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蘭西南角，一處遠離任何城鎮的地方，奧得河拐了個急彎，於是形成了一個小河灣。兩岸野草叢生，松樹和橡樹高聳入雲。只有垂釣者會定期來這裡，因為河灣裡盛產鱸魚和梭魚。2000年12月，一個寒冷的冬日裡，三名垂釣者來到這裡，其中一人發現近岸處有東西漂著。他起初以為是一截原木，走近發現像是頭髮。他朝朋友大喊，拿漁竿指著它。原來是一具屍體。
三人報了警，警方小心地將男子屍體從水裡撈了出來。此人脖頸套著繩索，雙手綁在身後。繩索有一截似乎被刀割斷了，割斷之前連著被害人的手和脖子，綁成一個反向的吊床形。這是一種絞刑的姿勢——越掙扎套得越緊。毫無疑問，此人是被謀殺的。死者只穿著一件運動衫和內衣，身體上有被拷打的痕跡。病理學家確定，被害人腸道中幾乎沒有食物殘留，表明死去之前數日未進食。警方起初認為他是先被勒死，然後沉到河裡的，但肺部積液檢查表明存在溺死的跡象。這就意味著，他很可能是活著被扔進水裡的。
受害者——身高很高，深色長髮，藍色眼睛——似乎符合對三十五歲的商人達留什·謝尼亞夫斯基的描述。他之前住在六十英里外的弗洛茨拉夫市。近四周前，他的妻子報告說他失蹤了。他最後一次被人看見是在11月13日，當時他正從弗洛茨拉夫市中心的小廣告公司裡出來，他是這個公司的老闆。警方請謝尼亞夫斯基的妻子來確認死者身份時，她不敢睜眼看，只好由死者母親代勞。她馬上就認出了兒子飄逸的長髮和胸前的胎記。
警方發起了大規模調查。潛水員下到冰冷的河水中尋找證據。刑偵專家徹查了森林。幾十名相關人員接受了問話，謝尼亞夫斯基的商業記錄也查了。結果還是一頭霧水。謝尼亞夫斯基夫婦是八年前結婚的，雖然有一小段時間關係出現了問題，但後來就和好了，還準備收養一個孩子。他既無外債，又無對頭，也沒有犯罪記錄。證人說他為人寬和，是個業餘吉他手，還為自己的搖滾樂隊創作音樂。「他不是那種會惹事的人，」他妻子說，「他不會傷害任何人。」
六個月後，調查被擱置了，因為「無法找到犯罪者」，這是檢察官在報告裡說的。在謝尼亞夫斯基屍體被發現的地方附近，他的家人找了一棵橡樹，在樹上掛了一個十字架。它是少數被波蘭媒體冠以「完美犯罪」的案件，至今尚未破獲。
2003年秋天的一個下午，三十八歲的弗洛茨拉夫警局警探亞採克·弗羅布萊夫斯基開啟了辦公室裡的檔案櫃，取出了一個標有「謝尼亞夫斯基」的資料夾。當時日色漸沉，局裡的大部分人很快就要回家了，外面長長的石頭走廊邊，厚重的木門一扇扇關上。這座要塞般的建築是在二十世紀初由德國人修的，當時弗洛茨拉夫還是德國的一部分。（建築地下有通往監獄和街對面法院的隧道。）弗羅布萊夫斯基喜歡在深夜工作，辦公桌上有一個咖啡壺和迷你冰箱。他的辦公室不大，跟牢房有點像，基本上就只能裝下這點私人物品了。牆上掛著幾張有整面牆那麼大的波蘭地圖，還有畫著暴露女郎的掛曆，有正式訪客時會取下來。
謝尼亞夫斯基案立案已有三年，最初是由當地警方調查的，後來才轉移到市局，由弗羅布萊夫斯基的單位負責。這起謀殺案是懸案中的懸案，深深吸引著弗羅布萊夫斯基。他身材高大，動作有些笨拙。臉粉嘟嘟、肉乎乎的，有一點啤酒肚。他上班不穿警服，而是穿著平常的寬鬆長褲和襯衫。他看起來不是很精明，而他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人們以為用不著害怕他，所以都信任他。上級都會笑話他，說他的案子都是「自行」解決的。「亞採克」（jacek）相當於英語裡的「傑克」（jack），而姓氏「wroblewski」裡的「wróbel」在英語裡就是「sparrow」，意為「麻雀」。湊在一起正好跟約翰尼·德普在《加勒比海盜》裡扮演的角色同名。弗羅布萊夫斯基對此的回應是：「我更像鷹。」
