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在紐約的街道下面，在任何一個時刻，有多少「沙豬」（sandhog）正在奮力勞作。但是，一個冬日的清晨，第十大道和第30大街交界的西北角出現了一個洞，周圍能看到有六個人聚在一起。洞口有三十英尺寬，用混凝土進行了加固，周圍是高高的鋁製圍欄。幾個月前，一名牧師來過，唸了一段簡短的祈禱詞：「願主保佑下井眾人，願你們從地底安全返回。」現在，太陽漸漸升起，他們從蓋滿白雪的地面走進一個綠色的金屬籠，一個巨大的絞盤將其懸停在大洞上方。他們穿著黃色防水工作服，腳蹬鐵頭膠靴，帶著手電筒、剪刀、香菸、止咳藥片、小刀、備用襪子等，還有幾個二十磅重的箱子，上面標著易爆品。
一名工人留在地面上，拉動操縱桿，籠子開始下降，地面上傳來的光越來越弱了。詹姆斯·瑞安是隊裡的老人，站在大洞邊緣看著深不見底的空洞。他有一張粗糲的長臉，上面還有傷疤。「我們準備了九箱炸藥，」他說，「應該夠用了。」
三十英尺，四十英尺，五十英尺，又五十英尺，又一百英尺。他的聲音在作業井內迴響。「兩百。」一個人大聲叫道。到了三百英尺，不管是上面還是下面，就都看不見光了。被包裹在黑暗中，他們緊緊擠在一起。視覺不起作用了，他們就改用聽覺——水珠滴下的聲音、人聲的迴響、頭頂鋼纜的吱嘎聲。到了五百英尺，空氣更熱了，也更沉重了。有一個人戴上了面具，隔絕浮塵。「好了，」瑞安告訴我，「就快到了。」
突然，一道細細的手電筒光柱從下面射了上來。他們都是「沙豬」大家庭的一員，也就是隧道挖掘工人。這個名字源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指的是挖掘布魯克林大橋下鬆軟泥土的工人。籠子裡的人，再加上我，基本都是人到中年，胸脯滾圓，指節突出。煙塵透過皮膚，進入了他們的眼睛。鈴聲響起，籠子停了下來，隨著鋼纜上下顫動。「就是這裡了，」瑞安說，「做好準備。」他開啟了籠子的門。我們現在位於地下近六百英尺深的地方。
直到此刻，我都只是聽說過紐約市有一個看不見的帝國，一個迷宮般複雜的地下水管網路，深度與克萊斯勒大廈的高度相當。一個多世紀以來，建起了各式各樣的供排水管道，綿延數千英里，包括十九座水庫和三座湖泊。紐約每日用水量達十三億加侖，大部分通過兩條幹線輸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利用重力從紐約州北部各水庫抽來的。水源地海拔可達一千四百英尺，通過引水渠降低高度，提高速度，流入紐約市的地下管線，海拔低至負一千英尺。
但是，第三條水道才是最重要的。為了應對日益擴大的需求，並在紐約市一號水道和二號水道發生意外時作為備用，紐約市三號輸水隧道於1969年開工，最初被譽為「西方文明歷史上最宏大的民用工程專案」。截至目前，已有二十四人在建設過程中喪生，大約每英里一人，預計完工日期已經推到了2020年。
作為一項工程傑作，紐約輸水隧道堪比布魯克林大橋與巴拿馬運河。但是，它自有其特殊之處：除了建設它的工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見過它。多年來，人們在城市之下建起了另一座城市，一個與曼哈頓的天際線同樣擁擠的地下世界：包括四百三十八英里地鐵線、六千英里下水道和上千英里的輸氣幹線。「只要比墓穴深的，」沙豬們常說，「那都是我們修的。」輸水隧道已經成為了沙豬們最偉大、最隱秘的成就，吞噬了幾代工人的生命。「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帶你下去，」我請吉米·瑞安帶我參觀最新施工部分時，他對我說，「不過，相信我，下面跟梅西百貨可是兩碼事。」
他五十歲，身材高大，沉默寡言，更喜歡用肢體語言交流——揚起眉毛，或者翹起嘴唇。他在地下的時間幾乎與在地上一樣多。「我從小就在三號隧道里做工，」他告訴我，「現在還在幹。以後十有八九要死在裡面。」1999年，瑞安被選為沙豬工會「本地147協會」的會長，現在肩膀都很難抬起來了。他的紅頭髮裡已經抽出銀絲，寬闊的胸膛向內凹陷，好像隨時要崩塌一樣。
