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記得是誰第一次在附近看到他的，但是，埃米爾·馬修斯幾乎可以肯定，伊曼紐爾·「託託」·康斯坦特正站在自己家正門前。康斯坦特，人稱「惡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可能還要更高，穿著棉襖，打著領帶，圓蓬式的鬈髮梳得一絲不亂。他說，自己是帶一名客戶來看馬修斯的房子的，位於紐約皇后區的一套三居室。他說自己是房地產中介，在前門草坪上看到了一個寫著「待售」的粉色牌子。
馬修斯盯著他。九十年代初，馬修斯在軍政府統治下的海地見過他。他的臉比記憶中要胖了一些。當年的他消瘦得像鬼魂一樣，有時襯衫上會彆著一把烏茲衝鋒槍或.357馬格南手槍。為了維持軍隊寡頭的控制力，他利用手下的準軍事部隊來恐嚇民眾。這支傳奇的民兵與海地正規軍共同行動，據說折磨、強姦、殺害了成千上萬的人。「我們能看看嗎？」他問道。
馬修斯不知道該怎麼做。也許他並不是康斯坦特。他比馬修斯記憶中的康斯坦特更高大，更有禮貌。沒等馬修斯發現，他已經走進了房子，伸頭去看各個房間，檢視了地板和衛生間，專門談了廚房的躍層空間，並用克里奧爾語做了評論。在客廳裡，他走過了牆上掛著的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海地前總統，後來復位，是準軍事部隊的死對頭）海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也許他真的只是一名房地產中介，一名來紐約討生活的海地移民。
但是，中介走的時候，馬修斯不住地想，如果他真的是託託·康斯坦特怎麼辦？馬修斯知道，1994年美國推翻軍政府之後，康斯坦特受到海地司法機關的追捕，又莫名其妙地獲准進入了美國。馬修斯聽說，康斯坦特終於被捕並驅逐出境後，根據與美國政府的秘密協議，他於1996年被神秘地釋放了，哪怕海地政府曾要求將其引渡回國，而美國當局也發現，他的太子港總部辦公室牆上貼著身體殘缺不全的受害者照片，就像在炫耀戰利品一樣。他開啟前門的時候，馬修斯的好奇心佔了上風，於是用克里奧爾語問他：「你姓什麼？」
男人猶豫了一下：「康斯坦特。」
他就是託託·康斯坦特。在這個瞬間，兩名海地人站在那裡，盯著對方的眼睛。接著，康斯坦特和客戶就迅速開車跑了。馬修斯回到家裡，看見了妻子，她正在顫抖。「你怎麼敢把那個惡魔帶到家裡來？」她大喊道，「你怎麼敢？」
2000年夏天，這次相遇的訊息傳遍了紐約的海地人社群，從弗萊布許、勞瑞爾頓到坎布里亞高地和布魯克林，就像在海地本國那樣，「teledjòl」，「口口相傳」。自從被美國政府釋放，他多次潛入這片區域，但從沒有像這樣明目張膽——把房子賣給被他趕出祖國的人。他剛到皇后區時只會偶爾露面。據說，他在星期六男爵日穿著黑衣服去過一家迪斯科舞廳。星期六男爵是伏都教中的死神，戴著高頂帽，有好幾條尾巴，守衛著墓地大門。還有人在一家肉店和百事達店裡見過他。海地社群的電臺和報紙都報道了目擊事件。一份報紙的頭條標題是海地殺人魔頭在美國開派對。但是，他總能在被發現之前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1997年，流言終於定位到了勞瑞爾頓的一條僻靜街道，就在海地社群的中心附近。多年來，流亡者們一直希望放下本國曆史——一部永無寧日的政變與反政變史——的重擔。在這裡，人們可以看到康斯坦特坐在一座白色灰泥房屋的門廊上，他和姑姑、媽媽一起住在裡面。「託託·康斯坦特在海地流亡者的重鎮紐約逍遙自在，這是對所有海地人民的侮辱。」里科·杜皮伊，位於弗萊布許的《海地太陽》電臺臺長對聽眾們說道。
很快，居民們就在街道的樹上和路燈上貼滿了康斯坦特受害者的照片，有的手腳被白色繩索綁著，有的四肢被砍刀斬斷。人們在康斯坦特家的門縫裡塞了一張最可怕的照片：一名小男孩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幾天之後，康斯坦特回到了門廊上。當地居民紛紛跑過來朝他家的灌木叢吐痰，用石頭砸他家的門。康斯坦特現身馬修斯家之後，憤怒的人群把他家團團圍住，高喊著「兇手！」「暗殺者！」。有人在路邊發現了一個人。他是康斯坦特有名的同夥，一名抗議者朝他高喊道「特務！」，人們就追著他跑。後來他不見了，康斯坦特也沒了蹤影，於是人群朝四英里外的房地產中介公司行進，宣稱除非公司的海地老闆把這名新員工開除，否則就要讓他開不了張。