1984年，弗羅布萊夫斯基從高中畢業了。從那以後，他就在尋找自己「生命的目標」。他幹過許多工作：市政府辦事員、鎖匠、士兵、航空技師，還組織過共產黨政府的工會，與團結工會站在一起。1994年，共產黨政權下臺五年後，他加入了新近改組的警方。波蘭警官的工資當年就很低，現在也不高，新入職的年薪只有幾千美元。而弗羅布萊夫斯基還有妻子和兩個孩子需要養活。不過，這個職業確實很適合他。他擁有天主教式非黑即白的道德觀，對追捕罪犯甘之如飴。第一次拿下殺人犯後，他在辦公室的牆上掛了一對山羊角，紀念自己抓到了獵物。他還利用不多的自由時間在當地一所大學修習心理學：他想要理解罪犯的心理。
弗羅布萊夫斯基之前就聽說過謝尼亞夫斯基一案，但不是很瞭解細節，於是坐在桌前讀起了檔案。他知道，破解懸案的關鍵往往是原始檔案中被忽略的線索。他研讀了病理學家的報告和犯罪現場的照片。弗羅布萊夫斯基認為，以作案行徑之殘忍，犯人必定對謝尼亞夫斯基有著深仇大恨。此外，謝尼亞夫斯基受過拷打，身上衣物又很少，這表明他是被扒光的，目的是羞辱他。（沒有性虐的跡象。）謝尼亞夫斯基的妻子說，她丈夫總是隨身攜帶信用卡，但犯罪發生後，卡並未被盜刷——這更表明不是簡單的劫財。
弗羅布萊夫斯基閱讀了當地警方拿到的口供。謝尼亞夫斯基母親的證詞資訊量最大，她在兒子的廣告公司裡負責記賬。她說，兒子失蹤當天，一名男子在上午9:30左右給公司打了電話，說是要找他。打電話的人找得很急。「你能不能做三個標誌牌，大大的那種，第三個要跟廣告牌一樣大？」他問道。她正要追問，他就說「我不跟你說這個」，再次要求跟她兒子通話。她說他不在辦公室，但給了他謝尼亞夫斯基的手機號。對面就結束通話了。他沒有說明自己的身份，謝尼亞夫斯基的母親也認不出他的聲音，雖然她覺得此人聽起來「挺專業」。談話期間，她聽到背景裡有動靜，單調，聲音挺大。後來，她兒子回到辦公室裡，她就問是不是客戶打來的。謝尼亞夫斯基說已經安排當天下午見面了。最後一名確知謝尼亞夫斯基活著的人是大樓前臺。他說，謝尼亞夫斯基是下午四點左右離開辦公室的。他把自己的標緻留在了停車場，家人都說這很不尋常：他經常到外面去見客戶，但一般都會開自己的車去。
查過通話記錄後，調查人員發現，給謝尼亞夫斯基的電話是從同一條街上的電話亭打來的。弗羅布萊夫斯基認為，這就解釋了背景音的問題。記錄還表明，這通電話結束後不到一分鐘，同一個電話亭就撥通了謝尼亞夫斯基的手機。雖然通話令人起疑，但弗羅布萊夫斯基還不能確定打電話的人就是兇手，他同樣說不準到底有多少個人參與了這場謀殺。謝尼亞夫斯基身高超過六英尺，體重約二百磅，把這樣一個人綁起來然後棄屍，大概需要同夥。前臺說，謝尼亞夫斯基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她看見似乎有兩個男人在跟著他，雖然她也講不清楚長相細節。不管綁架者是誰，弗羅布萊夫斯基都認為，他們組織嚴密，精明敏銳。主謀——根據通話者的聲音判斷，弗羅布萊夫斯基認為是一名男性——肯定研究過謝尼亞夫斯基的行為習慣，也知道如何把他引出辦公室，或許還把他引上了一輛車。
弗羅布萊夫斯基對著材料沉思，想要找到更多的東西，但陷入了停滯。過了幾個小時，他把檔案鎖回保險櫃。但是，之後的幾天裡，他又一遍遍地把檔案拿出來，日夜參讀。他突然意識到，謝尼亞夫斯基的手機從來沒被找到。弗羅布萊夫斯基決定去找一找這部手機——當然，希望比較渺茫。波蘭在技術發展上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資金不足的警方剛剛開始採用追蹤手機和計算機通訊的先進手段。弗羅布萊夫斯基恰恰對新技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於是在局裡新招的電信專家協助下，他開始了精心的搜查。自從謝尼亞夫斯基失蹤後，他的手機就再沒有被使用過。但是，弗羅布萊夫斯基知道，手機一般都會有個廠商序列號，他的手下聯絡了謝尼亞夫斯基的妻子，她提供了包含該資訊的收據。讓弗羅布萊夫斯基驚訝的是，他和技術同事很快發現了同款：謝尼亞夫斯基失蹤四天後，拍賣網站allegro上掛出了一部序列號完全相同的手機。賣家賬號是chrisb[7]。調查人員後來瞭解到，他是一名三十歲的波蘭知識分子，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
