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木製平房裡，火焰騰空而起。這裡是得克薩斯州東北部科西卡納的一片工人階級住宅區。大火沿著屋牆蔓延，越過道道房門，舔舐著牆漆、瓷磚和傢俱。濃煙衝到天花板又沉下來，飄到每一個房間，順著窗戶的縫隙到了外面，連朝陽都被遮住了。
布菲·巴爾比十一歲，家離著火的房子隔著兩棟。她當時正在後院玩，聞到了煙味，於是跑進屋裡告訴了媽媽戴安。兩人趕忙來到街上，只見那邊一片通紅，卡梅隆·託德·威靈漢站在前廊，只穿著一條牛仔褲，胸口被燻黑了，眼皮和頭髮都有燒灼痕跡。他高聲叫著：「孩子啊，要燒死啦！」他有兩個一歲大的雙胞胎女兒，卡蒙和卡梅隆，還有一個叫安珀，兩歲大。三人都被困在屋裡。
威靈漢讓巴爾比母女報火警。正當戴安沿街奔跑呼救時，他找到一根棍子，砸開了孩子臥室的窗戶，火焰順著洞口湧出。他又砸開了一扇窗戶，火焰又湧了出來。他只好退到院子裡，跪倒在房前。後來，一位鄰居向警方報告，威靈漢時不時地大喊「我的孩子！」，接著就沒動靜了，彷彿已經「把火焰從大腦裡清了出去」。
回到現場後，戴安·巴爾比能夠感受到室內灼熱的氣浪。過了一會兒，兒童房的五扇窗戶全部炸開，用巴爾比的話說，火焰「奔湧而出」。第一批消防員幾分鐘內就抵達了，威靈漢湊上前去，叫喊著孩子還在自己的房間裡，那邊火勢最盛。一名消防員用無線電告訴救火隊，讓他們「衝進去」。
增援的人來了，搬出消防帶，對準火焰噴射水柱。一名消防員背後綁著氣罐，戴著防護面罩，剛準備從窗戶進去就被水柱衝出來了。接著，他從正門突破，衝進了火焰和濃煙中。順著走廊，他進了廚房，發現冰箱把後門堵住了。
託德·威靈漢眼睜睜地看著，開始變得歇斯底里。隨隊牧師喬治·莫納甘把他帶到消防車後面，想讓他冷靜下來。威靈漢說，他妻子斯黛茜當天早晨出門了，他本來在睡覺，結果聽見安珀大喊：「爸爸！爸爸！」
「我的女兒想要把我叫醒，跟我講著火的事，」他說完又補了一句，「我沒法把孩子們救出來。」
正說著，一名消防員從火中走了出來，懷裡抱著安珀。在她接受心肺復甦時，二十三歲、體格健壯的威靈漢跑過去看了她一眼，接著一頭朝雙胞胎的房間衝去。莫納甘和另一個人攔住了他。「我們不得不跟他扭打在一起，後來又把他銬住，為了他好，也為了我們好，」莫納甘後來對警方說，「我被打了個烏眼青。」當時在現場的一名消防員告訴檢查員，他之前也攔過一次威靈漢：「我看到火有多大了，誰再想進去簡直是瘋了。」
威靈漢被送進了醫院，在那裡得知安珀已經死於煙塵吸入，屍體是在主臥發現的。卡蒙和卡梅隆躺在兒童房的地上，身體嚴重燒傷。驗屍官稱兩人同樣死於煙塵吸入。
這場悲劇發生於1991年12月23日，訊息很快傳遍了科西卡納。這座小鎮位於韋科市東北約五十五英里，是得克薩斯州最早的石油開採中心。但是，後來許多油井枯竭了，全鎮兩萬名居民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都陷入了貧困。主幹道上的幾家店鋪都關了，給人一種廢棄前哨站的感覺。
威靈漢和二十二歲的妻子基本上一文不名。斯黛茜在哥哥開的酒吧幹活，酒吧名字叫「別處」。威靈漢是閒居在家的汽修工，負責帶孩子。社群發起了捐款，幫助威靈漢一家籌集喪葬費用。
與此同時，火災檢查員試圖挖掘火災的真相。（威靈漢允許當局搜查房屋：「我知道有的事情可能查不清，不過我就是想知道孩子是怎麼死的。」）道葛拉斯·福格時任科西卡納消防局副局長，負責初步調查。他身材高大，剃著平頭，多年吸菸（火災和香菸）導致聲音沙啞。他是土生土長的科西卡納人，1963年高中畢業後加入海軍，在越南戰爭中擔任醫護兵，負傷四次，也得了四枚紫心勳章。歸國後，他當起了消防員。到威靈漢家發生火災的時候，他已經與火——也就是他所說的「火魔」——搏鬥二十多年了，而且已經成為了一名有資格認證的火災調查員。「火是會說話的，你要學會聽。」他這樣告訴我。
