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七十九歲生日前夕，福里斯特·塔克幹了人生中的最後一票。他的藍眼睛炯炯有神，白髮整齊地梳成背頭，可謂風采依舊。但是，他的身體卻越發衰老，患上了高血壓和胃潰瘍等疾病。他做了四重旁路手術，妻子勸他回到佛羅里達州龐帕諾灘的住所。那是一座桃紅色的房子，旁邊是一座高爾夫球場，是為退休準備的。附近的一個地方有「週六之夜」活動，供應高檔肋排，還可以跟其他老人一起跳舞，每人只需十五塊五美元，甚至還有一座湖，塔克可以坐在岸邊練習吹薩克斯管。
但是，1999年春季的這一天，鄰居們要麼在打高爾夫，要麼在照看孫子，而他卻驅車前往約五十英里外位於朱庇特市的共和安全銀行。塔克向來對外表極其看重，這次他穿了一身白：折縫鮮明的白長褲、白運動衫、白絨麵皮鞋，還有一條泛著光的白絲巾。
他在atm機前停了片刻，把絲巾圍在臉上，就跟盜賊一樣。他又從帆布包裡取出一把美軍制式柯爾特.45手槍，衝進銀行。他走到一號櫃檯前說：「把錢放進來。全放進來。」
他晃了晃手槍，讓每個人都看見。出納在櫃檯上擺了幾疊五元和二十元的鈔票，塔克檢查了一下里面有沒有染料包。他看了看錶，又去了二號櫃檯，然後說：「過來，你也裝。」
接著，他把厚厚的鈔票裝好——超過五千美元——往門口奔。出去的時候，他還回頭看了看兩名出納。「謝謝，」他說，「謝謝。」
他把車開進一家附近的停車場，那裡存著他的「保險」車，是一輛紅色的龐蒂亞克，查不到他的頭上。他用抹布擦了擦這輛偷來的「燙手」車，把自己的東西扔了進去。他有一把.357麥林手槍、一把鋸短的.30卡賓槍、兩頂黑尼龍帽、一個手槍皮套、一罐梅西防身噴霧、一副史密斯威森手銬、兩卷黑色電工膠帶、一個警徽、五節七號電池、一個警用掃描器、一把玻璃刀、一副手套、一頂釣魚帽，此外還有一瓶治心臟病的藥。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他平安到家，彷彿乾淨利落地逃脫了。
他在家裡點了一會兒錢就回到車裡，又朝高爾夫球場開去，鄰座上整齊地碼放著搶來的錢。這時，他注意到有一輛沒有牌號的車在後面跟著。為了確認，他拐到了另一條街上。後面的車還在。接著，他看見一輛警車在後面停了下來。他狠踩油門，想要甩掉警車：左轉，右轉，再右轉，再左轉。他經過了北龐帕諾浸信會教堂、科利爾喪葬服務中心，還有一排車道上停著快艇的粉色平房，最後被逼到了死衚衕裡。他正要掉頭，只見一輛警車擋住了路。一名警官——詹姆斯·齊恩隊長——正要去拿霰彈槍。齊恩的車跟木柵欄間有一點縫隙，塔克現在身體前傾，開著車朝縫隙衝了過去。齊恩當了將近二十年的探員，事後說自己從沒見過類似的事情：白髮老人朝他飛奔過來，臉上還帶著微笑，彷彿很享受這一段謝幕演出。接著，就在警車往堤上開的時候，塔克的車失去了控制，撞到了橄欖樹上。安全氣囊彈開，把他撞在了座椅上。
警方發現此人身份後著實一驚。他不僅已經七十八歲了——用齊恩的話說，他看上去「就像剛吃完黃昏特價晚餐一樣」——而且是二十世紀最臭名昭著的持槍劫匪之一。他的從業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十年，幾乎每次被關都能成功越獄，堪稱他那個時代的越獄大師。
2002年的一天，我去得克薩斯州沃斯堡看他。他承認了一起搶劫罪，被判了十三年，當時被關在監獄的醫療中心裡。醫院是一座陳舊的黃色磚制建築，房頂是紅色瓦片，建在一座小山頂上，遠離大路，周圍都是武裝警衛和鐵絲網。我拿到了一張說明，上面寫著「不得攜帶武器、彈藥、金屬切割工具」，然後被護送穿過了多個房間，身後的房間封閉後，前面的才會開啟。最後，我來到了一間空的等候室。
沒過多久，警衛就推著一架輪椅出來了。輪椅上的人身著棕色囚服，外面是一件綠色的翻領夾克。他身體扭曲著前傾，彷彿要最後轉一次什麼東西，然後就凝固住了。他起身說道：「很高興見到你。我叫福里斯特·塔克。」
