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康斯坦特問道。
坎博瑞恩說，由於「哈蘭縣」號事件，再加上康斯坦特發言反對總統，華盛頓要切斷與他的聯絡。
美國官員說，情報人員與康斯坦特的聯絡當時基本上就斷了。fraph與美國軍方的合作也不順利。1994年10月，美軍更是端了fraph的總部。康斯坦特擔心性命不保，就去找佔領軍司令亨利·謝爾頓中將。康斯坦特回憶道：「我跟謝爾頓開門見山地說，‘我是將軍的兒子，我繼承了他的榮譽感與尊嚴感。我不是很明白事情的規矩，所以我要來問一問。’」
一部口述史記錄了謝爾頓將軍在入侵期間的錄音文字版。根據這一材料，謝爾頓本來不想見康斯坦特。但是，謝爾頓和大衛·米德少將還是決定見面，看能否讓他提供fraph成員的完整名單和武器庫地點，公開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國，並將fraph改組為和平的政黨。
「我們給康斯坦特來了一點攻心戰，」謝爾頓在口述史中披露，「我先派米德去。米德要進去告訴[康斯坦特]，讓他做好準備見長官……我給了米德二三十分鐘時間做鋪墊，然後我就到場了。一名海豹突擊隊負責我的安全，他先進去……按照常規，挨個兒推門敲門，然後我才能進。但是，康斯坦特全看在了眼裡，給他一種要見黑手黨教父的感覺……於是他就很緊張，眼睛瞪得大大的。」謝爾頓說，這時米德走出來，他走了進去。「[康斯坦特]馬上起身，微笑著伸出手，我當時心裡對自己說，‘記住，他們只懂兩件事：力量與死亡。’於是，我看著他說，‘坐下！’他馬上就坐下了，笑容也不見了……我跟他講，‘我知道，我們開的條件你都已經接受了，只要我們不再追究你和你的手下。’他說，‘是啊，是啊，我完全接受。’接著他就開始了，‘但是，海地是……’內容是他在海地歷史上的地位，fraph有多麼重要。我讓他講了大概十秒鐘，然後就打斷了他，簡明扼要地跟他講，我現在不想聽這些東西。」
第二天，康斯坦特就發表了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國的演講，並將自己打扮成新的民主反對黨領袖。根據一名美國高官的說法，發言稿是由康斯坦特以前的中情局接頭人坎博瑞恩起草的，然後交給了美國大使館，最後才念給康斯坦特聽。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完全沒有往日的威風。「他可能會入獄，」這名官員對我說，「但我們做出的判決是，只要能從他身上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讓他待在外面也沒關係。」
謝爾頓將軍或許不想跟康斯坦特有瓜葛，但美國其他政府部門的所作所為，似乎就不只是監視這麼簡單了。移民當局告訴我，如果沒有美國政府人員或偽造證件協助的話，康斯坦特當時竟能憑藉有效簽證進入美國境內，這簡直「不可思議」——有人甚至說，這是「彌天大謊」。「每個人都知道他是殺人兇手，」一名前移民與歸化局官員說，「他的照片到處都是。」康斯坦特說，他出國之前確實告知了某些美國官員，「可能他們做了些什麼」。雖然並非直接針對康斯坦特的情況，但一名高層情報界人士說過：「在關係譜系的頂層，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下有五十到一百名最高等級的間諜。我們虧欠他們很多，因為他們曾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只要想進美國，他們就能進，房子，什麼都有……在私底下，從一點小忙到搞定簽證，任何事情都能辦到。」
託託入獄記
