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納和聯邦調查局逮捕了特拉菲坎特，罪名是接受黑幫賄賂，數額為十六萬三千美元。起訴書稱，他「在知情和自願的情況下，參與、合謀、協助、默許」不法分子犯罪，建議判處二十三年有期徒刑。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是，特拉菲坎特決定自辯，雖然他並非專業律師，而且法官警告過他，「幾乎沒有頭腦清醒的人」會這樣做。
1983年春，開庭當日，特拉菲坎特信步走入審判庭，穿著短袖襯衫和寬鬆長褲。面對陪審團，他說出了自己在卡拉比亞磁帶中承諾的話：他要做的是「俄亥俄州政壇有史以來最不同尋常的壯舉」。特拉菲坎特說，他從一開始就是臥底特工，想要說服卡拉比亞兄弟，讓他們以為他是自己人，以便借用他們的力量消滅更強大的匹茲堡幫。「我所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謀劃一套萬全之策，肅清黑幫的政治勢力，打擊他們對馬霍寧縣的掌控。」他說自己的表演簡直應該拿「奧斯卡獎」，而陪審團和旁聽觀眾也聽得入了迷。
他承認拿了黑道的錢，但又說，這樣做只是為了防止競選對手拿到這些錢。雖然他同意在聯邦調查局面前簽了「一份宣告」，但它並不是可以用做證據的「認罪書」。他堅持說，自己之所以對聯邦調查局撒了謊，是因為不信任探員，而且，若非克羅納和聯邦調查局搗亂，他早就把全國最腐敗的縣整飭一新了。「我要強調的是，」他說，「我打入了黑幫。」他又補充了一句：「我打亂了黑幫。」
輪到克羅納出庭做證時，他說特拉菲坎特簽了認罪書。治安官一躍而起，大喊道：「這是天大的謊言！」在盤問環節，他對聯邦調查局的對手大加嘲諷，用的都是「嗯，我知道了。」和「沒有，鮑勃。」這種話。特拉菲坎特自稱「我的客戶」，向記者們發問：「要我怎麼辦？」在這個腐敗橫行、時刻警惕著聯邦干涉的地方，他在辯護結束時已經成為了河谷的象徵，一名人民英雄。人們為他舉辦紀念活動，還穿著t恤衫聲援他的抗辯。國稅局後來發現，特拉菲坎特還存在受賄和逃稅情節，在此案的民事審判中，他搬出了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他宣稱作為證據的款項從來沒有交公。他的一名手下在法庭上宣稱，特拉菲坎特曾多次要求自己朝他開槍，偽裝出黑手黨襲擊未遂的假象，以便拖延庭審。（「他要我把他打傷，但下手不要太重。」手下說。）這些都沒產生大的影響。
特拉菲坎特比任何人都瞭解自己的地盤。經過四天討論，陪審團判定他完全無罪。「卡拉比」查理搞錯了一件事：塔拉菲坎特要當的不是州長，而是美國國會議員。
1985年，特拉菲坎特來到華盛頓特區的時候，馬霍寧河谷的經濟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全球鋼鐵需求量猛跌，讓這裡滑入長期的衰退。鋼廠和百貨大樓紛紛倒閉。到了八十年代末，揚斯敦人口大大減少，剛過兩萬八千人。灰暗了半個世紀的天空也變得湛藍。
特拉菲坎特多次連任國會議員，每次都是大獲全勝。他展開了反擊。八十年代末，大部分鋼廠都關門了，這時又有一家鋼廠提出破產申請。特拉菲坎特拿出了「卡拉比」查理的腔調發出警告：「不要再說空話了。」他還補充道，要是老闆關掉當地的一家工廠，就會有人「抓住他的喉嚨，幫他抻一抻」。