到了2000年11月，海地人已經建立了長期的「託託稽查隊」，隨時追蹤康斯坦特的出沒地點。大約同一時間，「託託稽查隊」成員雷·拉佛瑞同意帶我去看能找到「惡魔」的地方。他告訴我去房地產公司附近找他，有人看見他午休時在公司門口抽菸。拉佛瑞塊頭大，鬍子大，還戴著太陽鏡，隨身帶著幾張海報。我問他海報是什麼，他就展開了一張，上面是康斯坦特以前的黑白照片：這位聲名遠揚的劊子手領袖嘴角留著八字鬍，嘴唇之間露著幾顆歪歪扭扭的牙。海報上用粗體寫著：通緝：伊曼紐爾·「託託」·康斯坦特罪名：反海地人民罪。
拉佛瑞告訴我，自從抗議發生後，康斯坦特就消失了。「他又躲了起來。」他說。拉佛瑞把一張「通緝」海報貼上電線杆後，我們進了他的車，在居民區中間穿行，經過幾座優美的都鐸式房屋，最後停在人們最後看到康斯坦特的房子前。「你怎麼停了？」我問他。
「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說，「要是現在讓我看見他，我就親手把他捆起來。」他告訴我，康斯坦特的手下和其他準軍事部隊成員曾把他的一個朋友從教堂裡拖出來，在光天化日下槍殺。之前，他自己的兄弟也被海地軍方拷打過。我們把車停在灌木叢後面，等了幾分鐘。baykoubliye，potemakesonje.拉佛瑞說。
「什麼意思？」我問道。
「一句古老的克里奧爾諺語，」他說，「戕害者健忘，但留下傷疤的人會銘記。」
讓託託為託託說話
自從聽說一個人在海地犯下了反人類罪，現在竟然又住在他迫害過的人中間，我就一直在尋找康斯坦特。與被驅逐的該隱不同，康斯坦特成了流亡群體中的流亡者，放逐在被他放逐的人中間。雖然他逃避了正義的制裁，但卻逃不開自己的過往。他幾乎每天都要面對它——在鄰居的一瞥中，或是在街頭的海報上。
更重要的是，他要第一次面對實實在在的正義審判。2000年秋天，海地政府缺席審判了他於1994年在拉博託鎮至少殺害六人的罪行。一同受審的還有數十人。這是歷史性的大案，是海地政府第一次大規模地制裁軍政府罪行的負責人，同時也是在考驗海地腐敗多年、幾成具文的司法體系。美國政府也受到了國內外越來越強的壓力，要求將康斯坦特引渡回國。
我見到他的律師拉羅西維耶時，他告訴我，對於他們來說，現在是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拉羅西維耶是一名胸膛寬闊的海地裔美國人，口音裡混合了標準英語和街頭土話，偏愛精工西裝。他告訴我，人們經常稱他為「海地版的約翰尼·柯克倫」。他否認拉博託大屠殺的存在，還說康斯坦特回到海地後，很可能會被暗殺。由於形勢已經到了絕望的關頭，拉羅西維耶同意讓我跟康斯坦特見面。當時很多人認為他已經失蹤了。
於是，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前往拉羅西維耶位於新澤西州紐瓦克的事務所。我到的時候，拉羅西維耶正在開一場閉門會議。我在休息室裡等待時，能聽見裡面傳出克里奧爾語的談話聲，偶爾蹦出來幾句英語。突然，辦公室門開了，匆忙走出一位穿著雙排扣正裝的高大男子。我過了一會兒才認出來是康斯坦特。與軍政府時期拍攝的照片相比，他至少胖了三十磅。小鬍子還在，但臉更胖了，殺氣也沒那麼重了。夾克衫裡面是一件高領絨衣，左耳上戴著一個金耳環。「你好。」他說道，口音並不重。
令我驚訝的是，他看起來和普通美國人一樣。我們在一個周圍擺著書的小會議室裡坐下，他靠在椅背上，一時沒有說話。最後，他開口了：「是時候讓託託為託託說話了。」
我們一共進行了十幾次訪談，這是第一次。之後幾個月裡，他對我講了自己的故事，經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還把厚厚的筆記、私人檔案、通訊和日記拿給我看。我同期還採訪了自稱被他迫害過的人、人權組織的工作人員、聯合國觀察員、海地官員，以及美國白宮、國務院、移民與歸化署和情報機構的前任與現任官員，其中許多人之前從未公開談論過康斯坦特。我還閱讀了若干情報機構報告（部分之前屬於機密材料）和國務院通訊記錄。根據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我不僅能拼湊出伊曼紐爾·「託託」·康斯坦特的故事，還能還原出美國政府起先秘密援助他、之後又幫助他逃避制裁的過程。
伏都教準軍事武裝