康斯坦特坐在威科米科縣拘留中心。在國務院和移民與歸化局的全力支援下，他即將被遣返回國，於是又利用當年的聯絡情況試圖自救。他威脅要把自己與中情局的關係細節捅出去，還對沃倫·克里斯托弗與簡妮特·雷諾提起訴訟，指控她們非法拘禁，索賠五千萬美元。「中央情報局人員曾與本案原告合作。」他的律師在訴訟中如是說。為了強化警告的力度，康斯坦特身穿囚服，上了1995年12月的《60分》訪談節目。「我感覺自己是一個美女，所有人晚上都想跟我上床，但白天卻遮遮掩掩，」他告訴艾德·佈雷德利，「我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在約會。」
這時，康斯坦特在押期間的巴爾的摩移民與歸化局局長本尼迪克特·費羅，才開始看到過去從未見過的東西，用他現在的話說，「超出常理」的東西。費羅在移民與歸化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對涉及敏感政府事務的案件早已見怪不怪。康斯坦特發出威脅後，費羅說，大批政府高官開始介入，哪怕白宮已經公開和私下說明要遣返康斯坦特。
1996年5月24日，一份題為伊曼紐爾·康斯坦特諸選項的司法部備忘錄中列出了遣返過程中提出質詢的人員，包括：薩繆爾·博格，副國家安全顧問；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副國務卿；傑米·格爾裡克，副司法部長；大衛·科恩，中央情報局副行動總監。「你看，[康斯坦特]一唱歌，鳥兒們就都從林子裡飛出來了。」費羅說。
據費羅回憶，當時——「11點」——政府官員收到情報，說有人在謀劃等到康斯坦特回海地後便將其暗殺。許多移民與歸化局官員堅持認為，即便這份報告是真的，它也只意味著康斯坦特應該在美國監獄裡多待一段時間。「有些從馬裡埃爾港偷渡過來的古巴人現在還在監獄裡，」費羅說，「還有一些不能遣返的中東人。這不是新情況。」但是，據多名參與評議的官員稱，這則資訊已經讓某些高層領導動搖了。「我不想把一個人送回去受死，即使是康斯坦特這樣的殺手。」一名涉及此案的人對我說。我問過一名高階官員，是誰發現有人要置康斯坦特於死地，然後撰寫了那份機密報告的。他只是說：「可靠的美國情報來源。」
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費羅和幾名移民與歸化局的同事最後做了一次努力。他們堅稱，將一名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送回他可能傷害美國公民、而美國公民也可能傷害他的地方，這讓他們感到良心不安。然而並無效果。最終決定在幾天內就做出了，在司法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階官員的參與之下。
費羅親自給康斯坦特帶去了好訊息。
「他們往監獄裡給我打了電話，讓我收拾好東西走人。」康斯坦特現在說起來還是很驚訝。
「我基本上就是照著讀了一遍，」費羅說，「這個人謀殺、暗殺了那麼多人，我們卻要把他放到我們的社會里。這也太離譜了。」
康斯坦特給了我一份法律判決書，上面列出了釋放康斯坦特的條件：康斯坦特必須住在他母親位於皇后區的家裡，而且除非是去曼哈頓見移民與歸化局官員，否則不得離開皇后區；他必須每週二去移民與歸化局簽到；他不得談論海地政治、協議細節等多個話題。「我喜歡拋頭露面，」他說，「不讓我說話，這對我來說是再糟糕不過了。」（康斯坦特現在似乎對這些限制不那麼上心了。）康斯坦特的正式法律地位是：在國務院建議下，遣返緩期執行。
關於跟康斯坦特的交易，我詢問過沃倫·克里斯托弗，他說一時想不起細節了，有訊息會給我回電話。後來，他的助理打了過來，說他還是「想不太起來你希望討論的事項」。康斯坦特的律師，拉羅西維耶還在談客戶生命受到威脅一事。他說：「我知道他不會被遣返，但我還是需要在法律上有一套說法，把事情說圓了。合理的藉口。不就這麼一回事嗎？合理的藉口。」
一份「事無鉅細的自傳」