繁榮將黑道帶進了山谷，而衰敗則讓黑道統治更加鞏固。七十年代，芝加哥、布法羅和紐約的黑手黨文化被打破了，中產專業人士功不可沒。但是，這個階層在揚斯敦幾乎不存在。這裡的中產階級要麼離開了，要麼沒落了。馬霍寧河谷經歷了社會學家所說的「城市空心化」，它的公共生活脊樑——醫生、律師、會計——已經垮掉了。少數留下的公共領袖要麼被邊緣化了，要麼嚇破了膽。地位觀、事業觀、價值觀倒錯扭曲。結果就是一整個世代的「巴卓」們。他們崇拜黑幫老大，就像其他孩子崇拜體育明星米奇·曼託和喬·迪馬吉奧一樣。（巴卓左臂上有一個黑幫老大的文身，赫然聲稱自己會「為他擋子彈」。）
與此同時，萊尼·斯特洛及其同夥開設的賭場也需要人來一擲千金，於是他們開始接近當地的毒販和罪犯，這裡只有他們有錢可賭。當年，黑道與河谷的市民社會處於競爭關係；現在，它已經取而代之了。等到1997年，斯特洛已經控制了小城坎貝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警局職位。他還篡改公務員考試結果，警長和幾乎所有巡警都是他的人。城市法務主管會帶著擬定的升職名單來斯特洛家，請他審閱酌定。一名瞭解該市情況的律師跟我講，斯特洛可以「決定哪些殺人犯進大牢，哪些人逍遙自在」。
1996年，三名黑幫打手——包括「摩曼」哈里斯——出發去解決自己的最新目標。在路上，坎貝爾警方因超速把他們攔了下來。警察在車裡發現了一把ak-47突擊步槍、一把.357馬格南轉輪手槍、一把九毫米手槍。其中一人給傑夫·裡德爾打了電話，後者趕忙來到現場，對警方說他們是給「猶太人」博尼幹活的。警察就把他們放了。
警方極少會逮捕黑幫裡的大人物。即便逮捕了，斯特洛一夥也會買通法官。有一次，法官判了他們暴力威脅罪，而且拒不妥協。於是，斯特洛就派巴卓拿著對講機和消聲手槍找上了辯護律師加里·範·波洛克林，想要逼法官就範。巴卓後來回憶道：「我說，‘你是加里·範·波洛克林律師嗎？’他說，‘我就是。’……我照著他膝蓋就是一槍。」時任克羅納上司的安迪·阿瑞納告訴我：「在這座城市裡，我不知道誠實的辯護律師要怎麼活下去。」
斯特洛的影響力也擴充套件到了河谷的國會議員。查爾斯·歐涅斯蒂是特拉菲坎特在當地的首席助手，也是斯特洛與該市腐敗官員之間的「聯絡員」，他後來自己也承認了。（特拉菲坎特是從1984年開始僱傭歐涅斯蒂的，雖然他在解釋那些臭名遠揚的磁帶時說，歐涅斯蒂是黑幫的人，他本來是要把他抓起來的，這是他所謂的淨化河谷行動的一部分。）當特拉菲坎特手下期間，歐涅斯蒂會去斯特洛家跟這位大佬見面，或者在電話上商討計劃。兩人甚至密謀在鋪設期間盜走一段人行道。
1994年，聯邦調查局開始打擊這張腐敗的大網。此時，克羅納已經結婚了，有兩個女兒，通過催眠法戒了煙，原本瘦弱的身材也變得稍微健壯了些。一天早晨，在逼仄的當地辦公室裡跟其他幾名探員見面時，他感到了絕望。十四個月前，他讓斯特洛以聚眾賭博罪鋃鐺入獄。但不久前，斯特洛從監獄裡出來了，而且恢復了入獄前的權勢。克羅納取得的勝利本就不多，這一次又功虧一簣。克羅納覺得，就算把他們抓住了，最後也總會出來。
於是，克羅納和同事們決定另闢蹊徑。他們以前把打擊重點放在了上層，現在要從底層——在巴布遊戲裡面收保護費的、看場子的——入手。調查思路來自對付木工蟻的方略：除非消滅乾淨，肯定捲土重來。克羅納說：「我們從一開始就定好了。不搗巢穴，誓不罷休。就算要跟某些證據確鑿的罪人做交易，我們也在所不惜。」
邁克爾·薩貝拉是他們最先說服合作的人之一。他是當地賭場裡的一名小角色，衣服總是一股鹹魚味。聯邦調查局因另一件事情訊問過他之後，他就同意在縣裡的各個賭場安裝竊聽器了。最終，憑藉他提供的證據，調查人員又竊聽了幾名斯特洛的低階手下。以此類推，被竊聽的電話越來越多。竊聽了上千次通話之後，克羅納和搭檔約翰·斯多爾、戈登·克勞開始日夜篩選資訊。「家裡的壓力真的很大，」克羅納後來對一名記者說，「那段日子挺難的。」
