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羅布萊夫斯基追問了若干《殺人狂》裡的有趣細節。巴拉後來對我說：「真是瘋了。他把那本書當成了我的文學自傳。他肯定讀了有一百遍，全都記在了心裡。」弗羅布萊夫斯基提到了小說中的幾處「事實」，比如盜走聖安東尼雕像，這時巴拉承認有些內容確實取材於自己的生活。用巴拉自己的話說：「沒錯，我是這麼做了。你能舉出哪個作家沒有這麼做過嗎？」
接著，弗羅布萊夫斯基甩出了自己的王牌：手機。巴拉是怎麼拿到的？他說自己記不得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他又說肯定是從當鋪裡買的，之前就買過好幾樣東西。他同意上測謊儀。
問題是弗羅布萊夫斯基協助準備的。操作員問道：
達留什·謝尼亞夫斯基死前不久，你知道這件事會發生嗎？
殺害他的人是你嗎？
你知道誰殺了他嗎？
你當時認識謝尼亞夫斯基嗎？
你當時在謝尼亞夫斯基被綁架的地方嗎？
巴拉對每個問題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似乎會定期放慢呼吸，就像潛水員一樣。操作員懷疑他可能試圖操縱測試結果。在有些問題上，操作員認為他可能在撒謊，但總體上沒有得出確鑿的結果。
在波蘭，嫌疑人被拘留四十八小時後，當事檢察官須向法官提交證據和指控，否則警方必須放人。不利於巴拉的證據依然薄弱。弗羅布萊夫斯基和警方只有四個證據：1.那部手機，而且可能確實是從當鋪裡買到的，如巴拉所說。2.測謊儀的模糊結果，這種測試是出了名地不可靠。3.一本關於絞殺的書，巴拉可能根本就沒買過。4.某些或許嵌在小說裡的線索。弗羅布萊夫斯基找不到作案動機，更拿不到口供。於是，當局只能指控巴拉販賣失竊物品罪（謝尼亞夫斯基的手機），以及在一件無關的商業活動中行賄，這是弗羅布萊夫斯基在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的。弗羅布萊夫斯基知道，兩者都能讓巴拉入獄。雖然巴拉不得離境且須銷燬護照，但在其他方面都是自由人。「我花了兩年時間來破案，現在卻毀於一旦。」弗羅布萊夫斯基回憶道。
後來，弗羅布萊夫斯基在翻閱巴拉的護照時注意到，上面有日本、韓國和美國的簽證。他想到《997》節目網站上的文章有這三個國家的人點選，當時讓調查人員感到頗為不解。為何那麼遠的地方會有人關心波蘭的謀殺案？弗羅布萊夫斯基比對了巴拉在每個國家的時間，以及頁面訪問的時間。日期都對得上。
與此同時，巴拉案也鬧得滿城風雨。弗羅布萊夫斯基在繼續調查命案的同時，巴拉向當局正式提交了投訴，說自己遭受了綁架和虐待。巴拉對朋友拉辛斯基說，他因為自己的藝術而受到了迫害。拉辛斯基並不相信。「我覺得他只是在為下一部小說做準備，試驗某種瘋狂的想法。」他回憶道。不久之後，弗羅布萊夫斯基就找來拉辛斯基，詢問他朋友的事情。「我那時才意識到，克里斯蒂安說的是真話。」拉辛斯基說。
弗羅布萊夫斯基開始盤問他關於《殺人狂》的事情時，拉辛斯基感到了震驚。「我告訴他，雖然在有些情節中我能看到現實生活的影子，但在我看來，這本書純粹是藝術虛構，」拉辛斯基說，「真是瘋了。你不能根據某個人寫的小說來定他的罪。」貝婭塔·謝羅茨卡是巴拉當年的哲學教授，也被叫去問話了。她說，自己感覺在被「文學理論家」審訊。
隨著案件調查民怨日沸，巴拉的前女友丹尼斯·萊因哈特為他成立了一個辯護委員會。萊因哈特是一名美國戲劇導演，在2001年留學波蘭期間結識巴拉，後來一起去過韓國和美國。萊因哈特在網上發起了聲援運動，她寫道：「克里斯蒂安是哲學小說《殺人狂》的作者。書中包含大量刺激性的語言和內容，還有多處可能被視為反對天主教會與波蘭傳統的隱喻。在殘酷的審訊過程中，他們無數次提到這本書，並將其引為罪證。」
辯護委員會給案子貼上了「sprawaabsurd」的標籤，意思是「荒謬案件」，聯絡了多家人權組織和國際筆會。不久，波蘭司法部就被全球各地為巴拉申訴的信件淹沒了。一封信中說：「巴拉先生應當享有《聯合國人權宣言》第十九款中規定的言論自由權……我們敦請從速徹查他被綁架和拘禁一事，並將相關人員繩之以法。」
