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3日，法國。一個男人撥打了兒童失蹤綁架緊急電話。他慌亂地解釋道，自己是一名遊客，路過西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奧爾泰茲時，在火車站遇到了一名十五歲的男童。男童獨自一人，看起來很驚恐。另一條熱線也收到了類似的電話。最後，男孩自己來到了當地政府的兒童福利辦公室。他又瘦又小，皮膚蒼白，雙手顫抖，一條圍巾遮住了大部分的臉，棒球帽把眼睛也蓋上了。他身無分文，只有一部手機，一張身份證，上面寫著他叫弗朗西斯科·埃爾南德斯·費南德茲，1989年12月13日出生於西班牙卡塞雷斯。起初他一言不發，經多次探問，他才透露父母和弟弟都在車禍中死了。他昏迷了幾個星期，醒過來之後被送到了叔叔家，結果卻飽受虐待。最後，他逃到了母親的故鄉，法國。
法國當局將弗朗西斯科安置在附近波城的國營聖文森特保羅福利院，那裡住著約三十五名男女兒童，大多來自不健全的家庭或者被父母拋棄了。福利院是一座古老的石質建築，裝有白色木製百葉窗；屋頂是聖文森特的雕像，長袍下保護著一個孩子。弗朗西斯科分配到了一個單間。他又能一個人洗澡更衣了，似乎感到鬆了一口氣。他解釋說，自己的頭上和身上到處都是車禍留下的灼痕和傷疤。他進入了當地的初中讓·莫奈學院就讀。這所學校有大約四百名學生，大多出自困難家庭，向來以暴力事件聞名。校規不許學生戴帽子，但是當時的校長克萊爾·沙杜納還是為弗朗西斯科破了例，他說害怕別人嘲笑自己的傷疤。沙杜納有三十多年的執教經歷，與許多跟弗朗西斯科打過交道的社工和老師一樣，也對他產生了保護欲。他穿著鬆鬆垮垮的長褲，腰間的手機晃晃悠悠的，表面上看就是個普通中學生，但其實內心有著深刻的創傷。上體育課時，他從來不在其他同學面前換衣服，而且拒絕體檢。他說話時腦袋低垂，聲音很輕，有人想碰他，他就往後縮。
漸漸地，弗朗西斯科開始跟其他小孩一起出去玩，參加班級活動了。考慮到他是插班生，語文老師安排了一個名叫拉斐爾·帕索阿·德·阿爾梅達的同學幫助他學習。沒過多久，弗朗西斯科就反過來開始幫拉斐爾了。「這個人學東西就像閃電一樣。」拉斐爾回憶道。
一天放學，拉斐爾問弗朗西斯科去不去滑冰。兩人就此交了朋友，一起玩電子遊戲，分享學校裡的八卦。拉斐爾有時會捉弄自己的弟弟，弗朗西斯科想起自己過去對弟弟不好，就跟拉斐爾說：「一定要愛自己的兄弟，保持親密。」
有一次，拉斐爾借走了弗朗西斯科的手機。令他吃驚的是，手機通訊錄和撥打記錄都設了密碼。拉斐爾還手機的時候，弗朗西斯科給他看了一張屏保，上面是個小男孩，長得跟弗朗西斯科一模一樣。「那是我弟弟。」他說。
弗朗西斯科很快成了校園裡的名人，憑藉對音樂和俗語——他甚至連美國俚語都知道——的瞭解讓同學折服，而且在互相對立的小圈子之間遊刃有餘。「學生們都喜歡他，」一名教師回憶道，「他有一種光環，一種魅力。」
才藝展示彩排期間，音樂老師問弗朗西斯科想不想演節目。他給了她一張光碟來放，然後走到房間一端，誇張地把帽子傾斜，等待音樂開始。隨著邁克爾·傑克遜的《堅不可摧》響起，弗朗西斯科像流行巨星一樣開始了表演，一邊扭動著肢體，一邊默唸著歌詞：「你不會相信，你不會明白/你動搖不了我，因為我是不可動搖的。」房間裡的每個人都驚訝地看著他。「他不是在模仿邁克爾·傑克遜，」音樂老師後來回憶說，「他就是邁克爾·傑克遜。」
後來，弗朗西斯科在電腦課上給拉斐爾看了一張網路圖片，上面是一隻長著滑溜溜舌頭的小型爬行動物。
「這是什麼？」拉斐爾問道。
「變色龍。」弗朗西斯科答道。
