上面掛了幾柄長劍，還有真假難辨的老手槍和短劍。裡面的服務生看起來很前衛，像初入社交圈的女子，靠的是吃青春飯。裡面光線非常暗淡，簡直可以說是陰暗。她走在前面，領他到遠處拐角的一張桌邊。
「只要咖啡？」達格利什問道。
「只要咖啡。」
等咖啡端上來之後，她說道：「是關於巴古雷醫生的事。」
「我想也是。」
「我想您肯定聽說了一些事情。我想跟您說說這件事，而不是等著被問。我想讓您聽我說，而不是聽艾米·肖特豪斯說。」
她說的話既沒有敵意，也沒有令人尷尬。達格利什回答說：「我沒有問起這件事，因為它似乎與本案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你想告訴我，也許會很有幫助。」
「我不想讓您產生錯誤的印象，僅此而已。您很可能認為我們與博勒姆小姐過不去。您得知道我們沒有。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非常感謝她。」
達格利什沒有必要問她所說的「我們」是誰。
對他們的談話毫無興趣的服務生端來了咖啡，那咖啡在半透明的杯子裡還冒著白沫。薩克森小姐脫下身上的外套，解下頭上的圍巾。他們都用手捧著熱杯子。她往杯子裡放了很多糖，然後把塑膠碗推到達格利什面前。她沒有感到緊張和不安，反倒像個學生在約朋友喝咖啡，沒有任何做作。達格利什發現，和她在一起時，自己異常平靜，也許是因為他對她的外貌不感興趣。不過他很喜歡她。很難相信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面，而且把他們聚在一起的是一樁謀殺案。
她吹開咖啡的泡沫，看也沒有看他一眼就說：「詹姆斯·巴古雷和我相愛將近三年。這件事沒有引發大的道德風波。我們沒有刻意邀請愛，但是當愛來臨，我們也沒有拒絕。畢竟，如果你不是個受虐狂或聖人，你就不會主動放棄幸福，而我們兩者都不是。我知道巴古雷的妻子很神經質，我不想打聽關於她的事情，而他也不想多談。我們都認為她需要他，離婚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我們並沒有給她造成任何傷害，而且永遠不會讓她知道。巴古雷以前總是說，喜歡我反而給他們的婚姻增添了幸福。當然，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比較容易做到仁愛和有耐心。他也許是正確的，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理性化的，成千上萬的情侶必須應用的原則。
「我們不能經常見面，但是我有自己的公寓，而且我們通常都能做到每個星期在那裡待兩個晚上。有一次海倫，也就是他的妻子，到她姐姐家去，於是我們整個夜晚都在一起。當然，我們在診所裡必須小心謹慎，但是我們在那裡見面的機會不多。」
「博勒姆小姐是怎麼發現這件事的呢？」達格利什問道。
「其實說來也很傻。我們在一家劇院看希臘悲劇《阿努什》，她就坐在我們後面一排的座位上。不管怎麼說，誰能想到博勒姆會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張贈票。那是我們相愛兩週年，在看整場戲的過程中，我們一直手拉著手。我們可能有點微醉，離開劇場的時候依然是手拉著手。診所裡的每一個人，我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看見我們。我們當時粗心大意了，肯定遲早會被人發現的。博勒姆看見我們完全是出於偶然。其他人也許只關心他們自己的事情。」
「而博勒姆向巴古雷太太告了一狀？這種行為似乎有些多管閒事，而且很殘酷。」
「其實不是這樣的。博勒姆不會那樣看問題。總有些非常難得而且幸運的人，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們自己的是非觀，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缺乏想象力，所以不可能推己及人，揣測他人的感情。如果她是個妻子，她的丈夫對她不忠，我敢肯定，她會希望別人告訴她。還有什麼比矇在鼓裡更糟糕的嗎？她有這種力量來品味一下爭鬥。我認為，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告訴海倫。不管怎麼說吧，反正一個星期三的下午，海倫來看自己的丈夫，博勒姆小姐把她請到行政主管辦公室，將這件事告訴了她。我一直想知道她究竟說了些什麼。我想她說我們‘出軌了’。她可能把話說得很難聽。」
「她這是在冒險，是不是？」達格利什說，「她沒有辦法證明，當然也沒有證據。」