瑞安開啟籠子後，我跟在他和其他人後面，走進了作業井底部。周圍在往下滲水，滴到了我們身上。腳邊是一個小水窪。前進途中，冰冷的水濺到了靴子上面。我陷入了一攤泥濘，瑞安用手把我拉了出來。
「別站在井口下面，」他說，「要是上面有東西掉下來，直接就砸到你了。」我往上看，幾乎看不到井口。有一次，在皇后區，一個十六噸重的絞盤掉進了作業井中，造成了一死七傷。還有一次，一名工人被斷掉的冰柱刺死了。
我跟著瑞安走進了隧道幹線，很難找到方向。裡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幾個電燈泡，吊在固定於巖壁的繩索上，籠罩在霧中。為了適應帶著水汽的燈光，我眨了眨眼。幾個人開啟了手電筒。透過陰影，我能看見牆邊擺著一個醫用擔架和急救裝備。最後，隧道映入眼簾：破舊逼仄，往兩個方向各延伸出約一百碼。在這一期建設中，三號隧道會延伸九英里，通到曼哈頓大橋，向北至中央公園；內壁會修整為光滑的圓柱形，直徑十英尺，並以混凝土加固。但是，目前還是工程初期，要用鋼釘加固位於隧洞頂部、形成於四億多年前的尖銳黑色片岩，以免塌方。通風管道會沿著隧洞四周延伸，排出閉塞空氣。這裡不同於冰冷的地表，氣溫接近七十度，混雜著水汽和煙塵。
工人分成兩組，分別走向兩個方向的隧道盡頭，開始在作業面上詳細繪製工程圖示。從中央開始，他們小心翼翼地每隔大約三英尺畫一個白點，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網格。接著，沙豬們操起液壓鑽眼機，在每個標記處鑽一個十英尺深的孔。他們的四肢上下顫動，安全帽上的燈不住搖晃。
作業面準備工作完成後，他們一邊聽回聲，以防有危險，一邊用自己的黑話交談：手提鑽（jackhammer）叫「傑克腿」（jackleg）；水桶（bucket）叫「戰艦」（battleship）；長得像玩具槍、用來擦拭管道的海綿叫「兔子」（rabbit）。有時，洞內太吵了，工人就會在空中比畫，跟啞劇似的。過了一會兒，他們取出噴筒，將水和空氣噴到洞裡，把灰塵沖掉。「一切都要做到位。」瑞安告訴我。
他拿刀開啟了一個炸藥箱，裡面裝著幾十根紅色的炸藥。大家把它們裝進洞裡，就像給滑膛槍裝彈一樣。每根炸藥都跟旁邊的一根連著。很快，導火索就密密麻麻地排在了作業面上。接著，大家把燈一盞盞關了，直到隧道內漆黑一片。在一道手電光的指引下，我們回到了金屬籠中。「我們跟爆點要有一千英尺的距離，」我們緩緩朝地面上升時，瑞安說道，「以前沒有這個規定，工人耳朵都被震聾了。」
回到街上，天已經大亮了，瑞安在陽光下不適應地眨了眨眼。其他人忙著驅散交叉路口的行人，他則靠在一個不大的起爆器邊上。一個穿駝毛大衣的女人說自己上班快遲到了，就要闖過去。「再等一分鐘。」瑞安一邊說，一邊皺起眉頭。另一名沙豬把手按在了t形操縱桿上。「走。」瑞安說。於是那個人就雙手按下，大喊著：「起爆！起爆！」
地下傳來一聲巨響，震動聲越來越強。人行道、欄杆和腳下的地面都開始顫抖。洞口上方的起重機也左右搖晃起來。一名路人先往天上看，又往地下看，看起來很茫然。「是炸彈嗎？」另一個人問。一陣煙塵從井中升騰起來。接著，一切都安靜了。隧道又向前延伸了九英尺。「搞定了，兄弟們！」工頭喊道。還沒等其他人反應過來，瑞安和其他人又消失在了洞中。
這一天結束時，沙豬們聚在自己的「小窩」裡。那是一座不大的白色平房，有木頭長椅、鎖櫃、一個淋浴頭，位於第30大街的圍欄區內。被泥巴染黑的黃色工作服掛在鉤子上。角落裡的一臺電視機小聲地播放著節目，幾個人拿著毛巾在旁邊看。另一人則在用拖布清洗他們腳邊的地面。
瑞安找了張桌子，坐下跟我談話。他的手肘放在安全帽上，臉頰側面流下了一道泥水。由於常年在嘈雜環境中工作，他的聽力受到了損傷，說話聲音比一般人大。