6月8日，一名管理員衝進了校長辦公室，說前兩天晚上看了一個電視節目，講的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冒名頂替者，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伯丁，法國人，大約三十歲。「我向上帝保證，伯丁跟弗朗西斯科·埃爾南德斯·費南德茲長得一模一樣。」管理員說道。
沙杜納不信：三十歲？那比學校裡不少老師的年紀都要大了。她上網搜了一下「弗雷德里克·伯丁」，幾百條資訊彈了出來，主題都是這位「冒名頂替者之王」「偽造身份大師」，與小飛俠一樣「不想長大」。伯丁的一張照片跟弗朗西斯科很像——有點嚇人的下巴、門牙之間的縫隙，全都一樣。於是，沙杜納報了警。
「你確認是他嗎？」警官問道。
「不確定，不過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警方抵達時，沙杜納派副校長到教室裡把弗朗西斯科叫了過來。弗朗西斯科一進沙杜納的辦公室，警察就把他抓住，按在了牆上，讓她感到一陣恐慌：如果他真的是飽受虐待的孤兒呢？接著，警察一邊銬住伯丁，一邊摘掉了他的棒球帽。
他頭上根本沒有疤，相反，簡直要禿頂了。「我要請律師。」他說道，聲音一下子變回了低沉的男聲。
在警察局，他承認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而且過去十五年間使用過數十個不同身份，遊歷了超過十五個國家，使用過五門語言。他用過的假名包括本傑明·肯特、吉米·莫林斯、艾利克斯·都勒、斯拉詹·拉什科維奇、阿諾德·奧里昂、喬萬尼·彼得魯洛和米開朗基羅·馬丁尼。新聞報道稱，他甚至冒充過馴虎師和神父。但實際上，他扮演的基本上都是同一個角色：受到虐待或遺棄的兒童。他在易容方面很有天分——面部鬍鬚、體重、走路姿勢、行為儀態。「我想變成什麼樣，就能變成什麼樣。」他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2004年，他在格勒諾波爾城冒充了一名十四歲的法國男童，應當局要求，一名醫生檢查了他的身體，結論是他確實是十幾歲的少年。波城的一名警長說：「他說西班牙語時，那就是西班牙人。說英語時，那就是英國人。」沙杜納這樣描述他：「當然，他撒了謊，但他真是太會演戲了！」
多年以來，伯丁混跡於少年福利院、孤兒院、收養家庭、初中和兒童醫院之間。他的足跡遍及西班牙、德國、比利時、英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瑞士、波斯尼亞、葡萄牙、奧地利、斯洛伐克、法國、瑞典、丹麥和美國等地。美國國務院曾發出警告，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成年男子，會為了「博得同情」而裝成絕望兒童的樣子。一名法院檢察官說，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幻術師，他有多變態，就有多聰明」。伯丁本人說過：「我是一名操縱者……我的職業就是操縱別人。」
在波城，當局對他進行了調查，試圖搞清楚為何三十歲的成年男子會裝成十幾歲的孤兒。他們沒有發現性倒錯或戀童癖的證據，也沒有發現金錢方面的動機。「我幹這行已經有二十二年了，從沒見過這樣的案子，」檢察官埃裡克·毛雷爾對我說，「騙子一般是圖財。但他得到的好處似乎純粹是心理上的。」
警方在他的右臂上發現了一個文身，寫著「caméléonnantais」——在法語裡是「來自南特的變色龍」的意思。