1993年10月，美國「哈蘭縣」號登陸艦滿載著軍人向著海地首都太子港開去。為了幫助海地首位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掌大權，一場國際維和行動展開了，這艘軍艦及其船員就是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派出的第一支大規模軍隊。阿里斯蒂德是一名走入政壇的牧師，身材瘦高，眼睛很大，富有激情和演講才能，1990年底掌權，執政理念糅合了社會主義和解放神學。海地全國被踐踏的廣大人民愛戴他，親切地叫他「蒂蒂」。軍界和商界精英則厭惡他，認為他是沒有常性的激進分子。上臺不到一年，他就被一場政變罷黜了，最後流亡美國。從那以後，正規軍和四處遊蕩的準軍事武裝殺害了數十人。流血事件激起了國際社會的義憤，「哈蘭縣」號的到來被頌揚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個試圖在這座島國重建公共安全和民主制度的象徵，哪怕只是表象。
10月11日，「哈蘭縣」號抵達太子港附近，一群聯合國與美國官員在代辦維奇·赫德爾斯頓的帶領下，前來迎接軍艦和船上的軍人。在場的還有大批媒體記者。人群在港口的入口處等候著警衛開門，但什麼都沒有發生。現場錄影表明，赫德爾斯頓和中央情報局海地站站長並排坐在專車後座上。她通過對講機跟另一名使館人員說：「告訴[港口]領導，我要跟他講話。」
「收到。我們已經多次發出申請，均無回應。」
「行，跟他說我在大門口，等著港口當局開門。」
「他現在不想說話……他跑了。」
「把門開啟。」
「港口職工對我們存在敵意，現在情況可能不太妙。」
就在此時，一群武裝人員發起了突襲，指揮官就是時年三十六歲，還沒有出名的準軍事部隊領袖——託託·康斯坦特。他們已經封鎖了「哈蘭縣」號預定停靠的泊位，現在又圍住赫德爾斯頓的車，敲打著引擎蓋，用英語喊道：「殺光白人！殺光白人！」
他們總共只有百人上下，不少人頂著啤酒肚，武器也比草叉強不了多少。但是，之前幾天剛有美國士兵在索馬利亞被殺，這種炫耀武力的行為起到了震懾的效果。康斯坦特在媒體鏡頭前上演了一齣大戲：他手下衣衫襤褸的「士兵」敲著羊皮鼓，口中高喊「索馬利亞」，就像在戰場上吶喊一樣。他們喝酒狂歡到深夜，把車燈打到港外「哈蘭縣」號等待的海域。最終，克林頓總統下令讓軍艦撤離。這是美國海軍歷史上最羞辱的撤退之一，甚至讓促成此事的人大吃一驚。「我的人一直想撤，」康斯坦特後來對記者說，「但是，我賭了一把，讓他們留下。然後美國人就走了！我們都驚呆了。」
這是康斯坦特和他的「海地前進與進步陣線」（frontfortheadvancementandprogressofhaiti）的首次亮相。陣線的簡稱要更有名一些，fraph，與克里奧爾語單詞「frapper」相近，意思是「打擊」。（康斯坦特說，這個名字是他在夢裡想到的。）康斯坦特於幾個月前成立了fraph，並將其描述為草根政治組織，「一場神秘的事件」。它將從群眾中崛起，取代阿里斯蒂德民粹主義運動的殘餘。黨章是康斯坦特在一臺老式手動打字機上創作的，隨後被髮給了媒體，裡面講道：「fraph是一場團結的群眾運動，將整個社會緊密聯絡起來，實現完美的和諧。」
但是，fraph的幾千名追隨者中，大部分要麼是接受軍隊號令的武裝團伙，要麼就是已經解散的「背包叔叔」組織前成員。「背包叔叔」是一支臭名昭著的準軍事組織，得名自海地童話中把小孩子抓走的大壞蛋。在集會中，fraph成員的集體敬禮姿勢是以右拳擊左掌。雖然fraph的黨章裡提到了團結，康斯坦特卻公然宣佈：「阿里斯蒂德回來只有死路一條。阿里斯蒂德和他的支援者是國家公敵。」
雖然發出了種種警告，康斯坦特還是努力營造「惡棍中的紳士」這個形象。在fraph的正式成立大會上，他在持槍手下的護衛下放飛了和平鴿。其他準軍事武裝分子會戴黑手黨式的呢帽，戴墨鏡，穿迷彩長褲，他卻經常以身穿著齊整藍色正裝、扎著領帶、手持竹杖的形象示人，走路時會靠在手杖上。他出身於海地極少數的貴族家庭，曾在加拿大多所大學留學，還曾短期擔任海地駐紐約的外交官。他平常說英語，口音很輕，媒體稿件都要由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和法語。「別忘了，我是有來歷的，」他喜歡說，「我不是老百姓。我是康斯坦特家的人。」