他說話的聲音很柔和，帶著南方腔調。握手致意後，他拄著柺杖，緩步走向木桌。「抱歉我們要在這裡見面。」他說道，等我先入座。
齊恩警官告訴我，他從沒見過這麼彬彬有禮的罪犯：「見到齊恩警官以後，替我向他問聲好。」甚至一名同意他有罪的陪審員也說：「你忍不住要讚美他——他真有風度。」
「好了，你想了解什麼呢？」塔克說，「我這一輩子基本上都在監獄裡——除了越獄的時候。我1920年出生，十五歲就入了獄。現在我八十一歲了，還在監獄裡。但是，我成功越獄過十八次，失敗過十二次，計劃過的那就更多了。我覺得這些就不用跟你說了吧。」
我們找了個靠窗的角落坐下，俯瞰著監獄的廣場。我很難想象，這個人一輩子都在跟通緝令和午夜逃獄打交道。他的手指跟竹節一樣，還戴雙光眼鏡。
「我說的越獄成功就是騙過看守，」他眯著眼看著窗外，繼續說道，「可能他們最後會抓到我，但我至少跑了幾分鐘。」
他抬起手，指向一個地方：他有一次試圖逃跑，就被擊中了那裡。「我身體裡還有子彈殘留，」他說，「當時火力全開，我被擊中了三次——左肩和右肩都是m16步槍打的，腿上是大號鉛彈。」
他的聲音有點幹，我就從自動售貨機裡給他買了瓶飲料。他跟著我，透過玻璃罩往裡看，沒有上手摸。他選了一瓶胡椒博士：「跟櫻桃汽水差不多，是吧？」
他看起來很滿意。把飲料遞給他時，他又瞟了一眼糖果，我就問他還要不要別的。「麻煩你了，」他說，「我要一塊椰子巧克力糖。」
吃完以後，他開始跟我講「福里斯特·塔克的真實故事」，他講了好幾個小時，累了以後就提議第二天上午繼續。我們談了好幾天，他一直坐在靠窗角落裡。每過一段時間，他就會輕咳一聲，然後我就去給他買喝的。他總會跟著我去販賣機，警衛在遠處看著。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錢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才發現他的眼睛在四處遊走：牆壁、窗戶、警衛、圍欄、鐵絲網。我突然想到，越獄大師塔克原來在利用跟我見面的機會踩點。
「第一次越獄時，我才十五歲，」塔克告訴我，「十五歲的時候跑得可快了。」
那是1936年的春天，他被判了偷車罪，收押於佛羅里達州的斯圖爾特鎮。鎮子不大，位於聖魯西河畔，遭受了大蕭條的沉重打擊。他告訴警方，偷車純粹是為了「找刺激」。不過，在監獄裡面，刺激很快就變成了恐慌。就在獄警解開手銬的那一刻，他飛一般地衝了出去。幾天後，一名副警長在橘子樹中間發現了正在吃橘子的他。「那是我第一次越獄，」塔克說，「就是這樣。」
司法官決定把他轉去少管所。他在裡面沒待多久，但就在這麼一小段時間裡，塔克就把五六把鋸條從牢房的窗戶裡遞給了幾個認識的小夥伴。「他們還沒逃出去，不過鋸條都在。」他說。那天晚上，他鋸開了一根窗條，然後就溜了出去，還幫了其他兩個男孩從那個小豁口中逃脫。
與其他人不同，他對這片很熟悉，小時候在河邊晃悠過很長時間。大約過了一個小時，警察在河邊發現了他和另一個男孩，他們就躲在警察眼皮底下。第二天，《斯圖爾特每日新聞》詳細記述了事情經過，標題為昨夜三人鋸開牢房鐵窗逃獄……工具為一名男孩提供的鋸條、鏨子和檔案。
「這是第二次越獄，」塔克說，「時間很短。」
塔克讀過一些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廉價小說。就像裡面的不法之徒一樣，塔克說「福里斯特·塔克的傳奇」開始於一個清晨，他只偷了一點東西就被不公正地送進了監房。他從小就在反覆講這個故事，後來全城都知道了。到了後來，故事情節越來越豐滿，偷的東西也越來越小。莫里斯·華爾頓是塔克的兒時玩伴，他說：「我的感覺是，只因為偷腳踏車和企圖越獄，他就被關了一輩子監獄。他變壞也是因為制度腐敗。」