初次去過拉羅西維耶辦公室後的一天，康斯坦特請我去他家做客。他住在勞瑞爾頓，用他的話講，「就跟人質一樣」。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英國都鐸式房屋，一整排幾乎都是同樣的配置：在風雨侵蝕下，白色立面已經斑駁，門口的臺階需要重新粉刷，門廳上方的護窗也碎裂了。當地海地居民告訴我，康斯坦特在房間裡儲存著受害者的遺骨，會在深夜舉行伏都教儀式，在地下室裡儲存著中央情報局的臂章，還會朝闖入者開槍。
我在門口，正猶豫著，正門突然開啟，康斯坦特夾著香菸出現了。「請進。」他說。我跟著他進了客廳，裡面燈光昏暗，一股黴味，牆上掛滿了海地的藝術品，沙發椅子都用塑膠布蓋著。康斯坦特坐在我對面的搖椅上，一邊抽菸，一邊前後搖晃。我跟他第一次見面時問過他fraph謀殺與強姦的情況。他說沒有證據能說明他也參與了，而且那麼大範圍的行動，他也不能為每個成員的行為負責。「比方說，大選投票當天，有人在紐約街頭殺了另一個人，然後殺人犯剛剛投了民主黨，那也不能讓克林頓負責吧。」他說道，他堅持認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我現在問的問題更多了，他就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錄音機，說是正在寫一本關於自己生平的書。「我上過一門自出版的課，老師跟我講，如果要把自己的過去寫下來，那就給自己錄音。」他說。我本來以為，他是想確保我引用他的話時不會出偏差。但是，他過了一會兒遞給我一份出版計劃：「本書‘事無鉅細’地披露了關於伊曼紐爾·‘託託’·康斯坦特，代號‘賈邁勒’和fraph的全新‘重磅’資料……市場分析：美國境內至少有二百萬海地人，另有五萬人以上對海地有濃厚興趣……本書銷量能夠輕鬆突破一百萬冊。」書名暫定為《沉默的回聲》。他還寫了一段護封樣文：
伊曼紐爾·「託託」·康斯坦特，臭名昭著的fraph領導人……據說是一名殺人犯、強姦犯、恐怖分子、大惡棍。現在，他終於打破了沉默，發自內心地為讀者揭示醜惡臉譜下的真實人生。《沉默的回聲》翔實、有趣、刺激，剖析敏感事件，描繪了多面、複雜的海地生活。在海地，政治狂熱像毒品一樣危險而令人慾罷不能。它是要殺人的，卻是群眾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之所繫。
這是康斯坦特最近嘗試的謀生之道。出獄以來，他想了各種辦法自立。他上電腦課，也賣過二手車。但是，每次找到工作，當地的海地移民就會出來鬧事，讓他幹不成活。「最慘的就是他們去房地產公司門口那次……因為我真的幹得不錯。」他說。
從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投資顧問」，似乎就是儘可能隱蔽地洽談房屋租售事宜。每次跟他在一塊，他手機總有潛在客戶打來。有一次，我聽見他像拍賣員似的，講話抑揚頓挫：「喂。你好，你好……我看過那間公寓……他們本來要一千一百美元，我給講到一千了……全包，全包……覺得還行？……坎布里亞高地，鄰里環境很好，很安靜，也安全……我可是沒少幫你做工作。」
出於安全考慮，他妻子帶著四個孩子移居加拿大了。「我老婆要跟我離婚了，」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在談孩子的事。我想要他們過上以前那種生活，她不同意。我們還在爭論，不過都會好的。」
過了一會兒，他的手機響了，我問他能不能在家裡轉轉。「沒問題。」他說。
我上樓，經過了幾面皸裂的牆和關著的門。康斯坦特的房間在三層，面積不大，擺滿了影片和男性時尚雜誌。床頭有個鏡框，裡面放著他上《60分》節目時的照片。角落裡放著一個小神龕，伏都教裡常用的蠟燭和天主教聖人小雕像整齊地擺成一個圈。
我正要彎腰細看，康斯坦特就來叫我了。一個雕像是掌管正義的主保聖人，底座上刻著：「請記住我為你做的一切，我會永遠供奉你，求你用你的偉力保佑我。」
康斯坦特又叫了我一聲，我趕忙下樓。「咱們出去吧。」他一邊穿皮夾克，一邊對我說。