然而，他身上還是有些嚇人的地方。他深陷的眼睛像玻璃一樣，緊張兮兮的。多名美國官員和記者說他可卡因成癮（康斯坦特一貫否認），而且他會徹夜不眠，在街道上開快車，保鏢們攜帶著機槍跟在車後。在公開場合，他身邊常有一個名叫「喬喬」的人。喬喬以前是「背包叔叔」的成員，為人兇狠，宣稱自己懷孕的妻子被阿里斯蒂德的支援者謀害，素有冷血殺手之名。「他什麼都不怕。」康斯坦特至今提起喬喬時仍然懷有敬意。
有了喬喬當左膀右臂，康斯坦特開始在城鄉大肆設點。fraph成員會獲得特殊的身份卡和機槍。跟之前的「背包叔叔」一樣，他們集地方頭目、特務間諜、敲詐勒索者、民兵、政治幹部於一身。但是，他們的核心職能是作為正規軍的延伸。一份美國情報機關的報告稱，它是殘暴的「力量倍增器」，讓軍政府能夠在謀殺行動中撇清自己，這是任何審慎的政府都想要的。「fraph的意志就是秩序，」突襲港口後不久，康斯坦特宣佈，「全國都必須對我們予取予求。」
「割頭皮」
到了晚上，越來越多的武裝團伙開始四處遊蕩，搜尋阿里斯蒂德的支援者。人們相信他們是fraph、警方、軍方的人，或者兼而有之，但他們一般會小心地戴上兜帽，或穿上女人的衣服來偽裝自己（這是當年「背包叔叔」的特色）。他們拿著拆輪胎棒、m16步槍、烏茲衝鋒槍、手槍、砍刀、斧頭和普遍認為能致死的「伏都魔粉」。他們會闖進民宅，把政敵帶走。「我發現自己生活在畜生當中，」一名被武裝團伙投入監牢的阿里斯蒂德支援者對人權觀察員說，「一開始他們戲弄我，拿出槍來說我要沒命了。後來，他們帶我去了一間小拷問室，裡面有一張小床……他們拿警棍的尾部打我，一個接一個地打。我當時以為自己要死了。我昏了過去，醒來以後發現自己在牢房裡，裡面還有另一個男人。地上血流成河，其中有些是我自己的。」
1994年，經過廣泛調查，美洲國家間組織/聯合國國際民間特派團釋出報告稱：「每次的情況基本相同。武裝人員，一般是軍方或fraph成員，強行闖入意圖抓捕的政治活動家家中。」如果人不在，闖入者就會打他的妻子、姐妹或女兒。「一個人抓著我的雙手，把我帶去了正門口，」一名女性對人權觀察組織說道，「他讓我趴下。他說，‘不趴下就把你腦袋開啟花。’……他把褲子褪到膝蓋，提起我的睡裙，扒下我的內褲，然後強姦了我。」
街道上開始出現面目模糊的屍體。襲擊者採用了一種叫作「割頭皮」的技術，就是用砍刀把人臉剝下來，從一邊耳朵到另一邊耳朵，很血腥。這是一種對死者的酷刑，因為許多人認為，人被毀容之後就不能被妥善安葬，靈魂便會被困在煉獄之中，永遠不得解脫。
屍積如山的同時，康斯坦特依舊慷慨陳詞。他經常坐在父親留下的大宅庭院裡的一張藤椅上對媒體發言。這是一座龐大的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別墅，有游泳池和噴泉。其他準軍事武裝領導人會有意藏在陰影中，但康斯坦特卻渴望贏得關注。他請記者們在自家花園裡休息。為了給他們留出更多空間，他把籬笆都砍了，還給他們發印著fraph字樣的t恤衫。「我一度成了全球接受採訪最多的人，」他回憶道，「簡直不可思議。」康斯坦特喜歡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警告美國不要干涉，而且為了抗議政變後的國際禁運，他威脅要讓這個國家垮掉。他號召解散海地國會。喬喬也提出過類似要求，他警告說，如果國會不自行解散，fraph就會號召人民把「議員們捆起來」。用康斯坦特的話說：「領袖必須知道如何操控軍隊、權力和人民。」
康斯坦特一邊逢迎媒體，一邊扶持海地的伏都教巫師，他們在心理上有著強大的力量。他將自己打扮成凶神惡煞的化身，在集市或廟宇前面舉行公開儀式。他的手下會將骷髏頭擺在四處。在儀式上，他一般會伏在骷髏和火焰中間。當他從火焰中起身時，人群就會用克里奧爾語高呼：「託託當總統！沒有託託，海地就是死地。」雖然他身上還帶著.357馬格南手槍，但他說自己已經用不著它了。「我身上有伏都的力量。」他說。
康斯坦特將軍的小夥子們
在海地，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往，家族的密室裡往往滿是敵人的屍骨。康斯坦特繼承了父親的秘密，在某種程度上，也繼承了他的權力。六十年代，海地獨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綽號「醫生爸爸」）當政期間，傑拉德·伊曼紐爾·康斯坦特出任陸軍總參謀長。作為忠誠的軍人，他有一件著名事蹟：根據獨裁者的命令，他一天半夜從床上爬了起來，和其他軍官一起處決了自己的十幾名友人。