然而，一年多過去了，他們還是沒能打入斯特洛的核心圈子。於是，用克羅納的話說，他們開始「搖樹落果」了，也就是突襲了幾處賭場。後來，他們拿到的證據表明斯特洛脫不了干係，於是一名法官批准在他的廚房安裝竊聽器，並監聽電話。克羅納和同事們很快就拿到了能夠給他判刑的通話。他們發現，斯特洛似乎準備幹掉一名牧師，還有某些「混蛋在被幹掉之前……乾的事情」。
有一次，克羅納從線人處得報，斯特洛準備殺掉對頭厄尼·比翁迪羅。克羅納覺得道德上有義務給比翁迪羅提個醒，於是給他打了電話。「我是鮑勃·克羅納，」他說，「你知道我是誰嗎？」
「嗯，我知道你是誰。」
「那好，我要找個地方單獨跟你談談。」
當天晚上，他們在一處陰暗的停車場見面了。比翁迪羅開著凱迪拉克，在克羅納的車旁停了下來。兩人開著車窗談話。克羅納希望，自己的提醒會促使比翁迪羅協助調查。但是，比翁迪羅不停地說「到底是誰想要殺我」。
克羅納警覺地看著他：「我不能告訴你。我來這裡不是為了挑起戰爭。」
比翁迪羅沒有得到答案，就開著凱迪拉克走了。幾個月後的一天，他把車開進了一條無人的街道。這時，兩輛車把他前後截住，兩個戴橡膠面具的人從車裡走出來，拿著槍把他打死了。
克羅納確信此事是斯特洛指使的，可聯邦調查局找不到證據來逮捕他。然而，到了1996年夏天，當局的網越收越緊，斯特洛也察覺到了，變得日益偏執。他在電話上幾乎全用暗語。有一次，他感覺一位多年老友在竊聽他，雖然事實上並沒有。還有一次，他看見一架飛機從頭頂駛過，就以為是在盯著他的一家賭場。有人想讓他平靜下來，他雙掌一拍說道：「這是我的命啊……我要保命，我要跟他們鬥。」
斯特洛為宿敵克羅納傷透了腦筋。打電話時，他會說：「鮑勃，你能聽見嗎？能聽見我說話嗎？」斯特洛派出一名手下，試圖買通克羅納的父親，讓他管一管自己的兒子。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這位老人也是正派的人。斯特洛知道電話被竊聽了，就試圖栽贓陷害克羅納。他跟同夥們講，克羅納拿了小喬伊的錢，而且在馬霍寧河谷販毒。
有一天，斯特洛似乎對克羅納和其他聯邦調查局探員發出了威脅。「我不知道自己會拿這幫傢伙怎麼辦。」他說。不久之後，在聯邦調查局不知情的情況下，斯特洛下令暗殺根思。這次拙劣的行動，還有那個「被輕視的女人」的電話——克羅納指的是聯絡根思的黑幫同夥前女友——讓聯邦調查局開啟了突破口。1997年，「猶太人」博尼、裡德爾和哈里斯都被控謀殺未遂。巴卓正在家附近散步，一輛沒有牌照的車從後面開了上來，兩個人出來問他。「你是馬克·巴卓嗎？」一個人說道。
「不，我不是馬克·巴卓。我不認識他。」
雖然矢口否認，巴卓還是進了拘留所。在那裡，他成為了他自己口中的「最低階的生物」——黑幫叛徒。克羅納和手下終於打進了黑手黨的「巢穴」。1997年聖誕節前夕，在一個寒冷的早晨，聯邦調查局探員在河谷各地展開了大規模行動，逮捕了至少二十八名黑幫同夥。克羅納拿著逮捕令出現在斯特洛家門前。斯特洛在被戴上手銬時對克羅納說：「這下你滿意了，鮑勃？」
最後，斯特洛的手下幾乎全都認罪了，互相檢舉揭發。只有「猶太人」博尼和裡德爾除外，他們還是信守西西里的老一套規矩，縱然他們永遠不會被正式接納。「有骨氣的只有一個猶太佬，一個黑鬼。」一名涉案律師說道。
博尼快上法庭了，他還是堅持說，斯特洛絕不會背叛他們，打破沉默的誓言。但是，就在博尼說話的當口，斯特洛已經與檢方達成了協議。斯特洛對克羅納說：「你贏了。」