薩克森小姐笑了。
「你說話確實像個警察。她有充分的證據。即使是博勒姆，看見愛情也是能識別的。再說了，我們沒有結婚證就在一起偷情，這就是不忠實的明證。」
這些話是不好聽，卻聽不出任何不滿和諷刺。很明顯，她在滿意地呷著咖啡。達格利什心想，她也許可以這樣來談診所裡某個病號，以超然的態度和溫和的職業興趣，探討人性的種種奇特表現。但是她認為，她本人並不水性楊花，她的情感並不膚淺。他問她巴古雷太太的反應如何。
「這件事很奇怪，至少在當時看是如此。她處之泰然。回過頭來看，我想我們三個人是不是都瘋了，竟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之中。稍加理性思考就能想到，我們這種關係是無法存在的。海倫可以有一系列的生活態度，不過她決定做一個勇敢而善解人意的妻子。她堅持要離婚。那是好聚好散的分手。我認為，如果人們已經不再相互喜歡，從來沒有喜歡過或者根本就不喜歡，那就只能分手。我們將要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分手。我們有過很多的討論。每個人的幸福都要得到保護。海倫將去開一家服裝店。她這幾年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我們三個人對這件事都很感興趣，而且一直想找個合適的地點。現在看來真是可憐，我們實際上是在欺騙自己，好像什麼都會好起來似的。所以我才說詹姆斯和我都感激伊妮德·博勒姆。診所的人漸漸地都知道了詹姆斯要離婚的事，而且海倫提到了是因為我。但這些都是坦率、誠懇的反應，沒有人對我們說三道四。博勒姆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離婚的事。她不是長舌婦，也不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不知怎的，她在整起事件中的角色，像這些事情一樣傳開了。我認為海倫有可能告訴了某些人，但是博勒姆小姐和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
「接著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海倫開始崩潰。巴古雷讓她住在薩里的別墅裡，他和我一起在公寓裡生活。他經常去看看她。起初他很少說什麼，但是我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她病了，當然，我倆也都知道了。她扮演病人的角色和毫無怨言的妻子的角色，根據小說和電影，她的丈夫到目前為止應當回到她的身邊。可是巴古雷沒有。他沒有告訴過我大部分情況，但是我知道那些場景、眼淚、哀求，還有那些自殺的威脅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她一會兒提出要離婚，接著又說永遠不給他自由。當然，她做不到。我現在已經明白了，給不給巴古雷自由不是她說了算。把丈夫說成好像關在後院用鏈子拴著的狗是不道德的。這種情況不斷地發生，我越發意識到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有些事的進展很緩慢，需要好幾年才會暴露。談論或者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和你的調查沒有關係，是吧？九個月前，我開始接受教導，希望能成為天主教徒。這件事發生後，海倫撤回了她的訴狀，詹姆斯回到她的身邊。我想，他已經不關心自己會怎麼樣或者到哪裡去了。不過您能夠看出來了，是不是？他沒有恨博勒姆的理由。我才是他的仇家。」
達格利什認為他們之間不會有什麼鬥爭。從她那紅潤健康的臉、高聳的大鼻子、愉悅的大嘴巴來看，她不是一個適合演悲劇的人物。他在回想，在博勒姆小姐檯燈燈光的照射下，巴古雷的相貌是怎樣的。想根據他臉上的皺紋或眼神來評估他的痛苦是愚蠢而不適當的。薩克森小姐的頭腦也許和她的身體一樣堅硬而有彈性，但並不意味著她可以承受更多的壓力，所以痛苦就少些。但是他深深地為巴古雷感到惋惜，在即將面臨的大審判中，他將被自己的情人拋棄，因為這種個人的幸福是他無法分享，也無法理解的。也許誰也無法完全瞭解這種背叛有多大的力量。達格利什並沒有假裝理解薩克森小姐。不難想象，診所裡有些人會怎麼大做文章。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些溫和的解釋。但是他無法相信弗裡德里卡·薩克森竟會去尋求宗教的庇護，會不再關心自己的性問題，甚至拒絕面對現實。
