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年近六十，一頭銀髮，聲音刺耳，活像廉價偵探小說裡的人物。他給自己買了一輛大紅色的豐田敞篷車，當時跟朋友說：「你覺得老頭開這車怎麼樣？」雖然帕克一直想當私家偵探，不過之前三十年他都在賣建材和木料，最近才得償所願。1994年，帕克遇到了一對聖安東尼奧的夫婦，他們二十九歲的女兒遭到強姦，還受了致命刀傷。這件案子沒有破，於是他每天晚上下班後都在研究它。他發現，一名最近假釋的殺人犯之前住在受害者家旁邊。於是，他來到屋外蹲點，坐在一輛白色麵包車裡，拿著紅外望遠鏡往裡面看。嫌疑人很快被捕，最後定了謀殺罪。受到這次經歷的鼓舞，帕克成立了一個「謀殺俱樂部」，專門破解冷門案件。（成員包括一名大學心理學教授、一名律師、一家炸貨店的廚師。）不出幾個月，俱樂部就找到證據將一名空軍軍人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勒死了一名十四歲少女。1995年，帕克獲得私家偵探執照，於是就離開了從事一生的木材生意。
帕克跟《證據確鑿》製片人談過之後，很容易就知道了尼古拉斯·巴克萊住在卡雷和布萊恩家的房車裡。11月6日，帕克和製片人、攝製組一行人來到此地。家人不想讓尼古拉斯跟記者說話。「我很注重隱私。」卡雷說。但是，伯丁來到美國已經將近三個星期了，他同意發聲。「我當時希望獲得關注，」他說，「這是一種心理需求。放到今天，我是不會做同樣的事的。」
帕克站到一邊，熱切地聽著這位年輕人講述他編造的故事。「他冷靜得像根黃瓜一樣，」帕克告訴我，「沒有低頭，沒有肢體語言。什麼都沒有。」但是，帕克對他奇怪的口音感到迷惑。
帕克在尼古拉斯·巴克萊的架子上看到了他小時候的照片，看看照片，又看看眼前的這個人，不禁覺得不對勁。他曾聽說，人的耳朵是獨一無二的，就像指紋一樣，於是走到攝影師跟前，小聲說「給他的耳朵一個特寫。越近越好」。
帕克把這張尼古拉斯·巴克萊的照片揣進口袋。採訪結束後，他馬上回到辦公室，用掃描器將照片傳到了電腦裡。接著，他研究了《證據確鑿》的採訪錄影。帕克把耳朵放大了比對。「有點像，不過不一樣。」他說。
帕克請教了多名眼科專家，問他們注射化學藥品能否將眼睛從藍色變成棕色。醫生說不能。帕克還與聖安東尼奧三一大學的方言專家通了電話，得知一個人即使被監禁三年，也能很快恢復母語的口音。
帕克將自己的懷疑告知了當局，雖然聖安東尼奧警方之前已經宣佈「自稱尼古拉斯·巴克萊的迴歸男孩就是尼古拉斯·巴克萊本人」。帕克害怕尼古拉斯一家身邊正住著一名危險的陌生人，於是給貝弗利打電話，告訴她自己的發現。據他回憶，他當時說：「不是他，夫人。不是他。」
「不是他？你什麼意思？」她問道。
帕克講了耳朵、眼睛和口音的事情。他在檔案裡寫道：「家屬感到難過，但堅稱那就是小尼古拉斯。」
帕克說，他幾天後收到了伯丁一通怒氣衝衝的電話。雖然伯丁否認自己打過，但是帕克把它記錄在案了。根據記錄，伯丁噹時說：「你以為你是誰？」帕克說自己不相信對方就是尼古拉斯，這時伯丁回敬了一句：「移民規劃局相信我就是尼古拉斯。家人也都相信。」
帕克在想，要不就算了吧。他已經通知了警方，而且調查合同也快到期了。他手頭還有別的案子。而且，畢竟知子莫若母。然而，男孩確實有法國口音，可能還帶點摩洛哥腔。果真如此，一個外國人來到得州的偏遠森林，跟另一家人住在房車裡是何居心呢？「我以為他是恐怖分子，我敢對天發誓。」帕克說。
貝弗利租住在聖安東尼奧的一棟破舊公寓樓裡，帕克去看她時就開始跟蹤伯丁了。「我在同樓租了個屋子，看著他出門，」帕克說，「他直接去了公交站，戴著隨身聽，還跳著邁克爾·傑克遜的舞步。」