1991年推翻阿里斯蒂德的軍事政變就是由康斯坦特將軍的前手下們領導的，當時有推測稱，他會在新政權中佔據高位。但是，政變發生不久，七十二歲的老將軍就陷入昏迷，一命嗚呼了。軍方高層和杜瓦利埃過去的支援者們全體出席了葬禮。「那場面真是盛大，」康斯坦特說，「我繼承了父親的庇護、權力和聲望。這是一場象徵性的移交盛典。」在私人檔案裡，康斯坦特講得更加直白：「或許有人會說，我的地位是命定的……傑拉德·伊曼紐爾·康斯坦特長子的身份召喚著我——伊曼紐爾·傑拉德·康斯坦特去戰鬥。」
沒過多久，人們對小康斯坦特的恐懼就超過了對他父親的。1994年的年中，成千上萬名海地人被害或者失蹤，雖然沒有人知道fraph殺了多少人（大部分人權觀察員之前就被驅逐出境了），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它是所有右翼準軍事組織中最殘暴的一個。很多目擊者試圖乘著木筏逃往美國。他們對國際組織說，康斯坦特的手下為了清除反對勢力，正在大肆殺人。就連fraph成員也開始在厭惡中離開。根據解密檔案，一名新成員對美國當局說：「他們殺人，他們強姦，我們[新人]就被迫站著看。」後來，這個人又說，新成員必須參與突襲，這是入夥儀式的一部分。
雖然康斯坦特咬死不承認，聯合國還是在1994年得出了結論：康斯坦特成立的組織是「[海地]唯一一個其成員與暗殺、強姦有關聯的政治運動」。1994年春，美軍駐太子港武官發出秘密電報稱：「在全國各地，fraph都在向黑手黨的方向發展。」一封電報稱，該組織成員是「拿著槍的瘋子」，渴望「對一切反對組織的人動用暴力」。
1993年12月，一名fraph成員在太陽城內死亡。太陽城是太子港城內的一片巨大的貧民區。多名目擊者稱，康斯坦特的手下在幾個小時內就拿著機槍和砍刀趕到了，報復性地將上千座房屋付之一炬，還殺掉了十幾個人。人權觀察/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人員描述了「他們進入居民區，發現要找的人就開槍殺掉，在單間危房周圍灑上汽油，然後放火燒屋」，武裝分子「把大門釘上，把人困在自己家裡」，還把消防員趕走。
有些目擊者說康斯坦特也在現場，但他否認fraph參與了進來。「我如果真要動手，太陽城早就沒了。」他後來說道。但是，到了1994年的秋天，他已經不只是fraph的首腦了。在大多數海地人心中，他就是軍政府的化身：伏都教死神，星期六男爵本人。
神秘走脫
1992年7月，中央情報局拉丁美洲首席分析師布萊恩·拉特爾出訪海地，收集情報。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對海地軍政府進行評估。後來，在一份被媒體公開的報告中，他寫道：「我無意諱言軍方在震懾、有時甚至是恐嚇反對者和疑似反對者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的經歷證明了[情報界的]普遍觀點，即海地並無針對平民的系統的、頻繁的致命暴力行動。」
這份報告淡化了流血事件（拉特爾稱軍政府首腦拉烏爾·塞德拉斯中將為「盡責的軍隊領導人」），與人權組織、媒體乃至美國國務院的資訊相沖突。但是，不管是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抑或是否決定發起軍事行動幫助流亡的阿里斯蒂德總統回國掌權，它和中央情報局之後的報告都發揮了重大影響。雖然有比爾·克林頓總統大力推動，但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的許多人都有自己的憂慮，認為阿里斯蒂德是一名危險的民粹主義者。實際上，阿里斯蒂德也並非潔白無瑕。（他當年提議把燃燒的輪胎套在敵人的脖子上。）但是，「哈蘭縣」號事件發生後不久，一份重磅中央情報局報告在國會山廣為流傳。報告似乎誇大了他的躁動狂野，宣稱他一度精神失常到了必須住院治療的程度。這種說法後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但當時卻加劇了美國國內的反對意見，進一步動搖了華盛頓的意志。「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派別不希望捲入海地事務，這些情報機關的報告恰好能用來支援他們的立場。」一名前克林頓政府官員如是說。
