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消防員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儀式是為活人而創立，用以送別死者的。9月11日，40號消防車隊和第35號雲梯車隊瞭解到，隊裡所有去了世貿大廈救災現場的人——共有十二名，包括一名隊長和一名副隊長——都失蹤了。於是，全隊趕忙來到現場，他們決定，至少要完成自己的儀式。最後，他們在原爆炸點附近找到了消防車和雲梯車，車上覆滿煙塵。他們試圖「重現」當時的場景，用後來一名隊員的話說：失蹤者去了哪裡，他們最後幹了什麼。他們使用鉤鎖發現了失蹤消防員的備用鞋、一件扔掉的襯衫，還有一副墨鏡。慢慢地，他們分成臨時小隊，在瓦礫中分散作業，試圖找到同事的足跡，一點點在廢墟中尋覓，最後卻一無所獲。
當天晚上，經查明的失蹤人數已經達到數千，突然有訊息說，搜救人員發現瓦礫下面埋著一個人。經辨認，此人叫凱文·謝伊，是40號消防車隊和35號雲梯車隊的成員。而且他還活著。他被緊急送往新澤西州的一座醫院，同事們趕忙前往，以為他能透露其他依然受困的同事們的位置。「只要找到一個，」消防隊的資深成員史蒂夫·凱利後來回憶道，「其他人就有希望。」
當他們趕到病房時，謝伊躺在床上，已經醒了。他的頸部有三處骨折，一隻大拇指被切斷，但看上去腦子還算靈活，看到老夥計們也很高興。大家擁抱過謝伊之後，就開始問他事情。還記得你當時在哪裡嗎？有個人問。
「不記得了。」他說。
那你知道雙塔倒下之前其他人在哪兒嗎？
謝伊困惑地看著他們：「雙塔倒了？」
其他人都忘不了，唯有幸存者不記得，這簡直像是一個都市傳說。恐怖襲擊兩週後，我去拜訪了謝伊。他那時剛剛出院。見面的地點就在他工作的消防站，位於阿姆斯特丹大道與第66大街的路口。他對我說，自己確實失憶了。「嚴格來說，我不應該上工的，」他說，「不過我還能接電話，而且我覺得夥計們在身邊有好處。」
他有義大利和愛爾蘭血統，長相俊美，一雙棕色眼睛炯炯有神。但是，他還戴著固定下巴的頸託，頭髮也被醫生剃光了，看上去有點詭異的僵硬感。他低頭接電話的時候，我能看見他頭皮上一道彎曲的乾涸血跡。「我的第五節頸椎斷了。」他說。
在消防站外面，人們紛紛前來點亮蠟燭，悼念死者。他們知道謝伊在裡面之後，便要順便進來看看他。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他成為了生者祭拜的神龕——大難不死之人。一個小女孩跟著媽媽走了進來，給消防隊捐了款。「感謝你所做的一切。」她說。他微笑著用完好的那隻手接下了支票，但是人越來越多，他便感到有些不自在。「這跟我沒關係。」他對一個稱讚他勇敢的人說。最後一個人也離開後，他轉向我說道：「別把我寫成一個英雄。」
他看了看屋子裡的失蹤者照片和追悼會通知。他說：「我可能是嚇壞了，然後……」他的思緒斷了，閉上眼睛，彷彿要從虛無中喚起某些事情。困擾著他的似乎不只是記憶的空白，還有因為失憶而無法回答的一個問題：在最後的關鍵時刻，他做了什麼才得以獨活？「我願意相信自己是那種一把將人推開救他一命的人，而不是嚇得逃跑的人，」他說，「但是，不管我有多努力，都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我的記憶好像也隨著大樓崩塌了，現在只能一點點地把整件事拼起來。」
有些事情他確實記得。他記得麥克·德奧瑞亞，二十五歲，新來的，腿上有一個瑪雅文身。他記得弗蘭克·卡拉翰，隊長。麥克·林奇，另一名消防員，本來都快結婚了。他記得他們都拿著什麼：一根撬棍、一個大錘、一把斧頭、一個液壓擴張器、八便士釘、消防索、鐵絲剪、卡盤、一把螺絲刀。他記得，9月11日那天，被警報喚醒時是上午9時13分。他記得大家都上了車。他記得消防車。他記得問過副隊長是不是恐怖襲擊，副隊長說是，然後他們就沉默地上路了。
他還記得一些事情：他的綽號，瑞克謝伊（ric-o-shea）；年齡，三十四歲；最喜歡的顏色，黃色。他記得跟女朋友見面，她叫斯黛茜·霍普·赫爾曼。他記得自己在長島長大，爸爸媽媽吵架，十三歲時媽媽走了。他還記得一些想要忘掉的事情——那些無法消融的東西，還有多年以來所有散碎的記憶。