巴拉用並不純熟的英語向辯護委員會發出了多份言辭激烈的簡報，由後者集合整理後公之於眾。在2005年9月13日的簡報中，巴拉發出警告，說他已經被「盯梢」了。他還說：「我要你們知道，我將奮戰到底。」第二天，他說到了弗羅布萊夫斯基和警方：「他們毀了我的家庭生活。我們在家裡再也不敢大聲說話，再也不能自由上網，再也不能無所顧忌地打電話了。我的母親在服用鎮靜劑，否則就會因為這荒謬的指控而瘋掉。我的老父親每天抽五十根香菸，我每天三包。我們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害怕走出家門。家裡養的狗叫一聲，我們就要嚇一跳。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會有誰過來。這是恐怖活動！十足的恐怖活動！」
與此同時，波蘭當局也對巴拉宣稱遭受虐待一事發起了內部調查。2006年初，經過數月的努力，調查者宣佈沒有發現正面證據。他們堅持認為，巴拉的故事是純粹的神話創作。
「我已經感染了你，」克里斯在《殺人狂》的開頭便警告讀者，「你們擺脫不了我。」小說中的一個謎語讓弗羅布萊夫斯基百思不得其解，他認為這是破案的關鍵。書中的一名角色問克里斯：「誰是盲人中的獨眼人？」這句話出自荷蘭神學家、古典學家伊拉斯謨（1469-1536），他當時說的是：「在盲人的國度裡，獨眼人便是國王。」弗羅布萊夫斯基在思索，《殺人狂》裡誰是這個獨眼人呢？盲人又是誰呢？在小說的最後一行，克里斯突然說他解出了謎語。他解釋道：「是被盲目的嫉妒殺害的人。」但是，這句突兀的話實在難以理解。
一種基於《殺人狂》的假說是，巴拉在殺害謝尼亞夫斯基之前，兩人有著同性關係。在小說中，克里斯最親密的朋友向他坦白了自己是個同性戀，克里斯就說，自己心裡有一個部分想要「用繩子勒死他」，然後「在冰封的河上鑿一個洞，把他沉進去」。這個推論不無疑點。弗羅布萊夫斯基認真調查過謝尼亞夫斯基的背景，完全沒有同性戀的跡象。
另一個假設是，這次謀殺是巴拉扭曲的哲學登峰造極的產物：他是後現代的內森·利奧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兩名天資聰穎的學生，沉迷於尼采哲學，於是殺害了一名十四歲男童，想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美犯罪，能不能成為超人。兩人被判無期徒刑。在庭審中，為他們辯護的是傳奇律師克拉倫斯·達洛，他不希望兩人被判死刑。達洛這樣描述利奧波德：「這是一位十六七歲，沉迷上述學說的少年。對他來說，尼采學說不只是無關緊要的哲學觀點，而是他的生命。」他在總結中說道：「一個人認真對待了尼采哲學，並按照它來生活，這難道有什麼值得譴責的地方嗎？……僅僅因為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在大學裡學到的哲學思想，我們便要絞死他，這是不公正的。」
在《殺人狂》中，克里斯顯然想要成為後現代的「超人」，大談自己的「權力意志」，堅持認為「不能殺人的不配生存」。然而，這些情懷並不能完全解釋小說裡的一個神秘人，那個克里斯自稱對他「動手動腳」的男人。克里斯暗示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時，用語頗具挑逗意味：「或許他也沒幹什麼罪大惡極的事，但最邪惡的惡魔恰恰存在於微不足道的細節裡。」如果說，在巴拉自己看來，他的哲學能讓他心安理得地打破一切道德約束，包括不得殺人，那麼，上面的段落則表明，還有另外的動機，他與被害人之間存在深切的、私密的聯絡。這從作案手段的殘忍中也能發現端倪。既然巴拉已經不能離開波蘭，弗羅布萊夫斯基及其團隊就開始訊問嫌疑人的家人親友了。