伯丁的日子也不好過。他覺得跟卡雷、貝弗利一起住都快得幽閉恐懼症了。他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走出家門，在街上游蕩。「我並不喜歡走進另一個家庭，住在一起，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似的，」他說，「我還沒做好準備。」有一天，卡雷和全家給了他一個紙盒子。裡面放著尼古拉斯的棒球卡、唱片和各種紀念品。他小心翼翼地一樣樣拿起來。有一封信來自尼古拉斯的一個女朋友。他一邊讀一邊自言自語道：「我不是他。」
來到美國兩個月後，伯丁開始受不了了。他脾氣很大，不愛理人，用科迪的話說就是「不正常了」。他不去上課了（有個同學嘲笑他說話像「挪威人」），然後就被留級了。12月，他開上布萊恩和卡雷的轎車去了俄克拉荷馬。一路上車窗大開，播放著邁克爾·傑克遜的歌曲《尖叫》：「我受夠了詭計/謊言是噁心的……求你發發慈悲/因為我快受不了了。」他因超速被警方攔了下來，然後被捕了。貝弗利、卡雷和布萊恩把他從警察局領回了家。
他的生母吉萊納說，伯丁往歐洲給她打了電話。他與母親有不少矛盾，但似乎依然思念著她。（他給她寫過一封信：「我不想失去你……要是你不見了，我也會跟著消失。」）吉萊納說，伯丁悄悄跟她講自己在得克薩斯，跟一個女人生活在一起，她相信伯丁是她的兒子。吉萊納感到很難過，就把電話掛了。
聖誕節前不久，伯丁走進浴室，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棕色的眼睛、染過的頭髮。他抓起剃鬚刀，開始劃自己的臉。他被送進當地醫院的精神病診室觀察了幾天。後來，伯丁在筆記本里這樣改寫了尼采的一句話：「與惡龍纏鬥之時，小心不要成為另一條惡龍。」他還寫了一首小詩：「我的生活是虛幻的，每一天都是希望的影子/我真實的生活從未開啟，我真實的事業從未完成。」
醫生認為伯丁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可以回卡雷家的房車了。但是，他依然躁動，止不住地想真正的尼古拉斯·巴克萊到底怎麼了。帕克也是一樣。在確定伯丁身份的過程中，他已經開始收集資訊，找尼古拉斯的鄰居談話了。尼古拉斯失蹤的時候，跟貝弗利一起住在聖安東尼奧的一座小平房裡。尼古拉斯同母異父的哥哥傑森當時二十四歲，一度在猶他州與表兄弟同住，最近又搬了回來。傑森是個壯漢，一頭長長的棕色鬈髮，牛仔褲後邊的口袋裡經常揣著一把梳子。他身上和臉上都有灼痕：十三歲的時候，他剛往割草機里加完汽油就開始抽菸，結果把自己燒到了。卡雷說，因為傷疤的原因，「傑森擔心自己會找不到物件，孤獨終老」。他喜歡用吉他彈林納·史金納的歌，還有點美術天分，給朋友畫的素描肖像都挺不錯。他只讀到了高中畢業，但人很聰明。他跟母親一樣有成癮性人格，不僅酗酒，還使用可卡因。用卡雷的話說，他也有自己的「心魔」。
1994年6月13日，貝弗利和傑森報了警，說尼古拉斯三天前在打籃球，給家裡打了個付費電話，要他們開車接自己回家，貝弗利正在睡覺，是傑森接的。他讓尼古拉斯走回來，但是尼古拉斯一直未歸。尼古拉斯跟媽媽剛因為偷網球鞋的事吵過架，她正在考慮把孩子送去少管所。所以，警方起初以為尼古拉斯離家出走了，雖然他身上沒有財物。
警方報告中稱，尼古拉斯失蹤後，貝弗利家裡出了好幾件事。這讓帕克感到震驚。7月12日，她報了警，但是警官趕來時，她卻說一切正常。傑森告訴警官，他媽媽「因為另一個兒子的失蹤開始酗酒，對他大喊大叫」。過了幾周，貝弗利又報了警，警方記錄裡的起因是「家庭暴力」。到了現場的警官說，貝弗利和傑森在「交換意見」，傑森被要求當天離開貝弗利家，他同意了。9月25日，警方又接到了電話，這一次是傑森打來的。他說弟弟回來了，正想進車庫，但剛被傑森發現，他就跑了。值班警官的報告中寫道，他「搜查了該區域」，尋找尼古拉斯，但是「沒能找到他」。