「沒人願意談，但我們現在真的很危險。」他說。瑞安解釋說，舊隧道漏得跟「篩子」一樣，有些部分已經建成將近一百年了，急需維修。但是，三號隧道完成之前都不能維護舊隧道。一部分原因是，進入一號和二號隧道需要停水，沒有備用隧道的話，就會發生嚴重的用水短缺。但還不只如此。幾名沙豬朝這邊看了過來，這時，瑞安在桌子上用沾著泥的手指畫了一個圓圈。「看到沒？」他問我，「這些是控制水流的閥。」
「都在幾百英尺的地下。」另一名沙豬說道。
瑞安說，隧道是圓柱形的，裡面有斷頭臺一樣的水門，閥就是負責開合水門的，以此擋住水流。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水閥已經很脆弱了，不太好用。「他們擔心，一旦試圖把水閥關上，以後就打不開了。」瑞安說。
他擦去了眼睛上的一些泥。「看，」他說，「如果一條隧道失效，整座城市就要停擺了。有些地方會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醫院。飲水處。消防。真要比起來，9·11都算不上什麼了。」
談論輸水隧道隱患的不只瑞安一人，只是言辭沒有這麼激烈。2003年春，我見到了紐約市環保局負責人克里斯托弗·瓦爾德，他負責輸水隧道的設計運營。他的胸膛寬闊，留著山羊鬍，看上去更像沙豬的一員，而非政治家。他說話時還總想往前傾，好像要起跳似的。「雖然大家不願意承認，但隧道是有壽命週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開始退化。」他說。特別是金屬閥門，它們的強度會不斷減弱，直到再也承受不住水壓。瓦爾德說，先修的兩條隧道已經年久失修，除非三號隧道投入運營，否則停水維修的風險實在太大。他補充道，老化的隧道距離垮掉還有一段時間——「眼前還不至於出事」——然而，誰也沒法預測到底能撐多久。
其他人的看法更為悲觀。一位環保局科研人員對我說：「部分引水渠的滲漏現象已經很嚴重了。」另外，環保組織「河流衛士」於2003年釋出了一份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部分地區，這一非凡的基礎設施事實上處於崩潰狀態。」例如，在紐約州北部的工業城市紐堡，連線市隧道網的地下水渠已經有多處裂口，漏水量巨大，以至於形成了一個大型落水洞。
許多專家擔心，舊隧道系統可能會同時崩潰。「工程師們會告訴你，隧道出事不會是漸進的，」瓦爾德說，「而會是災難性的。」一號隧道被認為是最脆弱的一環，一旦出事，下曼哈頓、布魯克林城區、布朗克斯區的部分地區都會停水。如果引水渠出了問題，那就是全市大停水。「到時便無水可用，」瓦爾德告訴我，「治理不是一兩天的事，要花兩到三年。」
之前，市政府有時會安撫民眾對紐約供水系統的擔憂。但是，在2003年的一次新聞釋出會上，邁克爾·布隆伯格市長提出，老化管線「非常脆弱」，而且「如果一條引水渠癱瘓，全城便會毀於一旦」。安東尼·戴爾韋斯科夫參與三號隧道的專案管理工作已經有近十五年了，他也發聲表示贊同布隆伯格的警告。「沒有人知道，我們正面臨一場潛在的滅頂之災，」他告訴我，「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我們很難想象沒有水的城市會是什麼樣的。水龍頭和消防栓裡空空如也，廣場上不再有噴泉，而是擠滿了深受由煙塵與乾燥散播的疫病之苦的市民——想象一下吧，就像查爾斯·愛因斯坦1964年發表的那篇未來主義小說《紐約乾涸之日》一樣。
然而，自建市以來，紐約長期缺水。雖然周圍都是大海，但直到十八世紀，紐約的主要淡水水源都是下曼哈頓的一個散發著異味的池塘，名叫「集水塘」。人們會把自己的糞便倒在裡面，有時還扔屍體。水的分發主要靠「茶人」。他們用大桶裝水，走街串巷，慣於敲顧客竹槓。1785年，隨著城市人口接近三萬，《紐約雜誌》向政府官員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抱怨水源已經淪為「公用下水道」。一份日報宣稱它「不僅噁心，而且致病」，接著還寫道：「城市規模越大，這個問題就越嚴重。」