但是，「系統的、頻繁的致命暴力行動」是有著壓倒性的證據的。1994年9月，政變已經過去了三年，「哈蘭縣」號撤退事件也過去了將近一年，克林頓總統終於下令全面入侵，終結他所說的「恐怖統治」。「我們現在知道，海地發生了……超過三千起政治謀殺。」他說。備戰期間，康斯坦特將fraph更名為「海地人民武裝革命陣線」，囤積武器和「神秘」魔粉。他宣稱，魔粉能夠「汙染水源，把美國大兵毒死」。他還說，一種魔粉是用艾滋病患者的骨頭磨成的。現在，他穿著迷彩長褲和黑色t恤，身上挎著機關槍，再也沒有外交官的影子了。「每個fraph的戰士，」康斯坦特說，「都必須幹掉一名美國士兵。」
但是，戰爭一觸即發之際，軍政府在美國的武力壓力下同意下臺。數千名美軍士兵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海地島。fraph獲准繼續活動。有人詢問原因，美國士兵就說，上級軍官告訴他們fraph是合法的反對黨，就像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海地平民上街喜迎解放，被fraph成員打了回去；到了這個時候，美軍士兵依然無動於衷，堅持說他們不負責當地警務。後來，幾支fraph隊伍殺害了大批海地人，擊傷了一名美國攝影師，此外，他們還監聽到了康斯坦特的一段無線電通話，他威脅要「亮出武器」，「對外國人發動全面戰爭」。直到此時，美軍的立場才發生逆轉。10月3日，他們突襲了fraph總部。樓外人群歡欣鼓舞。樓內堆著釘棒、莫洛托夫雞尾酒、當作戰利品展示的傷殘屍體照片。美軍將二十多名fraph成員團團包圍，雙手綁住，嘴巴堵上。人群高喊著：「殺了他們！殺了他們！」士兵帶著fraph俘虜離開後，人群衝進大樓，把總部砸了個粉碎。
康斯坦特在父親的別墅裡，聽著警用掃描器裡的訊息，等待士兵來抓他。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已經逃走了。他曾經對一名記者大喊：「所有發負面報道的人……上帝保佑，我要他們全都倒下！」其他fraph成員都被收監，康斯坦特卻仍是自由身。美國大使館發言人斯坦利·施拉格甚至為他安排了一次新聞釋出會，地點在總統府外。要知道，就在兩天前，康斯坦特還叫囂著要刺殺他呢。新聞中，身穿夾克、扎著領帶的康斯坦特站在驕陽下止不住地出汗。「海地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回阿里斯蒂德，」他說，「放下石塊，放下輪胎，不要再有暴力了。」他說話的時候，幾百名憤怒的海地人衝擊著美軍士兵組成的人牆，口中高喊：「暗殺者！」「惡狗！」「殺人犯！」
「如果我與阿里斯蒂德總統發生分歧，」康斯坦特斷斷續續地說道，「我承諾要遵守合法的民主框架，擔任一名忠實的反對派。」
「銬起來！」人群中有人喊道，「綁起來！把他的睪丸割掉！」
人牆把路讓開後，美軍士兵趕忙把康斯坦特塞進車裡。車後面追著幾百名激憤的海地人，朝車吐痰，敲打車窗。美國當局對媒體堅稱，演講的目的是促進「和解」。但是，一名高官後來對我說，那是一場災難：「我們原本是要保護海地人民不受他的傷害，現在卻要保護他不受海地人民的傷害。」
幾個月後，康斯坦特收到傳票，要接受海地法院針對他的酷刑罪、企圖謀殺罪指控而發起的調查。聽證會當天，自稱是受害者的人們在法院外等待康斯坦特。他根本沒有出現。他後來告訴我，1994年平安夜那一天，他拿著一個小手提箱，口袋裡塞滿了錢，徒步穿越邊境進入了多明尼加共和國，並前往機場，使用政變之前的遊客簽證，搭上了飛往波多黎各的航班。從那裡，他又平安乘飛機進入美國本土，幾天後便來到了紐約市。
他對本國的追隨者們發表了一次廣播講話。「fraph的成員們，」他說，「要團結，不要鬆懈。」他繼續說道：「fraph，你們在哪裡？fraph是你。fraph是我。」海地政府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行動。1995年3月，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終於致信司法部長簡妮特·雷諾，信中稱：「唯有將康斯坦特先生驅逐出美國，方可保障我國在海地的外交政策利益。」