「格蘭先生。」伯丁一邊說，一邊禮貌地和我握手。我們約在波城市中心的一條街道見面，時間是2007年秋天的一個清晨。在5點鐘的微光下，他看上去完全是個成年人。他穿得跟演員一樣。白長褲，白襯衫，格子馬甲，白鞋，藍綢領結，誇張的帽子。只有齒縫才能讓人想起弗朗西斯科·埃爾南德斯·費南德茲。
波城曝光之後，伯丁搬去了一個二十五英里外的比利牛斯山村。「我想要逃開這些關注。」他說。當局不知道怎麼處罰他，之前在處理伯丁的案件時也經常遇到這種情況。精神病學家確定他是清醒理智的。（「他是精神病患者嗎？」一位醫生的證明說，「絕對不是。」）他似乎無罪可判。最後，他被判了製造並使用假身份證的罪，六個月有期徒刑，緩期執行。
當地記者澤維爾·索塔告訴我，自此以後，伯丁會不時現身波城，每次都用不同的偽裝。有時留著鬍子。有時剃平頭，有時鳥窩頭。有時穿得跟說唱歌手一樣，有時又是商務風格。「他似乎想要尋找一個新角色。」索塔說。
我跟伯丁坐在火車站附近的一條長椅上，當時下起了細雨。一輛車停在我們面前的馬路旁，裡面坐著幾個人。他們搖下車窗往外看，互相說著：「變色龍。」
「我最近在法國出名了，」伯丁說，「太出名了。」
說話的時候，他棕色的大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打量，好像要把我吃透一樣。警方有一名訊問過他的人說過，他是個「人形錄音機」。讓我驚訝的是，伯丁知道我的職業、家鄉、妻子姓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作。「我喜歡事先了解要見面的人。」他說。
他明白欺騙別人有多麼容易，所以對成名有一種偏執。「我誰都不信。」他說。他說自己是「專業騙子」，但對自己生活的事實卻很較真。「我不希望你把我寫歪了，」他說，「我的故事只要照實講就足夠精彩了。」
我知道伯丁是在南特附近長大的，我也問了他文身的事。一個努力隱藏身份的人，怎麼會在身上留下標記呢？他揉了揉胳膊上文著字的地方，接著說道：「我要告訴你這一切謊言背後的真相。」
在他成為本傑明·肯特或者米開朗基羅·馬丁尼——英國法官或義大利外交官的孩子——之前，他叫弗雷德里克·皮埃爾·伯丁，是吉萊納·伯丁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出生於1974年6月13日的巴黎郊外，當時吉萊納才十八歲，沒錢養活孩子。在官方登記表裡，弗雷德里克的父親一般寫著「×」，意思就是「不詳」。但是，我在法國西部鄉村的一間小屋子裡採訪吉萊納時，她告訴我「×」是一名二十五歲的阿爾及利亞移民，名叫卡西。他倆當時都在一家人造黃油工廠，兩人就是在那裡認識的。（她說想不起來他姓什麼了。）懷孕以後，她發現卡西已經結過婚了，於是辭了職，也沒告訴他孩子的事。
吉萊納撫養弗雷德里克到兩歲半——「他跟其他小孩一樣，完全正常。」她說。後來，在她父母的要求下，兒童福利機構介入了。吉萊納的一個親戚形容她「喜歡喝酒跳舞，整夜不歸。她不想跟那個孩子有任何關係」。吉萊納堅持說，她已經在另一家工廠找了個工作，完全有撫養能力，但法官還是把監護權判給了她的父母。多年以後，吉萊納給弗雷德里克寫信說：「你是我的兒子。兩歲的時候，他們把你從我身邊偷走了。他們千方百計地把我們分開，如今竟成了兩個陌生人。」
弗雷德里克說，他媽媽特別想要別人的關注。他們沒見過幾次面，她每次都裝出得了不治之症的樣子，於是他就只能趕緊去幫忙。「她看我擔驚受怕就感到開心。」他說。吉萊納對此是否認的，但她也承認，有一次自己要輕生，兒子就只好過來找人幫忙。