我們在勞瑞爾頓社群走著，好幾家雜貨店裡都傳出了「康巴斯」的聲音，這是一種海地的舞曲。路上有幾個人躲起來抽菸，用克里奧爾語聊著天。「我得買點肉。」康斯坦特朝一家肉鋪走去。
店裡很窄，我們剛剛好能擠進去。幾個海地人正在後面打牌。康斯坦特靠在櫃檯上時，我發現所有人都盯著他看。「來點羊肉。」他打破了突如其來的沉寂。他指著鉤子上掛著的後腿，又瞥了一眼櫃檯後面，那邊好像有人在談論他，但他似乎無動於衷。屠夫開始剁一條羊腿的骨頭和脆骨，粗壯的手臂一次次斬下，發出脆響。「這邊每個人都認識我，」康斯坦特出門時說，「每個人。讀過關於我的材料，或者看過我的照片。」
他直奔街對面的理髮店，門上掛著「休息中」，但我們能看見理髮師在裡面。康斯坦特敲了敲窗戶，求他再接一單。「下面還有一家理髮店，」他告訴我，「不過我要是去那家，他們會把我撕……」他用手指在脖子上比畫了一下，然後發出一聲奇怪的大笑。
海地法院
庭審地點在紐約市外一千多英里的地方。2000年9月29日，一家海地法院開始審理康斯坦特被控謀殺、企圖謀殺、謀殺與酷刑同謀一案。他被指控要為拉博託大屠殺負責。幾周後，庭審進入高潮的時候，我與拉羅西維耶律師一同前往。共有二十二人被判刑，大部分是軍人和fraph民兵。康斯坦特和多名軍政府領導人是缺席審判。
雖然美國入侵制止了流血事件，但海地仍然是瓦礫遍地。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分之二的人營養不良。黑幫橫行，載著毒品的飛機來去自由。人們甚至相信，即將到來的民主制度也充斥著腐敗。阿里斯蒂德讓忠誠的手下打理具體事務，他則開始了新一輪的總統競選活動，據說要讓國會里清一色是自己人。政治暗殺捲土重來，這次左翼右翼都參與了進來。「大家現在都知道我是對的了，」康斯坦特後來告訴我，「每個人都看到阿里斯蒂德掌權會發生什麼。」
審判本身就有可能引發暴力。出於對「大規模示威、燃燒輪胎、投擲石塊或更嚴重事態」的擔憂，美國大使館建議美國公民不要接近審判地點。飛機降落後，拉羅西維耶告訴我，之前他接到警告說有人可能會行刺。「如果他們攻擊我，只不過更加證明了我的觀點，」他說，「連我都不安全，更何況是我的客戶呢？」
在機場，我們見到了拉羅西維耶的「保鏢」，此人肌肉發達，戴著反光墨鏡，一身軍裝。「你不能指望警察來確保安全，」保鏢告訴我，「所以你必須攜帶武器自衛。」保鏢帶著我們從一群計程車司機、行李裝卸工、乞丐和小偷中間擠了出去。我聞到了肉味、汗味和血味。進車的時候，我還要甩掉伸出手想「幫」我拿東西的人。「歡迎來到海地。」拉羅西維耶說。
法院位於戈納伊夫市，距離太子港只有七十英里。但是，由於海地幾乎只有土路，所以我們花了半天時間才過去。法院在市中心，周圍擺了一圈拖拉機，權當路障，阻止暴徒湧入法庭。我們走進一座矮小的建築。武裝警衛搜了我們的身，保鏢說他沒把槍帶過來，不過一直緊隨拉羅西維耶左右。我們接連穿過兩個房間，最後意外地來到了一處開放的庭院，審判就在院裡的一座隨風舞動的白色涼棚下進行。法官坐在桌子上，身穿黑色長袍，頭戴白紋高帽；手中不是法槌，而是鈴鐺。二十二名被告坐在附近，前面是一隊武裝警衛。拉羅西維耶和其他辯護律師站在一起，我和保鏢則在後臺找了個位置，周圍是幾十名圍觀者和自稱受過迫害的人。
我剛坐下，一名檢方律師就朝拉羅西維耶大喊起來，雙手在空中亂舞，要求拉羅西維耶告訴法庭自己的身份和來意。保鏢之前還在我身邊，現在還沒等拉羅西維耶說話，他就站起身來。人群中竊竊私語：「託託·康斯坦特！託託·康斯坦特！」人們四處張望，好像康斯坦特會去涼棚底下似的。律師又朝拉羅西維耶發出了咆哮。現在，保鏢已經站在拉羅西維耶身旁，雙臂交叉放在胸前。