「再過幾個月，我很可能就要被起訴了。」特拉菲坎特在c-span電視臺的鏡頭前說道。這是2000年3月，距離克羅納和聯邦調查局第一次逮捕他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了。他正在籌備自己第九屆眾議員的選戰工作，身穿黑色外套，打著領帶，背頭梳得比往常還要整齊，鬢邊留著長長的鬍鬚，活像一名步入中年的飛車黨。在十六年的國會生涯裡，特拉菲坎特贏得了怪異的民粹主義者的名聲。他經常穿著滌綸西裝，在國會為工人階級的苦難大聲疾呼，激烈抨擊國稅局。他每次發言的結束語都是：「把我送走吧，議長先生。」在這座健忘的政客之城，大家只知道他是「俄亥俄州的可敬紳士」。
現在，他看上去已經好幾天沒睡覺了。「隼鷹、禿鷲、鯊魚盤桓著……想要毀掉特拉菲坎特的選舉。」他結結巴巴地說。他停了一下，臉頰變紅了。「我這麼跟你們說吧。二十年前——大概吧——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挫敗司法部的人……他們從那以後就盯上我了，」他用手指著鏡頭，繼續說道，「我要盯著他們。他們最好不要做錯事……我很生氣……我會戰鬥，就像面對颶風的流浪狗一樣……如果我打贏了他們，我就會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因為我要告他們，告得他們傾家蕩產。」
他警告了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還放話說，他會朝任何半夜前來的不速之客開槍。但更詭異的是，他竟然還威脅自己所屬的黨派。他說，如果民主黨領袖不挺他，他就改換門庭。不僅如此，他還要求給自己的選區更多福利：「我要美國總統把我們劃成扶持區——今年就要——我還要劃撥更多土地。」在全國的電視觀眾面前，他似乎不僅在敲詐國會議員，還在敲詐美國總統。
在他發出威脅之前，當局已經給多名與他有關聯的人定了罪，包括歐涅斯蒂（他的首席助手和斯特洛的聯絡員）、一名被開除的律師（曾擔任特拉菲坎特的法律顧問，涉嫌策劃謀殺保羅·根思檢察官）、兩名曾在特拉菲坎特手下任職的副治安官（已經定了接受黑幫賄賂的罪）。《捍衛報》和克利夫蘭《老實人報》首次披露了案件細節。當局正在查議員先生是否從河谷團伙收取非法獻金，包括一艘遊艇。當局鎖定了布奇兄弟，兩人分別叫羅伯特·t和安東尼·r，是特拉菲坎特選區內一家鋪路公司的老闆。議員先生有一座七十六英畝的農莊，據說莊內建材和施工都是由兩人包辦的。他們似乎深陷於這座城市的腐敗網路之中。根據聯邦調查局的監聽記錄，歐涅斯蒂曾與斯特洛商量，要把一份價值一百萬美元的合同交給布奇的公司。據說，羅伯特·布奇將幾百萬美元轉移到了開曼群島的一個離岸賬戶，接著就逃離了美國。
在調查過程中，特拉菲坎特一直死不鬆口，而馬霍寧谷也即將迎來另一場史詩性的審判。「我現在要說，」他在c-span電視臺中說，「這也是我要對司法部說的話……如果要起訴我，6月份就起訴，好讓我在8月份休會期受審。我可不想丟掉選票。」
不久之後，我去了揚斯敦，希望進一步瞭解特拉菲坎特議員案，以及黑手黨掌控地方的情況。當時是白天，但市中心卻空空蕩蕩的。成排的店鋪關張，牆面的裝飾也斑駁了。最後，我看到服裝店裡有亮光，一名老人正在疊義大利式正裝。我過去問他議員的事，他只說：「誰都逃不開特拉菲坎特。特拉菲坎特太厲害了。」他不無神往地回憶起他的「心腹」，包括斯特洛。這些人從他這裡購買精工服裝。「現在出來的那種紅的、粉的正裝，他們從來不穿。」他說。我追問他當地的腐敗情況，他聳了聳肩：「誰管呢？有活幹，有錢賺，沒人煩你，幹嗎要自找麻煩呢？」