他很快就聯絡上了得州首屈一指的縱火案調查專家，現已去世的州消防廳副廳長曼紐爾·瓦斯奎斯。瓦斯奎斯的個頭不高，將軍肚倒是不小，調查過的火災不下一千兩百起。在警探界，火災調查員向來被認為是異類。在1991年的電影《烈火雄心》中，火災調查員主角是這樣描述火焰的：「它會呼吸，會吞噬，會仇恨。打敗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它一樣去思考。你要知道，這股火焰會從這裡破門而出，穿過天花板。」瓦斯奎斯曾任職于軍方情報部門，也有幾條自己的原則，一條是「火不會毀滅證據，只會創造證據」，另一條是「火自己會說話，我只是解釋給別人罷了」。他身上籠罩著一層福爾摩斯式的光環，彷彿不可戰勝。有一次，他出庭做證，別人問他可曾錯判過一件案子。他的回答是：「即便錯了，我也不知道。沒有人向我指出來過。」
火災發生四天後，瓦斯奎斯和福格來到威靈漢家調查。按照規範，他們先調查了受災最輕的地方，逐漸向受災最重的地方推進。「這是一種系統的方法，」瓦斯奎斯後來做證時說，「我只是在收集證據……沒有下任何判斷。我沒有先入之見。」
兩人仔細地繞著房子走了一圈，記筆記，拍照片，就像考古學家探察遺址一樣。瓦斯奎斯開啟後門，發現被冰箱堵住的門正好足夠一個人擠過去。空氣中瀰漫著燒焦的膠皮和電線的味道，地上是一層溼的灰塵，粘在兩人的靴子上。他們發現，廚房裡物件的損壞都是煙塵和高溫導致的，這表明此處不是起火點。因此，他們還要繼續探索這座九百七十五平方英尺的房子。沿著中間的走廊前行，先是雜物間，再是主臥，然後左邊是客廳，右邊是兒童房，最後就是正門了，外面就是門廊。瓦斯奎斯不想遺漏任何一個細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第一次去丈母孃家參觀「一樣特別好奇」。
在雜物間裡，他在牆上看到了幾幅頭像。他後來將其描述為「冷血殺人犯」的那個人的照片。接著，他進了主臥，安珀的屍體就是在那裡發現的。大部分損壞也是由煙塵和高溫導致的，表明火是從走廊再往下的地方燃起來的。於是，他腳下踩著燒壞的東西，頭上是暴露的天花板垂下的線纜和絕緣層，繼續往下走。
清理掉一些雜物後，他和福格注意到牆的底部有嚴重的炭化痕跡。溫度升高後，氣體會膨脹，因此火焰一般是往上蔓延的。但是，他們發現，牆面最底部的燒灼反而最嚴重，地板上還有怪異的水坑狀炭化痕跡。
瓦斯奎斯的心沉了下來。他跟著「燃燒軌跡」——即火焰燒過留下的路徑——從走廊進了兒童房。陽光透過破掉的窗戶射進來，照亮了更多不規則的燒灼痕跡。將可燃液體潑在地板上會導致火焰集中在這樣的封閉區域內，因此調查員稱之為「潑灑模式」或者「水坑狀過火區域」。
火焰燒過了地毯、瓷磚與三合板地板。此外，兒童床底部的金屬彈簧都被燒白了，這表明當時下面的溫度極高。最嚴重的燃燒痕跡在地板上，於是瓦斯奎斯推斷，當時地板的溫度要比天花板高。但是，氣體是熱脹冷縮的，因此他說這種現象「不尋常」。
福格檢查了一片碎窗玻璃，上面有蛛網一樣的圖案，火災調查員稱之為「裂紋玻璃」。根據司法鑑定教材，這是火焰「迅猛」的一個關鍵跡象。這意味著，火焰是由液體助燃劑催發的，才會導致玻璃碎裂。
房子裡的燃燒痕跡很清晰：從兒童房進入走廊，然後向右直拐出了前門。兩人又沿著軌跡走了一遍，結果發現，大門的鋁質門檻竟然都被燒焦了。在大門外面一點，門廊的混凝土地面上，瓦斯奎斯和福格注意到了另一件蹊蹺的事：多處褐色汙跡。他們認為這與存在助燃劑的假設是相吻合的。
兩人沿著牆邊尋找倒三角形的灼痕。一個東西著火時，產生的灼痕是倒三角形的，是因為高溫和煙塵會向外擴散。所以，最下面的頂角就是起火的地方。他們在威靈漢家的走廊裡發現了一個清晰的倒三角。經過對它以及其他痕跡的調查，瓦斯奎斯確定了三處起火點：走廊、兒童房、前門。他後來做證說，多處起火點的存在表明了一個結論：有人故意放火。