大部分自稱受害的人都做證說，1994年4月22日，正規軍和fraph成員來到以堅定支援阿里斯蒂德聞名的拉博託村。他們描述了自己被轟出家門，趕進露天水溝，遭到搶劫和拷打的過程。之前的幾次襲擊中，村民們都逃到了海邊，那裡拴著他們的漁船。但是，他們這一次故伎重施的時候，卻發現襲擊者已經在船上等著他們，然後開了火。「我爬上自己的船，」村民亨利——克勞德·埃利斯摩發過誓後說，「我看見了克勞德·讓……倒在了士兵的子彈下。」三十二歲的水手阿卜杜勒·聖路易說：「我……往一艘船跑……然後看到fraph成員優特福給一群士兵帶路。他們朝我的方向開槍。我大聲呼救。他們逮捕了我，打我，逼我掌舵。看到一艘船上有人，他們就朝那邊開槍，擊中了兩名女孩——霍吉安和德博拉。」
根據檢方的證詞，襲擊結束時，數十人受傷，至少六人身亡。檢方估計，實際傷亡人數要大得多。據說，大部分屍體都埋在海邊挖的淺坑裡，然後沖走了。「我到岸邊的時候，看見[我兄弟的]船上滿是血跡，」賽羅尼·塞拉芬說，「我4月28號才找到他……跟沙裡泰·卡代綁在一起，兩人都是被謀殺的。他們不讓我把屍體搬走……我要為兄弟討回公道。」
舉證環節經常會引發觀眾的怒吼，法官這時便會搖鈴要求肅靜。當天下午，美國法醫人類學專家凱倫·伯恩斯發表證詞。一名加拿大dna專家被安排在她之後發言。這時法醫學和遺傳學證據首次進入海地法庭，庭院裡鴉雀無聲。伯恩斯站在會場中央，身邊是三名死者的遺骸，都是1995年從拉博託近海發現的。她說話的時候，旁聽者和陪審員都伸著脖子朝骨頭看。伯恩斯舉起一根骨頭說：「這是骨盆」。放下後，她又拿起一根：「此人被發現時脖頸有繩索纏繞，這是找到的繩索。」她舉起繩索時，周圍傳來幾聲喘息。
拉羅西維耶與他的客戶一樣，堅持認為大屠殺是宣傳捏造，目的是詆譭fraph和軍政府，依然反響平平。當天晚上，我們跟保鏢坐在酒店餐廳裡，他一邊喝朗姆酒，一邊跟我說：「我就是跟這種證詞打交道的。她是有科學，但研究的地方一點也不靠譜。那麼多人在周圍晃悠呢，那麼多人。少來這套！我也可以去墳地，隨便撿幾塊骨頭，然後拿出來放在地上。」
把酒滿上後，拉羅西維耶說，如果真是軍方有組織的行動，海岸上什麼證據都不會留下：「屍體會被裝上卡車，然後拉到國道上——」
「說得對。」保鏢附和道。
「——或者高速上——」
「在半夜。」保鏢補充了一句。
「——然後倒進——」
thesourcepuante.保鏢說。
「就是硫黃坑，」拉羅西維耶解釋道，「那個地方最好，因為硫黃會把人體腐蝕掉。」
他說話的時候，幾名國際人權觀察員坐在我們旁邊，很快一個人就跟拉羅西維耶爭論起康斯坦特的事來。拉羅西維耶說：「如果有一天，我相信海地能對我的客戶進行真正的審判，我會第一個讓他坐上回國的飛機。」
布萊恩·康坎南是一名美國人權律師，過去五年裡，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在海地鼓吹審判康斯坦特上。他告訴我，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這場審判都是極其公平的。他說，實際上本案已經奠定了海地司法系統的原型。或許最重要的一點是，雖然康斯坦特害怕自己會被殺掉，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名被告在監獄或法庭裡受到虐待。「被告享有海地本國法律，以及海地簽署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一切權利，」康坎南說，「被告可以要求證人出庭，也可以提交不在場證明和無罪證據。」
就康斯坦特而言，康坎南說，案件審理遵照了二戰後審判納粹高層，以及近年來審判南斯拉夫和盧安達戰犯的法律流程。「康斯坦特建立了一個旨在[實施]——並確實實施——嚴重違反人權活動的組織，」他說，「他掌管著一個犯罪組織，要為該組織的罪行負責。」
來到海地的第二天，拉羅西維耶決定發起抗議。庭審過程中，他從椅子上起身，筆挺地站在法庭上。審判隨之中斷，每一個人都看著他。接著，他邁出了大門，保鏢跟在他身後幾英尺的地方。人群中到處是憤怒的私語。一名控方律師將此行為斥為陰謀，表明康斯坦特的律師從一開始就無意接受法庭的正義，而只是想詆譭它。（「在我看來，要想為謀殺案做辯護，光花幾個小時出席庭審可是不夠的，」康坎南告訴我，「為了這件案子，我們已經全力投入四年半了。」）