當天晚上，在我下榻酒店的餐廳裡，幾名七八十歲的本地人在談論這位議員。「特拉菲坎特幹實事，」一個人說，「這才是要緊的。」
「太對了！」另一個人說。
一個孱弱的白髮老翁說：「我八歲的時候，在城裡面送報紙，每週日下午都來這家地下酒吧。有一天，酒吧老闆跟我講，‘我要你去見一個人。’我就去了，結果是阿爾·卡朋，」他頓了一下，又說了一遍，「阿爾·卡朋。」
桌上還有一個人，之前都沒說話，現在突然插進來：「你看見了吧？揚斯敦就是這樣。這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個律師。特拉菲坎特是他的神。他還大談什麼見過阿爾·卡朋。」
後來，揚斯敦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對當地頗有研究的馬克·舒茨告訴我：「在我們的社會化過程中，我們和我們的子女都認為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在這裡，不存在幫派分子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居民身上的問題。他們的價值觀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在最近的民主黨議員初選活動中，特拉菲坎特的兩名對手指責他與黑道的聯絡，還指出他不久便會遭到起訴。然而，特拉菲坎特還是贏得了初選，拿到的選票比兩名對手加起來還多。特拉菲坎特看上去堅不可摧。某些共和黨國會議員甚至開始維護他，顯然是希望他把改換門庭的威脅變為現實。「吉米·特拉菲坎特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俄亥俄州共和黨議員史蒂夫·拉託雷特對克利夫蘭《老實人報》說，「在整個國會里，在全人類中，你都找不到一個比他更好的人。」
在民眾的支援下，特拉菲坎特的膽子更大了，妄圖把早就想辦的事付諸行動：動員馬霍寧山谷的力量，反對他口中試圖給他抹黑的外人。他毫無顧忌地稱已被定罪的前首席助手歐涅斯蒂為「好朋友」，還力挺一位被判詐騙罪的地方治安官，主張把他轉移到離揚斯敦更近的監獄，離他多病的老母近一些。對於聯邦調查局探員們，特拉菲坎特是這樣說的：「這些大學生小子們嚇不到我，他們別想讓我團團轉。」
雖然他拒絕與我（「給我滾蛋。」他說。）和其他記者（「除非我死了，否則別想我發表官方宣告。」）對話，但是他和手下還是發了一大批通稿，抨擊追查他的人。特拉菲坎特提議創設新部門調查司法部。一篇通稿說。另一篇說：特拉菲坎特希望總統調查揚斯敦聯邦探員。在發言不會受到誹謗罪指控的國會里，他就更肆無忌憚了。「議長先生，我有證據表明，某些俄亥俄州揚斯敦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已經違反了rico法案……並偷竊了大筆現金，」他宣稱，「更可怕的是，他們還‘暗示’一名線人去實施謀殺。謀殺啊，議長先生。」