兩個月後，美國移民與歸化局官員宣稱，康斯坦特之前獲准入境是由於「具體行政失誤」，在皇后區將其抓獲，當時他正在去買香菸的路上。他被帶往馬里蘭州東海岸的威科米科縣拘留中心。9月，法官下令將其遣返海地。等待上訴結果期間，他給世界各地的領導人都寫了信，包括納爾遜·曼德拉（「您的偉大足跡令我望塵莫及，但您是整個世界上極少數能夠理解我的處境——也就是被關在白人的監獄裡——的人之一。」）他留了長鬍子，還讀起了馬爾科姆·艾克斯和切·格瓦拉。「我是……一名政治犯。」他在給沃倫·克里斯托弗的信中寫道。他甚至一度處於自殺監護狀態。
1995年12月，距離移民與歸化局遣返他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康斯坦特決定打出僅剩的一張牌。他威脅要披露美國在海地秘密行動的細節。他宣稱，自己曾經是中央情報局的地下人員，資訊就是以這種方式掌握的。
完美招攬
康斯坦特的故事始於1991年聖誕節前後，政變發生後不久，他當時任職於海地軍隊總部。美軍駐海地使館武官帕特·柯林斯上校給他打電話，請他共進午餐。「在假日酒店見面吧。」柯林斯說。
柯林斯不便發表評論（經一名政府發言人確認，他當時正在為美國國防情報局工作）。但是，一名相關人士稱，他經常出現在海地軍隊總部。康斯坦特說，柯林斯在政變當晚就在總部裡。林恩·加里森，加拿大籍，曾擔任軍政府戰略專家和政策顧問。他告訴我，政變發生後的幾天內，柯林斯都在與新政權磋商。
康斯坦特說，他和柯林斯在假日酒店找了個俯瞰泳池、靠窗的地方坐下。柯林斯說很多人都服膺於康斯坦特的背景。他還暗示，在阿里斯蒂德外逃後留下的權力真空中，康斯坦特或許能發揮重要的作用。
對美國情報部門來說，招攬康斯坦特是一個很有誘惑力的選擇。他的英語很好，在軍隊裡有關係，而且作為新政權的首席顧問之一，他的辦公室和軍政府首腦拉烏爾·塞德拉斯的緊挨著。政變之後，康斯坦特在海地國家情報局的培訓中心上過一門課，主題是阿里斯蒂德解放神學的危害。據《紐約時報》報道，國家情報局成立於1986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創辦、出資、培訓和裝備，原本的宗旨是打擊毒品走私。但是，它很快就蛻變成了恐怖統治的工具（某些美國官員甚至說，它就是毒品的一大源頭）。
康斯坦特說，兩人第一次見面時，柯林斯就說希望他來自己家見見其他人。「我一個人可不去，」康斯坦特半是玩笑半是認真地說，「我要帶證人去。」他說，自己當晚就和一名同事去了柯林斯的家。由於燃料短缺，街上一片漆黑，但柯林斯家卻燈火通明。康斯坦特說，他們上樓進了主臥旁邊的一間小前廳，那裡已經有一名深色頭髮、身穿短袖襯衫的男子在等候了。康斯坦特注意到了他的肌肉。「我是唐納德·泰瑞。」他說道。
康斯坦特說，兩人坐下喝雞尾酒的時候，泰瑞就開始問他軍政府當前是否穩定，還拿出了一本小冊子——「花名冊」。冊上包含眾多海地軍官的姓名和背景。他和柯林斯問康斯坦特，哪些人最有勢力。
幾天之後，康斯坦特說，泰瑞又提出見面的要求，這一次是在金納姆酒店。「你為什麼不入夥呢？」泰瑞問道。
「什麼夥？」
「一群為了海地人民的福祉而奮鬥的人。」
康斯坦特說，泰瑞這時才透露自己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
美國政府拒絕就唐納德·泰瑞發表評論，而泰瑞本人也無法取得聯絡。但是，幾十年來，中央情報局已經深深捲入了海地軍方和警方。康斯坦特記得，六十年代的時候，他父親曾擔任過一名特工的非正式顧問，這名特工經常到他家門口談話。據媒體報道，創立海地國家情報局之後，中央情報局曾計劃為1987年總統大選的多名候選人提供資金，直到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否決了該計劃。
康斯坦特說，他最終同意了擔任海地軍政府與美國情報部門之間的溝通管道。他說自己的代號是「賈邁勒」，來源是他仰慕已久的前埃及民族主義領導人，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他還拿到了一個收發兩用的無線電裝置，需要定期檢視。