傑森之後的行為越發怪異。他因為對警察「施暴」而被捕，貝弗利把他趕出了家門。科迪告訴我，尼古拉斯的失蹤「讓傑森變得一團糟。他開始濫用毒品，長期注射可卡因」。尚特爾說，尼古拉斯不見的那一天，他拒絕開車接他回來，這讓他「深感自責」。
1996年底，傑森進了戒毒所，慢慢開始恢復。療程結束後，他又在戒毒所裡待了一年多，擔任輔導員，並負責園林綠化的工作。伯丁現身時，他還在所裡，宣稱這人就是自己失蹤的弟弟。
伯丁一直在想為什麼傑森沒有來接機，而且起初也沒有要求在卡雷家跟他見面。一個半月後，伯丁和家裡人說，傑森終於來探望他了。就在當時，科迪說：「傑森冷冰冰的。」伯丁說，雖然傑森在眾人面前擁抱了自己，但他的眼神里帶著狐疑。過了幾分鐘，傑森讓他來外面，向伯丁伸出了手。傑森手上是一條項鍊，掛著亮晶晶的金十字架。傑森說這是給他的。「他好像一定要給我似的。」伯丁說。傑森把項鍊掛在他的脖子上，然後就道別了，再也沒有回來。
伯丁告訴我：「顯然，傑森知道尼古拉斯到底怎麼了。」伯丁第一次開始懷疑，到底是誰在騙誰。
同時，警方也開始懷疑伯丁的說法了。南希·費舍爾當時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資深探員，伯丁來到美國幾周後給他做過筆錄，內容是他在美國被綁架的經過。她告訴我，自己馬上「感覺有貓膩」：「他的頭髮是由棕色漂染成金色的，從髮根就能明顯地看出來。」
帕克認識費舍爾，之前就跟她談了自己發現的疑點。費舍爾警告過帕克，讓他不要干涉局裡辦案。但是，隨著兩人調查的同步進行，他們之間建立起了信任感，帕克對她知無不言。費舍爾訊問尼古拉斯可能被誰綁架、又是被誰性侵時被發現的，貝弗利反常地「陰鬱、不配合」。
費舍爾懷疑，貝弗利一家會不會只是「想要」相信伯丁就是他們深愛的尼古拉斯。不管家屬的動機是什麼，費舍爾主要關心的是：這名進入美國境內的神秘人物到底是誰。她知道，瞳色是不可能改變的。11月，以治療受虐創傷為由，費舍爾把伯丁帶去休斯敦見了一位司法精神病專家。後者的結論是：從伯丁的語言習慣來看，他不可能是美國人，更可能是法國人或西班牙人。費舍爾稱，聯邦調查局將結果知會了貝弗利和卡雷，但是他們堅持說，他就是尼古拉斯。
費舍爾說，她覺得伯丁是間諜，於是聯絡了中情局，解釋了潛在的威脅，並請求協助鑑定身份。「中央情報局拒絕合作，」她說，「一位聯邦調查局探員對我說，除非你能證明他是歐洲人，否則我們愛莫能助。」
費舍爾試圖說服貝弗利和伯丁去做dna鑑定。兩人都拒絕了。「貝弗利說，‘你好大的膽子，敢說他不是我兒子。’」費舍爾回憶道。2月中旬，也就是伯丁抵達美國四個月後，費舍爾獲得批准，可以強制要求他們配合。「我去她家採集血樣，她就躺在地上，說她就不起來，」費舍爾說，「我說，‘不行，你必須起來。’」
「貝弗利一直在護著我，」伯丁說，「她在盡力阻止他們。」
除了血樣，費舍爾還採集了指紋，送到州司法廳與國際刑警的指紋庫比對。
卡雷擔心「弟弟」會自殘或者情緒失控，不願繼續收留他。他只好搬去了貝弗利家。到了這個時候，伯丁說，他對這家人的看法就變了。他想起了好幾件富有深意的事情：貝弗利接機時的冷淡，還有傑森遲遲不來看他。他說，雖然卡雷和布萊恩——無視明顯的證據——看上去很想相信他就是尼古拉斯，但貝弗利似乎沒把他當兒子，而是當成了「鬼魂」。伯丁聲稱，有一次他跟貝弗利在一起，她喝醉了，大叫道：「我知道，上帝把你送到我身邊是在懲罰我。你是誰？你到底是來幹什麼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貝弗利不記得這件事了，只是說「他肯定是惹我生氣了」。）