即便報紙發出警告說「倘若放任自流，瘟疫會讓人口逐年減少，直到重視水源質量」，疾病已經在骯髒不堪的街道上四處傳播了。1798年，黃熱病導致兩千名紐約市民喪生，小販沿街吆喝著「大小棺材，隨意挑選！」。1805年、1819年、1822年，瘟疫捲土重來。一名市民在當地報紙中指出：「紐約人就像寓言裡面的富人一樣。瘟疫之火吞噬生命的時候，他們卻沒有潔淨的清水來滋潤乾咳的喉嚨。」
1832年夏天的一個清晨，兩名家住曼哈頓的兒童起床時感到劇烈腹痛。他們不能排尿，一直感到很渴，開始嘔吐，皮膚泛藍。第二天，他們都死了，又過了兩天，他們的母親也去世了。
亞洲霍亂到來了。這是一種極度痛苦的傳染病，主要通過被糞便汙染的水源傳播。不到一個月時間，兩千名紐約市民就喪了命，屍體顏色發藍，手腳皺縮。超過十萬名居民——也就是城市總人口的一半以上——逃去了附近的鄉村。疫病平息時，已經有三千多條生命被奪走了。當時，一群醫生來到這座城市，他們說城裡「不斷能聽到懇求」的哭喊：「涼水，涼水，給我涼水啊！」
終於，市政府於1834年冬天承諾開闢新水源。然而，計劃尚未實施，華爾街附近就爆發了一場火災。當時河道封凍，沒有足夠的水來滅火，再加上風力強勁，於是大火蔓延開來。不到幾分鐘，大火就從證交所燒到了華爾街，接著是南街和前街，繼續不停。（濃煙在費城都能看到。）大火持續了二十四個小時，焚燬了近七百座建築，城內搶劫大盛，政府不得已派軍隊進駐。大約三分之一座紐約城淪為廢墟。一名目擊者稱它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可怕的災難」，還寫道：「我的身體疲憊不堪，精神飽受摧殘，頭腦中滿是寫之不盡的恐怖景象。」
紐約市的第一座引水渠就此開工了。
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科羅頓水渠的規模是很小的。但是，它在當時被視為建築奇觀。它開工於1837年，完成於1842年，長度超過三十英里，起止點分別為科羅頓水庫和哈德遜河東岸，尺寸為八十七英尺，由磚塊造成，優雅美觀。水渠完工之時，全城教堂鐘聲大作，上千人湧上街頭遊行，穿過一座座新建的噴泉，欣賞太陽下閃耀的水光。日後出任紐約市長的菲利普·霍恩在日記中寫道：「紐約市民現在滿腦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科羅頓的水……水！水！這美妙的音符響徹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為群眾帶來歡樂與興奮。」
但是，十二年後，城市用水再次供不應求，管線水壓大大降低，三樓以上都供不到了。到了1882年，紐約城每週要迎來上千名移民。《紐約時報》呼籲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水」，還說「由於供水不足，家庭的健康……正在受到損害」。在前一個世紀裡。紐約市對民生問題相當消極。現在，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卻幾乎成為了宗教性的信仰。1905年，喬治·麥克拉蘭市長剛剛參加過紐約市第一條地鐵線的開通典禮，就又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新願景：「開闢新的純淨健康的供水渠道。」許多人都將其視為譫妄。工程預計耗資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三十七億美元——是全球最宏大的城市供水系統。1907年，麥克拉蘭在動工典禮上宣稱：「真正為人類歷史程式帶來永久變化的，不是大事件，也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每天在做的小事情。」