許多接受訊問的人都覺得巴拉很好。他的一名前女友說，他是個「聰明、有趣的男人」。巴拉以前在波蘭的一所英語培訓學校工作過，不久前獲得了這家單位的推薦信，信中稱他「聰慧」「富有好奇心」「易於相處」，還稱讚了他的「強烈幽默感」。推薦信末尾說：「在此，我毫無保留地大力推薦克里斯蒂安·巴拉承擔任何涉及兒童教學的崗位。」
然而，隨著弗羅布萊夫斯基和同事們深入尋找「細節中的惡魔」，巴拉生活中的陰暗面逐漸浮現出來，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公司倒閉了，婚姻破裂了，謝尼亞夫斯基也被殺了。巴拉的一名朋友回憶道，他一度「行為粗野下流，總想要把衣服脫掉，展現自己的男性氣概」。他家僱的保姆說，他的酗酒越發嚴重，行為也越發失控。她說他總是譴責妻子斯塔莎，朝她大喊大叫，說她「跟別的男人睡覺，搞婚外情」。
2000年巴拉與妻子分居後，多人稱他對她依然有佔有慾。他有一個朋友說他是「威權主義」，還說他「繼續控制斯塔莎，查她的手機」。2000年的跨年派對上，謝尼亞夫斯基的屍體被發現幾周後，巴拉認為一名調酒師在追求妻子，按照一名目擊者的說法，然後他就「抓狂了」。巴拉尖叫道，他遲早會收拾這個調酒師，還說他之前「處理過一個這樣的傢伙」。當時，斯塔莎和朋友都覺得是酒後狂言，沒當回事。即便如此，巴拉還是靠五個人才被制服，其中一人告訴警察：「他就跟殺人狂似的。」
就在弗羅布萊夫斯基和手下試圖確定作案動機時，其他同事幫他們查了謝尼亞夫斯基失蹤當天的兩通可疑電話，一通打給他的辦公室，一通打給他的手機，都是用公用電話卡打的。每張電話卡都有唯一的編號，每次使用時，髮卡公司都會有記錄。放走巴拉後不久，負責謝尼亞夫斯基案的電信專家就查到了電話卡的編號。掌握這一資訊後，警方就能追蹤用這張卡撥打的每一個電話號碼。在三個月的使用時間裡，該卡共撥打了三十二通電話，包括巴拉的父母、女友、幾名朋友和一名商業夥伴。「真相越來越清晰了。」弗羅布萊夫斯基說。
弗羅布萊夫斯基及其團隊很快發現了被害人與嫌疑人的另一重聯絡。斯塔莎的朋友，瑪爾戈扎塔·德羅斯特扎烏對警方說，2000年夏天，她跟斯塔莎去了弗洛茨拉夫的「瘋馬」夜總會。德羅斯特扎烏跳舞的時候，看見斯塔莎在跟一個長頭髮、藍眼睛的男人說話。她在城裡見過這個人，他叫達留什·謝尼亞夫斯基。
弗羅布萊夫斯基還有最後一個人要問話：斯塔莎。但是，她一直拒絕合作。也許是因為害怕前夫。也許是因為她聽信了巴拉遭受警方迫害的說辭。抑或是她害怕有一天要告訴兒子：她出賣了他的父親。
弗羅布萊夫斯基和手下又去找了斯塔莎，這一次給她看了《殺人狂》的幾個片段。這本書是兩人分開後出版的，她從來沒認真看過。波蘭警方稱，斯塔莎看了關於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婭的幾段，發覺她與自己實在太相似了，這才同意開口。
她承認自己在「瘋馬」夜總會見過謝尼亞夫斯基。「我點了薯條，就問吧檯旁邊的人薯條炸好了沒有，」斯塔莎回憶道，「這個人就是達留什。」她說，兩人說了一晚上話，謝尼亞夫斯基給了她自己的電話號碼。後來，他們約會了一次，還開了房。但是，還沒等兩人發生什麼，謝尼亞夫斯基就承認自己有家室，而她也就離開了。「我知道被丈夫背叛的妻子是什麼感覺，所以我不會這樣對待另一個女人。」斯塔莎說。謝尼亞夫斯基的婚姻問題很快就過去了，他和斯塔莎再也沒一起出去過。
她與謝尼亞夫斯基約會幾周後，斯塔莎說，巴拉醉醺醺地來到她家，脾氣很大，要求她承認跟謝尼亞夫斯基有外遇。他闖進大門，還動手打了她。他喊道，他僱了一個私家偵探，什麼都知道。「他還說自己去過達留什的辦公室，跟我描述了辦公室的樣子，」斯塔莎回憶道，「接著，他說知道我們去了哪家賓館，進了幾號房間。」
斯塔莎說，後來她知道謝尼亞夫斯基失蹤了，就問巴拉跟他有沒有關係，他說沒有。她相信巴拉雖然行為粗暴，但肯定不會殺人，也就把事情放過去了。
弗羅布萊夫斯基第一次感到明白了《殺人狂》的最後一句話：「是被盲目的忌妒殺害的人。」