犯罪過程規劃得如此完善，竟然會把被害人的手機掛到拍賣網站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弗羅布萊夫斯基意識到，巴拉可能是從別人那裡拿到的，在當鋪裡買到的，甚至是在大街上發現的這部手機。巴拉已經移居到了國外，見面不太方便。但是，弗羅布萊夫斯基調查此人背景時發現，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說，名叫《殺人狂》。弗羅布萊夫斯基買了一本，封面上畫著一頭超現實主義風格的山羊——這是古代的惡魔標誌。與法國小說家米歇爾·維勒貝克的作品一樣，這本書色情詭異，充斥著性虐待。主角兼敘述者是一位百無聊賴的波蘭知識分子，除了哲學玄思之外，便是飲酒和跟女人做愛。
弗羅布萊夫斯基的主要閱讀領域是歷史類書籍，他對小說的內容感到震驚：不僅腐化墮落，而且反教會的意味濃重。他注意到了一個事實：這位敘述者無緣無故就殺害了一名女情人（「我經歷了什麼？我到底做了什麼？」），而且精心隱藏痕跡，一直逍遙法外。尤其讓弗羅布萊夫斯基驚訝的是殺人手法：「我將繩索套上她的脖子。」接下來，弗羅布萊夫斯基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殺手名叫克里斯，正是作者名字克里斯蒂安的英語寫法，也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在拍賣網站上的使用者名稱。弗羅布萊夫斯基開始詳讀這本書——堅毅的警察變成了一名文學偵探。
四年之前的1999年春天，克里斯蒂安·巴拉坐在弗洛茨拉夫的一家咖啡館裡，身穿三件套正裝。他即將成為紀錄片《新生代富人》的採訪物件。這部片子的主題是乘著突然自由化的波蘭資本主義制度的東風而崛起的新一代商人的故事。巴拉當時二十六歲，入選的原因是他經營著一家工業清潔公司，使用的先進裝置來自美國。雖然巴拉為這次出鏡打扮了一番，但看上去還是更像初出茅廬的詩人，而非商界精英。他長著一雙深邃的深色眼睛，一頭濃密的棕色鬈髮，身材纖弱，長相俊俏，富有敏感氣質，朋友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愛神」。他很能抽菸，所學專業是哲學，說話像哲學教授一樣——這也是他理想的職業，過去如此，現在亦然。「我不喜歡經商。」巴拉後來對採訪者說，還說他一直「夢想走上學術道路」。
他在高中裡就是尖子生。1992至1997年本科就讀於弗洛茨拉夫大學，被認為是哲學系最聰明的學生之一。考試前一天晚上，其他學生都忙著刷題，他卻經常喝酒狂歡。第二天早晨，他才披頭散髮、酒意未消地來到考場，然後拿到全班最高分。「有一次，我跟他出去，考試差點掛掉。」他的前同班同學和好友洛塔爾·拉辛斯基回憶道，他目前在弗洛茨拉夫的另一所大學教授哲學。貝婭塔·謝羅茨卡是巴拉當年的一位哲學教授，她說巴拉對學習孜孜不倦，而且有一顆「好奇的、叛逆的頭腦」。
巴拉當時經常同父母住在弗洛茨拉夫城外的一座小鎮，霍伊諾夫。他往家裡搬了無數哲學書，過道里、地下室裡全都是。波蘭的哲學系長期被馬克思主義把持。與自由主義一樣，它植根於啟蒙時代的理性觀念，致力於追索普世真理。然而，巴拉感興趣的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激進思想，後者認為，語言就像象棋一樣，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巴拉經常稱維特根斯坦為「我的導師」。他還著迷於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兩個著名論斷：「世上沒有事實，只有詮釋」和「真理是讓人們忘記它們是虛幻的虛幻。」