他想起了她說的關於伊妮德·博勒姆的事情。
「誰能想到博勒姆會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張贈票……即使是博勒姆，看見愛情也是能識別的……她可能把話說得很難聽。」人們不會因為自己信了宗教就會立即變得仁愛起來。不過她的話語中也沒有切實的惡意。她只是表達了自己自然的想法，對於自己的動機也同樣表現得不偏不倚。她也許是診所裡最好的人格評判員。突然，達格利什以挑戰權威般的語氣問道：「你認為是誰殺了她，薩克森小姐？」
「只從個性和犯罪性質考慮，絲毫不考慮地下室的神秘電話，升降梯的吱呀聲，還有那些明顯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
「只考慮個性和犯罪性質。」
她的回答毫不猶豫，沒有明顯的閃爍其詞。
「我會說是彼得·內格爾。」
達格利什覺得很失望，認為她實際上知道些什麼實在是毫無根據。
「為什麼是內格爾？」他問道。
「部分原因是，我認為這是男人犯的罪。戳殺的行為值得注意。我認為一個女人是不會這樣殺人的。面對一個昏迷的受害者，我認為一個女人會把她掐死。還有那把鑿子，兇手用得這麼得心應手，表明兇手是兇器的主人。不然為什麼要用它？他完全可以用那個雕塑多次猛擊她。」
「太麻煩，聲音大，而且沒把握。」達格利什說。
「可是隻有會用的人才有用那把鑿子殺死人的把握，這個人真的‘很有兩下子’。比方說，我就很難想象斯坦納醫生會用這種方法去殺人。要他釘釘子他都可能砸著手。」
達格利什基本上同意，認為斯坦納醫生是清白的。診所裡不少人說他用起工具來笨手笨腳的。應當承認，他說不知道鑿子放在哪裡是在說謊，但達格利什的判斷是，他這麼做是由於害怕，而不是出於犯罪心理。他滿面羞愧地承認他在等伯奇先生的時候睡著了，這是事實。
達格利什說：「那把鑿子肯定是內格爾的，我覺得我們是在懷疑他，你是這個意思嗎？」
「哦，不!我認為他不可能這樣做。我只是回答您的問題。我剛才是根據個性和這起案件的性質來判斷的。」
現在咖啡喝完了，達格利什認為她要走了。可是她似乎並不著急。又停了一會兒，她才說：「我想說一件事。實際上我是代表卡利說的。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不過您也應當知道。我答應要把這件事告訴您。可憐的老卡利魂不守舍，而且即使在狀態最好的時候，他的頭腦裡也沒有多少智慧。」
「我知道他在某件事情上說了謊，」達格利什說，「我想，他看見了有人穿過大廳。」
「哦，不，不是那麼有用的資訊。是藝術療法部丟失橡皮圍裙的事。我想您可能認為是兇手穿走了。其實呢，是上星期一卡利從藝術療法部借走的，因為他要用乳膠漆粉刷廚房。您知道油漆會造成什麼後果。他沒有問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拿，因為他知道會得到什麼回答。他也沒有問鮑姆加滕太太，因為她病了，人不在。他原本想星期五把它還回來，可是護士長和您的警員在檢查庫存的時候，問他是不是見過，他昏了頭，說‘沒有’。他這個人頭腦不大靈，而且有些害怕，怕這件東西在他手上的話，你們會懷疑是他殺了人。」
達格利什問卡利是什麼時候告訴她的。
「我知道圍裙在他那裡，因為他拿的時候正好被我看見了。我想他是因為某種需要，所以昨天早晨我去問了他。他一擔心，肚子又不舒服了，所以我想最好有個人盯著他。」
「那條圍裙現在在哪裡？」達格利什問道。
薩克森小姐哈哈一笑。
「如果還沒有被倒掉，應該在倫敦的五六個垃圾箱裡。可憐的老卡利不敢把它放在自己的垃圾箱裡，因為他怕被警察搜查出來，而且也不能燒，因為他住的地方是政府提供的公寓，裡面只有電熱取暖，沒有火爐。所以他等他老婆入睡後，又坐到晚上11點鐘，用廚房的剪刀把它剪成碎片，又把碎片分別放進幾隻口袋裡，再把這些口袋放進一個大包，然後坐上36路公交車，沿著哈羅路向北，到了離自己家比較遠的地方，他才把這些口袋分別放進他見到的一些垃圾箱裡，然後把金屬釦子放進排水溝。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可憐的老頭兒沒趕上最後一班車，好不容易到了家裡，又怕又累，肚子疼的毛病又犯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的時候，他的狀態不太好。不過我確實說服了他，我說這不是生與死的事，尤其涉及不到死。我告訴他我要把這個情況告訴您。」
「謝謝你，」達格利什一本正經地說，「我想你沒有其他什麼要說的了吧？你把一個不幸的心理患者的事向司法部門告發，你的良心有沒有反對過這樣的做法？」