1998年3月5日，當局已經盯上了伯丁，此時貝弗利給帕克打了電話，說她相信伯丁是冒名頂替的。第二天早晨，帕克帶他去了一家餐廳。「我把褲腿提起來了，好讓他知道我沒在腳踝藏槍，」帕克說，「我希望他放鬆點。」
兩人點了烤薄餅。在冒充了五個月的尼古拉斯·巴克萊之後，伯丁說，他已經精神崩潰了。帕克講，當他告訴「尼古拉斯」他「媽媽」很生氣時，這位年輕人脫口而出：「她不是我媽媽，你知道的。」
「能告訴我你是誰嗎？」
「我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犯。」
幾分鐘後，帕克去男廁所給南希·費舍爾打了電話，告訴她這則訊息。她剛剛從國際刑警組織收到了同樣的資訊。「我們正在申請逮捕證，」她告訴帕克，「把他拖住。」
帕克回到桌前，繼續跟伯丁談話。聽著伯丁講在歐洲居無定所的日子，帕克說，他對告發伯丁感到了一絲內疚。伯丁卻對帕克討厭得很，對談話細節提出了異議，還譴責私家偵探「假裝」已經把案子破了，好像帕克走進了伯丁的內心戲，還自封為主角一樣。過了大概一個小時，帕克開車送伯丁回了貝弗利的公寓。帕克開走以後，費舍爾和警方已經在等著他了。他平靜地招認了。「我知道自己做回弗雷德里克·伯丁了。」他說。貝弗利的反應就沒那麼冷靜了。她轉過來，朝著費舍爾大喊：「你怎麼才查出來？」
在拘留所，伯丁講了一個故事，看上去跟「我是尼古拉斯·巴克萊」一樣不可思議。他聲稱，可能是貝弗利和傑森合謀造成了尼古拉斯的失蹤，而且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伯丁在騙人。「我是挺擅長冒名頂替，但還沒有那麼擅長。」伯丁告訴我。
當然了，對於一個眾所周知撒謊成性的人，警方是不會採信他的話的。「他一百句話裡面有九十九句是謊言，可能有一句是真的，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費舍爾說。然而，警方內部也有人起了疑心。傑克·斯迪克是時任的聯邦檢察官，後來擔任過一屆得州眾議員，是伯丁案的負責人。他和費舍爾都不明白，貝弗利為何要阻撓fbi調查伯丁自稱被綁架一事，後來還不願意揭穿騙局。另一個疑點是，她為什麼沒有讓伯丁跟自己同住。據費舍爾說，卡雷告訴她的原因是貝弗利會「傷心過度」。至少在費舍爾和斯迪克看來，這有點蹊蹺。「孩子回來難道不應該開心嗎？」費舍爾說，這是又一個「警示訊號」。
費舍爾和斯迪克注意到，尼古拉斯失蹤後，貝弗利家出了幾件大事；還有警方報告說，貝弗利因為尼古拉斯的失蹤對傑森大喊大叫。傑森還說，他看見過尼古拉斯闖進了家裡。這套令人吃驚的說法得不到任何證據的支援。傑森聲稱，當時就有警察在「四處調查」了，就像斯迪克說的那樣。他和費舍爾都懷疑，這番說辭是一個騙局，旨在強化尼古拉斯離家出走的印象。
斯迪克和費舍爾開始朝著殺人案的方向調查。「我就是想知道，那個小男孩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斯迪克回憶道。
斯迪克和費舍爾進一步收集了證據，表明貝弗利家存在暴力傾向。他們說，尼古拉斯學校的領導曾表示，從身體上的瘀青來看，他可能受到了虐待。而且，就在他失蹤之前，校領導已經通知了青少年保護部門。鄰居們指出，尼古拉斯有時會打貝弗利。
有一天，費舍爾要求貝弗利上測謊儀。卡雷回憶道：「我說，‘媽媽，讓你做什麼就做吧。上了測謊儀又能怎樣？你又沒殺尼古拉斯。’於是她就去了。」