到此為止，兩人已經明白事情的真相了。有人在兒童房四周澆了液體助燃劑，連床底下也沒有放過。接著，他們還澆在了旁邊的走廊，一直到正門，這樣裡面的人就跑不出來了。一名檢察官後來指出，冰箱也是被從廚房裡搬出來堵後門的。簡言之，這座房子被有意改造成了死亡陷阱。
兩名調查員從房間中收集了過火物件樣本，送去實驗室檢查是否存在液體助燃劑。結果發現，一個樣本中存在「礦油精」，常見於焦炭打火機油。該樣本是在正門門檻處發現的。
現在，火災被定性為三人殺人案。除了三名受害人外，火災發生時只有託德·威靈漢一人在場，於是他成為了主要嫌疑人。
警方和火災調查員隨後調查了目擊證人。起初，有些人將威靈漢描繪成一個被火災擊垮的人，比如莫納甘牧師。然而，越來越多的目擊者給出了負面證詞。戴安·巴爾比說，據她所見，威靈漢直到警方到來之後才試圖往屋裡闖，就跟演戲一樣。她還說，兒童房的窗戶爆開後，他似乎更關心他那輛車，往外面開了一段。另一個鄰居稱，威靈漢為孩子叫喊時「並沒有表現出激動或擔憂」。莫納甘牧師也在證詞的後面寫道：「事情不是看上去的那樣。我有一種感覺，（威靈漢）當時完全沒有失控。」
於是，警方開始把威靈漢令人不安的檔案拼湊起來。1968年出生於俄克拉荷馬州阿德摩爾市，父母早就離婚了。他還是個嬰兒時就被母親拋棄了，是他的父親基恩與繼母歐根尼婭一同撫養他長大的。基恩是一名退伍海軍陸戰隊員，但是在廢品收購站工作，一家人擠在破舊的房屋裡，半夜都能聽到附近鐵路貨車駛過的聲音。威靈漢有一副「威靈漢家人的典型長相」，面容俊朗，黑髮濃密，眼睛幽深。他在學校裡的成績不好，十幾歲就染上了毒品。十七歲時，俄克拉荷馬州公共服務部對他進行了調查，報告裡說：「按程度由高到低，他的喜好依次為‘女生’、音樂、高速轎車、高階卡車、游泳、打獵。」威靈漢高中就輟學了，多次因酒駕、偷腳踏車、在商店順手牽羊等被捕。
1988年，他結識了高三女生斯黛茜。斯黛茜的家庭背景也很不好，四歲的時候，母親就在和繼父吵架的過程中被勒死了。斯黛茜和威靈漢的關係充滿了暴力。威靈漢愛出軌，威士忌喝個沒完沒了，有時還動手打老婆，懷孕了也不停手。一名鄰居說，他有一次聽到威靈漢對著她大吼「快起來，婊子，我還沒打夠呢」。
12月31日，威靈漢開始接受審訊，福格和瓦斯奎斯在現場，還有吉米·亨斯萊警官，這是他第一次辦縱火案。威靈漢說，斯黛茜是上午九點左右離開家的，去救世軍給孩子領聖誕禮物。「她開走以後，我聽到雙胞胎姐妹在哭，就起來給她們餵奶。」他說。兒童房門口裝了安全門，安珀能翻過去，但是雙胞胎還不行。他和斯黛茜喂雙胞胎喝完奶，一般就把她們放在地上睡午覺。威靈漢說，當時安珀還在床上，於是他就回臥室睡覺了。「我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有人喊‘爸爸，爸爸’，」他回憶道，「房子裡已經到處是煙了。」他說自己趕緊起來，在地上摸了條褲子穿上。他之後再也沒聽到女兒的聲音——「我聽到的最後一聲就是‘爸爸，爸爸’，然後就再也沒有了」——於是他大喊道：「天哪——安珀，快出去！快出去！」
他沒察覺到安珀進了他的房間。她可能沒等到他起來就暈過去了，也可能是他走了以後，才從客廳那個門進來的。他說自己到了走廊裡，試著往兒童房走，但那裡「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空氣聞起來就像三個禮拜以前微波爐炸掉時一樣——「電線之類的東西」。他能聽見插座和開關噼啪作響，他只好俯下身子，幾乎是爬著走的。他說，好不容易進了兒童房，站起來時頭髮都燒著了。「真的，我從沒感覺那麼熱過。」他這樣形容屋子裡衝出的熱浪。
撲滅頭髮上的火以後，他就趴到地上，在黑暗中摸索。「我有一次覺得找著一個了，」他說，「但那其實是個娃娃。」他實在受不了裡面的高溫了。「我感覺自己都快昏過去了。」他說。最後，他踉踉蹌蹌回到走廊，出了前門，想喘一口氣。他看見了戴安·巴爾比，就喊她叫火警。他堅持說，戴安走了以後，他自己還在往屋裡闖，但都失敗了。