沒過多久，上千名勞工來到卡茨基爾山，開始清理植被。根據宏大的《麥克拉蘭法案》，市政府徵用了兩萬五千多英畝土地，包括伍德斯托克以南肖肯地區的上百座住宅。一名法官對此頗有微詞：「就算是全能的主也不會授予大天使這麼大的權力。」九個村莊被拆毀，有些燒為白地，近三千名居民遭到驅逐，連墳墓都被挖開了。「樹木被砍光了，村莊像夢一樣消褪了。」《金斯敦自由人報》如是報道。
多座大壩建了起來，河水被引入卡茨基爾，雨水也被收集起來。整個高原盆地被淹沒，形成了一個大水庫；再加上其他幾座水庫，總面積幾乎和曼哈頓島一樣大。在淹沒前的照片中，肖肯地區遼闊青翠，幾個月後，它就成了波光粼粼的大湖。
與此同時，沙豬們鑿穿山體，在山坡下打洞，建設了卡茨基爾引水渠。水渠長九十二英里，以肖肯為起點漸次降低，依次經過斯特姆國王山、懷特平原，然後從地下一千一百英尺的深處穿過哈德遜河。紐約新任市長威廉·蓋諾稱之為「史上最偉大的工程成就之一」。然而，這還不是整個專案最難的地方。根據工程師的精心設計，渠水要流向揚克斯市的一座水庫，然後進入另一條位於市區深處的隧道。該隧道要承受每天流過超過五億加侖水的壓力。接著，水要向上流，通過的管道越往上越細，最後從全市上百萬個水龍頭裡流出來。1911年，紐約市一號輸水隧道破土動工。許多人下去之後再也沒能上來。長期工的日工資約為兩美元。有一次，在這種壓力之下，在地下一千兩百英尺的地方發生了一場暴亂，工人們用鏟子和鎬頭互相攻擊。
東河兩岸的情形同樣艱難。戴安·加盧夏在一本紐約輸水系統史《流動的資產》中寫道，在自然地下水的作用下，此地巖質相當疏鬆，於是沙豬們建造隧道的作業成為了將人活活淹死的陷阱。為此，工程師被迫在兩岸分別修築了一個沉箱，那是一種巨大的倒置箱型結構，在修築布魯克林大橋的地基時被率先採用，帶有一定風險。沉箱由鋼筋混凝土製成，邊長約十五英尺，重達兩千噸，只有底部開口。降入疏鬆表面後，沉箱內會注入壓縮空氣，將泥水擠壓出去。沙豬們會坐在框裡，通過鋼製作業井，進入一個環境類似於潛水艙的氣密室。空氣泵入後，沙豬們會感到耳膜鼓脹，血液流向身體中央。許多人都以為自己要死了。
待氣密室內外壓力平衡，沙豬們就會通過暗門爬進沉箱，站在齊膝深的泥中，把水底的淤泥用頂部開口處的桶運出去。工人承受的水壓很大，一次最多幹兩個小時。在挖掘過程中，沉箱會緩慢下沉，自然地形成一道作業井。一名在布魯克林大橋施工期間進過沉箱的工程師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脈搏一開始會加速，然後降低到正常速率以下。聲音聽起來模糊而不自然，說話也很費力。燃燒的火把、深深的陰影、嘈雜的錘鑽鏈鋸聲、若隱若現的半裸人形，到處都有西西弗斯在徒勞地推著永遠到不了山頂的石球。若是此時還有詩興，一定會覺得這裡便是但丁筆下的地獄了。」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洩漏」的威脅，也就是沉箱外壁出現裂縫，原因是內外壓力突然失衡，後果類似於飛機航行途中艙門開啟，伴隨著恐怖的尖嘯聲，就像水壺開了一樣。人們只有幾秒鐘時間躲進氣密室，否則就可能被下面吸進去。1916年東河地下隧道施工過程中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故，當時是下午，三人被裂隙吞噬，其中兩人死亡，生還者名為馬歇爾·馬貝，被間歇泉衝了上來，據說泉水有四層樓那麼高。「我感覺自己被推進了洞裡，」馬貝後來對記者說，「我越是掙扎，周圍的東西就擠得越緊，以前從沒被擠得這麼緊過。我都快窒息了。」
卡茨基爾工程造成的工人死亡數目不得而知，但是據1913年《松丘鎮前哨報》報道，「每年約有百分之十[工人]死傷。記錄在案的水渠工程各級事故已經超過了三千八百起……承擔這項艱苦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籍或黑人勞工。由於勞工的身份地位，死亡事故並未引起公眾關注。」