我們不可能查驗康斯坦特所說的所有細節。一名中央情報局發言人稱，確認或否認與任何個人的關係不符合「我們的制度」。但是，康斯坦特是一名拿錢的線人，這沒什麼好懷疑的。自阿蘭·奈恩於1994年10月在《國家》雜誌上首次報道康斯坦特與情報界的關係以來，多名官員對記者們承認，許多人也對我確認了這一點。謎團在於：這種關係是什麼性質的？康斯坦特到底有多重要？美國當局堅持認為，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告密者。然而，通過與多名情報界相關人士的訪談，再加上康斯坦特本人的說法，他似乎從一開始就提供了大量資訊；而且，至少有些人說，他後來更是積極配合。政變之後，他協助負責一個鮮為人知的部門：資訊與協調署。該署收集各種型別的資料：海地死亡與被捕人數、解放神學信徒的人數等等。康斯坦特說，收集資訊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但它顯然還有另一層意義：軍事情報。
根據康斯坦特以及一名非海地籍情報界相關人士的說法，康斯坦特和另一名資訊與協調署成員率先進入了阿里斯蒂德的一處私邸，並發現了大量秘密檔案。部分檔案落到了美國情報官員的手中，為聲稱阿里斯蒂德精神失常的爭議性報告提供了文獻證據，並推動了美國國內反對他的聲浪。
為了合理解釋利用康斯坦特這種存在潛在問題的線人，一名前中央情報局高官是這樣說的：「你不能給壞人錢，幫他們幹壞事；但可以給壞人錢，瞭解他們內部的情況。如果你要在fraph這樣的恐怖主義組織中招攬線人，肯定找不到……西方外交官……這樣的人物。要想搞清楚情況，你很快就會像聯邦調查局對付黑手黨那樣——招攬下層人物，給他們錢，甚至給他們自由。甚至對某些高層人物也要這樣。」
另一名政府情報高官說得更直接：「你看，我們可以去找[海地的]修女，請她們[提供情報]。不好意思——修女們都是好人，但是她們對恐怖主義一無所知。」這名官員還說，康斯坦特只是「與我們有關係的一大批人中的一個，美國政府全都是知情的」。他說，他相信康斯坦特在「關係譜系上」有一席之地：「從偶爾跟你談話、只告訴你他希望你知道的內容的人，到完全效忠於中情局、領津貼、連有損於自己事業的情報也跟你說的人，全都在這個譜系裡面。」
康斯坦特說，自己在1993年正式創立fraph之前換了個接頭人，叫約翰·坎博瑞恩。兩人會一起開車在佩蒂翁維爾的群山裡轉悠，途中交換情報。我給坎博瑞恩打電話問他康斯坦特的情況時，他讓我去找國務院公共事務部，然後就結束通話了。我到現在都不清楚，在fraph的實際創立與發展過程中，美國情報人員的參與程度到底有多深。一名中央情報局發言人宣告：「中央情報局沒有參與創辦、資助、指導fraph組織。」該宣告已記錄在案。
但是，林恩·加里森回憶道，康斯坦特甚至在fraph成立之前就試圖建立一支秘密警察隊伍，當時柯林斯對加里森直截了當地說：「試試吧，看能有什麼成果。」一名在軍政府時期參與海地事務的美國政府官員進一步說，情報圈子裡都知道，柯林斯早在fraph正式成立之前就捲進去了（fraph成立時，他已經離開了海地）。「即便fraph不是他一手創立的，至少也是關係匪淺。」這名官員告訴我。為了說明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建立這種同盟關係的原因，這名官員補充道：「人們總是想尋求制衡，而當時阿里斯蒂德已經下臺了。我無意苛責，但是他們確實不清楚fraph後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時，國務院的多份內部檔案都將該組織成員描述為暴徒和殺手。但是，康斯坦特說，他的接頭人從未過問fraph的強姦與謀殺指控。不僅如此，他還說，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鼓動他阻撓阿里斯蒂德回國，甚至事先就瞭解「哈蘭縣」號示威事件。這件事讓入侵延宕了將近一年。在我面前，一名中央情報局發言人否認該局曾在海地推動自己的對外政策目標。但是，時任美國駐海地特派員勞倫斯·佩祖洛和多名美國官員均公開譴責中央情報局，聲稱該局誇大了「哈蘭縣」號的威脅，以此阻撓阿里斯蒂德回國，從而在實質上推行自己的政策。康斯坦特告訴我：「他們說的那些事情，如果我有罪的話，那他們也有罪。」
決裂
按照康斯坦特與多名中央情報局官員的說法，託託·康斯坦特與美國情報機關的關係一直持續到了1994年春天。康斯坦特說，坎博瑞恩給他打電話要求約見。他讓康斯坦特把無線電也帶上。在康斯坦特的記憶中，坎博瑞恩對他說：「抱歉，但是我們不會再跟你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