調查人員問他，知不知道火是怎麼著起來的。他說他也不確定，不過十有八九是先從兒童房裡，因為他最早是在那裡面看見火的，就像「強光」一樣。為了取暖，夫婦二人在家裡放了三個暖氣，一個就在兒童房裡。「我讓安珀沒事別去動它。」他說。他還說，她「動一次他就打一次」。暖氣裡面是有火的，他說自己也不清楚當時它開沒開。（瓦斯奎斯後來做證說，自己四天之後去檢查過暖氣，是關著的。）威靈漢推測可能是電器著火：他聽見了噼裡啪啦的聲音。
接下來，調查員問會不會有人想傷害他的家人，他說想不到哪個人會這麼「冷血」。提起三個孩子，他是這麼說的：「我想不明白，究竟什麼樣的人會傷害她們啊！三個人見人愛的小傢伙。」他接著說，「我和斯黛茜在一起四年了，偶爾會吵架拌嘴，或者分開一陣子。我覺得，我們還能這麼親近，多虧了三個小傢伙……我們倆……誰也離不開她們。」想到安珀，他說：「實話跟你說，我真希望她叫我時我沒醒，真的。」
審訊期間，瓦斯奎斯讓福格先上。最後，瓦斯奎斯把頭對著威靈漢，問了他一個看似沒來由的問題：他跑出去的時候穿沒穿鞋？
「沒穿，先生。」威靈漢答道。
雙方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張這座房子的平面圖，瓦斯奎斯指著它說：「你就是這麼一路走出來的？」
威靈漢說是。
現在，瓦斯奎斯確信威靈漢是殺害三個孩子的兇手了。證據表明，當時地板上滲入了液體助燃劑，火焰是貼地燃燒的。如果真的像威靈漢自己說的那樣，他的雙腳必定會嚴重燒傷。但醫療報告顯示他的雙腳完好無損。
威靈漢堅持說，他從房子裡出來的時候，火還在牆頂上，沒燒到下面。「我用不著躲避火焰。」他說。瓦斯奎斯認為，這不可能，威靈漢是一邊往外走一邊放火的。先是兒童房，再是走廊，最後是大門口。後來，瓦斯奎斯這樣形容威靈漢的行為：「他對我講的故事純屬捏造……說來說去，一句真話都沒有。」
然而，他沒有明確的動機要這麼做。三個孩子確實上了人身保險，但賠款金額不過一萬五千美元，而且主要受益人是斯黛茜的爺爺，因為保費是他出的。斯黛茜告訴調查員，威靈漢是打過她，但從沒虐待過孩子——「我家孩子都被慣壞了。」——她絕不相信威靈漢會殺死孩子。
官方結論是，威靈漢沒有良知，他的一系列罪行最終演變成謀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此案的公訴人是約翰·傑克遜，科西卡納副檢察官。他後來接受《達拉斯晨報》採訪時說，他認為威靈漢是一個「具有高度反社會傾向的個體」，將孩子們視為「自己生活的阻礙」。按照當地檢察長帕特·巴切勒的說法：「孩子們是他喝酒、扔飛鏢的障礙。」
1992年1月8日，火災發生兩週之後，威靈漢正跟斯黛茜一起開著車，swat特警隊突然圍了上來，讓他們靠邊停車。「他們把槍掏了出來，好像我們剛搶了十家銀行似的，」斯黛茜後來回憶道，「我們只聽到‘滴滴’兩聲，然後他就被抓了。」
威靈漢被指控謀殺。由於受害者有多名，按照得州法律可判死刑。與大多數得州檢察官不同，有著法官夢的傑克遜個人是反對死刑的。「我認為它的威懾作用不強，」他跟我說，「我不相信它會有效果。」他還認為這是一種浪費，考慮到訴訟和上訴流程，得州每起死刑的平均費用為二百三十萬美元，相當於判處四十年有期徒刑的三倍。另外，傑克遜說：「犯了錯就真的不能挽回了嗎？」但是，他的上司巴切勒卻認為「某些犯下大罪的人就是放棄了生存的權利」，傑克遜後來也同意，威靈漢案實在太惡劣，是他從業以來「受害者人數最多的案件之一」，必須執行死刑。
威靈漢請不起律師，於是州里就為他指派了兩個。一個叫大衛·馬丁，前州國民警衛隊員。另一個叫羅伯特·鄧恩，是當地的辯護律師，從殺人到離婚，什麼案子都接，自稱「萬事通」。（「在小城市裡，你不能說‘啊，我只接某某類的案子’，那樣肯定會餓斃街頭。」他對我說。）