華爾頓知道一些塔克的成長經歷，更強化了這個印象。他父親是一名重型機械操作員，在塔克六歲時就失蹤了，他媽媽則在邁阿密輾轉於各種底層職業。於是，塔克就被送去跟奶奶住了，她是斯圖爾特鎮的橋樑管理員。他在鎮上用廢金屬和木頭做出了獨木舟和帆船，全都擺在河岸邊上。他還自學了薩克斯管和單簧管。「我用不著父親對我指手畫腳。」他說。
但是，他的劣跡和機靈同樣出名。十六歲以前，他就受到了非法闖入罪和單純盜竊罪的指控。逃出少管所後，他去了佐治亞州，在那裡被判了強制勞役。跟所有新入獄的人一樣，他被帶去了鐵匠鋪，戴上了由鉚釘固定的腳鐐。鐵鐐會逐漸勒進皮膚，這就是所謂的「鐐銬中毒」。
「前三天，警衛會等你的雙手長出老繭，」塔克說，「但是，接下來工頭就會動用體罰，拿手杖或拳頭打你。如果你工作不賣力，警衛就會把你帶去浴室，把雙手銬在背後，拿高壓水槍衝你的臉，一直端著，直到你嗆水窒息。」
塔克只關了六個月就被放出來了，但很快又因為偷車被判了十年。「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徹底被社會拋棄的人，」塔克的律師後來在法庭動議中寫道，「他十七歲時就被打上了罪犯的烙印，被押著輾轉於各種司法流程之間，卻沒有律師為他辯護。於是，福里斯特·塔克逐漸成為了一名怒氣衝衝的年輕人。」塔克自己說：「骰子已經擲出去了。」在二十四歲被假釋時拍攝的照片裡，他剃著板寸，身穿白色t恤，曾經瘦弱的手臂滿是肌肉，目光充滿穿透力。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超凡的魅力——女孩們老是圍著他轉——但還說，他身上的憤怒也在不斷積蓄。「我覺得他特別想告訴全世界，他是個人物。」他的一個親戚說。
起初，塔克想去邁阿密的各大樂隊吹薩克斯管，似乎已經打定主意要成為另一位格蘭·米勒。但事情並不如意。經歷了一次短暫的婚姻失敗後，他放下薩克斯管，拿起了槍。
在美國人的想象裡，法外之徒是帶著浪漫色彩的：一個「好的」壞人。他是越獄大師，神槍手，還討女人的喜歡。1915年，警方訊問火車劫匪弗蘭克·瑞安的作案動機，他的回答是：「壞朋友，爛小說。我把傑西·詹姆斯當作英雄。」
塔克是在大蕭條期間長大的。在民眾對貸款違約、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憤懣之情的推波助瀾之下，銀行劫匪的吸引力達到了史上的頂峰。1934年，聯邦調查局擊斃約翰·迪靈格後，許多人驅車來到現場，用衣服擦掉他的血跡。以迪靈格生平為題材的好萊塢電影有不下十部，其中一部高呼：「他的故事銘刻在子彈、鮮血和美女之中！」
搶劫是公開的，因此它一般會吸引具有特定性格的人：膽子大、虛榮心強，天不怕地不怕。與此同時，大部分銀行劫匪也知道，公眾固然會為他們陶醉一時，但結局只有一個：消失。要麼被處死，要麼被關押。「他們會抓到我的，」弗洛伊德（綽號「俊小夥」）說過，「遲早的事。我會被槍斃的。最後都是這樣。」
塔克是在四十年代末開始犯罪生涯的。那個時候，大部分傳奇劫匪都已經被槍斃了。但是，他還是以他們為榜樣，身著定製西裝，腳蹬雙色皮鞋，用槍指著鏡子裡的自己。1950年9月22日，他終於出手了。臉上綁著手帕，像傑西·詹姆斯那樣拔出槍，衝進邁阿密的一家銀行，搶到了一千二百七十八美元。幾天後，他回到這裡，目標改成了整個保險箱。他在路邊用噴槍努力把箱子弄開時被捕了。
他的劫匪生涯比大部分銀行劫匪的都要短暫。但是，在縣裡的監獄中，他暗下決心，絕不能當一個普通的搶劫犯。「五年，十年，無期，他們判多久我都不在乎，」他說，「我是越獄的藝術家。」
他在監獄裡四處尋找所謂的「弱點」。聖誕節前後，已經謀劃多日的他開始痛苦地呻吟。獄方趕忙把他送進了醫院，醫生給他做了闌尾切除手術。（「這點代價不算什麼。」塔克說。）在康復期間，銬在病床上的他開始鼓搗手銬了。他學會了用任何物件開鎖——一根鋼筆、一個回形針、一段電線、一把指甲刀、一根手錶彈簧——幾分鐘後，他從病房走了出去，沒有引起注意。