在巴拉看來，這種顛覆性的觀念在蘇聯轟然倒下後有著特別的意義。在紅色帝國中，語言和事實曾被任意操縱，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歷史觀。「共產主義的終結標誌著一種偉大元敘事的終結。」巴拉後來這樣對我說，改寫自後現代思想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的一句話。巴拉曾在一封給朋友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好好讀維特根斯坦和尼采！各讀二十遍！」
巴拉的父親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名建築工人兼計程車司機（「我沒受過什麼教育，頭腦很簡單。」），對兒子的學術成就充滿驕傲。不過，他偶爾還是想把克里斯蒂安的書扔掉，逼著他「跟我在園子裡種地」。斯坦尼斯拉夫有時在法國工作。夏天的時候，克里斯蒂安經常跟父親一起去掙學費。「他帶的箱子裡全是書，」斯坦尼斯拉夫回憶道，「他白天工作，晚上學習。我以前跟他開玩笑，說他從書裡讀到的法國比用眼睛看到的還多。」
那個時候，巴拉迷戀上了雅克·德里達、米歇爾·福柯等法國後現代思想家。他對德里達的一個想法特別感興趣：不穩定的語言無法確定任何絕對真理，而且人類身份本身也是語言鍛造的產物。巴拉寫過一篇關於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的論文。羅蒂的一個著名論斷是：「令他人信服的偽裝便是一個人的真實面貌本身。」
巴拉對這些思想家的接受方式是「六經注我」：這裡吸取一點，那裡吸收一些，充斥著扭曲、轉向和打亂，直到形成自己的一套激進哲學。出於自娛的目的，他開始編造關於自己的神話——巴黎冒險記、同學羅曼史——而且努力讓朋友們信以為真。「他會講這些關於自己的荒誕不經的故事，」拉辛斯基說，「他告訴一個人，那個人又跟別人講，這件事就變成真的了。它存在於語言之中。」他又補充道：「克里斯蒂安甚至自己造了個詞，叫‘神話創作’。」沒過多久，朋友們就難以辨別哪個是真實的他，哪個是他發明的他了。在一封給朋友的電子郵件中，巴拉寫道：「我要是寫了自傳，裡面肯定全是神話！」
巴拉將自己描述成了一名頑童，追尋著福柯所謂的「極限體驗」：他想要擴充套件語言和人類存在的邊界，打破他心目中西方社會偽善的、壓迫性的「真理」，包括對性和毒品的禁忌。福柯本人就沉迷於同性間的虐戀。巴拉如飢似渴地閱讀著這三個人的著作：喬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薩德侯爵。巴塔耶發誓要「暴力地反對一切制度」，一度考慮過實行人牲。巴勒斯則要用語言「消除語言」。薩德侯爵更是疾呼「人啊！難道善惡要由你來決斷嗎？」，巴拉大肆吹噓自己醉遊妓院、屈服於肉慾的經歷。他告訴朋友們，他厭惡「常規」，「無所不能為」。他還堅持說：「我不會長壽，但一定會怒放！」
有些人覺得這種宣言是幼稚的，甚至是荒謬的，其他人則被深深地迷住了。「有傳言說，沒有女人能抗拒他。」他的一個朋友回憶道。跟他最親近的人都認為，他的故事不過是頑皮的虛構。之前教過他的謝羅茨卡說，現實中的巴拉總是「和善，勤奮，有活力，守規矩」的。他的朋友拉辛斯基說：「克里斯蒂安喜歡尼采的超人觀，但是任何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他的語言遊戲一樣，他只是在玩玩罷了。」