威靈漢被捕後不久，當局就收到了一名在監人員發來的訊息。他名叫強尼·韋伯，與威靈漢在同一個監獄。他說，威靈漢之前向他坦白說自己「拿了一些打火機油，灑在牆上和地上，然後放了火」。威靈漢一案似乎是板上釘釘了。
即便如此，斯黛茜有幾名親戚——他們相信威靈漢有罪，雖然她本人不這樣認為——告訴約翰遜，他們希望不要當庭審訊。於是，就在陪審人員選定前夕，傑克遜找到威靈漢的辯護律師，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建議：只要他們的客戶認罪，州里就判他無期。「想到能夠避免一起死刑，我當時真的很高興。」傑克遜回憶道。
威靈漢的律師同樣很高興。他們確信威靈漢就是兇手，只要交給陪審團，肯定會被判有罪，然後就是死刑。「每個人都以為，辯護律師就一定要相信客戶無罪，但事實並非如此，」馬丁告訴我，「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罪有應得。」他還多說了威靈漢一句：「所有證據都表明，罪犯百分之百就是他。就是他在房子裡到處澆上助燃劑，然後把打火機油倒在孩子床底下的。」用他的話說，這是「經典的縱火案例」：「現場到處都是水坑狀過火區域——這沒什麼好說的。」
馬丁和鄧恩建議威靈漢接受，但是他拒絕了。兩人請來他的父親和繼母來溝通。歐根尼婭說，馬丁給他們看了孩子屍體的照片，然後說：「看看你兒子乾的好事。你們趕緊說服他認罪吧，否則免不了一死。」
兩人去探監了。他父親認為，如果兒子是無辜的，那就不應該認罪，而繼母卻勸他認罪。「我只是想讓兒子活下來。」她對我說。
威靈漢不為所動。「我沒罪叫我怎麼認，更別提還是殺子這種罪。」他說。這是他最後的決定。馬丁說：「我當時就覺得他瘋了——現在也是一樣。」
威靈漢拒絕認罪，這更堅定了檢方的觀點：他是一個不知悔改的殺人犯。連他的辯護律師都是這麼想的。
1992年8月，審判在科西卡納市中心一座石頭建的舊法院裡舉行。傑克遜和各位檢察官依次傳喚了證人，包括強尼·韋伯和巴爾比夫婦。然而，案情的關鍵還是瓦斯奎斯與福格蒐集的科學證據。在法庭上，瓦斯奎斯詳細列舉了縱火的不下「二十個跡象」。
「你認為縱火人是誰？」一名檢察官問道。
「威靈漢先生。」瓦斯奎斯說。
檢察官問瓦斯奎斯，他覺得威靈漢放火的動機是什麼。「殺掉那三個小女孩。」他說。
辯護律師試圖找一位持反對意見的火災調查專家，但他們聯絡的人的觀點都和瓦斯奎斯、福格一致。最後，辯護律師只傳喚了一位證人：威靈漢家的保姆。她說自己不相信威靈漢會殺掉自己的孩子。（鄧恩告訴我，威靈漢想要自己出庭做證，不過他和馬丁都覺得不合適。）兩天後，庭審結束。
在終結辯論中，傑克遜稱水坑狀過火區域和潑灑形狀為威靈漢不容辯駁的「證詞」，被火焰刻在了地板上。他手持一本從火災現場取回的《聖經》，引用了《馬太福音》中耶穌的一句話：「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里。」
陪審團討論了不到一個小時，就一致得出了有罪判決。正如瓦斯奎斯所說：「火是不會撒謊的。」
1999年的春季，伊麗莎白·吉爾伯特來找獄警，報上了卡梅隆·託德·威靈漢的名字。她也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她當時四十七歲，是一名休斯敦的法語教師兼劇作家，離婚，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這是她第一次來監獄。幾周前，一個在反死刑組織工作的朋友找到她，鼓勵她跟一個等待死刑執行的犯人做筆友，於是吉爾伯特就報上了姓名和地址。沒過多久，威靈漢的回信就來了，筆跡潦草，字數也不多。「如果你願意回，我很願意與你通訊。」他寫道，還問她能不能來看看他。也許是出於作家的好奇心，抑或是一時衝動（她剛剛收到前夫患癌症去世的訊息，心情很低落），她同意了。現在，她站在得克薩斯州亨茨維爾一家老舊監獄的門前——在監人員管它叫「死坑」。