他去了加利福尼亞，犯下了多樁新案，橫掃銀行櫃檯，拿著槍大喊：「我是認真的！」他身著鮮亮的格子正裝，開著一輛偷來的兩側裝著加速器的浮誇轎車絕塵而去。他講話也有一股低俗小說的味道。一名目擊者說，他當時是這麼講的：「搶劫了，姑娘們。我有槍。別說話就沒事。」
塔克希望能更進一步，於是開始尋找搭檔。「我不要瘋瘋癲癲的，也不要賊眉鼠眼的，」他說，「我這人挺傳統的。」最後，他找上了理查德·貝婁。此人高大英俊，一頭黑色鬈髮，智商很高，幹過騙人的勾當，現在在當小偷。貝婁跟塔克一樣以三十年代的劫匪為榜樣，有個舞蹈演員女友，名叫杰特·布蘭卡。但是，塔克選擇他另有原因：「他總是讓我數錢。」
他們搶了一家又一家的銀行。一次搶劫後，目擊者稱，他們最後只看見絕塵而去的車後座上掛著一排正裝。兩人搶劫的日子持續了兩年，常年霸佔當地報紙的頭條，1952年總統大選和麥卡錫聽證會都時常被蓋過了風頭。塔克和貝婁被描繪成「恐嚇受害者的武裝分子」，也是「衣冠楚楚」的「搶劫藝術家」，「嫻熟地拿走」櫃檯的鈔票，只留下「搶劫非常專業的印象……和逃跑用的車」。
1953年3月20日，塔克逃出醫院兩年多後，聯邦調查局探員將他團團圍住。他當時正在從舊金山的一個銀行保險箱裡取回贓物。探員又搜查了塔克登記的住址，那是一間聖馬特奧的寬敞公寓。屋內有一名年輕的金髮女郎，自稱從沒聽說過福里斯特·塔克。她說自己的丈夫是個寫歌的，很有錢，每天要到市內通勤，不久前才為五個月大的兒子換了大房子。她對警方說，她老公叫理查德·貝婁。然而，當警方給雪莉·貝婁看了長期在逃的銀行劫匪福里斯特·塔克的照片時，她一下子哭了出來。「我真不敢相信，」她說，「他人那麼好，那麼有錢。」
她回憶起丈夫每天晚上回家之後逗孩子玩的場景。孩子名叫小裡克·貝婁。「我們的小寶寶該怎麼辦？」她問道，「他以後要叫什麼名字？」
「我跟你講講惡魔島吧。」塔克有一天對我說。他還是坐在會客室的角落裡，手杖靠在腿邊。他把餐巾在面前攤開，吃了一顆我給他帶的肉丸，又喝了一口胡椒博士：「惡魔島只關過一千五百七十六個人。我是第1047號。」
惡魔島（alcatraz），又稱「巨石島」（therock），原為軍方監獄，1934年轉而關押重刑犯，喬治·「機槍」·凱利、羅伯特·斯特勞德（惡魔島的「鳥人」）、米奇·科恩等人都曾於此服刑。這裡至少有半數犯人在其他監獄嘗試過越獄。惡魔島周圍是冰冷的舊金山灣，還有致命的洋流，建造的目的就是杜絕逃獄。據說，阿爾·卡朋1934年被送到這裡時對監獄長說：「惡魔島似乎已經把我吞噬了。」
塔克於1953年9月3日抵達，時年三十三歲，被判處三十年有期徒刑。在入獄照中，他依然穿著夾克，扎著領帶，棕色頭髮向後梳，還打了髮油。鬍子長出來了一點，但依舊令人印象深刻。他很快就被扒光了，一名醫護人員檢查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肛門，看是否攜帶了工具或武器。他領了一件印著編號的藍色青年布襯衫、一條褲子、一頂帽子、一件厚呢短大衣、一件浴袍、三雙襪子、兩條手帕、一雙鞋和一件雨衣。牢房很狹窄，伸出雙手就能碰到邊。「牢房裡太冷了，睡覺時必須穿大衣、戴帽子來保暖。」塔克說。