她笑起來，穿上外衣，然後把圍巾紮在有彈性的黑髮上。
「哦，沒有!如果知道誰幹的，我就會告訴您。我討厭謀殺，我奉公守法，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談的是司法問題。那是您的用語。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一樣，我覺得在司法過程中，我們誰也看不見救贖。謝謝您，我的咖啡錢我來付。」
達格利什心想，她不願意覺得我收買了她，哪怕這條資訊只值一個先令。他想說咖啡可以從他的開銷中支出，但卻沒有說出口，他不知道這種因她而起的譏諷衝動結果會是什麼。他喜歡薩克森小姐，但是她自信和自滿的態度使他惱火。也許是他因此感到了嫉妒。
他們離開咖啡館的時候，他問她是不是要去斯蒂恩診所。
「今天不去。星期一早晨我沒有病人，不過我明天要去。」
對與她一起喝咖啡的事，她正式向達格利什表示感謝，然後跟他道別。他往東去斯蒂恩診所，而她則前往斯特蘭德大街的方向。他看著她苗條、灰暗的身影逐漸消失，腦子裡出現了卡利在黑夜中的身影，似乎看見他偷偷摸摸地拿著那個可憐的包，簡直像個逃難的人。這個老保安對弗裡德里卡·薩克森的信任使他感到驚訝。如果他處在卡利的地位，他也許也會這麼做。達格利什心想，她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資訊，但沒能給她自己或巴古雷醫生一個不在現場的證據。
博斯托克太太把速記本準備好，在埃瑟裡奇醫生的座椅邊坐下。她修長的雙腿在膝部交叉放著，抬起那火烈鳥似的頭，克服著重力作用，準備接受醫務主任的指示。
「達格利什警司來電話說他一會兒過來，他想再見一見某些工作人員，並希望在午飯前與我見面。」
「主任，您午飯前恐怕無法安排會面，」博斯托克太太有些為難，「下午2點30分專業人員委員會開會，您連看日程安排的時間都沒有。美國來的塔爾馬奇醫生的預約時間是12點30分。從上午11點開始，我這裡還有個聽錄。」
「聽錄的事可以緩一緩。恐怕警司會佔用很大一部分時間，他對診所的運作還有些問題要問。」
「主任，我沒太明白。您是說他對一般行政安排感興趣？」博斯托克太太語氣緩和，卻夾雜著驚訝與異議。
「看來是這樣，」埃瑟裡奇醫生說，「他提到了預約登記、診斷記錄、收發信件的記錄安排，還有醫療檔案系統。你最好親自與他打交道。如果要聽錄，就找珍妮小姐來做。」
「我自然會盡力而為，」博斯托克太太說，「遺憾的是，他竟然選擇了我們最忙的早晨。如果我知道他腦子裡在想什麼，為他安排一個計劃還是比較簡單的。」
「我想我們都想知道，」醫務主任回答說，「我也會盡量完整地回答他的問題。請告訴卡利，警司一來就給我打電話。」
「是，主任。」博斯托克太太說。她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於是就離開了。
樓下的夜間門診治療室裡，瑪麗安護士在幫助巴古雷醫生套上白大褂。
「像往常一樣，金太太星期三來接受麥角酸治療。我認為最好能安排在四樓的心理治療社會工作者的房間。凱特爾小姐星期三晚上不來，對吧？跟她說一下。作為替代，我們可以使用卡林斯基太太的房間或者在後面找一間用作約見的小房間。」
瑪麗安護士說：「這對您來說不太方便，醫生。這也意味著我要爬兩段樓梯去打電話。」
「這還累不死我。我可能看起來有點老，但兩條腿還管用。」
「還有病床問題，醫生。我想我們可以把夜間門診治療室的擔架支一個起來。」
「這件事就交給內格爾。我不想讓你一個人待在地下室。」
「我一點兒也不害怕，真的，巴古雷醫生。」
巴古雷醫生勃然大怒：「護士啊，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動動腦子。你理應很害怕!在這間診所裡，有個殺人兇手還沒抓到，除了他，誰也不會喜歡在地下室單獨待上很長時間。如果你真的不害怕，那就行行好，不要表現出來，特別是不要讓警方知道。護士長到哪裡去啦？在總務辦公室嗎？」
他抓起電話，顫顫悠悠地撥了一個號碼。
「護士長嗎？我是巴古雷。我剛才跟瑪麗安護士說，我這個星期不是很想用地下室的房間進行麥角酸治療。」
安布羅斯護士長回話的聲音非常清晰：「當然了，隨你的便，醫生。但是如果地下室比較方便，而我們可以為夜間門診治療室從普通醫院請一名代班護士，我很樂意待在樓下，和瑪麗安護士在一起。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對金太太進行特別護理。」
巴古雷醫生說得很簡短：「我要求你像往常一樣在夜間門診治療室，護士長。那個麥角酸病人要到樓上去。我希望您最終能理解這一點。」