五歲的時候，弗雷德里克跟隨外祖父母去了穆尚普，南特東南方的一個小村。弗雷德里克有一半的阿爾及利亞血統，沒有爸爸，還穿著從天主教慈善機構領來的舊衣服，在村子裡很受排斥。於是，他開始在學校裡吹牛。他說爸爸是「英國特工」，所以不在身邊。雅文·布林格伊在小學裡教過他，說他早熟，有魅力，有著驚人的想象力和觀察力，畫出來的漫畫風格奔放，也挺好看。「他總能和人建立起聯絡。」布林格伊回憶道。他還注意到了一些心理壓力的跡象。有一次，弗雷德里克跟外祖父母說，一個鄰居騷擾他。不過，村子裡大家關係都很緊密，也就沒人當回事。弗雷德里克在一幅漫畫裡，描繪了自己在河裡快淹死了的畫面。他的行事越發乖張，會大鬧課堂，還偷鄰居家的東西。十二歲的時候，他被送去了南特市的格雷茨利私立少年收容機構。
在那裡，用一名老師的話說，他的「小劇本」越發魔幻了。伯丁經常假裝失憶，故意在街上「走丟」。1990年，剛過完十六歲生日，弗雷德里克就被迫去了另一家少年收容所，很快他就跑掉了。他搭車去了巴黎，又餓又怕的他捏造了第一個假身份：他走近一名警察，說自己是走丟的英國兒童，名字叫吉米·塞爾。「我夢想著他們會把我送去英國，在我的想象中，那裡的生活要更美好。」他回憶道。當警察發現他幾乎不會講英語時，他就講了實情，然後被送回了收容所。但是，他學會了一套所謂的「竅門」，並開始憑藉這門本領漫遊全歐，在孤兒院和福利院之間來往尋覓，想要找到一處「完美的收容所」。1991年，他出現在法國的朗格勒，假裝生病，被送進了聖迪濟耶的一家兒童醫院。醫療報告顯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哪裡來」。他只通過紙筆回答問題，說自己名叫弗雷德里克·卡西斯——姓是根據父親的名字「卡西」編造的。給弗雷德里克看病的醫生叫讓-保羅·米蘭尼斯，他在一封給兒童福利法官的信中寫道：「我們接診了一名離家出走的少年，沒有說話能力，完全脫離了之前的生活。」
伯丁在一張紙上寫下了自己最想要的東西：「一個家，一所學校。就這麼簡單。」
幾個月後，醫生們開始揭開他的過往，於是伯丁坦白了真實身份，然後繼續流浪。「我寧願一個人走，也不想被別人帶走。」他告訴我。在冒名頂替生涯中，伯丁經常自己揭露真相，彷彿暴露帶來的關注與騙局本身同樣刺激。
1992年6月13日，扮演過十多個不同的小孩之後，伯丁也滿了十八歲，成了一個法定的成年人。「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孤兒院和寄養家庭裡度過的，然後突然有人告訴我‘到此為止了，你自己上路吧’，」他回憶道，「我怎麼可能成為自己無法想象的存在呢？」1993年11月，他裝成一名啞童，躺在法國奧什鎮的街道中央，被一名消防員送到了醫院。當地報紙《南比利牛斯快訊》發表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文中問道：「這名啞童……從何而來？」第二天，該報又發了一篇文章，題為神秘啞童至今仍未透露他的秘密。跑出去後，他被發現在附近故技重施，承認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南比利牛斯快訊》於是宣告：奧什啞童會說四門語言。