1917年，工程已經進行了十多年，最後一次爆破終於完成了。人們現在可以在地下從曼哈頓一路走到卡茨基爾。市政府組織了紀念活動，但比科羅頓水渠完工時要低調多了。中央公園一座由該水庫供水的新建噴泉開啟的那一刻，大雨便下了起來。
「你能聞到嗎？」吉米·瑞安問。
「聞到什麼？」
「炸藥味。」
我們回到了三號隧道內部，看著沙豬們把碎石剷出去——用瑞安的話說，叫「弄走」。就在幾分鐘前，他們在我眼前引爆了炸藥，溼潤的空氣中滿是煙塵。很快，一切都被籠罩在了一片稀薄的黃霧之中。這些岩石連地震都無可奈何，現在卻被炸到了周圍的牆壁上。有些裂為兩半，露出斑駁的雲母，在塵土中發出美麗的白光，其餘的黑色石頭就單調多了。
目前工程處於初期，開鑿巖石的方法和修建第一條輸水隧道時差不多。用瑞安的話說就是「塞進去，炸了，然後清理」。這是一種重複的、暴力的儀式，沒有日夜之分，時間的流逝早已被爆炸的震盪所取代。他們現在要把炸碎的花崗岩搬到大框裡，由洞口的起重機沿著他們下井的路徑拉上去，每次二十八噸。沙豬們各司其職。有搬運的，有插火藥的，有打訊號的，還有留在上面操作起重機的，負責把工具材料跟捲揚機連到一起的。布萊恩·索恩是一名資深的起重機操作員，他告訴我：「每個人都有一門技術。我就是放得穩。上面的人會把東西正好送到下面的人的頭頂上，讓下面的人放心，這很重要。如果砸到人了，你不能說‘哎呀，不好意思’，那個人可就沒命了。所以，你必須做到最好。」
多年以來，瑞安已經從搬運工升為了工頭，也就是「走來走去的老闆」，現在更是成了沙豬工會的主席，對整個團隊負有很大的責任。一名同事給予了他沙豬界的最高稱讚：「吉米什麼髒活累活都能幹。」但是，瑞安在泥水中奮力穿行時，眼睛會從安全帽下向外瞟，有一點警惕。有的年輕沙豬剛要回憶差點喪命的往事，他就會揚起眉毛說「有些話不能講」或者「你就愛胡說八道，是吧？」。有些人跟漁民一樣，喜歡大談海上的故事，瑞安不一樣。他很少說起自己在地下的時光。輪班結束後，他就直奔皇后區的家，經常會脫下工服，換上鮮亮的高爾夫球褲，去林克斯式球場打一把，呼吸著清新的草香，揮舞著痠痛的胳膊，努力把球打進洞裡。他妻子告訴我：「他從來不說隧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底下做什麼。」
跟這門行當的一般情況相比，瑞安算不上迷信。他不戴護身符，也不會拒絕在13號或星期五下井。但是，他從來都很警惕。現在，其他人都在說笑，瑞安卻一個人站著，靜靜地檢查牆體，確認沒有裂縫，不會導致大塊剝落。
過了一會兒，他來到隧道盡頭，那裡放著一堆溫度還很高的碎石。沒挖這麼深的時候，他們發現過很多東西：珠寶、武器、假牙、一箱錢幣、一座殖民地時期的地牢。「下水管道里有時會看見老鼠，」瑞安說，「不過，這麼深的地方就只有沙豬了。」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塑膠袋，小心攤開後，裡面不是午飯，而是一盒萬寶路。雖然煙塵已經很嗆人了，他幹活時還是成天叼著香菸——就像他喜歡讀的老派推理小說裡的偵探一樣。在工友裡，他似乎是獨一份的。
有人在碎石邊上搭了一把十英尺長的梯子，瑞安靠著香菸照明爬了上去。「來呀。」他說。等我到了頂上，他朝下指了指隧道，彷彿在說：來，好好看看。我看見十幾個人在朦朧的煙塵中來往穿梭。下面傳來雜亂的聲音：鎬頭奮力砸向崎嶇的岩石、鑽開新的插洞、桶子來來往往，還有螢火蟲一樣迸發的火星。五個月的爆破清理，兩班輪換著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工程師與承包商精心測量最快路線，即便如此，隧道還是隻延伸了兩條街：從第29街到第31街。但是，站在隧道一端的頂部看著另一端，巖壁上滴著水，到處是硫黃的光，我對隧道設計總算有了一點感覺。
「你覺得我們這個大工程怎麼樣？」瑞安問道。