2007年2月22日，巴拉受審第一天，旁聽者紛紛湧入弗洛茨拉夫法院。旁聽者裡有哲學家，他們爭論著後現代主義的後果；有年輕的律師，他們希望瞭解警察局的最新偵查技術；還有記者們，他們想要記下每一個撩人的細節。「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殺人本身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先殺人，然後寫進小說裡，這肯定能上頭條。」羅茲的一份週刊angora的頭版文章中寫道。
莉迪亞·霍延斯卡法官坐在審判庭最高的位置，身下是波蘭的白鷹國徽。根據波蘭法律，陪審團由主審法官、另一名法官和三名波蘭公民組成。被告和檢方分別坐在兩張樸素的木椅上，檢察官旁邊坐著謝尼亞夫斯基的遺孀和兒子。聽眾坐在房間後部，最後一排坐著一名敦實的女人，留著紅色短髮，看上去很緊張，彷彿危在旦夕的是她一樣。她是巴拉的母親特蕾莎；他的父親因憂心過度，沒有出席。
似乎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對準了房間中部的一個籠子，它有近九英尺高，二十英尺長，安著粗重的金屬欄杆，就像動物園裡的那種一樣。籠子中間站著一個身穿正裝的男人，透過眼鏡平靜地看著外面。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他最多會被判處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審判的前提是：真相是可以獲知的。然而，正如作家珍妮特·馬爾科姆所說，它也是「兩種對立敘事」對抗的戰場：「勝利者屬於能夠經受住證據考驗的故事。」在此案中，檢方提出的敘事與《殺人狂》很像：巴拉與他的另一個自我克里斯一樣，都是墮落的享樂主義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條的約束，並在嫉妒的怒火中將人殺害。檢方首先舉出了巴拉電腦裡的檔案，是搜查他父母家時查獲的。在一個加了密碼「amok」的檔案裡，巴拉鉅細靡遺地列舉了與七十多名女性的性交經歷，包括：他的妻子斯塔莎；一名「又老又胖」的離婚表姐；一位朋友的母親，描述是「歲數很大，行為很野」；一名俄羅斯「妓女，地點：一輛老式汽車」。檢方還呈遞了多封電子郵件，其中巴拉的用語和克里斯如出一轍，多有淫語或暗語，比如「愉悅果汁」（joyjuices）、「憂鬱夫人」（madamemelancholy）。在一封發給斯塔莎的怒氣衝衝的郵件中，巴拉寫道：「生活不只是性交，親愛的」——與克里斯的疾呼「性交不是世界的目的，瑪麗」頗為相似。一名心理學家的證詞中寫道，「每個作者都會把自己的一部分個性代入到藝術創作中」，而且克里斯和被告都有「性虐待」的人格。
在整個過程中，巴拉都坐在籠中，或記錄庭審過程，或饒有趣味地觀察聽眾。有時，他似乎對「真理可以被認清」這條前提發起了挑戰。根據波蘭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證人提問，巴拉迫不及待地利用了這條權利。他的質問富有學者氣息，經常讓證詞顯得如德里達所說的那樣不穩定。他的一名前女友做證說，喝醉的巴拉曾來到她家陽臺，好像馬上就要自殺似的。他問她，她的話會不會有多種解釋方式。「我們能不能說這是一個語義問題——對‘自殺’一詞的誤用？」他問道。
但是，隨著庭審的進行，反對他的證據越來越多，這位後現代主義者也越發朝著實證主義者的方向發展，絕望地試圖說明檢方證據鏈中的漏洞。巴拉指出，沒有人曾看到他綁架、殺害謝尼亞夫斯基，或者將其沉入水中。「我要說，我從沒見過達留什，在場也沒有任何一個證人能確認我認識他。」巴拉說。他對檢方提出控訴，說他們隨意抽取自己個人生活的若干片段，然後拼湊成了一個故事，與實情相去甚遠。檢察官們在進行「神話創作」，或者用巴拉辯護律師的話說，在編造「小說情節」。被告認為，警方和媒體都被聳人聽聞的故事，而非事實真相吸引住了。（舉幾個該案報道的標題為例：比小說更離奇的真相和他寫下了自己的謀殺。）