記憶是破解自我的密碼，不只是日期和事件，更是糾結、頓悟和改變。它對從悲劇中平復過來極其重要。經歷創傷事件後，人們往往會將某些記憶整合為有意義的敘事。他們清楚地記得自己在哪裡，跟誰說過話。但是，當敘事發生了動搖，部分——乃至大部分——記憶缺失了，那又何以自處呢？
在9月的最後一週，我陪謝伊去了聖查爾斯醫院和長島康復中心。關於他的失憶，醫生們還不清楚是生理原因還是心理原因，抑或兼而有之。神經心理學家馬克·桑德伯格在大廳裡接待了謝伊，把他領進了狹小的辦公室。桑德伯格關上門後，兩人面對面坐下。「我對你瞭解很少，」桑德伯格說，「你還記得什麼？」
「我能告訴你我記得什麼，還有別人跟我說了什麼，」謝伊說，「我記得接到警報就過去了。我是35號雲梯車隊的，但正好有一臺消防車，正好有個空座。我那天本來不當值，就問‘我能去嗎？’。」
醫生看起來很驚訝：「你那天不當值？」
謝伊解釋說，他是「見義勇為」，或者說是自願地去做「正確的事」。他繼續說：「領導同意了，然後我……沿著西側高速路開……我們注意到有車著火了，到處都有碎片落下——就像下大雨一樣。到處都是金屬和玻璃碎片。還有人掉下來——」
「是你自己記得，還是別人跟你講的？」
謝伊閉上了眼睛：「自己記得。」
桑德伯格在本子上寫了幾條筆記，然後讓謝伊繼續。去現場的路上，謝伊說，他把錄影機拿出來了。他有時會把火場拍下來以備日後訓練。「我記得是放在塑膠袋裡的，然後揣到了自己的外套裡，」他說，「我知道沒多少時間拍。」接著，他就準備衝入混亂的火場了：「之後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再醒來就是在醫院裡。」
「你之後恢復記憶了嗎？」
「嗯，開始恢復了。時有時無的。他們那時給我用藥了，嗎啡吧，我覺得是。他們說我有意識，不過我也不清楚。」
「有意識不代表就有記憶。這叫創傷後失憶。」
「是這樣嗎？」
「我想搞清楚的就是這個。」
謝伊纏著繃帶，有點坐立不安：「有人說不記得最好。我想不起來自己當時是不是要救人這件事，也許有助於應對這種應激後……隨便你怎麼稱呼吧。」
桑德伯格問隊裡跟他一塊去的人裡有幾個失蹤了。謝伊第一次從繃帶裡把頭抬起來。「全失蹤了，」他說，「除了我一個。」
他從沒想過當消防員。他來自消防員世家——爺爺、伯伯、爸爸、哥哥都是——但他是個異類。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不是「那種肌肉男」。跟許多人相比，他的身材要小一些，更有書卷氣。他不喜歡運動，也不喜歡喝酒。他起初是做軟體的，乾得很棒。但是，1998年的時候，他覺得應該繼承祖業了。
2001年夏天，初到40號消防車隊的35號雲梯車隊時，他凌晨3點鐘就到了。其他人正好出勤，回來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雞蛋、法式吐司和澆著巧克力的草莓迎接他們。「他們看著我，就好像在說‘這個瘋子是誰？’。」謝伊回憶道。
「很多同事都不知道該拿小凱怎麼辦。」史蒂夫·凱利說。
但是，他對工作展現出了近乎虔誠的投入。後來，他漸漸發現，自己崗位的要求就是樂於助人。對長官要斬釘截鐵：「是，長官！」「不是，長官！」聽電話時則要內斂：「我是消防員凱文·謝伊。請問您需要什麼幫助？」雖然不少同事覺得謝伊受了這麼重的傷，肯定要退休了，但是他承諾要在聖誕節前重返崗位。「我有家庭，」他說，「但這裡也是我的家。」
在恢復期，他堅持肌肉鍛鍊和高蛋白飲食。但是，他跟某些失憶的人不一樣，他忘不了自己忘了某些事。不管是隨便看電視節目，還是遇見了失蹤人員的家屬，他都會想起記憶中的空白。
有一次，一名消防員無意間向謝伊提起最近看到的一則新聞，說有一名孤獨的搜救員，他沒有努力把遇難者搬出來，而是在雙塔前嚇壞了，呆呆地站著，一動不動。「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種人。」謝伊說。
他哥哥布萊恩告訴我：「他需要把事情搞清楚。我不想三十年以後，他對這個世界充滿莫名的憤怒。我不想他變成那種精神崩潰的越戰老兵。」
他也認為，恢復這段記憶是有必要的——「不管最後發現什麼。」於是，他連繃帶都沒拆，就開始像偵探一樣分析線索。
偵查的起點是一份病歷，上面寫著：「患者，三十四歲，白人男性，消防隊員……在世貿中心外圍被掉落物擊中，失去意識。」