貝弗利接受測謊檢驗時，費舍爾就在旁邊房間裡即時觀看影片監視器。最重要的問題是，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裡。她說不知道，說了兩遍。測謊儀操作員告訴費舍爾，貝弗利說的似乎是真話。費舍爾表示自己不信，於是操作員說，如果貝弗利在撒謊，她肯定吸了毒，藥勁兒還沒過。操作員等到確定包括美沙酮在內的所有麻醉毒品都過了有效期之後，又測了一遍。這一次，操作員問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裡時，費舍爾說，指標滑動得很快，表明她在說謊。「就差把機器甩下桌子了。」費舍爾說。（測謊儀經常在實際沒有說謊的時候給出說了謊的結果，科學界對它的基本可靠性是有爭議的。）
據費舍爾所說，操作員告訴貝弗利她沒有通過檢驗，並且丟擲更多問題時，貝弗利大喊著「我幹嗎要受這份罪」，起身快步走出了房間。「我追上她，」費舍爾回憶道，「我說，‘你跑什麼？’她當時怒不可遏。她說，‘尼古拉斯就是這樣。看他讓我倒霉成什麼樣了。’」
接下來，費舍爾想要約談傑森，但是對方有些牴觸。伯丁在被捕幾周後，才終於同意跟她見面。費舍爾說，她必須「把他的嘴撬開」。兩人談到了他將近兩個月沒去看自稱是他弟弟的人這件事。「我說，‘你弟弟失蹤了那麼久，而且是被綁架了，你就不著急去見他嗎？’他說，‘這個，不急啊。’我說，‘他長得跟你弟弟像嗎？’‘呃，湊合吧。’」費舍爾發現他言辭閃爍，於是「強烈懷疑傑森參與了弟弟失蹤一案」。斯迪克也認為，傑森要麼「跟弟弟的失蹤有關，要麼掌握著弟弟行蹤的資訊」。費舍爾甚至懷疑，貝弗利知道尼古拉斯失蹤的真相，可能還為了保護傑森而幫助他掩蓋了罪行。
談話結束後，斯迪克和費舍爾講，傑森拒絕繼續跟警方對話，除非他自己被捕或者有律師在場。但是，帕克是私家偵探，不像斯迪克和費舍爾一樣受法律的條條框框約束，於是他繼續追問傑森。有一次，他譴責傑森犯了謀殺罪。「我認為是你乾的。」帕克說，自己當時就是這麼跟他說的。「我覺得你不是故意的，但確實是你做的。」帕克說，對方的反應「只是看著我」。
費舍爾和帕克審問傑森幾周後，有一天帕克正開車穿過聖安東尼奧市中心，突然在路邊看到了貝弗利。他問要不要捎她一段。她上車以後就說，傑森因為可卡因攝入過量去世了。帕克知道傑森已經戒毒一年多了，於是問貝弗利，他會不會是有意的。她說：「我不知道。」斯迪克、費舍爾和帕克都懷疑這是一起自殺案。
痛失兩子之後，貝弗利不再吸毒了，搬去了春枝鎮，住在房車裡，幫一個女人照看殘疾的女兒。她同意跟我聊聊警方的疑點。一開始，貝弗利讓我開車去找她，後來又說僱主家不願接待外人，於是就在電話上講了。不久前，她的一條聲帶麻痺了，本就沙啞的聲音愈發低沉。帕克經常在甜甜圈店裡跟她聊天，他對我說：「我挺喜歡她的，也不知道為什麼。她的凝視有一千碼那麼深。彷彿她的全部生命都被掏空了。」
貝弗利的回答簡明扼要。她說，在機場之所以沒有上前，是因為伯丁「看起來怪怪的」。她又說：「我要是聽從直覺的話，早就該知道了。」她承認自己吸了毒——「大概」是海洛因、美沙酮，還有酒精——在測謊之前。「他們一指責我，我就爆炸了，」她說，「為了養活孩子，我辛辛苦苦地工作，都快累死了。我怎麼會對親生骨肉下手？」她繼續說：「我不是一個暴力的人。他們都沒跟我的任何一個朋友或同事聊過……就是想嚇唬我，看能不能讓我承認些什麼。」她還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最不會撒謊了。一撒謊準會露餡。」