1995年，巴拉厭倦了年少輕狂的姿態，於是跟高中時的女友斯坦尼斯拉娃結婚了。他管妻子叫「斯塔莎」，她高中就輟學了，現在在幹文秘工作，對語言或者哲學沒有什麼興趣。巴拉的母親反對這段姻緣，認為斯塔莎不適合自己的兒子。「我覺得他至少應該等到畢業。」她說。但是，巴拉堅持說自己想要照顧一直深愛自己的斯塔莎。1997年，兩人的兒子卡斯帕勒出生了。同年，巴拉以滿分的成績大學畢業，開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雖然他拿到了全額獎學金，但還是要努力養家，很快就放棄學業，開了清潔公司。在講述波蘭新生代商人的紀錄片中，巴拉說：「現實來到面前，狠狠踢了我的屁股。」他帶著屈服的意味說道：「我曾經想在牆上塗鴉，現在卻要努力清理塗鴉。」
他並不是個好商人。同事們說，他有了錢就會花掉，不會投到公司業務上。2000年，他申請了破產，婚姻也破裂了。「主要就是女人的問題，」他妻子後來說，「我知道他有情況。」斯塔莎離開後，他似乎心灰意冷，離開了波蘭，先是去了美國，後來在亞洲落腳，以教英語和潛水為生。
他開始傾力創作《殺人狂》。這本書凝聚了他的所有哲學執念，情節效仿《罪與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拉斯科利尼科夫堅信自己是優越的，正義出於己心，謀殺了一名罪惡的當鋪老闆。「上千件善行難道抵不過一件小小的罪行嗎？」拉斯科利尼科夫問。如果說，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弗蘭肯斯坦式的現代惡魔，那麼《殺人狂》的主角克里斯就是一名後現代的惡魔。在他看來，不僅神聖不存在（「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看看精液與血液在一起的模樣吧」），連真理也不存在（「真理在被敘事置換」）。書中的一名角色承認，他不知道克里斯構建出的人格中哪一個是真實的，而克里斯卻說：「我很善於撒謊，因為我相信自己的謊言。」
克里斯不受任何意義上的真理約束——道德、科學、歷史、傳記、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歡之路。妻子當場抓到克里斯和她最好的朋友做愛後便離開了他。（他說自己至少「剝除了她的臆想」。）從此之後，他與一個又一個女人上床，從麻木到性虐。他將常規倒轉了過來，專找醜女，認為她們「更真實，更鮮活，更可觸控」。他酗酒，他滿嘴髒話，用書中一名角色的話說，他鐵了心要玷汙語言，要「史無前例地讓語言汙穢」。他嘲笑傳統的哲學家，褻瀆天主教會。有一次，他跟朋友喝醉了，便從教堂裡偷了一座聖安東尼的雕像。聖安東尼是一位埃及的基督教聖徒，生活在與世隔絕的沙漠中，與魔鬼的誘惑戰鬥，讓福柯產生了濃厚興趣。（福柯描寫了聖安東尼求助於《聖經》來抵擋惡魔，卻看到猶太人屠殺敵人的經文。他寫道，「邪惡並不體現在人類個體之中」，而是「存在於語詞之中」，哪怕是一本救贖之書也會開啟「地獄之門」。）
最後，克里斯將終極的道德真理棄絕，殺害了女友瑪麗。「我拉緊了套在她脖子上的繩索，用一隻手拽住她，」他說道，「另一隻手拿刀，捅進她左乳下方……一切都被鮮血覆蓋了。」接著，他在她身上射精了。談到殺戮，他用一種扭曲的方式呼應了維特根斯坦「某些行為是不可言喻的」這一觀念。他說：「沒有喧鬧，沒有詞語，沒有動作。完全的沉默。」
在《罪與罰》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承認了自己的罪，併為之受罰，同時由於索尼婭的愛，他又得到了救贖，在她的引領下回到了前現代的基督教秩序。但是，克里斯從來沒有摘下他所謂的「沉默的白手套」，而他也從沒有受到懲罰。（「謀殺無痕。」他宣佈。）他的妻子也叫索尼婭——這並非偶然——從未回到他身邊。
《殺人狂》的風格和結構衍生自眾多後現代小說，這又加強了他的一個觀念：真理是虛幻的——畢竟，除了謊言和神話創作，小說還是什麼呢？巴拉的敘事者經常會提醒讀者，他正在被一部虛構作品所引誘。「我要開始講我的故事了，」克里斯說，「我會盡量不讓你感到厭倦。」在另一段典型的虛實相間的話中，克里斯說，他在讀一本書，主題是揹負著「罪惡感」的年輕作者的狂躁反叛——也就是說，情節與《殺人狂》一樣。