謝伊很快查到了9月11日接診自己的神經科醫生是誰，然後從他那裡瞭解到了一些細節。醫生說，他只知道謝伊是在擔架上被抬進來的，頸部傷口似乎是從前部擊中的。「還有別的嗎？」謝伊問，「什麼都行。」
醫生想了一會兒。「嗯，我還記得一件事，」他說道，「你說自己朝著亮光爬了二百英尺。」
謝伊不記得爬過，甚至不記得這樣說過。「我脖子都斷了，怎麼能爬二百英尺？」謝伊問道。
隨著調查的深入，他試圖採用更系統的辦法。他採訪了親朋好友，問他們記不記得自己在醫院裡透露了什麼細節，他自己後來都忘了的細節。有人告訴他，他當時說自己抓著一個紫色的k類滅火器，是撲滅飛機失火用的。
後來，知道他在找線索的人多了，他被資訊淹沒了。一天早晨，他開啟電腦，給我看了一張名單，上面有幾十個人，都說自己有訊息。「人們一直在給我打電話，說‘是啊，我當時就在現場，是我把你拉出來的’。我都不知道該信誰了。」
喬·帕特里切洛，消防隊副隊長，謝伊跟他認識很多年了。他打來電話說，第一座塔樓即將倒下時，他看到了謝伊。「你在指揮中心擁抱了我，」帕特里切洛說，「你記得嗎？」
「什麼指揮中心？」
「南塔裡的。」
謝伊腦中浮現出了一幅畫面：一個滿是人的房間。他們站在即將分崩離析的南塔大堂裡。「我記得。」謝伊後來告訴我。「我敢確定，」他興奮了起來，「其他事情可能也會想起來的。」
沒過多久，謝伊接到了一名當時在現場的醫生的電話。他告訴謝伊，謝伊是在阿爾巴尼大街的瓦礫中被發現的。談話之後，謝伊拿出一張紐約市地圖，在面前展開。他測量了南塔大堂——他在那裡擁抱過帕特里切洛——到阿爾巴尼大街的距離，回想自己是怎麼過去的。他做了幾條筆記：第一座塔樓倒下十分鐘前見過帕特里切洛。塔樓九秒鐘內就倒了。阿爾巴尼大街，隔著一個街區。
他努力不做假設，但還是忍不住開始構建故事的片斷。「我是在阿爾巴尼大街被發現的，」他要把這作為事實告訴別人，「我在大堂指揮中心裡，擁抱了副隊長帕特里切洛。」
10月17日，恐怖襲擊一個多月以後，謝伊第一次回局裡看看。牆上釘著一篇《每日新聞》的文章，內容是第一座塔樓倒下後，幾名消防隊員解救了兩名倒在街道上的人。一人身負重傷，臉都被灰塵燻黑了。文章中說，他的名字叫凱文·謝伊。「我看著它，腦子裡就想，‘這就是我啊！’」他回憶道。他把文中每個人的名字都記了下來，然後求其他消防員幫自己找到他們。
幾天後，他在上東區的一座地鐵站外把車停下。他的公寓就在不遠處。回家途中，一名路人大喊道：「我的天啊，你是凱文·謝伊嗎？」謝伊看著他的臉，但認不出這是誰。「別跟我說你不記得了。」男人說道。
「記得什麼？」
「我們在同一輛救護車上啊。」
謝伊想到，《每日新聞》裡面說，與他同時獲救的還有一個滿身是血的消防員。「你就是另一個？」謝伊問。
陌生人微笑著說：「是我。裡奇·博埃裡。」
兩人握了握手，像初次見面一樣。謝伊拿出隨身攜帶的紙筆，繼續問博埃裡問題。博埃裡說，他們先乘消防車上了一艘警船，然後穿過哈德遜河，到了新澤西。「我講沒講隊裡其他人的事？」謝伊問道。
博埃裡搖了搖頭：「你只是不停地說，‘雙塔倒了嗎？’」
又過了幾天，謝伊還是忘不了那次偶遇。「我就是在街上走路，突然，就有一個人出現告訴我當時的情景。」他說。謝伊感覺想起了更多的事，於是拿起電話，打給了漢克·切拉索尼隊長。根據《每日新聞》的那篇文章，他是救了自己的消防員之一。兩人約定在上東區的一家餐廳見面，謝伊還叫上了女友斯黛茜。「我希望自己能撐住。」他說。
他們來的時候，切拉索尼和妻子已經在店內等待了。他五十多歲，謝頂，髭鬚花白，穿著消防服。吃著雞蛋和法式吐司，切拉索尼講了失憶給自己帶來的困擾。他被擊中的是頭部，起初竟然連工作了十七年的消防站在哪裡都不記得了。記憶慢慢恢復後，他想起來在第一座塔樓倒下後，他偶然在大道中央碰到了謝伊。「我還以為你死了，」他說，「一動不動的。」
謝伊的臉一下子白了。切拉索尼問謝伊，他還要不要說下去。謝伊點了點頭，切拉索尼就講，自己和其他人剛把謝伊抬上背板，就聽到了第二座塔樓的轟隆巨響。「我們把你抬起來就跑，穿過小巷，進了一間車庫。接著突然就黑了，一片陰暗。」切拉索尼在餐巾紙上畫了一張地圖，標了車庫的位置：在西大街和阿爾巴尼大街的路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