伯丁的假身份越來越多，於是他試圖抹殺掉自己的真實身份。有一天，穆尚普市長接到了一通來自「德國警方」的電話，通知他伯丁的屍體在慕尼黑被發現。伯丁母親回憶道，知道訊息後，「我的心跳都停了」。伯丁一家一直在等著屍身運抵，但杳無音信。「這又是一個弗雷德里克的殘酷遊戲。」他母親說。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伯丁已經犯下了多起向警方和地方治安官說謊的罪行，國際刑警組織等機構也對他日益關注。1995年，法國人氣電視綜藝節目《一切皆有可能》的製片人邀請了他。伯丁走上舞臺時，臉色蒼白，似乎連青春期都沒到，主持人挑逗性地問觀眾：「這個男孩叫什麼名字？邁克爾、于爾根、凱文，還是佩德羅？他的真實年齡呢——十三歲，十四歲，還是十五歲？」在被問到為何要這樣做時，伯丁還是堅持說他只是想要關愛和家庭。他總是這樣說，於是成為了騙子界裡罕見的既讓受騙者憤怒又能博得同情的人物。（他母親對兒子公開宣稱的動機的解釋就不怎麼客氣了：「他只是想給自己找個合理的藉口。」）
《一切皆有可能》的製片人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動，甚至給了他一份臺裡新聞編輯室的工作。但是，他很快就離開了。其中一位製片人後來對記者說，他去創作「內心戲」了。有時，伯丁的騙局被上升到了存在主義的高度。他的一位法國崇拜者開了一個網站以宣揚他的變身，將他譽為「生活的演員，全新人類認同哲學的使徒」。
有一天，我去拜訪伯丁，他講了把自己裝扮成小孩的辦法。他在《貓鼠遊戲》等電影裡見過一些冒名頂替者，他說自己想要和他們一樣，努力把犯罪提升為一種「藝術」。他說，第一步是想出一名要扮演的小孩。接著，他會逐漸充實他的生平和習慣，從籍貫、家庭到抽動症。「關鍵就是不能事事撒謊，」伯丁說，「否則會穿幫的。」他說自己一直堅持的信條是「能簡則簡」「虛虛實實」。選名字的時候，他喜歡用跟自己的回憶有深刻聯絡的，比如卡西斯。「名字是絕對不能忘的。」他說。
他把自己的行為比作當間諜：表面細節都可以換，核心一定不能變。這樣不僅更容易取信於人，還讓他能夠保住部分的自我，堅守某種道德的核心。「我知道自己可能很殘酷，但我不想成為怪物。」他說。
想好角色後，他就會照著去易容——精心剃去鬍鬚、用脫毛膏除去睫毛。他習慣穿肥大的長褲和袖子能包住手腕的襯衫，突出自己的「小」。他會在鏡子前問自己，別人眼裡的自己，會不會是他想要別人看到的樣子。「最不該做的就是自欺欺人。」他說。
身份捏造好了，接下來的關鍵就是找到自己與角色的共同點——許多演員都會用這種技巧。「大家總是問我，‘你怎麼不去當演員呢？’」他告訴我，「我覺得自己能當好演員，就像施瓦辛格或者史泰龍那樣。但是，我不想扮演某個人。我想成為某個人。」
為了方便融入現實社會，他還會讓當地部門誤以為他扮演的角色確實存在。他在奧爾泰茲就是這樣做的，打熱線電話，聲稱有人身處險境。當局一般不會訊問看似困苦的小孩子。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伯丁長得太成熟了，他也不會辯駁。「小年輕就是想看起來老練些，」他說，「我覺得這是一種讚揚。」
雖然他強調自己很精明，但也大方地承認了騙子們都明白卻很少說出來的真理：騙人並不難。人們對其他人的行為都有一些基本的預期，很少去警惕對方會不會打破這些預期。利用某些原始需求——虛榮、貪婪、孤獨——伯丁這樣的人就能打消他人的疑慮。於是，大多數騙局都漏洞百出，甚至荒謬絕倫，揭穿時簡直顯而易見得讓人面頰發燒。伯丁的把戲一般是利用他人的善意，而不是誘發更陰暗的渴望。他說：「沒人會想得到，可憐的小孩竟然會撒謊。」