在整本書中，巴拉玩弄著語詞，只是為了突出語詞的變動不居。有一章的題目叫「screwdriver」，同時指向三樣東西：螺絲刀、螺絲起子雞尾酒和一種性愛體位。克里斯殺死瑪麗時的情景也透著語言遊戲的意味。「我把刀和繩索從床下拿了出來，就像要開始給孩子讀童話故事時似的，」克里斯說，「接著，我開始展開這條繩索的寓言，為了讓故事更有趣，還把它打成了結。這個過程用了兩百萬年的時光。」
2002年年底，巴拉寫完了。克里斯的生平和他本人的有些類似，模糊了作者與敘述者的界線。他甚至把書的部分章節貼到了一個名叫「殺人狂」的部落格上，與讀者討論時，他用的名字就是「克里斯」，彷彿他就是書中的角色。小說於2003年出版，之後一名採訪者問他：「有些人寫作只是為了釋放他們的……海德先生，也就是人格中的陰暗面——你贊同這個觀點嗎？」巴拉打了個哈哈：「我知道你想要什麼，但我不予置評。或許克里斯蒂安·巴拉是克里斯的造物……而不是相反。」
波蘭書店裡難覓《殺人狂》的蹤影，它驚世駭俗的內容是一部分原因。即使書店裡有，也會放在書架最頂上，小孩子夠不到的地方。（本書尚無英文版。）在網際網路上，《殺人狂》獲得了少量好評。「波蘭文學裡從未有過這樣的書。」一人寫道，還說它「現實得令人癱瘓，低俗得完全徹底，充斥著偏執狂與譫妄的畫面。」還有人說它是「一部虛構的傑作」。然而，大部分讀者都認為它「完全沒有文學性」，用一份主流波蘭報紙的話說。連巴拉的一個朋友也將其斥為「垃圾」。哲學教授謝羅茨卡把書翻開時，不禁為其粗鄙的語言感到震驚，與巴拉上大學時富有智慧、清晰明快的文字截然相反。「我實在覺得不堪卒讀。」她說。巴拉的一位前女友後來說：「我被嚇到了，他以前不會這樣說話。他從來沒有這麼粗鄙汙穢地對待過我。我們的性生活很正常。」
巴拉的許多朋友認為，他想要在虛構裡完成自己在現實中從沒做過的事：打破一切禁忌。《殺人狂》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巴拉說：「我寫這本書是不顧及任何世俗之見的……一般讀者只會對幾處富有畫面感的、暴烈的性愛描寫感興趣。但是，如果真的讀進去了，他就會發現，這些場景是為了喚醒讀者……向他們展示這個世界是多麼糟糕、貧乏、偽善。」
按照巴拉自己的估計，《殺人狂》只賣出了幾千冊。但是，他自信這本書終會成為文學鉅著。「我真的認為，有一天我的書會被賞識，」他說，「歷史告訴我們，有些藝術作品要沉寂多年才會得到認可。」
這本書至少在一個方面成功了。克里斯筆下的毛骨悚然是那麼真切，我們很難相信，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他怎麼可能創作得出這樣的人物。他和他的人物真的難以分辨了。在巴拉的網站上，讀者們評論說他和他的作品「獵奇」「性別歧視」「變態」。在2003年6月的一次網上聊天中，巴拉的朋友對他說，他的書讓讀者對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巴拉安慰她說，書全是虛構的，她卻堅持認為，克里斯的狂想一定是「你的想法」。巴拉被激怒了。他說，只有傻瓜才會相信。
研讀《殺人狂》的過程中，弗羅布萊夫斯基警探在多個段落下畫了線。乍看起來，瑪麗與謝尼亞夫斯基之死沒有多少相似的細節。最明顯的是，書中的被害人是女性，而且與殺人者是多年的朋友。雖然瑪麗脖子上也套著繩索，但她還被一把日本刀捅了，而謝尼亞夫斯基並沒有。然而，書中的一個細節讓弗羅布萊夫斯基打了個寒顫：克里斯說，殺人之後，「我把日本刀在網上拍賣了」。謝尼亞夫斯基的手機也被賣到了網上（該細節警方從未公佈），這點相似太過離奇，似乎不可能是巧合。
在《殺人狂》中，克里斯曾暗示他還殺過一個男人。對於他無止休的神話創作，一名女友提出了質疑，於是他說：「我的哪個故事你不信呢——我的電臺破產了，還是我十年前殺了一個對我動手動腳的男人？」他又說到謀殺：「每個人都認為它是一則寓言。也許這樣更好吧。可惡。我有時候都不信我自己了。」