兩小時後，在醫務主任辦公室裡，達格利什在埃瑟裡奇的辦公桌上放了三隻黑色金屬盒子，裡面放著褐色卡片，卡片的兩個短邊上都打了小圓孔。這是診所的診斷記錄索引。達格利什說：「博斯托克太太對我解釋過。如果我理解正確，那麼每張卡片都代表一個病人。病歷上的資訊用的是程式碼，病人程式碼是打在卡上的。卡上有偶數排的小孔，兩孔之間的空白處有一個數字。用手動打孔機可以在任何數字上打孔。我把相鄰小孔間的空白處切除，就形成了一個長條形的縫隙。如果這個金屬棒從盒子外標著第20號的孔插進去，然後直接向裡推，那麼這個盒子就能旋轉。在這個號碼上打過洞的卡片就會凸出來。實際上，這是市場上許多簡單的打卡系統之一。」
「是的。我們主要把它運用在診斷檢索和研究方面。」聽到達格利什對打卡系統流露出的興趣，醫務主任即使感到驚訝，也絲毫不露聲色。警司繼續說：「博斯托克太太告訴我，病人完成治療之前，是不會根據病歷檔案編碼的，而且這個系統是1952年開始啟用的。1952年之前的病人不在此列。這就是說，目前正在治療的病人還沒有建卡，當然了，除非他們之前也在這裡接受過治療。」
「是的。我們想把以前的病歷都收進來，但人員和工時上都有問題。編碼和打孔很費時間，這樣工作就積壓下來了。我們現在正在為1962年2月出院的病人進行編碼錄入。所以說我們還有些落後。」
「一旦病人的卡片打孔之後，你就可以隨意選取病人的診斷結果或類別了。」
「是的，確實如此。」醫務主任慢吞吞地笑著說，「我還不能說我們能立刻找出所有本地、婚生、祖母是藍眼珠的精神病患者，因為我們沒有對這些條件進行編碼。可是任何編了碼的，都很容易提取。」
達格利什把一個很薄的牛皮紙信封放在桌子上。
「博斯托克太太告訴了我編碼指令。我發現你們的編碼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行政區劃地址、診斷結論、病人的治療醫師、首次及隨後的治療，還有病情、治療進展等大量細節。你們還把社會階級也編了碼。我發現這很有意思。」
「當然，這很了不起，」埃瑟裡奇回答說，「我認為，主要因為這是純粹主觀的評估。但是我們需要它，因為它在研究領域有時候很有用。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們所用的登記分級比較模糊，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它們已經足夠了。」
達格利什在用手指擺弄那根小金屬棒。
「例如，這樣我就可以選出一級病人的卡片，他們接受治療的時間是八到十年前，已婚，有家庭，比方說患性功能障礙、偷竊狂，或者其他社會不接受的人格疾病。」
「您可以，」醫務主任平靜地承認，「但是我不明白您為什麼要這樣做。」
「訛詐呀，主任。我想，我們這裡有個很好的工具，可以進行受害者預選。你把這根金屬棒插進去，這些卡片就會冒出來。你們的卡片右上角有編碼。在地下室的病歷檔案室裡，醫療檔案是分類編排的，隨時可以呼叫。」
醫務主任說道：「這只不過是猜測，沒有絲毫的證據。」
「當然，還沒有證據，但很合理，很有可能。考慮一下實際情況。星期三下午醫委會開過會之後，博勒姆小姐見了集團秘書，告訴他診所一切正常。星期五12點15分她又打電話給他，說有急事求見，因為‘這裡出了一件事，他應當知道一下’。這件事很嚴重，還在繼續，她來之前就發生了，也就是說在三年之前，它就發生了。」
「不管是什麼事，我們都沒有根據說這件事和她的死有關。」
「是啊。」
「實際上，如果兇手不想讓博勒姆小姐看見勞德，他就下手得太晚了。下午1點之後，集團秘書隨時都可能來這裡，而且是無法阻擋的。」
達格利什說：「她在電話中得到的答覆是，勞德先生要在晚上聯合諮詢委員會會議結束後才能過來。因此，我們要問問誰有可能聽到這個電話。卡利正在交換臺上值班，但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他的身體都不舒服，有時候還要其他人來代班，有時候連幾分鐘都要找人代。內格爾、博斯托克太太、珍妮小姐，甚至肖特豪斯太太，都說他們在交換臺上幫過忙。內格爾覺得他中午前後有很短一段時間也接過手，但是他說自己沒有把握。卡利也說沒有。誰都說沒有轉接過這個特殊的電話。」
「他們也許不知道他們是否接轉過，」埃瑟裡奇回答說，「我們要求操作人員不要聽電話內容。畢竟這是我們的一項重要原則。博勒姆小姐可能只是要接通集團辦公室。她除了給集團秘書打過電話，還經常給財務和供給部門打。轉接電話的人可能不知道這通電話有什麼特別之處。她甚至可能有一條外線，自己撥通了電話。當然，可能用的是專用自動交換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