巴拉浸潤於後現代主義的「作者之死」觀念已久，即作者在對文學作品含義的理解上並沒有超過其他任何人的權威。然而，當檢方對陪審團提出《殺人犯》中某些可能與犯罪相關的細節時，巴拉卻抗議說，他的小說被誤讀了。他堅持認為，瑪麗之死只是「哲學之死」的象徵。他還試圖訴諸作者的權威。他後來對我說：「這本書是我寫的！我知道自己是什麼意思。」
9月初，案件交由陪審團審理。巴拉沒有出席。但是，在一份宣告中，他說：「我相信法庭會做出正確的選擇，撤銷對我的一切指控。」之前被提升為警監的弗羅布萊夫斯基來到了法庭，希望親耳聽到判決。「就算你很確定真相是什麼，但總歸不能確定其他人會不會和你想的一樣。」他告訴我。
最後，法官和陪審員回到了審判庭。巴拉的母親焦急地等待著。她之前從來沒看過《殺人狂》，裡面有一段是克里斯幻想強姦母親。「我開始看了，不太好讀，」她告訴我，「如果是別人寫的，我可能就不讀了吧，但我是他媽媽。」巴拉的父親第一次現身了。他之前讀過這本小說，雖然有些部分不太明白，但還是認為這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你看十遍，二十遍，每次都有新收穫。」他說。在給父親的那一本上，巴拉給父母寫了一句話：「謝謝你們……寬恕我所有的罪孽。」
霍延斯卡法官宣讀判決書時，巴拉筆直地站著，一動不動。然後是清晰無誤的一個詞：「有罪」。
弗洛茨拉夫監獄是一座灰色的煤渣磚建築，像是蘇聯時代的遺物。我把訪客通行證從牆上的一個小洞裡遞進去時，一個沒有感情的聲音命令我去大樓正前方，結實的大門搖晃著開啟了，裡面走出了一名在陽光下眨著眼睛的警衛。搜過身後，我穿過了幾個陰冷的房間，最後到了一個小會客室，裡面放著陳舊的桌椅。波蘭監獄的條件是出了名地糟糕。由於人滿為患，一間囚室往往要住七名犯人。2004年，弗洛茨拉夫監獄的犯人發起了為期三天的絕食運動，抗議過分擁擠、伙食低劣、醫療不足的問題。監獄暴力是另一個問題：有人告訴我，就在我去幾天前，一名訪客就被囚犯捅死了。
會客室角落裡有一位消瘦英俊的男人，戴著金絲眼鏡，身穿一件海軍藍的畫家工作服，外面套著一件「威斯康星大學」字樣的t恤衫。他捧著一本書，看上去像是美國留學生。我過了一會兒才認出來，原來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很高興你能過來，」他跟我握著手說道，把我帶去了一張桌子邊上，「這是個大糞坑，就跟卡夫卡寫的一樣。」他的英語清晰可辨，但口音很重，「s」的發音像是「z」。
坐下後，他靠在桌邊，我能看到他面頰深陷，還有黑眼圈，鬈髮根根豎立，好像他用手指焦慮地抓過一樣。「我被判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因為寫了一本書——一本書！」他說道。「太荒謬了。真是胡說八道。請原諒我的用語，但事實就是如此。你看，我寫了一本小說，一本瘋狂的小說。它低俗嗎？是的。淫穢嗎？是的。下流嗎？是的。冒犯嗎？是的。這是我有意為之的。這是一部刺激性的作品，」他停了一下尋找例子，接著說，「比方說，我寫過，克里斯從一個女人的子宮裡生出來，都要比我——」他感覺自己說走嘴了。「我是說，敘述者，比敘述者跟她做愛容易。你看，這是有意要冒犯，」他繼續說道，「我的經歷跟薩曼·魯西迪是一樣的。」
說話的時候，他把手頭的書放到了桌子上。那是一本破破爛爛的《殺人狂》。我問到巴拉不利於他的證據——比如手機和電話卡——時，他變得閃爍其詞，有時甚至有陰謀論的味道。「電話卡不是我的，」他說，「有人要陷害我。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外面有人要害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你看不到他們在幹什麼嗎？他們編造了這個現實，逼迫我住進裡面。」
他說已經提出了上訴，引述了審判中邏輯和事實上的不一致。例如，一名驗屍官說謝尼亞夫斯基是淹死的，另一人卻說是被勒死的。法官本人也承認，她不確定罪犯只有巴拉一人，抑或另有共犯。