弗羅布萊夫斯基對後現代主義、語言遊戲一無所知。對他來說，事實就像子彈一樣堅實。要麼殺了人，要麼沒殺。他的職責就是得出符合邏輯的證據鏈，揭示不容辯駁的真相。但是，弗羅布萊夫斯基還認為，要想抓住殺人兇手，你必須理解他是由何種社會、心理力量塑造而成的。那麼，如果巴拉殺害或參與殺害了謝尼亞夫斯基——弗羅布萊夫斯基現在高度懷疑這就是真相——那麼，實證主義者弗羅布萊夫斯基就必須變成一名後現代主義者。
弗羅布萊夫斯基幹了一件讓隊裡同事吃驚的事：他把這本小說影印了幾份，然後發給了他們。每人分到了一章去「詮釋」：努力找到線索、暗號、與現實的相似之處。巴拉現居國外，因此弗羅布萊夫斯基讓同事們切勿打草驚蛇。弗羅布萊夫斯基知道，除非巴拉如往常一樣定期回國探親，否則波蘭警方几乎不可能拘捕他。至少就目前來說，警方不能找巴拉的親友問話。弗羅布萊夫斯基及其同事採取了另一種方法：訊問跟巴拉關係較遠的人，結合公開資訊，構造出嫌疑人的概況，再跟小說裡克里斯的形象進行比對。弗羅布萊夫斯基心裡有一本賬：巴拉和他創作的文學人物都沉迷哲學，都被妻子拋棄，公司都破產了，都周遊世界，而且都酗酒。弗羅布萊夫斯基發現巴拉被警方拘留過一次，拿到報告以後，他覺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讀過。當時和巴拉一起被拘留的還有他的朋友，帕維烏。帕維烏後來在法庭上說：「那天傍晚，克里斯蒂安拿著一瓶酒來找我。我們就開始喝了，一直喝到天亮。」帕維烏接著說：「酒喝完了，我們就去店裡再買。買完回來路過一間教堂，當時就生髮了一個蠢念頭。」
「什麼念頭？」法官問他。
「我們進了教堂，看見聖安東尼的雕像，然後就拿走了。」
「為什麼？」法官又問。
「這個，我們想再找個人陪著喝。克里斯蒂安後來說，我們當時是昏了頭。」
在小說裡，警方抓到克里斯和朋友在聖安東尼雕像旁喝酒時，克里斯說：「他們說要把我們關進監獄！我無言以對……我不喜歡罪犯，但自己卻成了罪犯。我幹過比這壞得多的事，卻從沒有過任何後果。」
弗羅布萊夫斯基開始將《殺人狂》描述為犯罪的「路線圖」，但部分官員表示反對，認為他把調查方向帶偏了。警方請了一名犯罪心理學家來分析克里斯的性格，以便更深入地瞭解巴拉。在報告中，心理學家寫道：「克里斯是自我中心型人格，有著遠大的智識抱負。基於他所受的教育和高智商，他將自己視為擁有獨特哲學思想的知識分子。他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了精神失常的特徵。他在挑戰極限，看是否能夠踐行……自己的性虐幻想。他不尊重其他人，認為他們在智力上比自己低階，為了私慾而操縱他們，並以享樂主義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性慾望。如果這樣的人物是真實的——是真人——那麼他的人格可能就是由一種高度不現實的自我價值認知塑造而成的，也可能是……心理創傷和作為男性的不安全感的結果……與父母的病態關係或不可接受的同性傾向。」這名心理學家承認巴拉與克里斯之間的關聯，例如都離過婚，都對哲學感興趣。但是，她也提醒了一點：這種重疊「在小說家中司空見慣」。她還提出警告說：「根據創作的人物來分析作者的情況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弗羅布萊夫斯基知道，小說情節本身不能成為證據，要得到現實中的印證才可以。然而，他目前只有一樣巴拉與被害人之間關係的具體證據：手機。2002年2月，波蘭電視節目《997》播出了關於謝尼亞夫斯基被害一案的短片。這是一檔邀請公眾參與破案的節目，相當於美國的《全國通緝》節目，997是波蘭的緊急報警電話號碼。後來，該節目網站上登出了該案的調查進展並徵求線索。弗羅布萊夫斯基和同事們小心地分析著回覆。幾年以來，網頁點選量已經達到了數百，訪問者遠至日本、韓國和美國。然而，警方依然沒有發現任何有用的線索。