後來，瑞安在工房裡脫靴子時跟我說：「你知道嗎，我爺爺當年就是幹這行的。」他把靴子並在一起，接著說：「他是1922年從英格蘭來美國的。起初是在荷蘭隧道里幹，後來二號隧道開工，他就過去了。二號比一號的規模還要大。真的很慘。我只能跟你說這麼多。」
自從一號隧道建成以來，紐約市用水量不斷增加。到了1929年，日用水量已經比當年增加了三千五百萬加侖，於是二號隧道開工了。一條從特拉華河引水的新渠建了起來。（它現在依然是吉尼斯世界紀錄「世界最長輸水隧道」的保持者。）又是被淹沒的村莊，被挖開的墓地。
吉米的祖父叫尼克·瑞安，身材高大，肌肉發達，長著一頭紅髮。大家都說吉米·瑞安跟他長得很像，但用吉米的話說，尼克有點「野」，話音裡明顯能聽出來是打了折扣。尼克嗜威士忌如命，當時隧道里的工人經常喝這種烈酒。他基本沒受過正規教育。跟他同輩的沙豬大部分是剛到的移民，主要來自愛爾蘭、義大利和西印度群島。他們就有一套衣服，在鞋子上包上塑膠袋就來上工了。供水委員會有時會把他們安置在營地裡，還會教他們的子女讀寫，當地村民經常抱怨「這群外來的」。當時拍攝的黑白照片中，尼克他們隊站在隧道里，頭上搖搖欲墜的岩層只有幾根木頭撐著。尼克·瑞安戴的不是安全帽，而是有點像牛仔戴的那種帽子。1936年，尼克加入的「本地147協會」的一次早期會議紀要顯示，會上警告大家，不要帶手槍下井。
「就算是大蕭條期間，大部分人也不愛幹這些工作，」一名與尼克·瑞安在同家工會的礦工回憶道（記錄在一部口述史中），「沒人想到地底下，整天拿著鏟子幹活，然後到壓縮氣室裡面去。我們這些人很不好對付，領導作風必須鐵腕……他們會跟你講，要麼幹要麼滾。保險精算師會告訴你，活下來的都是最強壯的。」
尼克·瑞安的胸口劇痛，四肢僵硬，牙齦出血，還得了沉箱病。1937年，全家到處都要用錢的尼克·瑞安帶著十八歲的兒子喬下井了。「我爸就是這麼學會在地底下生存的。」吉米·瑞安回憶道。
「好多年以前就是子承父業了，」一名沙豬告訴我，他的父親當年跟喬·瑞安一起工作過，「爸爸拉兒子，哥哥拉弟弟，表親拉表親。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說，這裡真是英雄不問出處。有案底也沒關係，只要能待在底下幹就行。」
喬比他爸爸更矮小結實，人稱「紅瑞安」。他總是怒氣衝衝的，不認識的人還會覺得他很嚇人。他揹負著重擔——或許還夾雜著怨憤——為了幫助有時起床太晚、趕不及上班的父親養家，喬放棄了維克森林大學的橄欖球運動員獎學金，下井當了工人。尼克·瑞安1958年去世以後，他兒子開過一陣子加油站，不過沒過多久就回到了地底——那裡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五十年代，紐約市對「純淨健康的水」的追求越發狂熱了。這一次的觸發事件不是人口爆炸，甚至不是大瘟疫，而是之前幾乎沒有人想到的事情。
1954年，在大多數市民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幾名工程師下井關閉了一號輸水隧道，以檢查這座已經執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設施是否需要維修。「想象一下，水龍頭用了十年會是什麼樣，」環保局局長克里斯托弗·瓦爾德說，「這些東西已經連續工作幾十年了。」
在井底，一根長長的銅杆從隧道里伸了出來，末端有一個轉輪，作用是控制管線內部直徑六英尺的閥門。但是，工程師們使勁轉動手柄時，轉輪顫抖著開裂了。「它承受的水壓太大了。」瓦爾德說。
「他們擔心，要是繼續轉的話，整個系統都會完蛋。」沙豬工會的業務經理人小理查德·菲茨西蒙斯說道。
全球最大的供水系統在建設幾十年後，終於暴露出了它的弱點，一個讓整座城市陷入危險之中的弱點。「人們都嚇壞了。」城市供水工程師道格·格利雷說道。沒有辦法把水關掉，不能到裡面去修補裂隙，也不知道隧道的崩潰是否近在眼前。