她穿過鐵絲圍欄和探照燈，在崗哨還被搜了身，最後進了一個小房間。幾英尺外坐著一個殺了多名嬰兒的罪犯，他穿著白色號衣，後面印著黑色的大寫字母「dr」，是「deathrow」的縮寫，意為「等待死刑」。左臂肱二頭肌上有毒蛇和骷髏圖案的文身。他身高近六英尺，肌肉強健，但雙腿已經在多年的監禁生活中萎縮了。
她和威靈漢之間隔著一層有機玻璃。吉爾伯特一頭棕色短髮，散發著書卷氣，有些不安地看著他。之前有一個獄友叫他「嬰兒殺手」，於是兩人大打出手。入獄七年以來，他與管教發生過一系列摩擦，時常被關禁閉，也就是「下地牢」。
威靈漢禮貌地跟她打了招呼，看上去對她的到來很是感激。他被定罪以後，斯黛茜為他的獲釋奔走過。她給時任得州州長安·理查德寫信說：「在孩子方面，沒有任何人比我更瞭解他。因此，我相信他絕不可能犯下這種罪行。」但是，不到一年，斯黛茜就申請了離婚。來探望威靈漢的基本上只有父母，老兩口每個月從俄克拉荷馬州開車過來看他一次。「只有父母讓我記得自己還是個人，而不是州當局描述中的禽獸。」他有一次這樣對吉爾伯特說。
他不想談死刑的事。「我住的地方是地獄，」他後來給她寫信說，「每當有人來看我，我都想從這裡跑出去。」他會問她課上得怎麼樣，藝術創作怎麼樣。吉爾伯特是個寫劇本的，他怕她把自己看得「扁平」了。他還為自己糟糕的溝通能力道歉，他現在很難分清監獄和外面的氛圍。
吉爾伯特問他，用不用自己從自動販賣機裡給他買點吃的喝的，他拒絕了。「別誤會，我不要這些東西不是對你有意見，」他後來給她回信說，「我不想讓人家以為，我進監獄就是為了這種東西。」
有人提醒她，犯人經常會忽悠訪客。他似乎也意識到了，於是告訴她：「我是個簡單的人。僅此而已。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只是一個被定了罪還想要操縱別人的殺人犯。」
兩人的會面持續了兩個小時，之後繼續保持通訊。他的來信中似乎包含著反思，很打動她，完全不是她預料的樣子。「我是一個真誠的、有感情的人，」他寫道，「不會編造自己的感受或想法。」他說自己以前是個封閉的人，跟他父親一樣。但是，他補充道：「失去了三個女兒……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生活，該醒一醒了。我已經學會了開啟心扉。」
她同意再來看他。幾周後她回來時，他的感動是顯而易見的。「在監獄裡，外面的人從來不把我當人，一個妻離子散但還是堅持走下去的人，」他後來寫信對她說，「但是，你回來了！我覺得，你大概還不知道你的到來對我來說有多麼重要。」
隨著信件的不斷往來，她開始問他那場大火的事。他堅稱自己是無辜的，如果真的有人在房子裡澆上了助燃劑，然後點了火，那麼兇手現在還逍遙法外。吉爾伯特並不天真——她認定他是有罪的。她不介意給他安慰，但不是來幫他翻案的。
不過，她還是對案子產生了好奇。當年秋天，她驅車前往科西卡納法院查閱卷宗。當地有很多人還記得這場悲劇。一名工作人員有些困惑，沒想到竟然會有人對這樣一個活活把自己孩子燒死的男人感興趣。
吉爾伯特拿到卷宗，在一張小桌子前坐了下來。查閱目擊證詞時，她注意到了幾處矛盾。戴安·巴爾比稱，消防局來到火場之前，威靈漢從未試過往屋裡闖。然而，她當時在打火警電話，所以有一段時間不在現場。同時，她女兒布菲說，自己看到威靈漢站在門廊上砸窗戶，顯然是想救孩子出來。現場的消防員和警方都說，威靈漢發了瘋似的想進屋。
1992年1月初，警方得出了威靈漢可能犯了謀殺罪的結論。之後的目擊證詞就越發負面了。在戴安·巴爾比最初的口供裡，威靈漢被描述為「歇斯底里」，她還描繪了房屋正面的爆炸景象。但是，到了1月4日，火災調查員開始懷疑威靈漢有罪之後，巴爾比就說他當時完全有可能回去救人，因為她在外面只能看到「房子裡面在往外冒煙」，而且煙不是「特別大」。