離開揚斯敦之前，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博德曼市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克羅納和上司安迪·阿瑞納正試圖駁斥特拉菲坎特的指控。他們避談當前對國會議員的調查情況，但是，他們顯然身陷重圍。在電臺的對話節目中，特拉菲坎特的支援者譴責克羅納，說他是小偷，是騙子，說他變態、無恥、撒謊、販毒。「我最鬱悶的是，」克羅納告訴我，「我有一天成了對話節目的主題，他們竟然討論我是否道德。」說到此處，他折起了胳膊。「我必須把[這些]事從腦子裡排除掉。」他沒有成為英雄，反而幾乎淪為賤民。「這裡一切都顛倒了。」阿瑞納說。
克羅納穿著筆挺的外套和樂福鞋，一個厚重的金戒指上是聯邦調查局二十年紀念章。他坐著的時候，看起來有點戒備。「我們每次對官員提出指控，[媒體]就把它渲染成社會的恥辱一樣，」他說，「如果把它描繪成朝著社會自我淨化的一個進步，那該有多好。那樣的話，我們在做的就不是一件壞事了。」
過了一會兒，克羅納提議開車帶我在河谷轉一圈。太陽即將落山，我們經過了幾家廢舊的鋼鐵廠，經過了希臘咖啡屋、玩偶之家等賭場，經過了「猶太人」博尼跟手下殺手匯合的地方，也經過了斯特洛把厄尼·比翁迪羅害死的地方。「與其他每個人一樣，我們都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克羅納說，「在這樣腐敗的地方，我們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他沉吟半晌，可能是因為他再沒什麼好說的了，也可能是因為他意識到，他跟黑手黨鬥了一輩子，現在快要劃上句點了。最後，他說：「只要他們繼續選擇讓腐敗分子當權，事情就不會有變化。」
——2000年7月
2000年11月，特拉菲坎特第九次連任國會議員。六個月後，他遭到起訴，罪名共有十項，包括受賄、敲詐勒索、偷稅漏稅、妨礙司法。罪行包括動用權力為布奇兄弟謀取私利，以換取對方為自己的農場工作，以及為其他人提供方便，獲取金額達數千美元以上的回扣。特拉菲坎特還被指控要求助手對聯邦大陪審團說謊，並銷燬罪證。（該名助手告訴當局，他用噴槍燒燬曾經裝著給議員的現金報酬的信封時，特拉菲坎特就在旁邊看著。）
2002年2月，審判工作在克利夫蘭的一座聯邦地區法院開始。特拉菲坎特決定像近二十年前那樣，要求進行自辯。他譴責檢方「睪丸跟螞蟻一樣大」，有一次還衝出了審判庭。然而，陪審團這一次認為，他的每一項罪名都成立。
法官稱他「充滿著欺騙、腐敗和貪婪」，判處其八年有期徒刑，此外還要交納超過十五萬美元的罰款，補交近兩萬美元的稅款，並退還九萬六千美元非法所得。
如同克羅納期望的那樣，特拉菲坎特終於戴著手銬被帶走了。克羅納很快就從聯邦調查局退休了。2002年7月24日，眾議院以四百二十票同意，一票反對的投票結果剝奪了特拉菲坎特的議員資格——這讓他成為了南北戰爭以來第二位被驅逐的眾議員。在監期間，他因試圖煽動暴亂被單獨關押。2009年9月，服刑七年後，他得以緩刑出獄。在揚斯敦，一千多名支援者前來迎接他，許多人穿著寫有歡迎回家，金博字樣的t恤衫。特拉菲坎特說，他再次參與國會競選的可能性有「五五開」。
johnmagda，美國拳擊手。
美國權利法案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以法定程式來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
此處「猶太佬」原文為sheeny，「黑鬼」為schwartze，均為蔑稱。
原文為welcomehomejimbo，其中jimbo為james的愛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