我問她，傑森是否傷害過尼古拉斯。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她覺得沒有。她承認，傑森吸可卡因的時候確實會「整個瘋掉——換了一個人一樣——挺嚇人的」。他甚至跟他爸爸動過一次手，她說。但是，她強調，直到尼古拉斯失蹤為止，他的毒癮都不太嚴重。她在一個問題上同意警方的看法：傑森說尼古拉斯失蹤後又看見過弟弟，她也不信。「傑森那段時間狀態不好，」她說，「我不信尼古拉斯真的來過。」
談話過程中，我多次問她：在將近五個月裡，對於這個年齡二十三歲、頭髮染成金色、長著棕色眼睛、操著歐洲口音的法國人，她可曾懷疑過他不是自己的兒子。「我們都在找藉口——他跟以前不一樣是因為可怕的經歷。」她說。她和卡雷太希望真的是他了。直到他搬過來跟自己住，她才生了疑心。「他為人處世跟我兒子不一樣，」貝弗利說，「我跟他建立不起感情。就是沒感覺。我對他是關心的，但不是母親對孩子那種。他整個人一團糟，挺悲慘的，我希望沒有人會像他這樣。」
貝弗利的體驗固然離奇，但並非沒有先例，那起事件被稱為「警察史上的一大奇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導演的《換子風雲》的原型）。1928年3月10日，九歲男童沃爾特·柯林斯在洛杉磯失蹤。六個月後，經過全國範圍的搜查，一個男孩出來說自己就是沃爾特，之前被綁架了。警方確認他就是沃爾特，這家人的一個朋友也做證說，「這個男孩的言行足以讓任何人相信」他就是那個失蹤的孩子。然而，沃爾特的媽媽克里斯汀來接人的時候，卻覺得不是他。雖然警方和朋友們都勸她把孩子帶回家，幾天後，她還是把孩子送去了警察局，堅持說「他不是我兒子」。警方認為，她肯定是因為兒子失蹤，受到的打擊太大，情緒出了問題，於是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醫院。到了這個時候，她還是拒絕讓步。她對一位警長說：「母親怎麼會連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分辨不出？」八天之後，她出院了。不久，有證據表明她的兒子可能是被連環殺人犯殺害了，而自稱沃爾特的男孩也承認，他已經十一歲了，家住在愛荷華州，是離家出走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覺得「成為另一個人挺好玩的」。
談及伯丁一案，費舍爾說，有一件事他是確定的：「貝弗利肯定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兒子。」
調查開展幾個月後，斯迪克認定，沒有證據就尼古拉斯失蹤一案發起指控。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dna。警方甚至說不準尼古拉斯是否還活著。斯迪克的結論是，傑森吸毒過量這一事實「排除」了警方獲知尼古拉斯事件真相的「可能」。
1998年9月9日，弗雷德里克·伯丁站在聖安東尼奧的一所法庭上，承認了偽證罪和製造和持有虛假證件罪。他這一次的說法是，自己只是太缺愛了。伯丁被捕、認罪、宣判後，卡雷一度精神崩潰，說：「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謊，到了法庭上還在撒謊。他真是死不悔改。」斯迪克將伯丁斥為「肉食細菌」。法官則將伯丁的行為——讓家庭燃起希望，以為失蹤的孩子還活著，然後又將它熄滅——與謀殺相提並論。
貝弗利似乎是唯一對伯丁懷有同情的人。她說，當時自己「為他感到難過，我們都知道他的經歷，這孩子是吃過很多苦的人，他有許多神經質的習慣」。她告訴我：「他幹了許多需要很大勇氣的事，你想一想就能明白。」