1997年10月，伯丁告訴我，他當時在西班牙利納雷斯的一所少年收容所。負責的兒童福利法官給了他二十四個小時來證明自己真的只有十幾歲，否則就要採集他的指紋了。國際刑警組織可是已經把他的指紋備案了。伯丁知道，作為一個有案底的成年人，他很有可能會坐牢。他曾經試圖逃跑，但被抓了回來，之後的行蹤就受到了員工監視。於是他做了一件更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同時也讓他朝著「怪物」更進了一步，雖然他此前一直說自己不想當「怪物」。他這次的身份不是捏造的，而是偷來的。他假扮了一名十六歲的得克薩斯失蹤男孩。伯丁已經二十三歲了，他不僅要讓當局相信自己是一個美國小孩，還要讓失蹤男孩的家人也相信。
伯丁說，這個計劃是在半夜想到的：如果他能讓法官以為自己是美國人，可能法官就會放他走。他申請使用所裡的電話，撥給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國立失蹤綁架兒童中心，要來了一個真實身份。他操起旅途中學到的英語，自稱名叫喬納森·杜立安，是利納雷斯少年收容所的所長。他說所裡來了一名受驚的小孩，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說英語，美國口音。伯丁以自己為模板描述了小孩的模樣——又矮又瘦，下巴突出，棕發，門牙有縫——並詢問資料庫裡有沒有長相類似的人。經過查詢，伯丁回憶道，中心的一位女職員說可能是尼古拉斯·巴克萊。巴克萊是1994年6月13日在聖安東尼奧被報告失蹤的，時年十三歲。報告裡說，巴克萊最後一次被看到時身穿「白色t恤、紫色長褲、黑色網球鞋，揹著粉色雙肩包」。
伯丁說，他當時故意用懷疑的口氣問，中心能不能發來更多巴克萊的相關資料。女職員說，可以第二天把巴克萊的失蹤啟事寄過去，傳真當時就可以發。他報了借用辦公室的傳真號，然後就結束通話電話等著。他朝門外看有沒有人過來。陰暗的走廊靜悄悄的，但是能聽見腳步聲。啟事終於通過傳真發過來了。字跡很模糊，大多不可辨認。但是，照片長相跟他差不太多。「我能搞定。」伯丁一邊想一邊回憶道。他很快給中心撥了回去，告訴女職員：「我有個好訊息。尼古拉斯·巴克萊就在我身邊。」
她大喜過望，於是給了他聖安東尼奧警局負責偵破此案的警官的號碼。他說，這一次自己裝成西班牙警方，給美國警官打了電話，講了從中心女職員處獲得的尼古拉斯的具體資訊——比如粉色雙肩包——宣稱失蹤兒童已經找到了。警官說，他會聯絡聯邦調查局和美國駐馬德里大使館。伯丁噹時還不知道自己會捅下多大的婁子。
第二天，伯丁在利納雷斯收容所截下了一個來自國立失蹤綁架兒童中心的包裹，收信人寫著喬納森·杜立安。他撕開信封，裡面是清晰的尼古拉斯·巴克萊失蹤啟事副本。上面有一個瘦小男孩的彩色照片，臉色蒼白，藍眼睛，頭髮是偏黃的淺棕色。啟事上列出了幾項辨認特徵，包括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間文著一個十字架。伯丁看著照片，自言自語道：「我完蛋了。」不光是沒有文身，他的眼睛和頭髮都是深棕色的。他趕忙去院子裡把啟事燒了，然後進浴室給頭髮做了漂白。最後，他找到一個朋友，用縫衣針和鋼筆墨水趕製了類似巴克萊那樣的臨時文身。
不過，眼睛還是個問題。他絞盡腦汁地編故事解釋。他被一個兒童賣淫團伙綁架，用飛機運到歐洲，受盡了折磨，他們甚至對他進行了人體實驗？行，這就能解釋眼睛的事了。人販子往他眼睛裡注射了化學藥品。他之所以不會說得克薩斯話了，是因為在三年多的監禁生活中，他們不讓他講英語。他是從西班牙的一間鎖住的房子裡跑出來的，當時看守不小心忘關門了。這個故事很瘋狂，違反了「能簡則簡」的原則，不過這也是迫不得已。
沒過多久，辦公室裡的電話就響了。伯丁接了。來人是尼古拉斯·巴克萊同母異父的姐姐卡雷·吉布森。「天啊，小尼，是你嗎？」她問道。
伯丁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壓低聲音說：「嗯，是我。」