六十年代末，政府官員決定必須採取措施了。「最早的隧道里有一條都用了七十年了，閥門沒辦法修，」時任美國國會議員、後來出任三屆紐約市長的艾德·科赫回憶道，「有時我們甚至連閥門在哪裡都不知道」。他還說：「沒有吃的可以活下去，沒了水可就不行了。」
1970年1月，寒冷的一天。三號輸水隧道正式破土動工，它的規模比前兩條隧道都要大。三號隧道預計分四期完成，長六十英里，起點為揚克斯水庫，依次經過布朗克斯和曼哈頓島南端，最後到達布魯克林和皇后區。專案要求新修一條地下引水渠。更重要的是，系統中央有三十四個專門設計的閥門。閥門材質不是青銅，而是不鏽鋼，而且縮短了柄的長度，提高了抗壓能力。（大部分在日本製造，紐約市派駐當地的監察員為了確保加工精度，在日本一住就是兩年。）所有閥門都放置在一箇中央控制室裡，抵達和關閉都很方便。
控制室的施工開始於1970年，1998年才完成。雖然與控制室連線的隧道尚未完工，但是環保局還是允許我參觀了地下控制室的內部。它位於布朗克斯，距離沙豬工會大樓不遠。地上完全看不出控制室的痕跡，只有一個小小的瞭望塔，還有一個封閉的大門，大門通往一處綠草如茵的山坡。「我們一般不放人進來的。」格利雷站在門外對我說。
跟許多沙豬口中的「鉛筆男」一樣，格利雷是個一絲不苟的人：鬍鬚修剪齊整，身著藍色休閒西服，還打了領帶。正門是由實心鋼材製成的，他開門的時候就跟開銀行金庫一樣。「這處防空洞建於冷戰時期，」他說，「原本是為了抵禦十兆噸級核彈。」
他把身體壓在門上，看見門緩緩開啟，長舒了一口氣。室內陰冷，走廊是由混凝土製成的。走下幾級金屬臺階，我們乘上了一臺二十五層樓高的下行電梯。格利雷一邊開啟另一扇厚門，一邊說道：「做好準備，你即將看到全新的長期供水系統。」
控制室形似飛機庫，長度超過二百碼，圓拱形的天花板高達四十一英尺，牆壁佈滿沉積物和藻類。吊燈懸在頂部就像新月一樣。閥門依次排列在距離地面二十英尺的地方。其實，我們能看到的只是閥門外面的圓柱形鋼管：重達一千七百三十五噸，由鉚釘固定，橫穿四十二英尺寬的控制室。每個鋼管內有兩個閥門，旁邊有一個金屬平臺。格利雷興奮地走上第一個鋼管，撫摸著魚雷形的外壁。「如果一條隧道出現裂縫，我們就能在這裡把它關閉，」他說，「一切盡在掌握。」
如果閥門損壞，對應的鋼管可以升到地上檢查。格利雷說，部分損壞不會影響整體。舊隧道是從水庫沿直線流入市區的，但三號隧道設計了多處流經控制室的冗餘迴路（上曼哈頓有一處，布魯克林和皇后區共用一處），這樣的話，部分地區斷線就不會導致全城大停水了。
格利雷把手放在鋼管上突出的一個小輪上，說道：「閥門是用電力開合的，停電時也可以手動操作。當然了，手動的話要擰兩萬九千圈。實在不行可以幾個人輪流上。」
控制室裡很冷，格利雷伸手向我展示另一項創新技術時，不禁打了個寒戰。「這叫作蝴蝶閥，」他指著鋼管裡的水閘說。它不是像斷頭臺一樣直起直落，而是慢慢旋轉到位的，「這樣能減小壓力，方便關合。」他說的時候，手還在順時針擰著輪子。雖然他已經來過幾十次了，但還是會駐足回望這幾十個閥門。然後他說：「只要三號輸水隧道完工，全市供水就會圓融自如了。」
1969年，就在三號輸水隧道一期工程開始之前，吉米·瑞安的父親帶他下了井。「我十八歲的時候，他說‘跟我來’，」吉米·瑞安回憶道，「他是那種老派的家長。爸爸幹什麼，孩子不能問……接著，他們把我們裝進了這個大筐裡。我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下面越來越黑。我爸讓我跟緊了，看他怎麼做。我就是這麼當上沙豬的。生下來就是。」
吉米·瑞安得了個綽號：紅髮嬉皮。「當時正流行這個，」吉米有點抗拒地對我說，「老傢伙都很潮的好嗎？」雖然有點叛逆，但他還是繼承了爸爸不服輸的勁頭。他跟我講，他要向「老頭」證明自己能幹好。吉米的直率也讓他大受歡迎。「對於吉米，我一句二話也沒有。」他以前的工頭巴蒂·克勞薩說。他還說，吉米是那種「一根可調扳手都不會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