拉羅西維耶離開後，我坐了一會兒，盯著後排座位上幾十名聲稱自己受到迫害的人。許多人為了出庭專門買了正裝。年輕女人穿著白裙子，有些人還受過槍傷，在酷熱與塵土中顯得那麼純潔。他們都坐得筆直。這些人多次徒步好幾英里來到首都，向政府要求正義。他們還把事情的經過寫成了歌曲。現在，他們坐在這裡。雨開始下了。一名辦事員在收拾桌上擺著的骸骨。全國各地流傳著一則訊息說，首都的另一場政變被挫敗了。
我起身離開時，一名看見我和康斯坦特的律師同來的年輕人把我攔了下來。我還沒開口，他就一口唾在我的鞋上，然後走開了。
判決結果
「他們想方設法讓我出去，然後狠狠揍我。」我回國後不久，康斯坦特對我說。當時，他正在皇后區的一家餐廳裡吃巧克力蛋糕。審判開始後，海地社群的形勢越發緊張。拉羅西維耶讓他在示威的時候躲出去，避免正面衝突。但是，康斯坦特一直待在附近：「我必須保護母親和姑姑，以防有人失去理智。」
里科·杜皮伊，海地太陽電臺臺長對我直言：「有些海地人聯合了起來，想讓法律變成他們自己的玩物，把他殺掉。」
康斯坦特聲稱，他有一小批鐵桿在暗中保護他。「我跟你說，他們每次去我家門前，百分之五十都是我的人，」他說，「他們過來是以防萬一。」
雖然具體數字難以確知，但康斯坦特堅持說，他對流亡美國的部分前fraph成員、「背包叔叔」成員、海地士兵和杜瓦利埃的支援者還有一定的掌控力。示威者說，至少有一次，他家門外停了一輛車來監視他們。「他們過來給我們拍照，我們也拍他們。」雷·拉佛瑞告訴我。
「我不想死人，」康斯坦特談起拉佛瑞時說，「不過我對他有安排，而且……」他的思路在這裡就斷了。
有一天，我跟康斯坦特坐在他家裡，閱讀他書裡的一章。這時，電話鈴響了。他接起電話，結束通話後對我說：「見證歷史的時刻吧。判決結果出來了。我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服勞役，他們把我在海地的產業全都沒收了。」
他跌坐在搖椅上，點燃一根香菸，茫然四顧。陪審團經過四個小時的審議，認定二十二名在押被告中的十六人有罪，十二人犯有蓄意謀殺罪或同謀殺人罪。缺席審判者均被判處謀殺罪，要求賠償受害人數百萬美元。「我討厭老家的東西被沒收，」康斯坦特說，「我媽媽遲早是要回去的。」
他又點了一支菸，狠吸了一口。「我給律師打電話吧。」他指的是拉羅西維耶。他拿起手機，想要集中精神。「他們判我有罪，」他給律師發了一條語音留言，「我要跟他說話，好嗎？他們判了我無期加勞役！」
幾分鐘後，電話響了，康斯坦特趕忙接起來。結果卻是一名採訪的記者。他說了幾句話就掛了。電話又響了。這次是拉羅西維耶。「你覺得這邊會怎麼樣？」康斯坦特緊張地問，「行……好……行。」
他把電話給了我。還沒等我把電話放到耳朵邊上，隔著話筒都能聽見拉羅西維耶有多麼抓狂。「這件事我就一句話：胡扯。」拉羅西維耶說，海地政府現在會試圖將康斯坦特引渡回國，理由是他被合法且有國際觀察員出席的庭審判有罪。但是，他說道，他們還必須表明判決結果是公允的，而且要在美國法院裡證明康斯坦特應該被遣返。
幾天後，康斯坦特給我打電話，聲音有些緊張。「到處都在傳，說他們要來抓我了，」他說，「他們要來抓我了。」他說，第二天就是星期二，要和往常一樣去移民與歸化局簽到，不過他害怕當局可能會計劃在當天抓捕他：「你能去那裡找我嗎？」
第二天上午，我到達曼哈頓移民與歸化局時，他已經站在門口了。天氣很冷，他緊緊裹著軍大衣。他告訴我，身在佛羅里達的母親之前跟他打電話說其他幾個海地流亡者被捕了。我都能看見他的眼袋了。他來回踱著步，說昨晚在一個朋友家過的夜，以免當局去家裡抓他。
我跟著他上了電梯，走進十二層的一間辦公室。他想去前臺簽到——前臺掛著一幅自由女神像的海報——但一名移民與歸化局的官員說，他們還沒準備好接待他。他坐下，開始思考自己為何這麼久都沒被抓起來：「有一天，一個朋友跟我說——他給這邊的情報機關幹活——他說有人在暗處詳細地追蹤著我的一切情況。」