法官判了伯丁六年——是量刑建議的三倍。伯丁在法庭上說：「我要向所有人，為我做過的所有事情道歉。我希望，真的希望你們會相信我。但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他還補充道，不管在不在監獄裡，「我都是自己的囚徒」。
我上次見到伯丁是在2008年的春天，他的人生已經發生了最具戲劇性的變化。他娶了一位法國女性，名叫伊莎貝爾，他們是兩年前認識的。伊莎貝爾二十多歲，漂亮苗條，輕聲細語，正在攻讀法學。她受過家庭虐待，在電視上見過伯丁，聽他講述過自己遭受虐待和尋找愛情的經歷，深受感動，最後找到了他。「我對他講，我感興趣的不是他如何顛倒黑白，搬弄是非，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還有他在尋找的東西。」她說。
伯丁說，伊莎貝爾剛聯絡自己的時候，他以為是在開玩笑。但是，他們在巴黎見了面，慢慢墜入了愛河。他說自己之前從沒談過戀愛。「我從來都是一堵牆，」他說，「一堵冰冷的牆。」2007年8月8日，兩人交往一年後，在波城郊外的一座小鎮市政廳結婚了。
伯丁的母親說，弗雷德里克邀請了她和外祖父母去參加典禮，但是誰都沒去。「沒人把他的話當真。」她說。
我見到伊莎貝爾時，她已經有了八個月身孕。她和弗雷德里克希望能躲開公眾視線，便搬到了勒芒，住在一棟老石樓的小單間裡，地板是木頭的，從窗戶裡可以看到一座監獄。「我想起了當年待過的地方。」伯丁說。客廳樸實無華，地板上擺著一個嬰兒床零件的包裝箱。伯丁現在剃著短髮，穿著普通的牛仔褲和運動衫。他告訴我，自己找了份電話推銷員的工作。他很會說服別人，所以業績特別好。「這麼說吧，我就是有這種天賦。」他說。
他的大部分家人認為，這些「改變」不過是另一個角色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後肯定會很悽慘。「當爸爸是冒充不來的，」他叔叔讓-盧克·德魯阿爾說，「不是當六天，六個月這樣。這不是演戲——而是事實。」他補充道：「我為那個孩子感到擔憂。」
伯丁的母親吉萊納說，她的兒子是一個「死不改悔的騙子」。
在他多年的冒名頂替生涯之後，他的家人和許多相關部門都確信，這就是弗雷德里克·皮埃爾·伯丁的真面目：一隻變色龍。2003年10月，他走出美國監獄，被遣返回國後沒幾個月，就又開始冒充小孩子了。他甚至盜用了一名十四歲的法國失蹤兒童的身份。這個孩子名叫列奧·巴雷，是將近八年前的一次野營過程中不見的。這一次，警方做了dna檢驗，很快就發現了伯丁在撒謊。一名為他做過檢查的精神病醫師總結道：「預兆令人極其擔憂……我們對改變其人格特質持悲觀態度。」（在美國監獄服刑期間，伯丁開始閱讀心理學著作，並在日記中寫下了如下段落：「面對自己的不當行為，該精神病患者裝出誠懇、悔改的樣子，獲得了指斥者的信任，燃起了他們的希望。但是，重複多次之後，他那令人信服的表演最終被揭穿了——只不過是一場表演。」）
伊莎貝爾相信伯丁「會改變的」。她說：「我已經跟他交往兩年了，他不是那種人。」
有一次，伯丁撫摸著伊莎貝爾的肚子。「我的孩子可能會有三隻胳膊、三條腿，」他說，「那也沒關係。我的孩子用不著完美無缺。我只要孩子感受到愛。」他不在乎家人的想法。「他們是我的避難所，」他這樣談論自己的妻子和即將出世的孩子，「誰都別想從我身邊奪走。」
一個月後，伯丁給我打電話說妻子生產了。「是個女孩。」他說。他和伊莎貝爾給她起了個古希臘神話裡女神的名字，雅典娜。「我會當個好爸爸的。」他說。
我問他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不，這才是真正的我。」
2008年8月