尼古拉斯的媽媽貝弗利接過電話。她是個堅強的女人，塊頭很大，腦袋很寬，頭髮染成棕色，在聖安東尼奧的唐恩都樂上夜班，一週無休。她跟尼古拉斯的爸爸一直沒結婚，獨自撫養尼古拉斯和他姐姐卡雷、他哥哥傑森長大。（她跟卡雷和傑森的爸爸離婚了，不過還是在用前夫的姓，多拉希德。）她以前吸海洛因成癮，在尼古拉斯小時候費了很大力氣戒毒。他失蹤後，她又開始吸毒了，還用了新品種美沙酮。卡雷說，雖然日子很苦，貝弗利作為母親還是不錯的：「她可能是吸毒的人裡最清醒的那種了。我們會一起玩，家裡挺整潔，也沒斷過糧。」或許是為了補償過去不安定的生活，貝弗利很注重作息規律：晚上10點到早晨5點在店裡工作，然後去「好日子酒吧」玩彈球喝啤酒，最後回家睡覺。她有粗糙的一面，嗓子抽菸抽啞了，但是認識她的人都說她為人和善。下了夜班，她會把賣剩下的甜甜圈都送去流浪兒收容站。
貝弗利把話筒湊到耳朵邊上，另一邊傳來了小孩般的聲音，說他想回家。她告訴我：「我驚得說不出話來，腦子都不好使了。」
卡雷已經結婚了，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貝弗利戒毒期間，往往是她在維持一家人的團結。尼古拉斯失蹤後，媽媽和弟弟就跟以前不一樣了，卡雷只是希望一家團聚。她主動提出去西班牙接尼古拉斯回來。她在一家包裝貨運公司做售後，單位同意給她報銷路費。
幾天後，她在一名美國使館人員的陪同下來到收容所，伯丁噹時把自己鎖在了房間裡。他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邪惡的。但是，就算真有道德上的顧慮，他也沒有因此住手。他用圍巾裹住自己的臉，戴上帽子和墨鏡，然後走出了房間。他本來以為，卡雷肯定會馬上認出自己不是她的小弟弟。然而，她衝過來抱住了他。
在很多方面，卡雷都是理想的下手物件。「我女兒心腸特別好，很容易被人操縱。」貝弗利說。卡雷只去墨西哥的蒂華納參加過一次派對，此外從沒出過國，也不熟悉歐洲口音或西班牙。尼古拉斯失蹤後，她經常看有關可怕的兒童綁架案的電視報道。她身上有兩重壓力：一是公司給她出了路費，二是她要代表全家確認此人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弟弟。
雖然伯丁叫她「卡雷」，而不是像尼古拉斯以前那樣叫「姐姐」，而且有法國口音的痕跡，卡雷還是說她可以確定他就是尼古拉斯。不是因為他不可言說的苦難故事沒有漏洞。不是因為他的鼻子很像她的叔叔帕特。也不是因為他有著和尼古拉斯一樣的文身，而且知道很多家裡的細節，能叫出不少親戚的名字。「是因為你的心，你想要去相信。」卡雷說。
她給伯丁看了幾張家人的照片，伯丁每張都看得很仔細：這是我媽媽；這是我同母異父的哥哥；這是我爺爺。
有了卡雷的擔保，美國和西班牙警方都沒有提出異議。尼古拉斯僅僅失蹤了三年，而且聯邦調查局的職責也不包括懷疑自稱是失蹤兒童的人。（該局工作人員告訴我，之前局裡從沒遇到過伯丁這樣的案子。）馬德里警方稱，卡雷宣誓說伯丁就是她的弟弟，而且是美國公民。他拿到了美國護照，第二天就乘機返回了聖安東尼奧。
伯丁曾幻想著融入一個真正的家庭。但是，在去美國的途中，用卡雷的話說，他開始「驚恐不安」，顫抖，出汗。她想要安慰他，結果他說自己覺得要墜機了。他後來說，要是真墜機就好了：否則怎樣才能逃出自己挖下的坑呢？