在調查巴拉在網上是否用chrisb[7]的身份買賣過其他物品時，弗羅布萊夫斯基和電信專家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2000年10月17日，也就是謝尼亞夫斯基被綁架一個月前，巴拉在allegro網站上點選過一本警用手冊，名為《絞殺：意外、自殺與他殺》。「絞殺成年、清醒、健康、強壯的人是極端困難的，即使多人同謀。」手冊中寫道。書中還描述了各種製作繩套的方法。巴拉沒有在allegro上下單，也不清楚他是否從別處獲得了這本書。但是，在弗羅布萊夫斯基看來，查詢此類資訊這一事實，就足以表明他是有預謀的。然而，弗羅布萊夫斯基知道，他現在只有旁證，要想定巴拉的謀殺罪，他還需要別的東西：認罪口供。
巴拉常年旅居國外，依靠給旅行雜誌供稿、教授英語和潛水為生。2005年1月，他正在密克羅尼西亞旅遊，期間給朋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我正在從天堂給你寫信。」
當年秋季，弗羅布萊夫斯基終於得知巴拉要回國了。
「大約下午2:30，我從霍伊諾夫市萊格尼茨卡的一家藥店裡出來，三個男人襲擊了我，」這是巴拉後來的一份陳述，講的是他2005年9月5日經歷的事，他當時剛回家不久，「一個人把我的雙手扭到背後；另一個抓住我的喉嚨。我說不出話，連氣都快喘不上了。同時，第三個人給我戴上了手銬。」
巴拉說，三名襲擊者又高又壯，留著平頭。他們沒說自己的身份或目的，而是把他押進了一輛深綠色的車，還拿黑塑膠袋套在他頭上。「我什麼都看不見，」巴拉說，「他們命令我臉朝下趴在地上。」
巴拉說，襲擊者一邊打他一邊吼道：「你個變態！狗孃養的！」他祈求他們放了他，不要傷害他。接著，他聽到一個人在電話裡講：「頭兒！我們抓住這個混蛋了！是，他活著。現在怎麼辦？到集合點？」那人繼續說：「錢呢？今天能拿到嗎？」
巴拉說，他當時以為這幫人是因為他旅居國外，又薄有文名，所以覺得他有錢，綁架他是為了要贖金。「我跟他們解釋說自己沒錢。」巴拉說。但是，他話說得越多，被打得就越狠。
車最後停了下來，看樣子是在樹林裡。「挖個坑把這混蛋埋了吧。」一個人說。巴拉掙扎著透過塑膠袋呼吸。「我覺得自己的性命就要交代在這裡了，但是他們突然回到車上，開走了。」他說。
過了很長時間，車又停了，三人把他扔出了車外，弄到了一座房子裡。「我沒聽見門開關的聲音，但是沒有風也沒有陽光，所以我覺得是已經進去了。」巴拉說。他們威脅他，說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條，然後把他帶到了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裡，把他的衣服扒光，不給吃的，拳打腳踢，開始審訊。巴拉說，他這時才意識到自己是被警方拘禁了，是一個名叫傑克·斯帕羅的人帶他過來的。
「全都是假的，」弗羅布萊夫斯基後來告訴我，「我們是按照法律走的標準流程。」
弗羅布萊夫斯基和其他警官說，他們在藥店旁拘捕巴拉時沒有使用暴力，然後開車去了弗洛茨拉夫市警察局。弗羅布萊夫斯基和巴拉在狹小的辦公室裡面對面坐著，頭頂的燈泡散發著微弱的光芒。巴拉在牆上看到了那對山羊角，竟和他的小書封面肖似。巴拉看上去溫文爾雅，但是弗羅布萊夫斯基想起了《殺人狂》中克里斯的一段話：「人們能想象耶穌能把尿液變成啤酒，卻想象不到我這樣的人可以把剁成肉醬的混蛋送下地獄。」
起初，弗羅布萊夫斯基沒有談謀殺的事，而是問巴拉公司辦得怎麼樣、人際關係如何等題外話，隱藏警方已知的案件資訊——這是審問者最大的優勢。等到弗羅布萊夫斯基終於問到他殺人的事時，巴拉似乎很糊塗。「我不認識達留什·謝尼亞夫斯基，」他說，「我對這起殺人案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