幾分鐘後，一名辦事員叫了他的名字，康斯坦特馬上跳了起來。他拿著移民與歸化局的表格去前臺簽到。官員把表格拿走，進了後屋跟某人商量。接著，她回來了，沒什麼事發生。康斯坦特微笑著把我送進電梯，給媽媽打電話說自己很好，然後衝到街對面買了一件新外套，慶賀自己的自由。
下一週裡，二十多名託託稽查隊員來到移民與歸化局樓外，舉著標語，上面展示著據稱受到fraph迫害的人：一名被殺害的男孩，襯衫拉過頭頂；兩個男人倒在血泊中。「我們來這裡是要求將託託·康斯坦特遣返海地，」吉姆·伊維斯拿著喇叭喊道，他是布魯克林的一家報紙《海地進步報》的撰稿人，「如果你不希望戰犯和劊子手生活在紐約的街道，那就請加入我們！」現場有一種感覺：這是說服美國政府遣返康斯坦特的最後機會了。現在判決結果都出來了，如果還是辦不到，那就永遠辦不到了。聯合國海地問題專家、康斯坦特案獨立觀察員阿達瑪·迪恩戈將判決結果稱為「與逍遙法外抗爭的里程碑」。
移民與歸化局外的人群中，有幾個人彎下腰，試圖在寒風中點亮蠟燭。「他們怎麼能不把他遣返？」一個海地男人問我，「海地法庭都判他有罪了。中央情報局為什麼還要庇護他？」突然，人群異口同聲地高喊：「託託·康斯坦特，你躲不了的！我們指控你種族屠殺！」
再會？
2001年，康斯坦特給我打電話，要跟我見面。這是我們最後幾次見面中的一次，當時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和喬治·w.布什均已宣誓就職。他的法律地位沒有改變。他說，自己跟「顧問們」都談過了，現在要告訴我一些事情。他說，兩國政局都發生了變化。反抗阿里斯蒂德的人越來越多，連皇后區也不例外。太子港最近發生了炸彈襲擊，當局說是康斯坦特乾的。他否認此事與自己有關。但是，他說到處都有海地人在呼喚、等待他採取行動，站出來。
在我們見面的海地風味餐廳，他告訴我，有人發表了文章，他們說：「看那個在海地被定了謀殺罪的傢伙，他每天都在變強。」他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很多海地人都在盯著我。他們沒接到我的訊息，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每個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有人還把海地的手機號發給了我。這裡的人想要聯絡我。政治領袖想要聯絡我。有一種看法……如果阿里斯蒂德即將下臺，我是唯一的繼任人選。我不能被衝昏頭腦。我要小心，要分析，要利用它。」
人們走進餐廳時，康斯坦特會轉過頭去看他們。他等著兩個海地人入座，然後轉過頭對我說，他必須乾點大事，否則這輩子都要困在皇后區當人質了：「如果我站出來，開一場新聞釋出會。就算我什麼料都不爆，只是抨擊阿里斯蒂德，海地的反對派、前軍方勢力、前fraph成員都會獲得力量，每個因為看不到領導者而拿不出膽量的人，他們都會獲得力量」。
他說，自己最近又收到了一連串死亡恐嚇。有人知道了他的手機號，警告他說：「不管你做什麼，我都會幹掉你。」
我問他，如果真的貿然打破沉默，召開新聞釋出會，他怕不怕可能帶來的後果。他說不清楚會發生什麼，但那是他的宿命。「我從小就為了一個使命準備著，這是我活下來的理由。」他說。他又朝後看了一眼，接著把身子朝我靠過來。「我要麼當海地總統，」他說，「要麼就要死於非命。」
2001年6月
2006年7月，康斯坦特迎來了更平凡、也更出乎意料的命運：他在紐約被捕，罪名是參與大規模房地產詐騙，造成貸款人一百多萬美元的損失。這一次，康斯坦特的關係再也不能讓他免受法律制裁了。他在紐約受審，被判有罪，最高可能入獄三十七年。州檢察長安德魯·庫默說：「康斯坦特再也不能危害我們的社會了。」
美國黑人律師，經常為惹上麻煩的名人打官司，如辛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