飛機於1997年10月18日平安降落，尼古拉斯一家都來接機了。伯丁從卡雷的照片中認出了他們：貝弗利，尼古拉斯的母親；布萊恩·吉布森，卡雷當時的丈夫；布萊恩與卡雷十四歲的兒子科迪、十歲的女兒尚特爾。只有尼古拉斯的哥哥傑森沒來，他當時正在戒毒恢復期，住在聖安東尼奧。一位朋友錄下了重逢的過程。在影片裡，伯丁裹得很嚴實，帽簷壓得很低，棕色的眼睛擋在墨鏡後面，已經開始褪色的文身被手套蓋住。伯丁本以為尼古拉斯的親戚會「絞死」他，但他們都衝過來擁抱他，訴說思念之情。「我們都被情緒衝昏了頭腦。」科迪回憶時說。但是，尼古拉斯的媽媽沒有上前。「她看上去絲毫不激動」，不像「看到自己的兒子」時應該有的樣子，尚特爾告訴我。
伯丁懷疑貝弗利起了疑心，不過她最後也過來迎接他了。一家人進了卡雷的加長林肯轎車，在麥當勞點了吉士漢堡和薯條。據卡雷回憶，「他坐在我媽媽身邊，跟我兒子聊天」，大談「多麼懷念學校，還問什麼時候能見到傑森」。
伯丁跟卡雷、布萊恩住在一起，而不是貝弗利。「我上夜班，覺得扔下他一個人不好。」貝弗利說。卡雷和布萊恩住在聖安東尼奧以北三十五英里的春枝城的一處房車裡，周圍是僻靜的樹林。轎車走在土路上，旁邊駛過拉著煤渣磚的卡車，還能聽見狗朝著引擎聲吠叫。一路上，伯丁都盯著窗外。用科迪的話說：「我們這裡沒有網，一路到聖安東尼奧都沒有訊號。」
窄小的房車跟伯丁在電影裡看到的美國不太一樣。他跟科迪一個屋，睡在地上的泡沫床墊上。伯丁知道，要想成為尼古拉斯，瞞住自己的「家人」，他就要了解尼古拉斯的一切。於是，他開始挖掘資訊，偷偷翻看抽屜和相簿，觀看家庭影片。伯丁每次從家裡的一個人那裡知道了尼古拉斯當年的某個細節，就會把它講給另一個人聽。比方說，他說有一次尼古拉斯把科迪從樹上搖了下來，布萊恩對此很生氣。「他知道這件事。」科迪回憶道，依然對伯丁的知根知底程度感到驚奇不已。貝弗利注意到，伯丁跪著看電視，跟尼古拉斯一樣。尼古拉斯的多名家人對我說，伯丁看上去比尼古拉斯冷淡，口音也有點奇怪，他們都覺得這是因為他自己講的苦難遭遇。
伯丁逐漸過上了尼古拉斯的生活，他對兩人的一些共同點感到震驚。尼古拉斯的失蹤日期恰好是伯丁的生日。兩人都來自貧困的單親家庭。尼古拉斯與父親幾乎沒有聯絡，後者多年來都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個兒子。尼古拉斯是個可愛但孤獨的兒子，脾氣不好，渴望獲得關注，在學校裡經常惹麻煩。他有一次偷網球鞋被抓住了，他媽媽還想過送他去少管所。（「我管不了他，」貝弗利回憶道，「控制不住他。」）尼古拉斯幼年時是邁克爾·傑克遜的鐵桿粉絲，收集了全套專輯，甚至有一件和傑克遜在《顫慄》的mv裡面穿的那件一樣的紅色皮夾克。
貝弗利講，伯丁很快就「融入」了。他進了一所高中，每天晚上做作業，科迪溜號時還會教訓他。他跟科迪一塊玩任天堂遊戲，還跟全家一起看衛星電視。與貝弗利見面時，他會上前擁抱，嘴裡說著：「你好，媽媽。」他偶爾還會在週日跟家人一起上教堂。「他真的挺好的，」尚特爾回憶道，「特別友善。」有一次，卡雷給伯丁拍家庭影片時問他在想什麼。「回到家裡，跟大家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答道。
11月1日，伯丁住進新家後不久，私家偵探查理·帕克正坐在聖安東尼奧的事務所裡。房間裡到處都是精心隱藏的攝像頭：一個放在眼鏡後面，一個藏在鋼筆裡面，還有一個在十速腳踏車的把手上。牆上掛著帕克出外勤時拍的一張照片：一名已婚婦女和情人正從公寓窗戶裡往外瞟。僱主是她的丈夫，他將這張照片稱為「來錢照」。
帕克的電話響了，是電視節目《證據確鑿》的製片人。後者聽說了十六歲少年尼古拉斯·巴克萊的傳奇迴歸，於是想僱帕克協助調查這件綁架案。帕克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