莫納甘證詞的前後變化更大。在第一份證詞中，威靈漢是一個深受打擊、屢次犯險的父親，要外人拉住才行。然而，調查員準備逮捕威靈漢時，他卻說威靈漢當時過於情緒化了（「他的那種緊張感，就像是眼看著剛生下來的孩子死掉的母親一樣」）；他還說自己有一種「直覺」，覺得威靈漢「與起火有某種關聯」。
眾多研究表明，證人對事件的回憶往往會隨著背景資訊的更新而改變。伊特利·德洛爾是一位認知心理學家，深入研究過刑偵過程中的目擊證人與專家證詞。他告訴我：「心智不是被動接收的機器。只要你有了信念，或者期望，對資訊的感知和記憶方式都會隨之變化。」
吉爾伯特去過法院後，就在不斷思索威靈漢的作案動機。她也問過他這件事。他在回信中談到了孩子的死：「我再也不想談這件事了。在我的內心深處，它依然是一道深刻的情感傷疤。」他承認自己是個「不夠格」、打老婆的丈夫——他感到很後悔。但是，他說自己深愛著孩子們，絕不會傷害她們。他說，當了爸爸以後，他就變了。他再也不鬼混了，「安分」下來，「成了一個男人」。大火發生前不到三個月，他還和斯黛茜回老家阿德摩爾登記了，辦了一場小規模的婚禮。他倆之前一直沒結婚。他說，檢方抓住他過去的辮子不放，從火災發生那一天起，就要把他塑造成一個「惡魔」的形象。傑克遜檢察官就是這麼叫他的。威靈漢講，他之所以把車開到了外面，是因為擔心車跟房子一起爆炸，對孩子構成更大的威脅。
吉爾伯特不確定該怎麼看待他說的話，於是開始找相關人員問一些問題。「我的朋友們都覺得我瘋了，」吉爾伯特回憶道，「我從來沒幹過這種事。」
一天上午，威靈漢的父母來看他。吉爾伯特就約他們先到監獄附近的一間咖啡館見面。基恩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雖然黑髮中多了幾根銀絲，深色的眼睛也因為眼鏡顯得比平常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威靈漢家的人。歐根尼婭五十多歲，一頭銀髮，隨和健談，跟丈夫的嚴肅剋制形成了對比。他們從俄克拉荷馬到得克薩斯要花六個小時，早晨三點鐘就得起床了。他們住不起旅館，所以當天晚上必須得回去。「我真的感覺自己是他們的累贅。」威靈漢在信中對吉爾伯特說。
基恩和歐根尼婭一邊喝咖啡，一邊向吉爾伯特表達感激之情，終於有人對託德的案子感興趣了。基恩說，他的兒子不是完人，但絕不會殺人。
歐根尼婭說，火災前一天夜裡，她跟託德通過電話。她和基恩准備兩天後，也就是平安夜過去。託德跟她講，自己、斯黛茜和孩子們剛剛拍了家庭合照。「他說‘我們收到你的聖誕節照片了’，」她回憶道，「他讓安珀接電話，她當時正在跟兩個妹妹說話。他情緒還挺好的。要是他有煩心事，我肯定能聽出來。」
基恩和歐根尼婭要走了：他們跟兒子只有四個小時的見面時間，可不能耽誤。臨走前，基恩說：「有發現別忘了告訴我們啊。」
接下來的幾周，吉爾伯特繼續追查線索。許多人——包括巴爾比夫婦——仍然相信威靈漢有罪。但他的幾個親戚朋友有疑問，執法部門裡也有人持同樣的觀點。波利·古丁噹年在俄克拉荷馬負責監督威靈漢的緩刑生活。她最近對我說，威靈漢從來沒表現出乖張或反社會的行為。「在我監督過的孩子裡面，他大概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她說。貝姵·布里吉斯之前是一名法官。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多次在法庭中坐在威靈漢的「對面」，因為偷竊罪把他送進監獄。她對我說，她想象不出他竟然會殺害自己的孩子。「他很有禮貌，不是無法無天的人，」她說，「他的罪行都是因為一些傻事。偷的東西也都不值錢。」火災發生的幾個月前，威靈漢去過一趟古丁的辦公室，驕傲地給她看斯黛茜和孩子們的照片。「他想讓貝姵和我知道，他的日子過得不錯。」古丁回憶道。