我問到他《殺人狂》的情況時，巴拉來了精神，回答直接而詳細。「這本書的宗旨不是我本人的宗旨，」他說，「我不是反女性主義者。我不是沙文主義者。我並非冷酷無情。在很多地方，克里斯是我的反英雄。」他多次指著我的便籤本說「把這段記下來」或者「這是重點」。他看著我做筆記時，不無驚奇地說：「你看到這件事有多麼瘋狂了嗎？我編造了一件從未發生的謀殺。」在他的這本《殺人狂》上，幾乎每頁都劃了線或做了旁註。後來，他給我看了幾張紙，上面畫著複雜的圖表，說明了他在文學上受了誰的影響。顯然，他在監獄裡對這本書更加沉迷了。「我有時會給獄友們朗讀幾頁。」他說。
審判中有一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回答。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一個人為什麼要先殺人，然後把它寫進小說裡，好方便別人來抓他呢？在《罪與罰》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最精明的罪犯也會犯錯誤，因為他「在犯罪時會體驗到某種意志和理性的失敗……一種浮誇的、幼稚的輕率會取而代之，而此時思考和審慎正是最必要的」。然而，《殺人狂》是在謀殺發生三年後出版的。如果犯人真的是巴拉，那麼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敗」，反而是意志和理性的過剩。
有些觀察者推測，巴拉會不會想要被抓住，這樣至少能從負擔中解脫出來。在《殺人狂》中，克里斯提到了「負罪感」，還有脫下「沉默的白色手套」的願望。雖然巴拉堅持說自己是無辜的，但將這本小說理解為自白倒也並無不可。弗羅布萊夫斯基和當局相信，巴拉最想要的就是不朽的文學地位，於是認為不能分開來看他的罪行與寫作。庭審過程中，謝尼亞夫斯基的遺孀懇求媒體不要把巴拉描繪成藝術家而非殺人兇手。由於巴拉被捕，《殺人狂》在波蘭一炮走紅，幾乎每家書店都有賣。
「新版要出來了，會有一篇後記，主題是庭審和事件的來龍去脈，」巴拉激動地對我說，「其他國家也有興趣出版。」翻著自己那本書，他補充道：「這樣的書還從來沒有過。」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他對「完美犯罪」意興闌珊，倒是對「完美故事」興趣濃厚。按照他的界定，他邁過了文學前輩劃定的審美、現實與道德邊界。「我跟你說，我正在寫《殺人狂》的續作，」他說的時候，眼睛都在放光，「書名叫deliryk，」他又重複了幾遍，「這是一個雙關語，既有歌詞（lyrics）的意思，也有譫妄（delirium）的意思。」
他解釋說，他在被捕前就已經開始動筆了，但警方把他的電腦沒收了，書稿都在裡面。（他正在嘗試把檔案取回來。）當局告訴我，他們在電腦裡發現的證據表明，巴拉正在收集斯塔莎新男友哈利的資訊。「單身，三十四歲，八歲喪母，」巴拉寫道，「似乎在鐵路公司上班，可能是火車司機，但不確定。」弗羅布萊夫斯基和當局懷疑，哈利可能是巴拉的下一個目標。巴拉知道哈利上網路聊天室後，就在網站下面用假名發了一條資訊：「不好意思，我想找哈利。有霍伊諾夫的人認識他嗎？」
巴拉告訴我，他希望在上訴法院判決出來後完成第二部小說。實際上，我和他談話幾周後，上訴法院推翻了原判，讓許多人感到不敢置信。雖然上訴委員會認為巴拉和兇手之前存在著「不容置疑的關聯」，但得出的結論是，「邏輯證據鏈」仍然存在漏洞，例如驗屍官互相矛盾的證詞，這些漏洞需要解決。委員會拒絕釋放巴拉出獄，但要求重審。
巴拉堅持認為，不管發生什麼，他都會完成deliryk。他看了看警衛，好像害怕他們聽見似的，然後身體前傾，小聲對我說：「這本書會更加驚世駭俗。」
2008年2月
2008年12月，重審結果出來了。他再次被判有罪。他目前正在服刑，刑期二十五年。
小說《化身博士》中的角色，海德先生與傑基爾博士同為一體，只是善惡截然二分。
amok，即他的小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