他說，自己躺在床上時會想念妻子和孩子。他還記得與雪莉·施托爾茨初次見面時的場景，那是在奧克蘭的一次單身派對上。他記得兩人在塔霍湖上滑冰，1951年9月舉辦的樸素婚禮，她在合唱團裡唱歌，他就坐著聽，一聽就是幾個小時。他還記得兒子出生時的樣子。「我們真心相愛，」塔克談起妻子時說，「我不知道怎麼向她解釋實情——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入獄幾周後，獄警把他從牢房裡放了出來，領進一個窗戶很小的小房間。他透過窗戶看到妻子坐在對面。他拿起了話筒。「真的很難開口，」他回憶道，「我們不得不隔著玻璃看對方。她告訴我要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了。我說，‘能追求自己的生活就最好了，還有咱們的兒子。’我告訴她，‘不管怎麼樣，我都不會再煩你了，不管我有多想你。我再也不會打給你了。’」幾個月後，他接到通知說，兩人的婚姻關係已經解除了。
現在，他已經總結出了幾條原則，包括「警衛越多，越獄方法就要越離奇」。他跟獄友泰迪·格林開始精心謀劃了。格林是一名銀行劫匪兼越獄大師，曾穿著神父的衣服騙過警察，還藏在一箱舊衣服裡逃出了州立監獄。
他們兩人，再加上另一個獄友，開始從監獄工廠裡偷運工具，然後藏在洗衣房裡。他們還在其他犯人身上放置鋼絲絨，觸發金屬探測器，好讓警衛以為機器壞了。他們在馬桶裡面挖了洞，把工具藏在裡面，然後粘上修補漏縫用的泥。到了晚上，他們就用工具在下面打地道，想通過地下室逃走。
根據監獄內部記錄，有一天，一名單間犯人建議警衛檢查牢房裡的馬桶。很快，大規模搜查就展開了。監獄長報告總結如下：
除之前提到的噴槍外，嚴密搜查馬桶後共查獲：撐杆一根、側銑刀一副、支架一具及相關零件……螺絲刀一把、鐵絲一到兩根、金剛砂磨石一塊。
三名犯人都被打上了「越獄風險極高」的標籤，關入了管教囚室，俗稱「地洞」。
「我記得在裡面走路，沒有衣服，也沒有鞋，」塔克說，「地板是鋼製的，碰一下都凍得疼。保暖只能靠來回走。」一天晚上，他聽到窗戶外面傳來了揮之不去的聲音。他往外看，沒看見有人，但下面卻能聽見人聲。他們是獄警的孩子，在唱聖誕歌。「這麼多年了，我頭一次聽到孩子們的聲音，」他說，「平安夜了。」
塔克漸漸自學起了法律。沒過多久，他就給法院寫了一大堆上訴申請，都是精心用印刷斜體寫的。後來，一名檢察官稱他的一份令狀是在「做夢」，但他還是於1956年11月獲准召開了聽證會。根據塔克本人的說法和法庭記錄，開庭前一天晚上，他在縣立監獄裡說腎疼，於是被趕忙送進了醫院。每扇門都有警衛把守。趁人不備，他掰斷一根鉛筆，猛刺向自己的腳踝。由於腳踝受傷，警衛取下了腳鐐，把他雙手銬在醫院的輪床上。在被推進x光室的途中，塔克一躍而起，打倒兩名警衛，衝出了大門。在享受了幾個小時的新鮮空氣和正常世界的光景之後，他在一片玉米地裡被抓了回去，身上穿著病服，手上戴著手銬。
這次短暫的越獄讓他出了庭，判了刑，但也強化了他「越獄大師」的名聲。然而，塔克最了不起的一次越獄要等到二十三年後。他當時已經出獄了，然後再次由於持槍搶劫被捕。1979年夏天，他被關在聖昆廷監獄。這是一所最高安保等級的監獄，孤懸海上，被廣大囚犯稱為「角鬥士學校」。塔克在獄辦工廠找了份工作，然後在獄友約翰·瓦勒和威廉·麥吉克的幫助下，秘密收集了一些邊角木料和麗光板，切割成各種奇怪的形狀，藏在篷布底下。在電工儲藏間，他們順走了兩根六英尺長的杆子和幾個水桶。接下來，他們又在傢俱車間集齊了所需的東西：塑膠防塵罩、顏料和膠布，全都放在標著「辦公用品」的箱子裡。
8月9日，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塔克在院子裡向兩名同謀點頭示意，一切就緒。瓦勒和麥吉克在木料儲藏間外面盯梢，塔克則施展兒時本領，將那些部件組裝成了一條十四英尺長的小艇。「錘子的聲音太大，所以我只能用膠布和螺栓。」塔克說。他的顏料只夠塗一邊，也就是對著警衛塔的一邊。同夥催他的時候，他正好把「rub-a-dub-dub」的字樣印了上去。瓦勒管當時五十九歲的塔克叫「老頭」。他後來對一名《洛杉磯時報》的記者說：「船真的很好看，要是我的眼睛能跟船一樣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