最後，吉爾伯特回到科西卡納去採訪斯黛茜，她同意去吉爾伯特住的旅館見面。斯黛茜微微發福，雙頰圓潤而蒼白，深棕色頭髮，劉海是用髮膠固定住的，臉上化著濃妝。在記錄這場談話的錄音帶中，斯黛茜說，火災之前幾天沒什麼異樣。她和威靈漢沒有吵架，都在準備過節。雖然火災調查官瓦斯奎斯記得暖氣是關著的，但據斯黛茜講，當時是冬天早晨，挺冷的，至少有一臺暖氣是開了的。「我記得把它關上了，」她回憶道，「我老是想，天哪，安珀不會把什麼東西放進去吧？」斯黛茜補充道，她不止一次抓到安珀「拿著東西靠暖氣太近」。
威靈漢一直對她不好，她回憶說。他進了監獄以後，她就另找了一個對自己好的男人。但是，她認為前夫不應該被判死刑。「我覺得他沒幹。」她哭著說。
在定罪審判過程中，只有保姆一人站出來為威靈漢辯護。但是，在量刑階段，包括斯黛茜在內的多名親屬都請求陪審團留威靈漢一命。斯黛茜出場時，傑克遜厲聲質問她，威靈漢那個「纏繞著毒蛇的大骷髏文身」是什麼「意思」。
「就是個文身。」斯黛茜答道。
「他就是喜歡骷髏和毒蛇。你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他只是——只是文了這麼個圖案而已。」
檢方引用這一證據來說明威靈漢符合反社會人格的標準，還請了兩名醫學專家來證實這一理論。兩人都沒見過威靈漢。其中一個叫蒂姆·格里高利，擁有心理學碩士學位，婚姻與家庭問題方向的，之前跟傑克遜一起出去打過野鵝，從未發表過反社會行為領域的研究，他的主業是家庭諮詢。
有一天，傑克遜給格里高利看了第六十號證物——一幅鐵娘子樂隊海報的照片，之前掛在威靈漢家裡。他請這位心理學家給解讀一下。「圖裡畫的是一個被拳頭洞穿的骷髏。」格里高利說，圖片展示著「暴力」與「死亡」。他還看了威靈漢的其他幾張音樂海報，「這是一個披著斗篷的骷髏，有翅膀還有斧頭，」格里高利繼續說道，「到處都是火焰——我想起了地獄的情景。還有一張——是齊柏林飛艇樂隊的，畫的是墮落天使……我見過行為與愛好之間的關聯，有很多次。對死亡的關注。這種音樂聽多了，就對可怕的行為產生了興趣，這種事例有很多。」
另一名專家是詹姆斯·p.葛利格森，一位司法精神病學家。他是死刑案件的常客，因此得了一個綽號：死亡醫生。（一名得克薩斯州上訴法官曾經寫道，葛利格森一上場，被告就「趕緊寫遺言，留遺囑吧」。）葛利格森說，威靈漢有著「極其嚴重的反社會傾向」，他簡直是「無可救藥」。在1977年的蘭道爾·戴爾·亞當斯謀害警察一案中，他也為最後的死刑判決出了一份力，用的詞都幾乎一樣。之前沒有案底的亞當斯就這麼在監獄裡被關了十幾年。然而，距離死刑執行只有七十二個小時的時候，新證據出現了，他被無罪開釋。1995年，也就是威靈漢受審三年後，葛利格森因為違反職業道德被美國精神醫學學會除名。協會稱，葛利格森曾多次「不經親自詢問即妄下診斷結果，而且在出任法庭專家證人時，聲稱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涉案人員之後會繼續進行暴力行為」。
與斯黛茜交談過後，吉爾伯特又想到一個想要採訪的人：強尼·韋伯。當年就是他在監獄裡告發了威靈漢，目前關在得州的愛荷華公園監獄。她給韋伯寫信，他說自己可以見見她，於是他們在監獄的會客室見面了。他年近三十，皮膚極其蒼白，頭剃得很光亮，目光游移，似乎渾身都在顫抖。一名見過他的記者形容他「緊張得就像一隻靠在搖椅邊上的貓」。韋伯九歲就開始吸毒了，判刑時的罪名包括但不限於偷車、販賣大麻、偽造文書、搶劫。
吉爾伯特在與他聊天過程中發現，他似乎有偏執狂。韋伯透露，在威靈漢受審期間，他被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1988年在監獄裡受到性侵後一直如此；而且，他常受「心理障礙」之苦。在交叉審問下，韋伯稱自己不記得一起幾個月前認過罪的搶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